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同异合东西

原创谨斋慎之三家村 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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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8~2003.4

李慎之，无锡人。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辨同异合东西

——在福建泉州《东亚地区经济与文化互动》

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谨斋慎之

自从“二十一世纪是亚太世纪”的说法流行以来，东方文化将在二十一世纪居于主宰或领导地位的言论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它可能起源于日本。

五年前我曾应邀赴东京主持过一次“东亚知识人会议”，就听到过彼邦名流的这种说法。近年来，它似乎也已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听到这类的话，是都会感到心头发热，脸上有光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学生，却又不能不对此作一番考察。

首先是，所谓东方与西方文化究竟何所指，就很难弄清楚。西方文化比较好说，大概指的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加上后来整合进去的基督教传统，又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而在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现在的西方国家学校中，大抵有“西方文化要义”这么一门功课，大体上就算可以概括了。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感受最深的应当就是其实证的、逻辑的科学精神及其技术成果，然后才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至于东方文化是什么却似乎不大好说。如果以亚洲为东方，欧洲为西方，则基督教即起源于亚洲，可是它却盛于欧洲。也有人以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合在一起都算作东方文化的。这三者差别悬殊，除了以西欧人自以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来划分外，实在无法归为一类。

单以阿拉伯文化被等同于伊斯兰文化这一点而言，伊斯兰教本来就衍生自被视为西方文化的犹太教与基督教，要分清东西，大非易事。

另外，从本源言，印度人与欧洲人同种同文，其文化与希腊、波斯的文化有亲缘关系，而与中国人、日本人的渊源却要浅得多。要把印度文化同欧洲拉开而与中国、日本捏在一起，也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分析我所听说的东西文化盛衰论的主张，可以比较有把握地猜测：所谓东方文化主要是，或者实质上指中国文化。

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地域占东亚大陆的主要部分，其文化一向以统一性与连续性为世人所艳称，而且几千年来一直向周边地区辐射，迄今有汉字文化区（或筷子文化区）之称。

研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异同，往长里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往短里说，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确实是汉字文化区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课题。

因此，把“东西文化盛衰论”缩小为“中西文化隆替说”来研究，虽然不能包举全球，也已有足够的普遍意义与现实意义了。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还很难找到能兼通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来做比较研究的人。即使有，如果不把美洲印第安文化、太平洋岛屿文化与黑非洲文化包括进来，也还算不上是全球性的研究，难免遭到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得势行时的多元文化论者的严厉谴责。）

除了东西文化的范围之外，还有一个内涵问题。日本学者的说法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是“要素还原论”和“分析相加论”，这种认知的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应该走全体主义的道路，而这正是东方文化的优越之处。

在中国学者方面，我见到的说法是：西方的学问是分析得来的，东方的学问是综合得来的。现在分析之技已穷，综合之道应盛，因此得出结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东方文化将代西方文化而兴。

再推敲一下，不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也不论是深察细部还是通观全局，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必用的方法。在这方面，东方人与西方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原则区别。

一般来说，综合与分析既不能分割，也不能对立。至于仔细研究综合与分析的差别，似乎还只有西方人下过那么大的功夫，例如康德就是一个，而且恰恰就是这个西方人特别强调“综合比分析更为重要，更为根本”。

再说，正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在二千三百年前就道出了“全体大于部分的总合”这种听起来简直是充满了“东方式智慧”的话。这样看来，以综合、分析来区别东西文化似乎也并不能搔到痒处。

因为看不到比较系统、精确的论述，我只好以自己的意思来推测这东西异同兴衰的论据。看来还是以“天人合一”看做东方文化的源头，以“天人相分”看做西方文化的源头比较合乎成说。当然，上面已经说过，这里的所谓“东方”指的仅仅是中国，不过，百多年中国人和其他汉字文化区的人对此并不细加区分，也就不妨马马虎虎了。

从“天人合一”入手理解中国文化并不缺乏根据。中国人历来相信“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乾称天，坤称母……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哲学上是如此，直到典章文物，艺事美术也都体现这一精神。

至于西方人，很难说热心探索宇宙奥秘的古希腊哲人就一点没有“天人合一”、"神我同源”的思想，但是自从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就确实在神与人、人和自然之间划了一个界限，而使人的精力更多地表现在向外探索上。因此，当欧洲人航海东来与亚洲人相遇的时候，随身带来的自然科学就与中国人的性理之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的历史是一部复杂曲折的历史。开头两百年的情况大体上是，中国自命为天朝上国而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并不把它放在眼里。虽然西洋人一来就积极传教，而且也很吸引了一些信徒，但大多在社会下层，并没有在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政教(用现代话也可以叫“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朝廷看来，西洋人不过会测天文，算历法，做自鸣钟和“西洋水法”，有些奇技淫巧可资利用而已。倒是西洋的传教士把中国的哲学文化看得相当高，认真地介绍了一些经典到欧洲去。在那里又引起了当地的一帮革新派出于“东为西用”、"托华改制”的目的而大加渲染，还引起了一阵未必也不必名实相副的“轰动效应”。

可是以后两百年的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欧洲人以火轮快艇、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人在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之余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自卑心理，崇洋媚外之风弥漫上下，百年不已，成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史。

转机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

当时中国人打败了西洋和东方的帝国主义，重新直起了腰来。但是极其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扬眉吐气。中国重振雄风靠的不是更新再生的中国文化而是靠的来自西方的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

而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文化连同西洋传统文化一起，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称为“四旧”而成为革命的对象，被认为是若不予以彻底破除中国就无法前进的障碍。为了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它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猖狂的攻击。

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过十来年，中国已经有人在呼唤东方文化将代西方文化而兴，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

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中国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

所谓民族文化，无非是一个民族在其存在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认知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方式与成果。因此，各个民族由于其起源的不同与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各的文化是自然的事情；也因此，各种文化各有其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不但是广义的文化，连任何一种语言也都是人的一种认知和沟通的特殊手段。世界上当初每增加一种语言，现在每消失一种语言，也就是人类增加或者消失了一种认知和沟通的手段。

不过，虽然各种文化各有自己的价值，却并不是不可比较、无分优劣的。比如西方人就自己说，如果他们墨守拉丁人的记数方法而不接受阿拉伯人的数字符号的话，也许他们的数学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不过，人类的各种文化系统，有的长于此而短于彼，有的短于此而长于彼，很难说哪一种就绝对地、全面地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系统。事实上，即使是被我们断然认为低于人类的动物，甚至植物也各有其感知世界、交通宇宙的独特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是我们确知为人类所万万不能及的。

人类之所以可以认为自己比它们高明，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其官在思的“心”，有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人类利用这种思维能力可以制造各种工具，以至建立所谓“仿生学”，以间接取得其他生物所有而我们没有的能力。

既然如此，被分隔于各种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疆界之内的人类也就更有必要彼此交流学习，以期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了。

作为中国文化之本的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出发，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机体，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这是一种完全摆脱了神话与迷信的哲学，一种完全与当代的广义进化论相契合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引起西方科学家的惊叹，被认为是神奇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我们的先人是通过冥想、参悟、求证而达到这样“极高明”的境界的，中间并没有经过足够细密的验证与推理的过程。

所以梁漱溟先生在本世纪初就判定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哲学”，这实在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既然是“早熟的哲学”，就正如“早熟的人”一样，缺少了一个充分发育的阶段，理性并没有完全展开就达到了悟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也就没有能为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

虽然聪明的中国古人曾经有过许多可贵的发明创造，中国的技术曾经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却并没有开创出体大思精的科学理论体系来。陈寅恪先生以为中国人“偏重实用而不究虚理”，可谓是一针见血之谈。

正如早熟的人可以通过后天的营养与锻炼补足先天的欠缺一样，早熟的哲学和文化也可以通过“拿来主义”与自我努力而补足自己的欠缺。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已经学会了从制造火车轮船到核弹导弹的技艺，我们引为同道的东邻日本则经过百多年的努力，已经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駸駸然欲驾西方而上之。这都是可以使我们感到扬眉吐气的事。

但是，也要看到“重实用”本来是我们的传统，“究虚理”却是我们的弱点。制“器”易而学“道”难，我们要掌握人家整套的科学思维方式，还得继续不断地努力。

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大不了再花上一个世纪，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因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在“仁”与“诚”，本来讲的就是“穷理尽性”，“尽心知天”。不过，过去一直只把功夫用在砥砺道德上，现在把功夫也用到穷究自然上来，是没有多大障碍，也没有多大困难的。过去一百年向西方学习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中国人还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自己对世界文化做出超越于当今西方文化的贡献。这在道理上是当然的，因为它出于人类力求知天、同天的本性。不但我们要这样做，西方人、南方人、北方人也都要这样做。问题只在于我们还得努力，而且首先得虚心。

中国人常常说，别人也常常说“中国人聪明”，这很可能是事实。但是，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个聪明法？为什么会这样聪明？我们是怎样应用这种聪明的？又怎么能把这种聪明与别人分享？在我们能把这些问题以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能接受、理解的语言、符号、逻辑系统表达清楚以前，这种“聪明”是很难成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的。

不论当代西方的科学家，如何因为发现了最新的宇宙发生论与生命起源论，而倾倒于老子所说的“有生于无”；也不论他们如何从湿婆神永恒的舞蹈中悟到存在着“振动宇宙”的可能；也不论他们在探索到“至大无外”与“至小无内”的时候，因为感到古典物理学的概念与定义归于失效而惊叹“东方神秘主义”的玄妙；他们要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还得靠他们自己的那套科学方法。

事实上，就科学而言，当代的系统论、混沌论……已远超出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之上。而且，说到底，神秘主义之所以为神秘主义正是因为理性思维的光芒还没有照彻。

中国哲学的悟性是极其可贵的。它教导人们立诚推仁，“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以“明心见性”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也确实是“极高明”的。但是，中国哲学还要求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而其前提是“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这可是一个远远要繁难得多，复杂得多的任务。

“善未易察，理未易明”，要察要明，就非得努力研究西方人叫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问不可。光讲“第一义不可说”或者“悟后六经无一字”，虽然可以启发少数利根上智，却无法使多数人明白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作用，只有通过由自然科学发展出来的广义进化论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社会科学而言，仅仅把社会看成是“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或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也是不够的。中国人历来讲“通经致用”，但是今天的经已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尧典禹谟”“仪礼周官”、“公羊谷梁”……了，而是非得穷研现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不可了。

拿眼前的例子来说，为什么搞人民公社就会搞到饿饭、死人，而搞市场经济却很快就能由温饱而奔小康，这中间的道理，都不是不学经济学就能明白的。因此无论哪一门学问，中国人都还大有向别人学习的余地。可以相信，在学到学透以后，中国人应当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世界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从又一个方面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人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到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到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不要仅仅看到今天的世界上还充满了对抗与争夺、征战与杀戮，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在开始了。根据现在已有的各种知识推断，人这个物种应该是起于同一个源头的，但是在以后若干万年的过程中却由于求生存而散布到地球上各个角落，一群一群地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化。

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已为天下裂”了。但是它却并不就是“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随着交通能力的进步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分散的人群又慢慢地会合起来了。到距今整整五百年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各地的人类总算又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但是交往的程度仍然只能是慢慢地增加。一直到五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可以认真地说，全球化的时代开始了。

人员、物资、能量、信息现在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这样的交流必然要带来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所以，裂了的道术还是要合的。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才是通人之言，见道之论。

如果我们相信当代自然科学已达到的宇宙发生论与生命起源论，相信这个宇宙已经有一百五十亿年的历史，再如果我们把这一百五十亿年浓缩为相当于地球上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的出现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午十点三十分，文化的出现是在此后最后十秒钟之内的事情，人类的重新会合，并且作为一个整体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不但刚刚开始，而且以宇宙尺度而言还不足一秒钟。

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说，人是秉承着神圣的使命而出现在宇宙中的，蜗牛角上的蛮触之争不过是过眼烟云，创造今后万代继起之生命才是“大事因缘”。

从上个世纪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在中国争得个不亦乐乎。其实从中国哲学来看，只有全人类的共性、全人类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体”。把这样的观点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可能做的最大的贡献。

从长远看，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性、地区性）终究要融合到文化的普遍性（人类性、全球性）中，这就是所谓“现代化”。

但是就当前来说，中国文化还有一项专属于它的特殊任务，那就是在中国文化长期凋弊之后重建中国人的价值系统。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动规模之巨大与程度之激烈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空前的。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今天处于失序状态。旧的价值标准已经破坏而新的价值标准又还未建立。

如何摆脱目前这种“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状态，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首要问题。尽管人类的价值标准本来应当有极大的共性，但是那是相当遥远的将来的事情。

任何民族的社会道德都要受到历史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制约，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就是自己从小到大“社会化”的过程不能不受到邻里乡党的良风美俗，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的濡染熏陶。因此数典忘祖、求礼于野是不行的。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

中国人历来还认为知识的东西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点真精神。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目前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完稿于北京协和医院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刊于《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2期

文章插图来源于网络本文由作者之子李三达授权发表

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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