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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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四）

From 学术plus 学术plus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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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都从不同视角对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了认知。今天，向您推荐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和您一起来认识另一种新战争理论——“混合战争”。本文选自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高级军事学系的研究生论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国陆军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进行翻译，内容仅供学术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编译：计宏亮

第二章由古推今：毛泽东和淮海战役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军事指挥家、领导人和理论家，抓住了人民战争的实质。对于毛泽东而言，革命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之路，人民战争是革命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实力在于人民动员，革命能否成功依赖于人民动员。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完全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建构现实。然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中的思想方法能不能展现出当代混合战争概念的几个特征？

本节讨论毛泽东和他的下属指挥官粟裕和刘伯承在淮海战役（1948- 1949）期间行为是否符合混合战争和混合思维方式的特征。我们认为，淮海战役表现出了混合战争的部分特征，并且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的战役作战方法也表现出了混合思维方式的特征。本节对淮海战役及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军事理论的联系进行分析，目的是想找到在这场战役中的混合思维方式证据。为了分析这场战役，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清楚战场环境和敌对势力的社会构建现实。

地图1. 华东政区图

来源：Gary Bjorge, "Compound Warfare in the Military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Huai Hai Campaign"

从1921年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CCP）致力于在共产党统治区闹革命，团结和解放统治区的平民。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争相填补权力真空（关于当时的作战环境和政治边界，参见“地图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着手抓住这一机遇，在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统治。从试图在农民群众中树立革命理想，打败国民党部队之日起，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就面临着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最初将他的革命行动集中在内陆地区，发动中国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基础，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信奉并照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动城市工人闹革命的模式，因此导致毛泽东的力量被打败。在打决定性的阵地战，争夺城市控制权和影响城市工人群众的同时，毛泽东失去了与内陆地区根据地的密切联系，并且与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为了避免被消灭，毛泽东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前往中国北部建立新的根据地。长途跋涉大大消耗了毛泽东的资源和人力，但日本军队攻入满洲国（译者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了新的动机和威胁，毛因势利导，重新点燃了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热情。

中日战争制造了潜在的机遇，毛泽东认识并利用了这些机遇。在长征结束和日本侵入中国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处在了中国动乱的风口浪尖上。新根据地的创立，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在中国北部山区重新发展壮大，但这支队伍在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面前仍然脆弱不堪。在这个节点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按照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人民战争包括创建地方组织和军事组织，这些组织动员中国农民群众中的潜在力量参军入伍。此外，毛泽东还形成了他的持久战思想，把革命战争划分了三个阶段。毛泽东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的创举，为后来的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安托尼·卜思凯（Antoine Bousquet）的“在动乱的风口浪尖上充分利用复杂性”这一想法提供了范例，他假定“在动乱的风口浪尖上”或者“在已经僵化的稳定和乱成一团糟的动荡之间的狭缝里”，恰恰是复杂的适应性强的结构成长壮大的地方，是出现持久变革的地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战思想，充分利用复杂性开创了在中国的持久变革。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了他们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并在中国内战第二年，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相对优势地位。

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战斗力相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基本上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处于优势地位。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期间，国民党军队将毛和共产党军队逼到了严密防守的境地，几乎在长征开始前将共产党军队消灭。在1945年夏打败了日本军队后，国军在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对共产党军队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产生的影响，使得国军取得了另一个相对优势地位。国军的胜利迫使毛和他的共产主义者们放弃了对1800万中国人口和120,000平方英里领土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军队现在进入了战略防御，但1947年下半年是中国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人力和物力代价。另外，国民党军队不再像以往那样坚定，并且未能削弱毛泽东在内陆地区的根据地。到了1947年底，国民党军队进入了相对不利地位。共产党军队反击的时机成熟了，最终把国民党军队的主动权和优势逆转到了共产党军队这边。

地图2. 1948年11月24日到1949年7月10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地图

来源：Dr. Gary Bjorge, "Compound Warfare in the Military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Liberation Army’s Huai Hai Campaign"”

毛泽东和他的下属指挥官粟裕制定了政治和军事目标，并进行了目的、方法和手段分析，主要制定了需要以方法和手段来达成的全局战役方法。这个全局性方法还充分利用了战场环境的倾向（势），或者说自然趋势和潜力。毛泽东和粟裕的战役政治目标是在黄河和淮河之间消灭长江以北华中平原上的国民党军队，为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华中地区国军力量的削弱，势必使得根据地连通起来，并且使得华东野战军（ECFA）能够与中原野战军（CPFA）更加紧密地协作。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译者注：实际上是代司令员）可以说是战场战役的作战艺术家，他制定的目标是消灭国军第七军以及参战的任何其他国民党军队，并占领徐州这个连通根据地的关键城市。粟裕达成这一军事目标的最优方法，是让国军顺势机动到隔离口袋中，然后包围并各个击破（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动示意图，参见地图2）。粟裕实践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系统性地利用了主力和地方力量、集中起来的游击队、民兵自卫力量和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组合去实现他的军事目标。毛泽东和粟裕希望该战役的战略结束状态是彻底消灭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建立徐州根据地，加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之间的协同。这一相对优势地位可以为打击长江以南并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创造出条件。

蒋介石的下属指挥官杜聿明制定了军事目标，也进行了目的、方法和手段分析，但他未能充分利用中国的真正实力基础——动员农民群众，而且未能从全局角度看待这场战役。蒋介石对这场战役的政治目标是“阻止共产党军队胜利的上升势头，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此外，他还希望阻止“共产党军队向南朝长江流域的扩张。”杜聿明的军事目标是在中原地区消灭共产党军队，并有效反击共产党军队实现局部优势、隔离国民党军队和各个击破国民党军队的战役。然而，杜聿明的作战方法对如何消灭共产党军队仍然停留在传统理解上，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创造性地变革了中国战争的范式。

杜聿明面临的重大困境是群众战略对分散战略，而这种情况在与混合敌人作战时是司空见惯的。为了打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国军需要分散在宽阔的前线上进行防御。然而，分散抵消了国军对付群众或集中火力的能力，分散容易被分别隔离和包围。杜聿明决定使用“锤砧”战术来对付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他集中力量牵掣住锤头（机动部队）和铁砧（防御部队）之间的共产党军队，意图隔离并各个击破共产党军队。此外，杜聿明给他的部队下达任务，集中火力在铁砧区域形成防御作战，并且机动兵力在锤头区域进行决定性的进攻作战。但是，他的作战方法不但未能打败共产党军队的主力，即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反而使一些较大目标容易被共产党军队隔离和包围。

在淮海战役结束时，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完胜，对中国内战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产党军队消灭了国军五个军，大约250,000人，同时缴获了大量物资弹药由此，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华中平原地区取得了物质上的相对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对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形成了威胁，并且建立了一个进攻长江流域的中转区。毛泽东和粟裕的战略、作战方法和淮海战役的实施达成了决定性效果，这能否让我们得出一些关于当代混合战争的见解？

中国军事史学家盖瑞·博甄（Dr. Gary Bjorge）说过，“淮海战役是一次大规模复合战。”博甄博士的复合战论据主要是毛泽东的“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的三层结构”。淮海战役期间，正规力量和非正规力量、民兵自卫队和农民群众的影响和努力结合在一起，使得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博甄博士把他的论据做了扩展，认为当代复合战概念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可以相提并论。正是在这里，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这场战役中出现了混合战争元素。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符合当代混合战争的实质。美国陆军的TC 7-100，《混合威胁》认为，“混合威胁会使用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常规和非常规组织、装备和战术来创造出多个困境”，在与混合威胁作战时，这些困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与此相似，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一个由正规力量、非正规力量、民兵和动员起来的平民的组合，它千变万化，不断变换形态并且适应性强，让国军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无法自拔。此外，US ADP 3-0，《联合陆地作战》，目前把混合威胁定义为“正规力量、非正规力量、恐怖主义力量和犯罪分子的动态化、多样化组合，或者所有这些力量和犯罪分子联合起来为达成某种互利目的而形成的组合。”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明确将正规力量、非正规力量和民兵力量结合在一起来产生协同效应，但是组合没有出现犯罪分子这个组成部分。没有历史证据表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直接包含了犯罪分子。但是，历史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论据，无论人民战争是否包含别的什么组成部分，都未能影响战争的结果。

淮海战役期间把中国农民群众动员起来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代表着1948-1949年中国的一个混合威胁范例，当代犯罪分子能实现同样的作用和影响。在当代混合威胁构造中所包括的犯罪分子，可以介入全球犯罪活动，比如贩卖和走私毒品、武器和人口，从中获得资金用于混合威胁所需的训练、装备和配备人员。淮海战役期间，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训练、装备和配备人员。充满中国革命热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积极投身到了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健康任务中。他们为军队招募新兵，运输粮食和弹药，疏散伤病员，挖掘防御工事，修建训练基地，并激励人们用个人的牺牲来继续进行革命事业。毛泽东和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1948-1949年中国环境下的一个完美的混合战争典范。然而，毛和粟的人民战争和作战方法实际上是战争中混合思维方式的典范，部分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军事理论。

混合思维方式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全面认识军事战役，二是作为一个较大的环境体系的一部分，存在于当前战略背景范围内。在战役期间，毛和粟的总体战略和战役作战方法展现出了这些混合思维方式特点。粟裕的想法是迫使或允许国军机动进入隔离口袋，然后扎紧口袋实施包围和歼灭，这个想法反映的是对较大战役/环境系统的坚定认识。另外，这个想法还反击并利用了国军的锤砧战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战思想、手段的建立及其在淮海战役中的运用方法，是毛泽东在动乱边缘逐步形成的一个与中国内战有关的概念。

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发动一场革命战争；战争的模式不是俄国模式。此外，毛泽东认为，“综合考虑战争形势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形成战争形势全局”。他在文中提到了全局看待战略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战争中所有变量的综合。这种综合必须体现在军事指挥官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中。他在下面一段话中建立了这种联系，“属于全局性的形势眼睛是看不到的，只能用心去想”，并强调要善于学习。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思想对背景、思考和学习加工后的合理产物。

混合思维模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它会寻找潜在的机会，或者说寻找能变成机会的可能，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探索现有的机会。探索潜在的机会可以追溯到孙子和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势”。孙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军事指挥官和理论家，他认为，“故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盖瑞·博甄将孙子的表述理解为一种能力，“能够预测未来；能够看到不断发生的各种事件中的内在可能性；能够塑造各种事件，从而使可能变成机会；能够抓住这些机会，为我所用。”博甄的解释指出了本文所说的混合思维方式的实质。

此外，盖瑞·博甄的思想也解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官粟裕和刘伯承在淮海战役中试图实现的目标。他们在较大范围内展示兵力，改变了潜在的机会，从而把国军第7兵团和第12兵团“调动”到了分割包围圈中。在隔离了国军这两个军团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采用围歼战术将其各个击破。粟裕和刘伯承的行动，正如中国古代孙子所说，“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从本质上讲，粟和刘调动了敌人，而未被敌所调动。

归根结底，这些行动和表述的本质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的一个概念，“势”。“势”强调的是要弄明白一个系统中的倾向、已有的能量和势头。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大卫·赖（David Lai）认为，“势”在中国围棋中强调的不是每个棋子的得失，而是“基于近乎无限的组合数量和替代方法”，分析每个棋子的“无形和潜在的力量”。围棋这种战略包围游戏，强调的是策略和棋子的无限种组合。下棋时，棋手并不寻求决战或袭击敌方的重心（COG），而是利用人类的无限想象力在棋盘上的空间施展谋略，逐渐抵消对方棋子的战略潜力。从这一点看，棋子的使用是有前后关系的，而不同组合的数量是无限的。

当运用到军事作战上时，法国汉学家、有效性和倾向性理论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把“势”与兵力部署中的潜力联系了起来。他解释了真实的军事倾向如何从“部署产生的潜力”中浮现出来，并且为了产生更多的潜力，怎样随着战场环境的发展不断调整军力部署。毛泽东、粟裕和刘伯承在淮海战役中的行动就是“倾向”在军事上的实际运用。这些概念对于混合思维方式机器在美国陆军作战艺术中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8-1949年的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战役中，共产党军队消灭了国军五个军，确保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原地区的自由机动，并为打过长江打下了基础。毛泽东和他的下属指挥官取得胜利的关键，是淮海战役中采取的战略、作战方法和战役实施。毛泽东的战略和作战方法的中心是人民战争思想。这种“人民战争”运用了托马斯·胡博尔的复合战概念，并且经过后来的发展，还反映了当代的混合战争概念。然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下属指挥官的思想和行动支持了混合思维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这些思想和行动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哲学。混合思维方式的关键，是用背景以及作为一个较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一场军事战役的全局性观点来培育和利用这个环境中的倾向（势）和机会。

本书将以半岛战争（1807- 1814年）为例讨论混合战争的存在和欧洲背景下的混合思维方式。尤其是在葡萄牙防御战中威灵顿（Wellington）和他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Torres Vedras）（1809-1811）的概念形成、计划和实施，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深入了解混合思维方式对西班牙防御战重创拿破仑军队所起的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