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教授杨念群
历史学家杨念群有个笔名“鬼今”，他自诩“今天的魔鬼”，做学问之余，评点历史、关注现实。
曾祖父是晚清名士杨度，祖父是著名的留德化学博士杨公庶，外婆是梁启超的三女梁思庄，杨念群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门之后。生于这样一个家学深厚的大家族，杨念群从小便在祖父的引导下学唐诗，熟读《史记》《资治通鉴》。1981年，17岁的杨念群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相比于同代学者，他没经历过上山下乡，一路从学生到教授，治学经历单纯平顺。选择历史研究，家学影响只是一部分原因，他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有的人觉得历史是一个职业,下班了赶紧去干些别的，我不行，干不了别的东西。”历史研究在杨念群处，已经不是简单的兴趣爱好，带着理想色彩：“对我来说，治学跟生活、跟某种意义上的信仰已经融合在一起，历史是我唯一的一种表达生命的方式。”作为一个热爱历史、从教多年的历史研究者，杨念群近年来总是遭遇到一个令他倍感愤怒的问题。杨念群一改温良恭谦的举止，大骂：“没用就是历史最大的用处！”对“无用之用”越来越多的质疑，让杨念群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老冬烘的无用之用》一文中，他写到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这个富于悲剧精神的人物，在民国代清七年后，留下万言绝笔，殉文化而死。时人多谈论梁济死的“有没有用”，甚至梁漱溟也认为其父人格伟大、知识落伍。只有诗人徐志摩给出了一个最“没用”的评价：“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梁济，梁漱溟之父，1918年投水自尽
杨念群力挺徐志摩的评价。正是这种“没用”中，看似无用的“精神”和实用的知识显示出了区别。学历史，知识的积累尚在其次，社会功效也难立竿见影，甚至大多数毕业生也并未从事相关工作。仅凭这点看来，学历史的确是“没用”，可精神气质的滋养并不能因此遭到漠视。最没用的“性灵”“精神”，正似庄子笔下不中绳墨、不合规矩的无用之树，放对了地方，就会无形无声的发挥作用。“民族气质的培养要靠文史哲。”若是没了这些东西，没了“梁济这样的人像傻子一样戳在那里”，杨念群不客气地说：“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
杨念群在人民大学的一间咖啡馆中接受采访，在周围满溢着“小清新”的氛围中，他的话显得掷地有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希望在阅读中收获放松感，幽默、小资、清新是“票房”保证，主打“小清新”“正能量”的图书占据着各大畅销书榜单。在“小清新”之风刮过的时代里搞点灰暗，杨念群说他意在“添堵”，揭示些“负能量”出来，在消费主义大潮中，充当启迪和反思的力量。“随笔写作传统在中国有不少风格和种类，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正在慢慢在消失，就是鲁迅当年杂文的批判传统。”相较于鲁迅的“愤青”姿态，大部分读者还是更喜爱梁实秋和林语堂一脉重视“性灵”的作品。可杨念群不愿从众，他欣赏的作家多少带着一点“黑色”，鲁迅如是，王小波亦然。杨念群想要接续这样的写作脉络，用王小波的“黑色幽默”承载鲁迅式沉重的批判议题。“所谓‘灰暗’，并不是说看完这个东西颓废或者使自己变得消沉，其实恰恰相反，感知灰暗有可能使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所以杨念群为他的“负能量”打上引号。读史使人明智，寻找历史和现实的“灰暗”处进行批判反思，未尝不能成为“正能量”的来源。杨念群狡黠地说：“正面和负面其实是辩证的。”
“现在的历史写作越来越干枯干瘪，越来越专门化，越来越封闭。”通俗历史写作成了史学家们想碰而不敢碰的“原罪”，仿佛和通俗扯上关系，就有些大逆学术之道的意思。教科书也很程式化，宏大的走向和结构“绑架”了历史。学生不爱学，大众也不爱读，历史越来越被边缘化。曾经充斥着精英人才的大学历史系，如今也普遍沦为接受调剂的冷门专业。为什么历史变得不可爱了？杨念群认为，是“人”在历史学中占有的分量越来越轻，变得面目模糊。历史和文学断裂开，在历史写作中，流畅的表达反倒不再是必须，作者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都一脸冰冷，没有温度。“所以我提出一个口号，叫动情的历史学。”历史不应当是冷漠的，而是散发着温度、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尽管不认同黄仁宇的历史观，杨念群还是屡次提及《万历十五年》，欣赏那种富于历史现场感的写法。“《万历十五年》是怎么开篇的？他写到了清晨上朝时官员官袍上的金丝线、大理石的金水桥和盘旋在上空的信鸽。这是他对历史场景非常有穿透力的描写，直接将我们带入到历史的状态中去。”历史中有《甄嬛传》一般的宫廷内斗，也有人情世故的细微表达：清朝官员上朝要起早贪黑，皇帝赐宴甚至会有长了虫的馒头，帝王起居之外是官员辛酸的职业生涯。而这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显然很难用学术化的方式表达。随笔在杨念群处，承担着还原历史鲜活状态的责任。“我们优美的文字，不说司马迁的传统，我们后来的历史写作传统，实际上都在慢慢流失，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从事历史写作的学者缺乏一种文人气质的修养。”好的学者应当有文人气，胡适、顾颉刚、钱钟书、费孝通，无一不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大学者。“大家都以为通俗的东西好写，你降低身段跟大家互动就可以了，其实恰恰相反。”通俗的历史读物不仅需要普及知识，展现历史事件，更应当给人一种更大的反思。杨念群坚持，通俗的历史读物应当由大学者来写，拥有坚定的历史观，带有个性的立场才能打动人。
记者问起他对“国学热”的态度，杨念群表示他并不乐观。“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活的东西被我们割裂了。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丢失了传统中和日常生活相衔接的那部分。”这些东西曾经渗入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是人们进行一切行为的准则，并不是当下人们穿穿汉服、背背经典就能找回的。“传统的科举制教育体系中道德教化的成分非常高，我们有受到完善的道德教育的士绅阶层，他通过科举、读经典，在地方上肩负教化的责任，这些又和他自身的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套系统。”科举制废除后，技术培训取代了道德教化，专门的技术人才和行政管理人员取代了士绅阶层。“教化”的职责无人承担，曾经作为范本的“经典”也失去了它鲜活的能量，不再具有指导日常生活、规范道德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国学热”很容易成为消费主义的附庸，变成旅游项目，或是人们的枕边读物和品位消费，沦为“文化桑拿”。“必须是每个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它的意义、它的作用和魅力。”在杨念群看来，只有融入日常生活实践的东西，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如果去过台湾就会发现，台湾很多车站和街道用的是忠孝仁义礼智信作为名称。你可能不太注意这个细节，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天天看到忠义路这个牌子的话，是不是内心能积累起一些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解，然后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转化成为行动呢？”历史研究不应是学术的高墙，而应是思想的解放。把历史写得高深莫测是技术，把历史写得通俗易懂、接地气，那就是艺术。杨念群应该属于后者。
作为清史研究专家，杨念群的作品，却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历史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点也不学究气，普通读者也能看懂、看透历史的“玄机”——《“天命”如何转移》《五四的另一面》都是如此。·《“天命”如何转移》一书以贯通性视角，拓宽中国史学的解释框架，还传统政治概念以血肉，显影王朝兴替的中枢神经，用“天命”这种传统的、大众更易懂的概念，从帝王官僚到基层社会层层分梳统治与治理，深入揭示有清一代皇权的本质。·《五四的另一面》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拒绝老调重弹，而是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杨念群的著作，具有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在宏观上思考当代思潮变动下的政治动态与社会发展，微观上带着问题意识深入社会观察生活。他把自己近二十年对历史研究问题的持续思考精粹集结，而成《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 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可谓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
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杨念群逆微观史热潮，重建“眼观向上”的学问，发现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读他的书，就换了一种视角，全新思考中国历史的另一面。先知书店有幸获得杨老师亲笔签名+钤印，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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