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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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六）

From 学术plus 学术plus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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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都从不同视角对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了认知。今天，向您推荐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和您一起来认识另一种新战争理论——“混合战争”。本文选自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高级军事学系的研究生论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国陆军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进行翻译，内容仅供学术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编译：计宏亮

第四章持续抵抗：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纳斯鲁拉

“真主党把他们在以色列袭击面前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称为“神圣的胜利。”

——威廉姆·埃尔金（William M. Arkin），《神圣的胜利》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7月12日–2006年8月14日）或者黎巴嫩人所称的“七月战争”是距离现在最近的混合战争和混合威胁的一个最佳典范。（译者注：实际上有关混合战争讨论最多的案例是2014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战争期间，真主党将常规和非常规作战行动与信息时代用先进的精密武器武装起来的游击队结合在一起，在34天的冲突中实现了决定性的结果。他们运用混合思维方式，不仅使以色列国防军的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设想最终流产，而且扩展了冲突的时间和空间，并导致战争结束时未能分出胜负。双方对战争结果的表述大相径庭。真主党认为自己在与军事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真主赐予的胜利”。而以色列领导人则宣称以色列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胜利，遏制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无节制发展。

本章内容分析了真主党领袖萨义德·哈桑·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和真主党排名第二位的领导人、2006年时的真主党军事组织指挥官伊麦德·法耶兹·穆戈尼亚赫（Imad Fayez Mughniyah）在战争中采取的行动在中东背景下是否具有混合思维方式的特征。本文认为，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大规模攻势作战过程中，真主党采取的挫败和抗击以色列敌人的方法，其概念化、设计和计划运用了混合思维方式。真主党利用混合思维方式，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持续抵抗作战概念，其中充分考虑了战略背景，制定出了以倾向性（部署产生的潜力）为重点的全局性方法，并充分利用了动乱边缘的复杂性。除此以外，本节还将解释以色列空军军官，以色列国防军原指挥官以及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丹·哈鲁兹（Dan Halutz）中将如何基于一份有错误的战略评估报告制定了战争的战略和作战方法。与前文对淮海战役和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战役分析一样，我们有必要首先交战双方的元叙事和社会构建现实。真主党和以色列的这些背景现实确立了他们各自的战争目的以及达成目的可能运用的军事方法。

从建党开始，真主党就一直是一个什叶派组织，他们的宗旨是与西方（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国）永远作斗争，直到打败西方。它与伊朗什叶派激进分子和叙利亚之间的合作也给真主党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指导。真主党是在黎巴嫩南部人口较多、贫穷并且不受重视的什叶派穆斯林中发起成立的。除了有相当部分人口被剥夺了公民权之外，黎巴嫩还一直是一个战场和冲突区，内外多种势力争相抢夺优势。这为真主党的创立创造了极佳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在黎巴嫩南部掀起反抗什叶派穆斯林被边缘化的激进运动。最初成立时，真主党主要以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表示，后来逐渐变成了带领什叶派穆斯林以合理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在黎巴嫩和中东的困境带给他们的愤怒和挫败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真主党的基本原则就一直是不懈斗争，最终消灭以色列，解放耶路撒冷。这种斗争还带来了对美国的强烈敌意以及主导中东的愿望。真主党希望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然而到1990年，由于黎巴嫩内外部形势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真主党不得不调整了他们的组织文化和结构，以维持它的相关性。

在斗争中，真主党从一个单纯追求激进的什叶派伊斯兰教义和恐怖主义的组织，逐渐转型成了一个致力于抵抗的组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真主党开始进入黎巴嫩国家体系的大框架中。他们启动了“黎巴嫩化（Lebanonization）”进程，重点是从激进的恐怖组织转型成一个参与黎巴嫩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社会运动组织。很自然地，真主党逐渐分出了政治、社会和司法等分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主党日益融入到了黎巴嫩国家机器中，并且真主党的军事分支正式加入到了黎巴嫩的国防机构和抗击以色列的战略中。真主党的军事分支从一股恐怖力量转型成了对以色列具有威慑力的一只抗衡力量，一个黎巴嫩用来补偿自己在常规力量上的弱势的“智能武器”。为了拓展这一理念，纳斯鲁拉构思了一个战略叙事，其中表述到，真主党是黎巴嫩防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强力威慑的一个典范，是持续抗击以色列地区战略的一种形式。自从以色列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后，作为威慑和抗击以色列的一种形式，真主党的这种表现为了后来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创造了条件。

从2000年到2006年开战前，利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形成的时间、物理和认知空间，真主党积极主动地为下一场冲突做好准备。在这段时间内，真主党形成并运用了“暴力实体论”（或者称为“暴力的逻辑和现实”）思想来持续威慑和抗击以色列。在2000年和2006年之间，真主党采取各种方式抗击以色列，他们劫持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袭击以色列国家哨所，向以色列城市发射火箭，并指派巴勒斯坦人实施恐怖行动。除此以外，真主党利用伊朗和叙利亚提供的支持和资源，为以色列实施下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做好了准备。通过运用综合攻防战略，真主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实现战略适应力上。从进攻方面看，真主党积累了大量火箭弹，预计总数超过20,000枚。有了这么大数量的火箭，在未来的冲突中，真主党就有能力实施持续的远程火力战役，给以色列本土造成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损失。与此同时，真主党还制定了一套精心策划、彼此协同的黎巴嫩南部区域防御和纵深防御计划，使得黎巴嫩军事力量能够生存下来，并消耗和最终战胜以色列国防军的攻势作战。这一防御计划主要依靠在城区环境下预先构建战斗阵地，并训练游击队使用先进武器。本质上，真主党建立了一个潜在的恐怖攻防平衡，随时准备用来战胜以色列国防军的大规模袭击。

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和以色列国防军基于1999—2006年之间发生的各种地区性事件，认为他们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形成并固化了以色列国防军对中东的未来战争和以色列的军事机器的看法。美国发起的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和伊拉克战争（2003），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技术先进的精密致命火力（基于空中以及基于海面和地面的武器），这使得以色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力提升先进军事技术，是打赢未来战争的革命性途径。这一思想转变，对准的是网络中心战，利用精密打击火力，并基于空中绝对优势来击垮敌人战斗意愿。最重要的是，第二次阿克萨起义（al-Aqsa Intifada）（2000-2006年）期间，低层次的巴勒斯坦抵抗和恐怖行动使以色列军方内部把行动重点转向了维稳、占领和反恐行动。在只有低层次冲突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们开始把以军的训练、人员配备和装备重心转移到了维稳行动上，忽视了把武器机动和常规战结合在一起这一策略。这些条件，加之美国在伊拉克旷日持久的驻军，给以色列造成了一种安全和平的错觉。他们开始展望这样一个美好未来，中东地区和全世界在较长时间里不会再有大型作战行动。在未来，以色列的军事主导权、军事威力和军事优势能够有效遏制敌人，防止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战争。地面力量的作用现在需要尽快转移到低强度维和/反恐作战行动上。

对未来中东安全环境的这种混杂表示，使得以色列国防军领导建立了一套新的应对未来战争的战略作战思想，并将其制度化。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军事思想概念框架”，重点是“战役逻辑”（campaign rationale）和“意识燃烧（consciousness burning）”两个认知概念。制定这个新框架的总体目的，是建立有关打击敌人体系的基本逻辑依据的一个创新概念。根据“系统作战设计（SOD）”概念，军事战役的组成包括充分利用“物理表象和认知表象来影响而不是去摧毁敌人的意识。”根据这一思想，胜利是战略上致敌瘫痪的结果，是影响“敌人体系的逻辑依据，并致使敌人保持战斗的动机和能力瘫痪”的结果。尽管这个范式转换战略作战概念对于未来的作战有潜在意义，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对未来安全环境的错误评估削弱了这一概念的优点，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系统作战设计（SOD）”所针对的对象不明。在这个新的作战框架内，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通过精密空中力量来实现的远射/远程火力的战术部署上，而不是组合武器的部署上。

在这种新的作战概念中，地面力量的作用使得以军实质上成了支援和从属力量。他们现在主要致力于非正规战、维稳、占领和反恐作战，与对付巴勒斯坦人起义（Intifada）没有区别。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训练经费减少，防御力量的主要部署又依赖于技术先进的基于空中、地面和海面火力，以色列国防军有许多高级军官开始相信“跟起义的巴勒斯坦人打仗就是训练。”以色列领导人的这种错误想法导致以军在组合武器机动和常规战方面缺乏训练。以色列招募的新兵开始相信在以色列领土上的冲突就是全面战争。对未来战的这种歪曲认识以及基于非常规战的作战思想，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失利。

2000年以色列国防军从黎巴嫩南部完全撤军后，萨义德·哈桑·纳斯鲁拉制定了未来在地区战略背景下应对与以色列之间大规模冲突的政治目标。纳斯鲁拉虽然永远致力于摧毁以色列，解放耶路撒冷，打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但他近期政治目标的主题定位为持续不断的抵抗。总体上，纳斯鲁拉希望采取措施使以色列国防军无法摧毁或打败真主党，以此来保卫黎巴嫩南部，防止以色列重新占领该地区。另外，纳斯鲁拉还希望惩罚以色列过去在黎巴嫩和整个中东地区犯下的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暴行。从本质上讲，纳斯鲁拉想要在未来与以色列的冲突中实现真主党的胜利，并形成有效的遏制能力来永久削弱以色列的实力，防止以军再次侵犯黎巴嫩南部。

依据这些政治目标，萨义德·哈桑·纳斯鲁拉和伊麦德·法耶兹·穆戈尼亚赫制定了一个应对未来与以色列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军事目标，同时进行了目的、方法和手段分析。通过调整真主党的力量在黎巴嫩南部地形范围内的部署/排列，他们的作战方法充分利用了背景、复杂性和倾向性。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的军事目标是在真主党不能被打败的前提下，成功防御黎巴嫩南部并形成有效的威慑能力，防止将来以色列再次入侵。达成这一目标的一个创新性方法，是将以黎巴嫩南部的区域防御、纵深防御为重点的攻防战略和升级版的二战的战略轰炸战役概念结合在一起。为了实施区域防御作战，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调用黎巴嫩南部的精锐/正规的真主党战斗人员、农村/非正规的真主党战斗人员和男性农民/什叶派穆斯林等一切可用手段，“用最实际的付出——他们的商店，他们的家园，甚至他们的树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真主党调整后的战略轰炸战役使用伊朗和叙利亚提供的高技术火箭和导弹，通过密集发射方式轰炸以色列平民目标。在与以色列的未来大规模冲突结束时，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展望的军事结束状态包括黎巴嫩南部的成功防御，因而成功阻止以色列再次占领这一地区。另外，倘若以色列国防军未能决定性地打败真主党，再加上以色列全国上下的恐惧感和对火箭持续密集轰炸的易受攻击性，因此会形成有效的威慑力，阻吓以色列未来再次入侵，并防止他们在这一地区实现他们的未来战略目标。

丹·哈鲁兹（Dan Halutz）中将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了技术而不是“系统作战设计（SOD）”思想的精髓。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确定的以色列国防军的政治/战略目标是：送回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摧毁真主党，迫使黎巴嫩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加强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应对袭击的威慑力。为了达成这一政治目标，哈鲁兹精心制定了战争的军事目标，要求攻入黎巴嫩南部，摧毁真主党，迫使黎巴嫩变成一个与真主党相比更负责任的行为体。哈鲁兹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是通过空战袭击各种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目标，迫使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向以色列低头。为实现这一目标，哈鲁兹可资利用的手段是以色列国防军联军联合部队，但基于奥尔默特的指导意见，最初的计划是使用以色列空军。

起初，这个以战术空中力量为中心的作战方法取得了成功，在“比重行动（Operation Specific Gravity）”期间，以色列空军成功摧毁了真主党的一大部分远程和中程火箭能力。然而，随着真主党的战术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扩大冲突，以色列的作战方法未能有效削弱真主党的短程喀秋莎火箭的威胁，也未能有效摧毁真主党在掩体中的防御阵地和力量。最终，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让准备不充分的地面部队介入。以色列军方的努力未能奏效，直到战争结束，以色列军方不过是占领了部分黎巴嫩南部领土，消灭了部分真主党战斗人员。总体看，在联合国停火协议签署时，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都未能完全实现以色列的政治或军事目标。

既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又未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以色列在战争结束后检讨了原因。为了确定战争失败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一个维诺格拉德（Winograd）委员会，由退休法官埃利亚胡·维诺格拉德（Eliyahu Winograd）领导。该委员会对战争期间军事和政治官员的准备和实施工作进行了深入分析。委员会最终报告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以色列国防军设想的战略评价和未来战斗表述有缺陷，这些设想是他们依据自己六年的低层次冲突经验制定出来的。基于这一评价，他们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为的是应对有限的应急作战行动，而这只是冲突/军事作战行动范围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一点清楚地写入了新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概念，未能组织起来应对以色列可能面对的全范围挑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