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5日，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为逃避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迫害，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携夫人及两个孩子逃出中国大陆，抵达美国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他说：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一张大字报贴在了马思聪的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了他头上，脖颈前后还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而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追到南京，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于是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 “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工人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大约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马思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1967年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立即在全世界引发轰动。
马思聪自幼在法国巴黎学习音乐，16岁时即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
1966年11月，马思聪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去到广州，跟家人一起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但逃港也非常危险，万一被抓住肯定性命难保。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被迫做出了逃港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儿子、女儿，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同船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大海，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晚到九龙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做出了到美国去投靠九弟马思宏的决定。
1956年，马思聪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交谈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岛去了。原来，马思聪不愿让“狗头”知道他们的行踪，因为怕他走漏风声，于是带领一家四口躲进了一个潮湿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其他“乘客”上车远去，马思聪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因为九龙不像港岛那样惹人注目，却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1957年，夫妻俩迁往香港；1960年，又迁往加拿大。而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另外，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公公何焯贤也在九龙。 傍晚时分，马思聪终于打通了九龙亲戚的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船的照片，船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一家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帘一角想看一下外面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
“002”号船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久留之地。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只能选择美国。虽说九弟马思宏自从1948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但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美国后，可以借助弟弟的介绍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们一家没有一张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他被销毁了。眼下，他惟一的“证明”就是那把陈旧的小提琴，它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1100把小提琴，造型漂亮、美观，发音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一把斯氏小提琴，当时就价值五万美金。马思聪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将那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带在身边，包括这次出逃。他想，倘若在香港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美国就靠这把琴开场音乐会，其收入即够偿还欠款了。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总领事先生大惑不解，他有点担心九龙那个自称马思聪的人是骗子。连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总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修养不凡。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马思聪则打开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琴手。其实美国领事馆当天便从中国报纸上查到了好几张马思聪照片。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馆员在马思聪拉琴时拍了两张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当然是要带回去供领事馆的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京腔”十足：“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凭着上面的几句问答，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夜也深，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无疑，手中没有任何证件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就要花费不少时间。美国领事则担心夜长梦多，因此谈判并不顺利。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还是美国领事馆故意把消息捅给了新闻界，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于是乎，1967年1月17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醒目标题刊发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还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一家四天前就是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的……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就这那个午宴上，美国领事谈笑风生，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即1967年1月17日）上午香港各报刊发消息，社会各界一片哗然之后，他给港英政府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美国领事问港督：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他说，如果让马思聪一家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了，所以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本文由“闻道不分朝夕”根据佚名网文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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