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赫赫、身后寂寞——近代史上的“失踪者”

生前赫赫、身后寂寞

近代历史上的“失踪者”

文：马勇  

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仅仅经过三十年的遮蔽，不仅从大众记忆中消失，即便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蒋廷黻的印象也渐渐模糊。

沈渭滨先生1999年这样写道：

“现在的年轻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然而时移世易，在沈教授说这番话之后仅十几年，一度被籍籍无名的蒋廷黻梅开二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历史学家之一。的那本仅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印再印，一会儿自诩“全本”，一会儿自称“未删节”，一会儿是“纪念版”，一会儿是“彩图增订”。

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说明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蒋廷黻作品的引进太过单一，他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像胡适、钱穆那代人那样，系统且全面在大陆再版。这是非常惋惜的。

▲1944年7月，孔祥熙（左）和蒋廷黻（右）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合影

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解释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决于时代因素，是新时代、新世界要求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新解释。蒋廷黻就处于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期。

蒋廷黻生于1895年，极具象征意义。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假如说近代中国确有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这个变局的具体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随后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1840年，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开端，先前几百年的中西问题至此诉诸战争。中国一战而败，开放五个口岸，扩大与西方的贸易，暂时缓解了几百年不断累积的贸易失衡。

但是，1840年的战争，以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西之间的矛盾，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东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战火再燃，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京师，中国与西方诸国就此达成《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开放，南部中国自沿海各地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张家口、库伦等处，均开放为商埠。

清政府还就此同意与西方诸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互换公使。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至关重要的一步，洋务运动就此发生，向西方学习，构建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意义重大，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然而从大历史视角观察，这场运动依然不能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还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因为此时的中国尽管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步伐，也打开了久已封闭的国门，与世界交往，但此时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强势压力下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而是很坦然地学习西学之长，且不是像日本那样囫囵吞枣，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看到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均是中国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结果，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经济大幅增长的事实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因而此时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构成重大历史节点。

三十年经济增长毁于一旦，1894年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让中国人猛醒，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只记住仇恨，忘记教训。

知耻而后勇，中国人迅即踏上维新之路，向日本学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由此开始，而工业化必然带来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对于那时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而言，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蒋廷黻就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来到了这个世界。

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村家庭。从他的祖父开始，蒋家在务农的闲暇，做点农村社会可以做的小生意，渐渐有了自己的一间经营铁器的店铺。

蒋廷黻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瘾。老二即蒋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时代曾接受过教育，也曾想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他们蒋家还从来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二伯父虽然致力于此，其结果却屡试不中，名落孙山。

世代务农的家庭要想走出一个有功名的人，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二伯父自己无望金榜题名，但读书让他开阔了眼界，知道知识的重要，使他决心让下一代好好读书，希望他的子侄辈能够实现这一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按照蒋廷黻的说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极具主见，他和他的哥哥都会被蒋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蒋廷黻和他的哥哥后来有机会读书，有机会留学美国，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坚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 。

蒋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开学时转至美国长老会设在湘潭的益智中学，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在明德小学、益智中学那几年，正是中国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份。明德小学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关联，校园里充满着革命气息。

蒋廷黻此时年龄虽小，但在革命气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中国必将发生巨变，青年应该为巨变做好准备，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蒋廷黻与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交谈

 重构中国历史叙事

1912年2月11日，蒋廷黻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并从那儿登岸留学，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允许蒋廷黻入学。

十多年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二十八岁的蒋廷黻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外交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

1938年春，蒋廷黻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空档。在这个短暂的闲暇时间，蒋廷黻居住在临时首都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几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一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看法。

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现在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著，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是蒋廷黻多年思索、阅读的思想、学术结晶。当然，蒋廷黻自己谦称是一个观感式的简略的初步报告。其实，蒋廷黻的这部“大家小书”，真的应了古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他并非刻意经营的一本小册子却奠定中国近代史一个全新叙事框架。

▲蒋廷黻青年时期照片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读者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一个基本走向。根据他的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因为这场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

西方人在工业革命后的扩张，并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理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互惠互利行动。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后所谓“后发展国家”，除了中国，好像并没有哪几个国家对工业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绝。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他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

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致，尽快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只有一致，才能谈得上别致。没有一致，就没有别致。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后的政治剧变，二零年代的革命、建设、工业化，三零年代的民族危机，在在引起知识人“忍不住的关怀”。蒋廷黻也就在这个时期，从“议政”渐渐走向“从政”。

至1935年底，正式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入阁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稍后出任驻苏联大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术，成为职业外交官，直至出任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后来代表台湾“中华民国”驻美。

如果就外交视野、才干而言，蒋廷黻属于郭嵩焘以后中国职业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其地位应与顾维钧、颜惠庆等相当。可惜的是，蒋廷黻生不逢时，他毕生大部分外交不是对外，而是陷入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内交”。

特别是1949年后，蒋廷黻长时期驻联合国，驻美国，他的外交才干不是用来为“大中国”争取最大利益，满腹经纶，盖世才华，竟然为国共两党之争而白白耗尽。直至生命最后时刻，蒋廷黻似乎恍然有悟，期待在七十岁退休时重回学术，并完成自己的口述自传。

然而随着他的不幸离世，蒋廷黻的回忆录最终没有写完，战后二十年的历史基本上付诸阙如。至于学术上的缺憾，更是无法弥补。在他去世当年曾与老友李济有段对话，颇能反应蒋廷黻内心深处的一点想法。

李问：“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

蒋没有直接回答李的提问，而是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这肯定是无解的，也无法补救。现代中国多了一个大外交家，少了一个无人能替补的大学者。

在近代中国，说起生前赫赫、身后寂寞之人，蒋廷黻必是其中之一。1949年前他在学界、政界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是历史学家，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开山的人”，提出了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根本问题“蒋廷黻之问”。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称蒋廷黻的“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同时他是外交家，1935年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政府，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以“知外交”闻名。

然而1949年以后，蒋廷黻这个名字对我们是陌生的。他的一生经历了从中国学究的私塾到西洋自由的学府，从古老的农村社会到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到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同时也看遍了覆雨翻云沧海桑田的世局。因此有人说他的经历就是历史，他研究的历史也蕴含着他的经历本身。

为此，特别推荐蒋廷黻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本书——《蒋廷黻回忆录》（增补版）与《中国近代史》，这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体的，回忆录里有近代史，近代史里有回忆录。阅读者两本书，既能了解蒋先生的前半生，也通过他的历史叙述加深对中国近代这个大变局时代的理解。

◎兼容学者与政治家眼光：蒋廷黻以学者的眼光回望历史，以政治家的眼光思考现实。他的所见、所思、所读，即使放到现在也依然不过时，极具启发意义，既有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能瞥见近代以来种种观念与政治思想的源头。

◎蒋廷黻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本书：《中国近代史》这本仅5万字的小书，被何炳棣评价道：“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其人生经历与回忆，也被评价为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有很大贡献的准样品。

◎不言而喻的收藏价值：尽管他的近代史与口述自传仅止于抗战，但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中的特殊地位，且他平时无论行文还是口述，都是删繁就简，句短言略，留下的东西不多，在大陆就更难得见到，其回忆录更是断货多年，所以，其收藏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此，特别推荐《蒋廷黻回忆录》（增补版）与《中国近代史》，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剑桥中国近代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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