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究竟谁更真实

文学和史学，谁更真实？

文学所追求的极致是美，史学以求真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为了美，文学可以大胆地虚构，对于史学来说，虚构损害了真。

不过，有哲学家并不这样看。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说法，诗比历史更真实，他所说的诗，就是文学。因为历史所记述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文学所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本质、更富有哲学意义，也就更真实。

世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1663 年，伽利略接受宗教裁判，正式宣布放弃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日心说。据说，他当时嘀咕道：“但它（地球）确实转动。”这句话，至今找不到证据加以证明。

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是，它真实地刻画了伽利略在被迫放弃自己观点时的主观立场，具有逻辑的真实性。

在本书（指《楚亡》一书）中，我详细地叙述了侯生说服项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侯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透彻的人情利害分析，成功地说服了项羽接受刘邦的和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释放了被扣押在军中做人质的太公和吕后，成就了一桩历史上罕见的外交伟业。

侯公说项羽这件事情，史书有记载，寥寥数语，侯公如何说项羽的详情，史书没有记载，是一段空白。我的叙述是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

▲本文作者，历史学者李开元

多年以来，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面临历史空白的困惑：对历史上肯定有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究竟是沉默不语，用严谨和慎重将其束之高阁，还是打破沉默，用推测和想象将其构筑出来？

在写作本书的上部《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时，我力求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力求用优美动人的文笔，用追寻往事的感触和踏勘古迹的体验，复活两千年前的那一段历史。

在追求真实的叙述中，我曾经尝试用推测性的构筑，去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写成“戏水之战的秘密”，结果是赞否两论，毁誉参半。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面临同样的困惑。有幸的是，在叙述到侯公说项羽的时候，我得到两位伟大先辈的支持，一位是宋代的苏东坡，一位是明代的王世贞。

苏东坡读史，有感于侯生说项羽的详情失载，曾经撰写《代侯公说项羽辞》一文，纵横驰骋想象，有节有度叙述，堪称补史的名文。王世贞著有《短长说》上下篇，其中有侯生说项羽的篇章，也是匠心独运，构思巧妙。我读二位先贤，心灵相通之余，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活用两篇侯公说项羽辞，再次复活了侯公说项羽的详情。

苏东坡大气明朗，自述撰写《代侯公说项羽辞》的动机说：“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

这句话说，侯生游说项羽的言辞，远远超过陆贾了。但是，史书没有将他如何说动项羽的详情记载下来，于是我探讨此事的事理情由，将其补充出来。清楚明确，他是有感于历史记载的空白，于是探讨当时的历史形势，基于相关的历史事实作合理的推测而构筑成文，宛若历史研究的文学叙述表达。

▲苏轼像

王世贞精巧曲折，他景仰司马迁，模仿《史记》撰写当代史传，他也景仰苏东坡，学习苏东坡为《史记》补白。不过，由于补白太多，他不便于直说，于是借助托古的方式，声称补白的文字出于地下。他为《短长说》作序说：“耕于齐之野者，地坟，得大篆竹书一帙，曰短长。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云。……录之以佐稗官。”

这句话说，在山东地区，有人在耕地的时候，从隆起的土地中得到竹简一函，用大篆书写，篇题为《短长》。文字无甚可取之处，所记的事情也常常与史书的记载不同。……我将这些竹书文字整理记录下来，以供史官参考。

《短长说》这部书，肯定不是出土文献而是王世贞的编撰。不过，这部书的内容，绝非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而是在史书记载的空白点上，运用间接的材料，基于已知史实，做合理的推测和构筑。

这部书从史料学的角度上看，无疑是伪书。不过，这部书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是拟古文的佳作；从史学的角度上看，相当逼近历史的真实；从哲学上看，具有逻辑的真实性。

▲王世贞像

我曾经将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概括为“3 ＋ N”的世界，史实是第一历史，史料是第二历史，史书是第三历史，之外是N个延伸的历史。

毫无疑问，在这个“3 ＋N”的历史世界中，史料最接近史实，不过，它的欠缺是低视野，仍须用推想去与广阔的史实连接。在史料的空白处，合理的推测和构筑，应当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有力武器。

得到了这种认识以后，我在本书中较多地选用了《短长说》的内容，比如第四章第五节“范增之死”，讲述了临死前的范增接受占卜师的询问，极力为项羽的种种行为辩护，唯独对于项羽指使部下杀害义帝的事情不作回答，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

这件事情，是王世贞构筑的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是，它真实地反映了范增被项羽猜忌出局的原因，他在对待义帝的态度上与项氏家族不一致。

这个构筑的故事，具有相当的逻辑真实性。这个构筑的历史故事，比《史记》所记载的陈平使反间计，用不同待遇迷惑楚国使者的故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所以，我在本书中抛弃了《史记》的故事而使用了《短长说》的故事，并且将苏东坡和我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既是采用这个故事的根据，也是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读。

往事留下的信息往往是只言片语。史料少于史实，是历史学的一个永恒的困境，特别是古代史，更是万劫不复的陷阱。历史学家面对如此困境时，在发现新史料的努力和幸运之外，或许也需要拓展自己的方法和思路。

眼下，我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既是复活往事的历史叙述，也是连接古今的纪实文学。通过这本书，我也想表达一种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本文为著名历史学者李开元的《楚亡》一书序言。李开元是历史大家田余庆高足，被誉为“历史侦探”。他是一个史学界的传奇人物，熊逸、罗振宇多次引用他的观点，罗振宇甚至称他的书为镇店之宝。

他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读来如历史小说，极具文学色彩，精彩绝伦，但字字都来源于史料研读、实物分析和田野考察。

李开元极擅长对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及合理推测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尤其是实地考察，以至他的历史叙事又被称为“行走的史学”。

田余庆说，李开元走得多，走出治史写史的特色，难得。

而最能体现李开元“历史侦探”洞察力、思辨力的，便是他在权力分配视域下，研究政治集团史的一部绝版多年的神作——《汉帝国建立与刘邦集团》：

汉初最可能走出另一条道路。因为秦帝国时间太短，中国王朝循环史还没有形成强大惯性。

李开元从分析刘邦集团入手，早在二十年前，就创造性提出“军功受益阶层”。它不仅支配汉初政治半个多世纪，而且出现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

这段历史之重要，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华帝国之整体，及历朝历代史，甚至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当代史。

秦、楚、汉初奠定两千年中国走向，李开元写秦、楚、汉初是一绝。先知书店一次集齐《秦崩》《楚亡》《汉兴》，《汉帝国建立与刘邦集团》更是由于种种原因，时隔二十年才得以再版。李开元先生现定居海外，签名不易，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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