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中国｜黄友义：从公共政策翻译看外语人的时代使命

黄友义应用语言学研习与区域国别学

202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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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国｜黄友义：从公共政策翻译看外语人的时代使命

编者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作者黄友义，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第一副主席，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本书是作者40多年来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作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心得与思考。作者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党政文献和重大活动的对外翻译工作，这部著作从“对外翻译与出版”“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翻译人才与教育”“翻译行业建设”等方面全面记录和再现了对外翻译工作在国际传播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意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和对外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与呈现，也是老一辈翻译家毕生致力于向世界说明可信、可爱、可敬中国的生动记录。

今天要与读者分享的是著作中关于公共政策翻译的原则及作者的多年实践经验。

▲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公共政策翻译是国际传播领域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面对国际环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构建更强大的国际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公共政策的对外翻译。公共政策的翻译，是“一仆二主”的业务，既要忠实原文，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很大。

公共政策翻译与忠实性原则公共政策翻译大部分情况下翻译的是党政文件、规定、政策等。首要原则是忠实原文，译者能够发挥的幅度非常小。因为政策是有关方面制定的，译者不能擅自解读，所以译文一定要做到忠实。我注意到，一些学者认为部分领导人讲话的译文口气过于强硬，建议将文章里经常出现的 you must、we should 等表述改得“柔软一点”，如 It seems to me、I think、perhaps、we may 等。我理解他们是认为这样更便于跟受众沟通。但是译者没有这个权力，因为我们翻译的是国家的决策，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比如领导人讲话，相当一部分是对内的，讲话方式多是给下级作指示，提要求，要求各行各业应该怎样做。比如，在双碳控制方面应该怎么做，环保方面怎么做，队伍建设怎么做，粮食安全怎么做......所以尽管有一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认为我们用词太严肃、太生硬，但是我们作为译者，没有权力自己更换其他的表述。

译者和对外传播者的角色差异

对于整体严肃的文件，译者在翻译时不能随便发挥，只能忠实地翻译，但是如果译者自己到论坛上去发言、讲话，那就可以有很大的个人发挥余地了。我在海外参加过几次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学术论坛，有人问我：“你作为译者，怎么看这本书？有什么体会？”我表示我的体会就是Three Ps。

第一个是 People first，即“以人为本”。我记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400 多人的会上，讲到 People first 时我引用了习近平主席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当时400 多人的会场突然响起了掌声，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国外做个发言，人家能给鼓掌。后来我意识到，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房价太高，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期待。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在遥远的非洲引发了共鸣。

第二个是 Prosperity（繁荣），主要讲中国的经济，讲中国发展肯定是侧重于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 Peace（和平），在韩国就讲中韩关系，在美国就讲中美关系，在非洲就讲中非关系，在中东就讲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关系。

▲著作中《从公共政策翻译看外语人的时代使命》一文

公共政策翻译中的数字化表达

我们的语言里，数字化表达特别多。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比如只翻译“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这几个字不行，需要增译，就出现了Four-sphere Conﬁdences。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改变词性，如过去采用的Three Represents，现在的 Two Upholds。但是要尽量避免这类做法，这类表述太多，读起来很别扭。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两个确立”，目前我们看到两种翻译方法：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英文版中的 Two Establishments 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的 Two Affirmations。这两种译法各有道理。六中全会是在 2021 年底召开的，半年多来，关于“两个确立”的译法大家一直在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establishment 用复数的时候，通常是指两个建筑。我们问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美国人说那一定是两个建筑物。英国人说得更具体了，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两个酒吧，而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对联想不到的。面对政治决议里这种数字化的、高度概括的表述，给 establishment 加上复数，就影响外国人理解我们的话语。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含义。需要明确这里到底是指“确” 还是“立”。在中文里“确立”是一个词，如果只读中文，谁也不会产生问题，但是要找到完全对应的英文，就无法回避到底是“确”还是“立”。翻译的过程，首先是学习的过程，学习我们党史上有几次“确立”。第一次，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那是因为长征一路打过来，大家认为还是毛泽东的主张正确，毛泽东的理念被实践证明了，大家已经接受了，然后才确立他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地位不是生硬的“立”，而是得到了确认。第二次党内比较重要的一次确立，是 1945 年在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那也是因为从 1935 年到 1945 年，经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等等，证明了毛泽东思想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党内形成决议。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形成了影响力以后，已经被大家在思想上、组织路线上接受了，然后才得以确立。更近的一次确立，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但是党内通过决议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他退休以后的 1992 年。换句话说，我们党内的几次确立都是在既成事实、明确无误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重点就是确认。通过学习，“确”和“立”应该以哪个为主就非常清楚了，对应的英文也就明确了。最后定稿时，我们决定用 Two Affirmations 来表示。

搭建翻译研讨、实践、总结的平台

不仅是公共政策的翻译，面对各种翻译任务，译者在对外翻译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要多研讨、多实践、多总结。比如“社会”这个词，在中文话语体系里用得非常多。“社会车辆”在不同场合就有不同的说法。北京冬奥会期间，三条道要分出一条道给冬奥的车专用，否则会比较拥堵。所以北京市交通局就规定，社会车辆可以在公交车道上行驶。这里“社会车辆”指什么呢？指的就是 non-Olympic vehicles 或者 all other vehicles（can drive on the public bus lanes）。另外，如果某个单位，例如一所大学门口竖立个牌子，上面写着“社会车辆禁止入内”，又是指什么呢？这里是指“非本校的车辆”，就是non-university vehicles 或者是non-authorized vehicles。在不同场合，“社会”一词有不同的译法。我看到一个博物馆向社会开放，结果居然翻译成 open to the society。博物馆、展览馆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这里把“社会”翻译成 society 逻辑有问题，英文上似乎在说它向自己开放了，实际上应该用 open to the public。再比如，“社会办医”是谁办医？我们中文的话语体系很有意思，本来医院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说“社会办医”“社会医院”时，指的是“私立医院”，可以翻译成 private hospitals 或者是 nongovernment-run hospitals。疫情来了以后，“社会清零”这个词用得很多，之后又出现“社会面清零”“社会面管控”等。现在大家都明确了怎么翻译，就是在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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