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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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七）

From 学术plus 学术plus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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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都从不同视角对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了认知。今天，向您推荐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和您一起来认识另一种新战争理论——“混合战争”。本文选自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高级军事学系的研究生论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国陆军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进行翻译，内容仅供学术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编译：计宏亮

系统作战设计

尽管“系统作战设计（SOD）”的全局性和系统性军事作战方法有可能会运用在以色列国防军在未来冲突中的作战行动上，但是，在新的作战概念范围内，这份有缺陷的战略评价过于依赖技术，尤其是空中力量。在现代的局限性和限制条件下，战术部署的空中力量和远射火力极难单独达成决定性的效果。以色列国防军得出的教训是，在人类战争条件下，根本不存在什么银质子弹（译者注：专指新技术）或超常技术解决方案。哈鲁兹的以空中火力为中心的作战方法与这种银弹方法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通过人为塑造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的意识制造了一种“胜利景象”而已。依赖远射火力来实现的高压政策，在现实中是难以奏效的，这是因为，通过高压政策迫使敌方调整自己的做法，能否达到目的主要取决于敌方对军事行动或军事行动威胁如何认知。从本质上讲，高压政策是否有效主要在于目标如何看待这个政策。维诺格拉德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轰炸）黎巴嫩境内可识别度高的目标，既不能改变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意愿，也不能迫使黎巴嫩政府来束缚住真主党（的行为）。”当以色列国防军意识到应该放弃现有的仅适合于应对巴勒斯坦起义和低强度冲突的未来战争理论时，他们已经被这种认知惯性拖入了泥潭。

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真主党的混合思维方式战胜了以军的现有理论。真主党的行动是混合威胁的一个典型缩影，从本质上符合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所说的以及美国陆军条例中的混合威胁概念。在整个战争期间，真主党将正规力量、非正规的农村卫队和来自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农民与先进技术常规武器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除此以外，真主党还利用遍布全球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包括毒品走私、伪造货币、盗窃和诈骗，积累后筹措资金。真主党本身就是混合威胁。无可争辩的是，真主党是混合威胁的最佳典范，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是混合战争的最佳典范。但在这一表述之外，我们还能想到些什么？与淮海战役中的毛泽东和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中的威灵顿一样，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的未来战作战方法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方式特征。

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混合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关于抵抗的概念和表述。纳斯鲁拉曾经说过，“我们所说的胜利是以抵抗力量生存为前提的胜利。只有我们的意志未被消灭，就能称其为胜利……只有我们在军事上未被打败，就能称其为胜利。”对于真主党而言，抵抗和永无休止的斗争为他们的军事作战行动和真主党组织创立了组织逻辑。纳斯鲁拉和真主党关于抵抗的元叙事流露出了他们的混合思维方式。它结合对背景的理解、呈现基于倾向性的一种全局性作战方法，并且考虑动乱边缘的复杂性来达成胜利。

抵抗是黎巴嫩、以色列和中东地区关于未来军事作战行动的战略背景的综合体现。在以前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爆发的两次较大规模军事冲突（1993年7月25-31日的“问责行动（Operations Accountability）”和1996年4月11-27日之间的“愤怒的葡萄行动（Grapes of Wrath）”）期间，纳斯鲁拉和他的追随者们提前获得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的情报。他们利用这些情报构建了这一区域的纵深防御计划。另外，他们还认识到，向以色列北部连续发射喀秋莎火箭是以军无法压制或反击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些火箭弹密集发射，炸毁了以色列许多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民众和军方对伤亡的厌烦。纳斯鲁拉这样解释这一现实，他说，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和重武器”，但在现实中却“比蜘蛛网还弱。”在他看来，以色列外强中干。纳斯鲁拉公开声称“我们（真主党）已经运用喀秋莎这一手段开创了一种恐惧平衡，可是从军事科学上讲，喀秋莎如同一把水枪。”这一表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实，真主党向以色列城市连续密集发射喀秋莎火箭而以军无法压制，这产生了潜在的影响。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这种方法更加奏效。其间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3,790多枚火箭，包括战争最后一天发射的250枚。这些火箭总计炸死了42个以色列平民，炸伤4,262个以色列平民，另外还有2,773因惊吓和焦虑而入院治疗。

在运用到建立地面军事行动的概念时，纳斯鲁拉以抵抗为总体框架，基于无休止斗争的倾向性，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作战方法。通过抵抗这条主线，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不断地在作战环境范围内重新部署力量和装备，创造机会加以利用。正如本章前半部分所述，通过把正规和非正规力量与游击战术和先进技术常规武器结合在一起，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成功地重新布置了真主党的作战形式。这种作战模式充分利用了以军应对巴勒斯坦人起义和未来低层次冲突的2000-2006训练、人员配备和装备配备样式。以军的这一样式，不是原来仅应对武装叛乱时的样式，因为武装叛乱很容易在开战伊始便被消灭。以军这一样式的初衷，是打击用反坦克制导武器（ATGM）武装起来，占据地形和保卫阵地的正规和非正规力量。

地图4. 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防御作战覆盖图

来源：Matt Matthews, We Were Caught Unprepared: The 2006 Hezbollah-Israeli War

在把重新部署后的力量展开前，真主党还改变了黎巴嫩南部的地形，用民用基础设施和非战斗人员来保护真主党军事力量，即战术上所谓的“作战掩护。”真主党充分利用了以军沿着某些大街逼近防御阵地和交战区的自然倾向（如图4所示的真主党的防御带），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了复杂的防御带，并构建了许多加强防御阵地、地下指挥节点和支持设施。沿着以军逼近时有可能使用的街道，真主党还设立了交战区、伏击阵地和反坦克制导武器（ATGM）发射阵地。真主党不按常规逻辑出牌，在平民家里和民用建筑物里构建防御阵地和先进技术武器发射阵地。一旦以民用基础设施为掩体，这些阵地就很难被以军摧毁，除非造成大规模附带损失和国际后果。宾特·吉贝尔之战（Battle of Bint Jbeil）以及战争期间真主党击毁40多辆以军坦克就证实了这些战术的有效性。总体而言，真主党的区域防御、纵深防御作战行动延伸了冲突的时间和空间，粉碎了以军运用快速地面战方式侵入黎巴嫩的企图。

为了把外部行为体的认知潜力结合进来，真主党利用互联网和媒体实施信息舆论战，让全世界看到以军在战争期间的暴行。真主党通过媒体传达出这样的景象，以军把医院、救护车、学校和清真寺当成打击目标。国际媒体大肆报道战争带来的间接损失和平民伤亡，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外部支持，促使联合国出面说服双方停火。通过将冲突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到黎巴嫩边境和中东地区以外，真主党找到了另外一条达成战争目标的创新性途径。

当真主党把各种力量和装备结合在一起后，对这些力量和装备的战术运用完美解读了弗朗索瓦·于连所说的军事倾向性，“部署产生的潜力”，并充分利用了作战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潜在机会。于连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势”这一概念的扩展，他由此得出结论，真正的军事倾向来自于“部署所产生的潜力”，并且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部署，可以产生更大的潜力。于连所说的“部署”“包括物体的具体形状……以及临近的形势。”真主党在作战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各种力量、装备的部署和地形外观都重新做了安排，这些全都与于连的概念一致。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不断创新和发现新的方法来持续抵抗，反映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抗击以色列的愿望。真主党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战争方式强加给以军，而不是让以军把他们的战争方式强加给真主党。“按照自己的方式打仗”这一概念，与威灵顿和毛泽东的思想、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制人而不制于人”（调动敌人而非为敌人所调动）的思想有所不同。

纳斯鲁拉的混合思维方式具有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它不仅有军事含义，而且有组织含义。在担任真主党领袖期间，为了在动乱边缘作战，纳斯鲁拉充分利用了复杂性的本质，并且实际上还开创了许多变化。曾几何时，由于黎巴嫩发生的几次地缘政治动荡，真主党差点儿灭绝。它曾经面临政府施加的要求他们解除武装的压力，撤除叙利亚对黎巴嫩政府的直接监管，暗杀主要领导人，以及数量不多的以色列国防军干预。当面临灾难时，纳斯鲁拉把事件作为创新和发展的机会。抵抗叙事（即黎巴嫩化的过程）、真主党转型成什叶派农民的社会运动以及真主党融入黎巴嫩国防结构，体现出纳斯鲁拉利用复杂性战胜了逆境。

以色列情报和反恐信息中心将真主党描述为“一个有着多种个性、在永久紧张状态下存在的多元化组织。”根据所站角度不同，观察家们的看法各有不同，真主党是“在黎巴嫩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组织，一个得到人们认可的政党，一个在黎巴嫩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发展计划的大型非政府派别。”但与此同时，真主党是一个强大和相对自治的准军事组织，人员遍布世界，从根源上与恐怖主义有关。通过它的发展史以及它最终在黎巴嫩声名鹊起，我们发现，真主党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具有适应能力的系统的具体体现，“有着不断变化的不完全重叠的圈子和理念。”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7月12日至8月14日）是以色列和真主党两个力量之间冲突的延续。这34天的武装斗争，有太多的教训值得思考。一个教训是以色列对未来中东安全环境的预想有误。但这场战争成就了真主党，他们一战成名。从本质上看，这个教训是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如何展望和创造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真主党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胜利：一个不被打败；二是给以军创造各种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样式。这场胜利的核心是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的当代混合战争思想和混合思维方式。他们的混合思维方式充分利用了战略背景，运用了基于倾向性（部署产生的潜力）的系统性方法，并充分考虑了动乱边缘的复杂性。基于这种组合，真主党制定了一个宽泛的作战方法和关于抵抗的元叙事，把真主党内部的逻辑组织起来，并把真主党的组织职能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适应性强的体系。

本文最后一章将探讨从三个有关思维方式的案例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共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另外，本文还将对混合思维方式对美国陆军及其作战计划人员在准备未来混合威胁之战时的含义做出评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