被遗忘的警钟:杨小凯对中国经济的预言
纪念杨小凯:
先知和他的世纪追问
文:那兰 编:先知书店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7月7日是七七事变的日子。但是在这一天,我们必须还要纪念一个人,一位一生都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世界级华人经济学家、思想家:2004年7月7日,杨小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杨小凯是谁呢?他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事实上,他的贡献已不能是否获得诺奖来衡量。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世界级的学者布坎南、克鲁格曼等人,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
杨小凯给世界经济学界的贡献,靠的是一本本扎实的鸿篇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新领域”的天才论文;但他为中国留下的思想财富,至今尚未被完全挖掘出来。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亲自写信,推荐他担任讲座教授。就连以自负著称的张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样的求学际遇,那么他会有怎样的成就呢?只有上帝知道。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是人类的损失,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诺奖得主,中国失去的,则是一位深切洞见中国前途的先知。
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不仅得到茅老、张维迎、刘军宁、韦森等学者的大力推崇,他的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也得到了学术论辩对手林毅夫等人的尊重。杨小凯去世次日,林毅夫主持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悼念杨小凯的活动;2014年,在上海召开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林毅夫再次出席。这在“文人相轻”的国内学术界,实属罕见。
▲林毅夫纪念杨小凯
▌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大学”
杨小凯1948年生于吉林,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南省内任职,于是把他带到了长沙。他的大名是杨曦光,改名是因为,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曦光”实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身为高级干部的父母双双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屈辱、愤懑、疑惑之余,他加入了“造反派”,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写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在文中,他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这张大字报很快火遍了全国。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个杨曦光。康生、陈伯达读完此文后十分震怒,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19岁的杨曦光遭此大难,几乎家破人亡。康生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可能写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背后一定有黑手。于是,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母亲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月23日自杀。几天后,他才得到母亲的死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毁,风华正茂的年纪被投进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终结——即便没有绝望消沉,也是满腔仇恨。但是,10年的铁窗生涯没有打倒杨曦光,他不仅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还在监狱中找到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
他后来回忆道:“经历过革命的骚动,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受尽了屈辱和辛酸,这之后恢复的秩序和理性,对我就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之前参加过革命的旧贵族一样,在之后的岁月里,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曾经的革命狂热。”大梦醒来,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
▲狱友、学生陈小令回忆杨小凯狱中读书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监狱里的犯人几乎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他疯狂地拜师学艺,学英文,学微积分,还向工程师学电机、学绘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读到的所有书籍,正是对《资本论》的反思,让他迈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外面的同龄人轰轰烈烈地闹了10年的革命,监狱里的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地上了10年“大学”。
经过十年自学,只有初中学力的杨小凯,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作为顶级经济学家的潜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
尽管10年之后出狱时,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那些理论,有的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开:“别人想过的东西我也能想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是杨小凯做的”
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1979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1982年,刘道玉顶着巨大的压力,聘请杨小凯担任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1983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
临出国时,又遇到了麻烦——杨小凯还没被平反,无法通过政审。刘道玉校长请邹教授写信给中央,绕过武大,才把手续办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与顶尖学者切磋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越发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读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杨小凯的经济学上的成就,令全球学术界侧目。1988年时,他的博士论文就被多方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一篇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的潜力的论文”。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布坎南与杨小凯
1998年,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一经出版,便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缪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评价:“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先驱的国际名声。”
▌杨小凯之问:中国向何处去?
作家苏小和曾说:“杨小凯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可以和亚当·斯密直接对话”。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后,茅老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林毅夫、张维迎,在“杨小凯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爆发论战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
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小凯皈依基督教,他变得温和、谦卑,宽容,并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历史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今天,杨小凯已经远去18年,这18年中,无论曾经养育他的祖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变。
杨小凯的思想价值,因时代巨变再次被关注。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世间再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杨小凯生前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重量级中英文专著。但因特殊原因,杨小凯的多数著作早已绝版。
▌向死而生,薪尽火传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8岁那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让“杨曦光”三个字天下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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