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只要想走这条路，就会打他的门楣下经过。—— 阮义忠
在摄影史中，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一个传奇，更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作品与艺术思想影响了无数的摄影人，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了他的另一个头衔：“世纪之眼“。他一生都在全世界穿梭，眼界和作品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他的镜头聚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摄影历程，更是20世纪的历史进程：非洲拍摄期间患上“黑水病”，差点死在他乡；作为特派摄影记者，前往内战中的中国，实地记录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与国民政府的全面溃败；他曾经历甘地被暗杀事件和甘地的葬礼；曾拍摄了德国占领巴黎和巴黎解放的一瞬间；他被纳粹关进集中营35个月，历经三次越狱得以逃脱；1954年，他更是作为首位西方摄影师在斯大林去世后一年获准进入苏联；他曾纪录过毕加索、马蒂斯、萨特、加缪，甚至香奈儿和玛丽莲·梦露等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肖像……为此，特别摘选自布列松的二十个关键词，涉及到布列松摄影思想的多个方面，也正是布列松之所以创造了“传奇”的观念地基：
我偶然想到了雷兹（Retz)红衣主教回忆录里的一句话，他写道：“世间万物皆有其决定性瞬间。”我把这句话用作法文版的题铭。在我们考虑为美国版定书名的时候，可能的方案写了满满一页纸。突然，迪克·西蒙说：“为什么不用‘决定性瞬间’呢？”大家一拍即合。于是我就变成了，怎么说来着，一个剽窃者。我认为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与人交流的。所以加入一个大家庭似的团体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在马格南，没有人能决定别人应该干什么……马格南图片社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当作为摄影的我们可能身处千万里之外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代表我们的思想。
在马格南，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自由：没有教条，没有小圈子，只有某种东西把我们所有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也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许是对自由的某种印象和对现实的尊重。▲第47街，马格南会议，1959年，左起：马克·吕布，米歇尔·谢瓦利尔，山姆·霍尔姆斯，布列松，摄影：勒内·布里
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瞬间和永恒。永恒，就像是地平线一样，无限延伸。因为我很难谈论过去，因为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所有我想说的东西都在我的照片里，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记忆、我的私人日记。
对我来说，摄影也是绘画的一种，这是最棒的摄影，但是它还包含着一种对时间的永恒抗争：你看着事物消失，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当我拍摄一个女孩的时候，我不能说“再微笑一下”……因为它已经结束了。
摄影除了在造型方面与我对绘画的兴趣相关之外，它对我而言是一种记日记的方式。我用摄影记录我的所作所为，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拍照。我只不过是那些吸引我眼球的东西的见证人……我的父亲，在1932年根本不为我是一名摄影师而自豪，他甚至都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朋友。摄影满足了我内心当中对于冒险的渴求，这是份真正的职业。
照片诞生在此时此地。我们既没有操纵的权利也没有作弊的权利。我们必须不断地与时间做斗争：消失的都永远消失了。重点是抓住当下，一个转瞬即逝的动作，一个不可能重现的微笑。我们应该在拍摄前或拍摄后思考，永远不要在拍摄的时候思考。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活力，取决于清醒的头脑，取决于知识。一旦我们刻意设计一张照片，它马上就会坠入陈词滥调之中。
▲皮埃尔与保罗堡垒，列宁格勒，俄罗斯，苏联，1973年好的片子与平庸的片子之间的差异是极小的，仅仅是毫厘之差。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不认为照片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也许正是这小小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片子不是一种宣传方式，而是一种呼唤你的经历的方式。我们能区分出宣传单与小说，因为小说必须经过大脑神经通道，通过想象，相比于看一眼就被扔进垃圾桶的宣传单而言，拥有更多力量。
▲等待电车的两位年轻妇女，莫斯科，苏联，1954年我自己从不在放大时剪裁照片。这就像配了音的电影，或者那些整过鼻子的漂亮女孩，这样做之后，脸上就什么都“挂”不住了。构图，拍摄时取景，这是唯一的真实，对记者也一样。
这并不是因为注重隐私、策略、哗众取宠或者别的什么！应该不被人注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隐身。被注视的事实会改变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都要出名的世界。这种总是“我怎么样”和“我、我、我”的强迫症，不是很疯狂吗？他们都一门心思去做。为了留下痕迹？太虚荣！太虚幻了！
……这可以是一次热烈的深吻，也可以是一次手枪的击发，还可以是精神分析学家的躺椅。徕卡无所不能……
深刻影响我的不是超现实主义绘画，而是布勒东的思想。在1926年—1927年前后，尽管我还很年轻，不是超现实主义小组的一员，我却定期参加“白色广场咖啡馆”的聚会。我非常喜欢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喜欢关于“迸发”和直觉的作用，特别是反抗的态度。
事物和世界于我极其重要。超现实主义者看起来像业余爱好者，但他们绝不是，他们是反抗者。
我是个绝对自由主义者，彻头彻尾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我反对一切权利；不过，作为一位知名摄影师，也是某种形式的权利。
摄影，是即时行为；绘画，则是静修。在摄影中，关键是一种持续的视觉关注的自发冲动，它能抓住瞬间并使之成为永恒。在绘画中，图像建构了我们的意识从瞬间中所能抓住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画画时，我们有的是时间，照相时就没有。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绘画作品《我的房东和她丈夫》，1928年在我看来，电影与摄影没有丝毫关系。摄影，是一种视觉性的事物，通过镜头才看得到，就像一幅素描、一幅石版画。电影就像一场演说，人们看到的永远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连串的动态影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未署名摄影师拍摄，让·雷诺阿的电影《游戏规则》拍摄现场，1939年。（头转过去的那位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我喜欢的照片是黑白的，因为它有一种移位，有某种抽象以及极大的情感力量。显然，还有色彩，不过，这根本不是我的世界……彩色总是更讨喜一点，却没有黑与白的抽象力量……色彩本身不是美的。美的是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事物总是相对于别的事物而存在。一种红色是美的，那是相对于棕色或白色而言。这都是关系。暖色、冷色，存在着一些色彩、物理学内在的法则。
▲新招募的国民党士兵，中国北平故宫，1948年12月对我来说，内容不能脱离形式而独存。我所谓的形式是指某种精确的造型结构，通过它，我们的概念和情感变得具体可感。在摄影上，这种视觉结构只能是对造型节奏自发感觉的结果。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在玛格画廊，巴黎，法国，1961年展览照片不需要说话，只要有个题目就行，而我们的摄影有说明文字。这种“注释”并不完全是解释性的文字，不是的，它更像是图像的某种语境，勾勒出图像的轮廓……说明是我们自己写的，为了保证画面和文字的一致性。我们是为图像写说明而不是为文字配图像。
生活像是一个手术台：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此，我们在这里找到的总比想象的更丰富。所有曝光的照片，那些摆拍，没有一点形式意义和辩证意义，是那些时尚和广告的遗留物……我还知道什么呢？这些作者引起我兴趣的方面是社会学和政治的，因为他们表现了某种美国式的世界——一种通往虚无的世界——的溃烂与紊乱。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任何革命性，反而与这个大卖场一样的社会沆瀣一气。他们就像是这个没有性、没有肉欲、没有爱的世界。他们满嘴喷粪要拍摄他们的焦虑和神经质。我们有必要模仿，而且我们都是模仿者，但我们应该模仿的是自然——我们在第二次释放中描绘自我。
▲乔治六世加冕礼，特拉法加广场，伦敦，英格兰，1937年5月12日遵循一种规则，严格约束自己并完全忘记自我。对于摄影的态度也应如此：沉思，而不要试图去证明这是什么。我对自由的感觉亦如此：一个包容所有变化的框架。显然，这是佛教禅宗的根本：我们生而带有巨大的力量并终将忘记自我。
这个信息化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是封闭的，它自我封闭，是一个自取灭亡的世界。你看现在一些摄影师，他们在思考，他们在寻找，他们想要，我们在他们身上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但我从他们身上却无法感受到视觉的快乐。有时，我们感觉到的是一个自杀性的世界的焦虑和病态……
如果说历史学家是从过去的材料里，发现书写历史的材料的话，那么艺术家则是从他面对的当下，发现书写将来的历史的材料。影像绝不只是记录，所有的摄影大师，都是带着对事件的看法、对美的理解去观察这个社会。
然而，在布列松镜头里，历史学家与艺术家完美的融为了一体。布列松不仅关注那些搅动世界的大人物，更记录那些“柴米油盐式”的小人物，作品不仅是一幅幅构图绝佳的照片，更是基于人文关怀下重要的历史档案。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集体命运的认知，是一种超越文字的力量——能说的，恰恰是不必说的。
因此，一本影像经典、一张照片何以不被历史尘埃淹没而得以流传，其中没有套路，但却有着相同的共性：即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典藏版《传奇布列松》，这套书绝不仅仅是“摄影资深玩家的必读书”，更是一套值得典藏兼具思想深度和历史厚度的“20世纪影像史”。
◎布列松摄影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一套中文世界迄今最全的布列松摄影集，由法国蓬皮村中心历经10年策划才完成出版。换句话说这套书承载了以上的一切心血，装载着布列松的一生。书中许多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影像，都是首次公开披露，迄今依然鲜见于互联网。
◎致敬大师的不计成本之作：本书原版为“纪念布列松逝世十周年”之作，为了给收藏的读者带来超预期的体验，中文版更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不仅对布列松的照片采用了最新的修复技法，为了留存住最好的表现力，本书采取了顶级设计与工艺，封皮采用高档特种纸压凹、烫黑工艺，内文采用日本进口亚光纸，搭配锁线精装，做到了不计成本。
正是基于以上特点，这套《传奇布列松》上市不久即绝版。现今，各大平台早已售罄，网上溢价更是高达4、500元。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携手《传奇布列松》出版方，独家代理了这套值得典藏的影像经典，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