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文学，让深圳和世界零距离
深圳人薛忆沩
今年又是薛忆沩的出版大年。继去年三联书店推出“薛忆沩文丛”之后，近期又有包括薛忆沩最新长篇小说《希拉里 密和 我》、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在内的三部作品即将出版。
而翻译上的突破，更是薛忆沩今年的亮点。继在美国出版的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以整期全部110页篇幅推出他的“战争”系列专辑之后，“深圳人”系列作品集Shenzheners马上又在加拿大出版，并且引起了国际文学和出版界的关注。
也许您还记得，四年前，深港书评曾经推出了薛忆沩专题。时间转瞬即逝，但优秀的文学作品则并没有消逝，而是在岁月中愈发熠熠生辉。在这四年里，薛忆沩一共出版了20本书，几乎每过数月，他都有一本书引起学界、媒体和读者的关注。而四年两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殊荣、连续三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更是对他潜心笔耕最好的褒奖。
毫无疑问，今天的薛忆沩已经不是昨天的薛忆沩。这也是我们决定推出薛忆沩专题“第二季”的理由。
Q&A
薛忆沩 刘忆斯 | 文
薛忆沩：
文学，让深圳和世界没有距离
9月9日，薛忆沩第一部英译作品Shenzheners就将正式出版，这部由薛忆沩短篇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翻译的Shenzheners，应该是历史上第一部将“深圳人”带上国际舞台的文学作品。四年之后，我们再访薛忆沩，话题首先是从这本Shenzheners开始，薛忆沩相信这本书会激发更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深圳这座城市的兴趣。“深圳十大观念”中有一条“深圳和世界没有距离”，在薛忆沩这个生活在蒙特利尔的深圳人看来——文学，让深圳和世界没有距离。
薛忆沩第一部英译作品Shenzheners
01
一连串偶然性促成第一部英译作品出版
Q：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您提到“深圳人”系列小说作为您的第一部英译作品出现纯属偶然，能够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A：我是一个长期被翻译忽视也长期忽视自己作品翻译状况的写作者。但是，2011年春节前后，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在发表过程中的经历改变了我对自己这种落后状况的容忍态度。小说刚刚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连载，我就开始积极为它寻找在其它语种中出版的机会。它很快就赢得了包括法语和意大利语在内的一些优秀翻译家的赞赏。
2013年底，因为翻译科幻小说《三体》而广为人知的刘宇昆译出了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篇幅的英文样稿。刘宇昆是具有敏锐文学感觉的翻译家，他之前曾经为《人民文学》英文版翻译过我的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对我的作品有很深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这份样稿马上就传到了对这部作品感兴趣的一位知名经纪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在2011年到2013年之间，我一直以为《白求恩的孩子们》将会是我的第一部进入英美读者视野的文学作品。
“深圳人”系列小说从半路杀出起因于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对我作品翻译状况的关心。他在2014年初写给我的邮件中告知我可以选一部作品去申请国家的翻译资助。我很快就收到了有关的表格，可我不想选择像《遗弃》那种不太亲近阅读的作品，就在2013年出版的“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和“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之间犹豫，最后确定了后者。
让我做出这个选择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是这部作品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还获得了2013年度的“中国影响力图书奖”，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表格需要由出版商填写并且需要有出版合同的支持。我想到了不久前认识的Linda Leith女士。她是在加拿大文学界知名的“蓝色都市文学节”的创办者，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负责人，不久前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这是一家规模很小却品质很高的出版社，非常适合我的出版理念。我提出了由她来出版“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的想法，立刻就获得了她的赞同。
Q：回顾“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的出版过程，您最满意的是什么？
A：我最满意的是出版的效率和效果。效率既是小出版社的经营特色，又是Linda Leith女士的个人魅力。一开始我们便想到翻译资助的审批程序繁琐，耗时漫长，结果无定，但我们没有去等待，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入了出版的流程。回想起来，这个主动的决定应该是成就我第一部英译作品的关键。翻译资助最后果然没有到位。而当我们一年半之后获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已经在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了。Linda Leith女士是一位既非常善于与作者的沟通，也非常尊重作者意见的出版商。这一点也无疑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最后能够以出色的效果顺利面世的重要因素。
一个特别的例子：在定稿的前夕，我突然想到了蔡皋女士。她是我将近三十年的知交，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我想请她为这部作品绘制插图。换别的出版商可能不会接受这种突然的创意，可Linda Leith女士听取了我的意见。事实证明，采用蔡皋的插图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它提升了我第一部英译作品的美感。
Q：您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里少数有能力深度介于英语翻译的作家。在翻译过程中，您是如何与翻译家合作的呢？
A：“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译者Darryl Sterk先生是当代最优秀的中国文学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却定居于台湾，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他曾经翻译过金庸和吴明益等名家的作品。2014年5月，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邀请我和《复眼人》作者吴明益举行一场对话，这让我得以结识作为《复眼人》的译者Darryl Sterk，当时我就表达了对他译作的欣赏，并且希望将来他能够翻译我的作品。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这个希望就变成了现实。Darryl Sterk的翻译忠实于原作，英文阅读感也非常强，读起来让人酣畅淋漓。他在翻译初稿出来之后，就一些没有把握的地方征求过我的意见。而我只是在独立的审稿人完成了清样的审读之后，才对译作进行“深度介入”，提出了少量的修改意见。我们的合作不仅让我感觉非常愉快，还让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薛忆沩短篇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Shenzheners就是从此书英译的。
02
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始于深圳
Q：从您在深南路上“捡到的孩子”到小说集《出租车司机》的出版，“深圳人”系列小说经历了一条长达16年的文学之旅，这其中有11年的时间您“生活在别处”。在之前的一些访谈中，您提到过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其它作品全都完成于蒙特利尔。我想知道在国外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初衷是什么？您为什么会在异国他乡继续书写深圳？
A：我迄今的文学生涯中有许多奇特的谈资：最近这十五年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是在祖国的大地上完成的，这就是奇谈之一。之前在国内的经验仍然是我这些年写作的重头，而我的写作却都完成于远离那种经验的“别处”。这恐怕是只能由精神分析专家去解释的病例。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大概成形于2015年春夏之交，距离我在深南路上“捡孩子”那个黄昏已经过去八年了。
继续书写深圳的原因很多：首先深圳对我的个体生命具有特殊的意义。最近读到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论述，他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格局的崩裂看成是彻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而我也是在那个时期定居深圳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历史感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一直是乔伊斯的崇拜者。每次重读《都柏林人》，我都会有要将自己在深圳遭遇过的那些人，那些似乎被排除在“深圳”这个词的语义之外的普通人用最精致语言和结构呈现出来的冲动。对我来说，深圳远不止是“经济特区”，它是一个舞台，一个人为搭建的特殊的舞台，在那里，我看到了在中国其它的城市看不到的生活的戏剧。
在国外继续书写深圳，主要因为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深圳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原型。或者说，我于九十年代在深圳看到的生活的戏剧是今天中国大舞台上那无数表演的预演。有意思的是，乔伊斯也是在异国他乡书写“都柏林人”。这种巧合令我感觉安慰。事实上，自我流亡是现代派文学运动以来写作者生活的一种“常态”。而九十年代以来飞速的全球化过程更是重新定位了地理与写作的关系。
Q：您在其他的一些访谈中也提到过，“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原型：他们是您在深圳遇见的普通人。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离开，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二年。请您谈谈您的文学创作与深圳的渊源。
A：我的文学创作与深圳有很深的渊源。选择在深圳定居的时候，中国正在十字路口徘徊，而我自己的第一次文学生命也相应地刚刚夭折。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是一“死人”，一个文学上的“死人”。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在九十年代最初的那五年可以说是生活在“炼狱”之中。没有想到“炼狱”之后，我没有下到物质的“地狱”，反而不可思议地重返文学，进到了精神的“天堂”。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开始于深圳。这是我个体生命的奇迹，也是深圳的奇迹。
当时的深圳真是非常神奇，全球化的浪潮在激情地拍打着它的日常生活：中国的第一家“麦当劳”，中国的第一家“沃尔玛”……深圳比中国的任何城市都更能让一个敏锐的心灵感觉到人类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旧的时代已经终结，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是的，我笔下的“深圳人”都有原型，他们都是我在深圳遇见过的真实的人，普通的人。不仅如此，我后来的所有小说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在我那十二年的深圳生活中找到原型。
我从很小开始就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我的“深圳观察”为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写作本身是强烈地依赖声音、颜色和气味的技艺，而我对所有的这些“实感”有超强的记忆。在写作“深圳人”的过程中，深圳的声音、颜色和气味会不断涌向我，不断引领我，将我带到时间的深处、生活的深处、内心的深处。在我后来写作《空巢》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过程中，深圳的声音、颜色和气味也会给我强烈的现场感。
另外，我的文学身份也与深圳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深圳特区报》对我的专访以《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为题，从此我就成了全国知名的“异类”分子。而由《深港书评》承办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在全国知识界、阅读界享有盛誉。2012年，我的《遗弃》获得这个奖项，2014年，我的《空巢》再次获得这个奖项。这些荣誉进一步确认了我的文学与深圳的历史联系。
03
深圳人“无根”的状态是“现代性”本身的病症
Q：“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根植于您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的记忆。而如今的深圳正面临着转型：从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新科技产业。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被吸引到了这里。这些新深圳人与出现在您小说中的那些“深圳人”有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应该也完全不同。新深圳人还会有您小说人物的那种“无根”的感觉吗？
A：深圳的确在改变，就像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每次回去，我都会有明显的感受。但是，文学的主题是永恒的。文学关注的不是成功、繁荣、优秀等等这些带有明显权力色彩的幻象，文学关注的是生命永恒的脆弱。为什么《公民凯恩》在无数次评选中都被选为最佳影片？是因为它表现了权力后面的黑暗。为什么《哈姆莱特》是无数人心目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它揭示了生命本身的虚无。“深圳人”系列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深圳的“边缘人物”（如“文盲”和“小贩”）中心化，而将深圳的“中心人物”（如“老总”和“高管”等）边缘化。这种聚焦的方式应该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事实上，我与你说的新深圳人也有过一些接触，我没有觉得他们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能够撼动人性中那些最基本的范畴。透过他们让我感觉陌生的语言和做派，我总是能够看到我非常熟悉的迷惘和焦虑。事实上，我相信新深圳人“无根”的感觉应该更加强烈，因为移动互联网的缘故，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虚拟的”空间里，这与现实的距离更加遥远……“无根”的状态其实是“现代性”本身的病症，是全球化历史进程本身的病症。
Q：您曾在深圳大学任教，那时候的深圳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深圳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文化生活也极大地丰富，这种发展和丰富会不会消解您笔下的“深圳人”那种普遍的迷茫状态？
A：这是与前面的问题有点类似的问题。“迷茫”是现代人生活的常态，它不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丰富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更何况现代的一切发展和丰富都带有强烈的商业、消费和功利的特征，都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它实际上可能会加深人的“迷茫”感和不安全感。这其实就是现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普遍情况。人类的幸福肯定是与从容、矜持、专注、简朴和宁静等等这些传统的美德相关的，而“现代性”打破了人类生活中精神与物质的平衡，这不是任何制度化的努力可以改变的。
这些年每次回到深圳，我都会对两类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敏感：一是老人。我身边的许多老人曾经也是社会的栋梁，曾经也充满了理想，但是现在他们却变得非常物质，非常功利了。他们远没有我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见过的许多老人那样仍然充满着对社会的热情，依然对人类的未来感到忧患。
二是孩子。与我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孩子相比，国内的孩子太“聪明”了，太“懂事”了，太“势利”了，太“失真”了。我想这是过度教育的结果，我想这是成年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的灾难。老人们的这种状况会让我感觉历史的荒谬，而孩子们的这种状况会让我对未来充满担心。
Q：有人评价说您是深圳出品的最“不”深圳的作家。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您的作品关注的是“普遍人性”，也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这是正面的理解。而从反面看，它可能意味着您的作品并没有表现深圳的真实状况，并没有表现出深圳的真实特色。您对此怎么看？
A：这种评价的确既可能是赞扬，也可能是批评。如果是赞扬，我会回应说评价者不懂深圳；如果是批评，我会回应说评价者不懂文学。前面已经详细谈到我的文学与深圳的关系。不同的写作者有不同的感知方式。“深圳人”系列小说完全是根植于我个人的深圳经验，是我的全部作品中“最”深圳的作品。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立足于普遍的价值观，并且透过生活的表象，挖掘内心的奥秘。好的写作者不会受地理的局限。莎士比亚在伦敦写作，他却是最“不”伦敦的作家。他的大量作品都以他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异域”为背景，如《威尼斯商人》，如《哈姆莱特》。乔伊斯的作品虽然专注于都柏林，他本人却一直在远离都柏林的欧洲大陆上写作，而且对叶芝等人倡导的旨在恢复“爱尔兰”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极为反感，因此，乔伊斯也可以说是最“不”都柏林的作家。在我看来，“文学的祖国”是最自由的天地，它容忍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与狂风一起旅行》
04
深圳人“萍水相逢”的人际关系充满了诗意
Q：现在，我想听您谈谈具体的作品。首先来看一下《母亲》吧。这篇作品以“突然”一词开始，呈现一个普通的少妇对小区里一个与自己平庸的丈夫气质完全不同的陌生男子的痴迷。这让我想起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不过，《母亲》与《伊芙琳》虽都着意挖掘女性的心理，但是它们却有不同的侧重。您能不能谈谈这两篇作品的不同之处？
A：我将“深圳人”系列的英译本献给了乔伊斯，因为它与《都柏林人》有精神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总体性的、气质性的，与具体的作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你将《母亲》与《伊芙琳》做比较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两个主人公的不同之处是很明显的。她们处在女性生命的不同阶段：一个是少妇，一个是少女；她们对未来的态度完全对立：一个充满了向往，一个充满了焦虑；她们与“围城”的关系也不一样：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一个很想出去，一个不敢进来……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两个主人公心理的乱麻最后虽然都是被快刀斩断，两位作者使用的刀法却完全不同：乔伊斯最后是给伊芙琳注射了“麻醉剂”，而我是用悬念将母亲痴迷的对象强行带走了。我不知道，生活的突变会不会对两个主人公的未来造成不同的影响。
Q：我发现“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中，不同篇目之间的人物会有一些有意思的联系，这应该是您故意设置的吧。如《女秘书》的主人公是“出租车司机”的顾客，而《两姐妹》的主人公是《剧作家》主人公的邻居……这种设置的意图是什么？
A：不少读者也注意到了这种设置。我的意图是想通过这种联系，来强调人物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共时性”。我原先甚至还想过在每一篇作品里都安排这样的联系，后来觉得那过于刻意，也很难做得合乎情理，就没有勉强为之。记得刚从内地来深圳，对这座城市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奇。内地的许多人都住在“大院”里，彼此之间的家底都非常清楚，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我发现深圳人住在“小区”里，邻居之间没有太多的交往，人际关系中也没有历史的局限，因此也就比较单纯。这种状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变化，因为“小区”的管理正规起来了，邻居间开始有了一些互动。而随着“微信朋友圈”的出现，现在的人际关系当然又就完全改变了。
“深圳人”系列小说就是建立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那种“小区”生活形态之上的。这种生活形态对《母亲》《文盲》和《剧作家》等篇目都至关重要。我个人非常反感复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反感以利益为标杆和以权力为中心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是腐化的温床。而我的人物之间那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在我看来充满了诗意。你提到了《女秘书》，我要趁机补充一句，出于篇幅上的考虑，它与《同居者》和《文盲》等三篇没有收入“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
Q：我还想提一下《小贩》，这个作品的结尾处，“小贩”的再现不仅没有让一直对“小贩”充满同情的叙述者欣喜，反而使之非常失望。叙述者“我”宁愿“小贩”已经死去，而不愿看着他继续在世界上遭受屈辱。我觉得这个结尾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您好像相信卑微的“小贩”不可能从深圳消失？
A：我曾经说过《小贩》是我用“三十三年时间”完成的作品。这不仅意味着这篇作品是经过时间不断洗刷之后形成的晶体，还意味着“小贩”这个形象本身也是一种象征。他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而他们又最容易被社会和时代忽略，尤其是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和纸醉金迷的时代忽略。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深南东路尽头的文华花园。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黄贝岭一带那些曾经的陋巷里观察人们的生活。最底层的人很容易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他们不可能从社会的肌体上消失，更不应该从文学的记忆里消失。《小贩》这篇作品纠缠着历史、现实和梦想。它让一个最底层的人与文学共存，与深圳共存。它是我最喜欢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作品，它也是我与翻译者Darryl Sterk讨论得最多的作品。我们要确保它在翻译过程中的天衣无缝。
《遗弃》
05
文学对激发西方读者对深圳的兴趣能起到神奇的作用
Q：我注意到“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没有沿用原来的书名，而是选用了Shenzheners（“深圳人”）这样一个对英语读者完全陌生的新词来做书名。可以不可以理解您这是“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对用文学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深圳形象，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A：文学不是博览会和促销会，传播城市的形象并不是它的责任。但是，文学一直是保存和传播城市形象的最重要的方式。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城市都有与它密切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我们都熟悉雨果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乔伊斯的都柏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而关于纽约的作品更是多如牛毛。保存在文学里面的城市会比城市本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有无数的铁证。
我于1992年夏天（也就是在深圳定居之后不久）第一次跨出国门，记得当时与我交谈的大多数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我居住的城市，我只能用香港来做参照，这让我感觉非常尴尬。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深圳的知名度当然是大幅提高了，但与它在中国的现实地位相比还是很不相称。从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推广Shenzheners过程中的经验看，文学对激发西方读者对深圳的兴趣能够起到很神奇的作用。
Q：这种神奇的作用，在您与西方读者具体的交流中有没有体现？
A：我今年三月份去伦敦，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两场小型活动。两次活动的主题都不是关于Shenzheners的，但是每次提到这部作品的时候，听众都有热烈的表现：他们好奇我呈现深圳的独特方式，他们也好奇这部作品与英语文学经典《都柏林人》的神秘联系。而六月初，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一次文学节上，Shenzheners首次与读者见面。我关于作品的推介活动吸引了不少的听众。活动之后，有好几位读者马上到出版社的摊位上购买了样书。
其中一位购书的读者告诉我，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加拿大政府谈判代表曾去过深圳。她说深圳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刚才关于深圳和Shenzheners的介绍激起了她强烈的兴趣。没有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她的邮件。这是我收到的关于Shenzheners的第一封“读者来信”。她说她当天晚上就读完了这本书。她说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够引起她的共鸣。她说她欣赏我对生活“娴熟、有力又质朴”的呈现。她还说她要呼吁加拿大更多的出版社来出版我的其它作品。
Q：那加拿大的业界对这本Shenzheners又有什么反应呢？
A：Shenzheners正式出版的日期是9月9日，现在还只有亚马逊网上的预售和在一些活动现场做的样书销售。更多的反响要等到书正式上市之后才会出来。现在来看，加拿大出版界和文学界的反应是积极的。加拿大出版界最大的专业刊物Q&Q刚出版的这一期已经将这本书作为“中国的《都柏林人》”做了推荐。下一期还将登关于它的正式书评。而刚刚出版的MRB（《蒙特利尔书评》）第50期上，已经刊出了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书评对Shenzheners评价很高，称它是“关于生活困境的诗”。
不久前，我有幸被邀请在《蒙特利尔书评》组织的活动上朗读了这本书的选段，而我的出版商带去活动现场的样书也当场销罄。还有，我也继续收到了一些文学节的邀请去谈论和朗读我的作品，这其中包括在加拿大最具国际影响的“温哥华作家节”（我将在文学节期间做两场朗读）。突然之间，Shenzheners将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我希望我笔下的“深圳人”，能够让这个世界里的读者享受到阅读的快感。
图片由薛忆沩本人提供
薛忆沩
作家。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曾任教于深圳大学，2002年移居加拿大。曾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与马克·波罗同行》等。
文章有点长，
感谢您读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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