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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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都从不同视角对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了认知。今天，向您推荐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混合战争理论研究 ：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和您一起来认识另一种新战争理论——“混合战争”。本文选自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高级军事学系的研究生论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国陆军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进行翻译，内容仅供学术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编译：计宏亮
第五章 创新和形成混合战争理论的思想过程
“最大程度地使用武力与同时利用智力绝不矛盾。”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关于最大程度地使用武力与同时利用智力的理论上本文的关键所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和学术界对未来的战争和威胁类型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形成了混合战争和混合威胁的概念。然而，经过长达八年的分析，这两个概念在美国国防部内部和美国陆军条令词汇表上仍未被完全接受。
美国陆军目前认可、接受混合威胁的存在，并且利用这一存在。它是一个军事行为体，综合性地将正规力量、非正规力量和犯罪分子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来支持共同的目标。目前这种威胁模型只在陆军训练中心和精英中心使用，用作决定作用训练环境场景基础。相反，混合战争概念则未被美国军事词汇表完全接受和收录。防务界目前的共识是，混合战争只是其他不同战争形式的组合，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本文试图对混合威胁和混合战争这两个概念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另外，我们也初步做了一些工作，试图形成一套混合现象的理论，解释混合威胁和混合战争的核心要义。本文的中心论据是：两个概念都不是新的，但的确是混合思维方式的典范。
混合思维方式重点是利用四个心理特征的相互作用来制定创新和异于寻常的方法，进而创造出符合预期的作战环境。这四个相互作用的心理特征是：透彻理解战略背景、全局性的作战方法、倾向性（势）和潜在机会的内化、充分利用混乱边缘的复杂性。本文用淮海战役（1948-1949 年）、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1809- 1811年）和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7-8月）这三个案例研究，从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年代角度揭示了混合思维方式存在的证据。另外，一些指挥官利用这种混合思维方式来找到创新途径，从而实现了决定性的胜利。军事作战层面的创新需要透过多种视角来准确把握作战环境，同时对不同视角进行全面综合。在未来，混合思维方式可以帮助美国陆军作战计划人员实现这一目标。
淮海战役（1948-1949年）战役分析站在东方的角度揭示了混合思维方式的存在。战役期间，毛泽东和粟裕在他们的战役作战方法中体现了混合思维方式的特征。二人混合思维方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它充分利用了混乱边缘的复杂性，并体现在千变万化的正规力量、非正规力量和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部署上。毛泽东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们运用这一概念，把一个军事战役的背景和全局性观点看做一个大系统，进而累积并利用了作战环境中的潜在机会。
历史研究都按照传统给淮海战役归类，同时认为人民战争思想是复合战的一个典范。然而，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叶混合威胁和混合战争的一个典范，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与当代混合威胁结构中犯罪分子的作用类似。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关于力量部署认识的一大进步，它充分利用并不断再造“势”，即作战环境、倾向性和基于力量配置产生的潜在机会中的潜能，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和粟裕的作战方法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思想。淮海战役期间，毛、粟二人利用国军的“势”和自然倾向，使国军自行进入包围圈。而一旦国军被分割开来并且处于相对劣势，国军的失败便不可避免。
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1809- 1811年）则从欧洲的角度展现了混合思维方式的存在。与淮海战役类似，军事历史学家从传统上认为半岛战争（1807-1814年）是复合战的一个典范。然而在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期间，威灵顿运用人民战争思想以及英葡联军、英国海军、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西班牙军队（正规力量）、葡萄牙民兵和自卫队（非正规力量）以及动员起来的葡萄牙群众所形成的联合效应，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的事例，塑造了十九世纪混合威胁的一个典范。在这个案例中。动员起来的葡萄牙群众在作战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当代混合威胁中的犯罪分子类似。
在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概念化和规划过程中，威灵顿运用混合思维方式达成了决定性的结果。他的思维过程主要是透彻理解伊比利亚半岛的战略背景。威灵顿认识到，对于英国而言，要武力挑战法国统治欧洲的野心，葡萄牙不过是这一斗争过程中的另一个战场；但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这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斗争。对战略背景的深入理解，使得威灵顿制定出了一个全局性的基于倾向性的战役作战方法。这一方法充分利用了潜在的机会，成功保卫了葡萄牙，并为采取攻势作战打败法国创造了条件。另外，在1808年英国军队初次失利后，威灵顿二次登上伊比利亚半岛是在动乱边缘作战。他在葡萄牙区域防御、纵深防御过程中重新安排部署力量和地形，充分利用复杂性，进而达成了战役胜利。威灵顿放任马塞纳的自然倾向朝向有利于决战的方向发展，直到法军进入了防御带前方的相对劣势位置。马塞纳的失败和葡萄牙保卫战的胜利几乎是注定的，因为补给、饲料缺乏，加之游击队的不断骚扰，这些环境条件自热消耗驻葡萄牙法军，并使他们疲于奔命。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7-8月）案例研究从中东角度揭示了混合思维方式的存在。军事专家、防务智库和学术界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和真主党之间爆发的这次战争是当代混合战争和混合威胁的一个最佳典范。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在战争期间对作战行动的概念化、计划和实施的确反映了真主党内部的混合思维方式。他们的混合思维方式充分利用了战略背景、基于倾向性（部署产生的潜力）的全局性方法，并且还充分利用了动乱边缘的复杂性来，进而形成了一套宽泛的持续抗击以色列的作战思想。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揭示了这种混合思维方式和抵抗思想如何转化成了决定性的地面作战行动。（1993年7月25-31日的“问责行动（Operations Accountability）”和1996年4月11-27日之间的“愤怒的葡萄行动（Grapes of Wrath）”）期间，纳斯鲁拉和他的追随者们提前获得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的情报。另外，他们发现，以军的作战行动暴露了他们的弱点，以军难以压制或反击火箭袭击，并且对军人和平民的不断伤亡非常敏感。利用这些认识，纳斯鲁拉制定了一套在黎巴嫩南部对付以色列军事进犯的全局性的基于倾向性的作战方法。
这种作战方法的核心是采用攻防战略来维持对以色列的持续抗击。对于攻势作战，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积攒了数量最多的地对地火箭，并在战争期间持续打到了以色列北部。同时，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一个准备充分的区域防御、纵深防御计划，用来击败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进攻，并使以色列国防军力量遭受进一步的人员伤亡。纳斯鲁拉和穆戈尼亚赫的力量部署把正规力量、非正规村庄卫队和来自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农民与先进技术常规武器结合在了一起。在黎巴嫩南部地形条件下的这种力量部署，延伸了冲突的时间和空间，挫败了以色列国防军快速决战取胜的打算。另外，中的将不同的战争形式融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以色列国防军全神贯注于非正规战的倾向，导致他们应对常规、组合武器战时措手不及。敌对行动结束时，由于以色列国防军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加之真主党持续不断的抵抗和火箭袭击，最终导致了真主党取得了他们自称的“神圣的胜利”。
时刻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是本文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意思。如果当前安全环境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在未来的混合威胁中取胜，那么美国陆军作战计划人员也应该站到对方的角度来思考这些混合威胁。未来的美国陆军作战计划人员有必要考虑混合思维方式，或者把混合思维方式结合到他们的作战方法中。《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强调，“美国国防部内部以及我们的机构之间和国际伙伴内部的创新是我们工作的中心线。”另外，它还强调指出，“我们将主动寻求创新性方法来解决如何打仗、如何展示我们的武力姿态，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非对称实力和技术优势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鼓励从全局性作战方法入手，在作战层面上对军事力量运用和作战环境范围内军事伙伴的融合进行创新，这一点与混合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理解战略背景、制定以倾向性和潜在机会为重点的全局性作战方法以及充分利用动乱边缘的复杂性，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有助于美国陆军作战计划人员创新和制定应对复杂的未来混合威胁的作战方法。运用混合思维方式，可以透彻理解和充分利用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的系统本质；运用混合思维方式，可以通过创新来重新安排现有的规则，重新配置时间和空间，更好地利用作战环境的自然倾向。这个概念性工具可以利用双方军事力量之间一直存在的非对称性，而不仅仅是认识这种非对称性的存在，进而支持用户达成目标。总体而言，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帮助美国陆军作战计划人员思考复杂的适应性强的系统，并把这些系统的某些特征融入他们的作战方法中。
混合威胁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它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地重新调整力量部署。由于混合威胁的敌对双方极力要搞清楚混合威胁的模糊含义，因此混合威胁的力量部署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在概念上的复杂性。对于混合力量而言，随着复杂性的增加，这种潜在条件代表着主要的力量来源。对于美国陆军而言，运用混合思维方式，同样存在这种潜在条件。制定创新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部署战术力量/行动来达成战略目标，这会影响混合威胁决策运算。现在，从美国陆军作战行动中的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在混合威胁思维中产生模糊性。提高模糊性会驱使混合威胁挑选出一个可界定的或者相对固定的作战形式，陆军作战计划人员可以对此加以分析、综合和应对。通过对不确定性进行置换，陆军作战计划人员可以在作战中获得相对优势的认知地位和美国陆军的实力来源，从而在未来混合威胁中以智取胜。
将混合思维方式融入到陆军作战计划人员的“概念工具包”里，可以大大增加战胜未来混合威胁的潜力。本文提供的三个跨越文化和时空边界的案例研究，证明了混合思维方式的存在和含义。然而，本文只是粗浅地研究了混合现象的军事理论。将来在深入研究混合思维方式概念和制定混合作战方法方面，仍然大有潜力可挖。如果混合思维方式和混合战争概念不断被用作以弱击强的手段，那说明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智力资源来深入理解和研究混合概念的本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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