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缅怀志愿军总司令在四川三线建设的岁月

缅怀志愿军总司令在四川三线建设的岁月

文/桑宜川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彭大将军的名字无疑饱含了太多的骁勇与悲情色彩，他的资历很老，早年就读湖南陆军讲武堂，尔后一生戎马倥偬，入湘军作战，参加过北伐，平江起义，担任过红五军军长、三军团总指挥等职。他曾率红五军到井岗山与红四军会师，任红军副总司令，军中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传为红色世纪佳话。朝鲜战争年代，他是赴朝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战后封侯，他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但后来人生不顺，那些悲凉的故事，如今人们回忆起来，仍是唏嘘不已。

回望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彭大将军淡出了历史舞台，居住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那里原来是清代承泽园的一部分。民国袁世凯时期，此处房产出售给吴鼎昌，故称“吴家花园”，距离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王怀庆修建的北京著名私家大宅“达园”不远。当年，该处大门的门楣上曾挂有“吴达诠别墅”的木牌，但据说吴鼎昌从未在此居住过。历史再往前推，据传吴家花园是明末的辽东总兵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1949年后，这座园林曾做过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而这“吴家”二字，却始终冠于该园的称谓上。彭大将军谪居之时，吴家花园虽仍称“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在院中一片空旷的荒地上，长着没膝的野草。面对此情此景，抚今忆昔，无不给人以一种沧桑兴废之感。

前几年我借回国问学之空暇，到北京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那里看过，还兜了一圈，挂甲屯是个大村落，布局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为挂甲屯，东北角为北门楼，东南角为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给这个京郊村落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难怪当代史料里记载，彭大将军对他居住的地方挂有“教养局”招牌很反感，多次声称自己不是来接受“教养”的，可想而知，共和国的一代大元帅，彼时有着怎样一种大起大落的心情。（下图：挂甲屯吴家花园大门）

当年，彭大将军如同晚清时期被废了的林则徐，报国已无门，到了1965年，由于他的生性倔脾气，仍不肯“认错”，最后被安排搬出吴家花园，外放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工地，挂了一个虚职，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在“专人”的陪伴下，可以走动。这位名扬中外的开国元帅除了敢于“立马横刀”，还有一副天生的侠骨柔肠。他从不居功自傲，在自己落难时期，利用可以走动这个机会，微服私访，走村串寨，了解民间疾苦，嘘寒问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温馨故事，永远留存在川人的记忆里。

史料记载，1965年11月28日，彭大将军离开北京，30日抵成都，被安排在永兴巷7号，那里曾是西南局三线建设指挥部的家属院。院子不大，分为前后院，内有几处房屋。彭选择了靠里面的一处平房说：“能放张床和办公桌就行了。”在大元帅的眼中，除了湖南湘潭乌石的彭家围子老家，他已没有家了，这里或许是继吴家花园之后，他的第二个人生驿站。他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3家人，与他合住在这院子里。他们都是从中南海到吴家花园，跟随多年的工作人员。

根据彭的警卫员景希珍回忆，到达成都后不久，彭大将军曾在一个雨夜，戴上口罩，从西南局永兴巷7号大院步行到西南局的另一个家属大院，童子街29号，站在曾经担任过他的副手，赴朝志愿军副司令员，同样落难在成都的开国上将邓华住处门口，没敢上前敲门，只是看了看屋里窗户上灯光映出的邓华身影，转身就离开了，因为担心可能牵连自己的挚友。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当时彭大将军在成都并不自由，一言一行都有专人关注，他深谙这一点。

老成都的永兴巷曾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毗邻暑袜街，与春熙路隔街相望。巷子里曾有许多明清时代的院落。院墙一般都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不少住房。1985年，永兴巷7号大院被拆毁，建起了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前几年我回成都，曾去实地走访，当年彭大将军的故居已荡然无存。但靠墙边还留下了一棵几丈高的大树，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依然昂首挺立在蔚蓝的天空下，默默地述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幸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院里还有未拆除的一排小平房，正是当年为彭大将军做饭的厨房与餐厅，留下了成都永兴巷7号的最后光影。（上图：彭大将军的身边工作人员景希珍、刘云等在大院小平房前合影。）

当年，彭大将军的住房刚安顿好，他就对前来接待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 彭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他终于摆脱了“白吃人民小米”的负疚心情，胸中积聚了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要在大三线军工建设上做出贡献。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当时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大将军汇报情况。彭大将军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汇报者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原来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大将军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彭大将军并不知晓这些，他仍然认真地听汇报。在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大将军分管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等后勤工作。彭大将军终于明白了，作为“大三线”工作的核心，军工生产看来要对他“保密”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谈话无法再继续，至于他分管哪项工作，也就没能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

当年的李井泉兼任西南三线建委主任，第一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第三副主任才是彭大将军，还有个第四副主任钱敏。据如今健在的原西南局老干部回忆，李井泉和阎秀峰并不专管三线的事，西南三线建委的实际工作是程子华和钱敏负责。彭大将军虽是副主任，但在西南三线建委班子中连常委都不是，他当时是作为内部监控使用干部被发配来的，基本是闲职。李井泉曾在对三线建委各局干部交底说：“你们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不要让他接触军工，让他也少接触群众。”

安顿下来后，尽管没有给他具体分工，彭大将军的热情还是很高，姚文元的《海瑞罢官》文章所引起的不快也抛到脑后了，他很快开始下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自12月12日起彭大将军离开成都开始第一次外出调查，在抵达重庆参加完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后，他转道去内江、自贡和威远了解了天然气和碳黑的生产情况。

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虽未指名、但越来越明白地把彭大将军作为阶级斗争对象。对当时的三线建委来说，来的已不是第三副主任彭大将军，而是“海瑞”来了，对待彭大将军的种种怠慢态度也就不难理解。如今尚可看到的史料记载，1966年初于成都锦江饭店召开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上，彭大将军就是这样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怀着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参加的。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则充满了希望。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要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会议结束后，彭大将军即起程第二次外出调查，去渡口了解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情况。沿途他视察了成昆铁路的建设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还特地去了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并重访了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大将军到达渡口。渡口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当时正在兴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钢铁基地建在这里是决断正确。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大将军更难抑制感情。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的他十分熟悉这些“乌金”，他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大将军也诗兴大发，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不想短短的渡口之行，惹出了麻烦。

3月25日，彭大将军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深深缅怀当年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当听说还有一位曾为红军撑过船的老船工帅仕高仍健在时，他十分高兴，特地看望他，并以当年老红军的身份感谢他。彭大将军详细询问帅仕高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当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便在临别时送给老船工10元钱。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批判“彭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感激之情的彭大将军无法忍受，他大声斥责那些批判者：“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3月28日，彭大将军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田同志：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这件事，连同他在其它一些场合的一些表现：如对当时建造每平方米造价150元，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高级招待所不以为然；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竟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表示不满等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

1966年4月19日，彭大将军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就是这次川南之行，使他了却了一桩萦怀已久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1966年5月25日，彭大将军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视察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5月27日，彭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大将军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他的会议。陪同彭外出掌握情况的人，纷纷出来揭发。为此西南局书记处还指示省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的种种“问题”。彭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的《情况简报》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小组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他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后，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卷地而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覆盖了中华大地。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开始遭到“炮轰”而自顾不暇，但仍向彭大将军封锁一切消息。当时，彭大将军十分关注着“文化大革命”，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文革”初期，常有红卫兵闯进成都永兴巷七号，开始是请他讲历史事件、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均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也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历史。然而，红卫兵运动却朝着与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要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如今的史料解密，当时戚本禹是“揪彭”总指挥，他同时还召见了北航《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现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推着他向彭的屋子走去。彭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行，什么时候走？”彭大将军也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担心《东方红》再次“临阵”动摇，所以来了个双管齐下。总之，目的是定要把彭弄到手，加以迫害。《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又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大将军劫走，还派人抄走了他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结果，引起了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激烈争吵。双方冲突了一阵后，最后议定，对彭实行共管，联合要求三线建委安排飞机，送他们押彭去北京。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入川，准备在成都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还确定在押解彭回京途中再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大将军，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特快列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连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彭大将军就这样离开了他在西南三线的新的工作岗位。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大将军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如今关于彭大将军到三线工作，坊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推测。一种是高层已认识到对彭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另一种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高层认为受审查的彭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大将军做出了这一安排。

上述二种说法均不无道理。其实，彭大将军被发配到成都也应与当时“文革”战略部署有关。就在当年彭从北京抵达成都上任的11月30号，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吹响了“文革”的序曲，这应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庆幸的是，如今彭大将军的历史冤案已经平反昭雪，历史还他了一个清白之身。在后学的眼里，他依然是那位横刀立马，驰骋沙场，从不言败的彭大将军，永不消遁。

1974年彭大将军在北京去世后，遗体被焚化，骨灰被装在一个旧木板钉成的简陋盒子里，秘密送回成都，登记编号327，化名为王川，年龄32岁，成都人，悄然存放在东郊殡仪馆，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拨乱返正，中共中央准备为他和陶铸等人召开平反追悼大会，才用专机将被遗忘的骨灰盒护送到京城。当飞机在西苑机场停稳后，舱门刚一打开，排成两行接灵的彭家亲属，中央直属党政军机关代表，大多忍不住泪如泉涌，人群中传来一片哭泣声，有的人竟放声嚎啕大哭起来，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

如今关于彭大将军的电视连续剧已在CCTV和各省市电视台播放，为他的军人生涯写下了光彩的脚注。远在异国他乡，我不知彭大将军“庐山上书”是怎么拍的？随后落难的十几年是怎么拍的？在四川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这一段历史是怎么拍的？一位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元帅，在四川的悠长故事又将如何演绎？或许浓彩重墨，或许从略，或一笔带过？我怀着极大的好奇，期待着有机会看看。

2019年7月7日星期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图片：来源网络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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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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