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第四十九集:领导三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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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学习领导三忌。也就是做领导者的必须忌讳的三桩事。
第一就是“负且乘,致寇至”。这一句话出自《易经》。我们知道
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上位者不予救助。这个时候,人们就不乐意生存下去了。人们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去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是奸邪却制服不了的原因。他接着说:你看古代的圣君天子,还有那些身居爵位的人,他们都不与民争利,不去从事工商业。所以百姓才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们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所以他最后用《易经》上的这一句话做了总结,“负且乘致寇至”。这个乘车是君子的身份,是在位者领导者的位份。而肩挑背负,这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因为他们要去从事工商业,要去赚钱养家糊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身居君子之位,身为领导干部,但是又要去干平民百姓所做的事。追求财利,必然会招致灾祸临头。因为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做公务员,做领导干部这一个职位,那这一个职位的要求,就是你应该想着怎么样把人民治理好,教导好,给人民做一个表率。所以中国古人为什么对于领导者在位者特别地尊重呢?就是因为他一选择这一职业,其实已经就意味着一种高尚的选择,他不是想去发财致富,只是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才是为官者要考虑的本分。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忌。
第二忌就是“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在《群书治要·中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这里的“大道”,就是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等。而“远数”,就是指深远的谋划。当君主或者说当领导者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详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莫过于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从古至今,只要如此,没有不灭亡的。
我们看隋朝的时候,这个隋文帝很勤奋。而且常常是从早晨到太阳落山了,都在理政。那些侍卫站了一整天,也没有办法离开,还得别人送饭给那些侍卫吃。太宗的很多臣子都评价,隋文帝很勤奋。但是唐太宗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很勤奋,但是因为当时他对北周的周静帝,还有周静帝的母亲,不是很善待。所以也就是没有仁厚之心。隋文帝又怕自己的做法,臣子对他有不满,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因为他什么都要管,当然要从早忙到晚。太宗做了一个比喻,假如他今天决定了十件事情,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心力,那可能有五件判断的很不妥当。那每天都有一些判断不对的事情,这个国家迟早会乱。所以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
作为君主,作为领导者,不是什么事都要管,事必躬亲。而是要懂得把重要的事情分派给大臣去做。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做领导者的大患,就是“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他喜欢在细小的事情上很明察,却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
越是在上位的人,越要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上位的人,他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则,教化人民,而且还要下对决策,任用国家的栋梁。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事。如果他管得事情很多,精力就会分散,哪有时间静下来做决策。管得事情越多,心越乱,就越定不下来。而《大学》上告诉我们,“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要静,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够下对决策。所以作为领导者,特别是最高的领导者,事情绝不能太多。不然他的决策一出现偏差,影响就会很大。
很多的领导者怕下属说他不认真,所以每天做很多事情。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尽本分。越是身居高位,责任越是重大。而领导者他的任务就是要下对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高指挥官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只管四个人。哪四个人呢?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一个参谋总长。那艾森豪将军每一天做什么事呢?他常常去打高尔夫球。那假如你是士兵,你会不会骂艾森豪将军,我们都在前线冲杀,你怎么去打高尔夫球啊。为什么不能这样责怪呢?因为他是下决策的人,他必须保持放松,保持冷静,否则他下错一个决策,可能伤亡的是数万人,几十万人,所以他放松、冷静,才能考虑事情。如果他每一天杂事很多,神经都很紧绷,那可能就忽视了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而且艾森豪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像乔治·巴顿范佛里特等等,一大批的名将都为他所重用,所以领导者重要的责任是任人而不是做事。关于这一点,在《慎子》上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百官各司其责,臣子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着去做具体的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这个君主要安逸享乐,臣子勤奋工作,臣子要竭忠尽智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需要参与具体的事物,他就是下对决策就好了。
君主如果喜欢抢在臣下之前,先把事情都做好,那么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把事情做好。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国势一旦有了失误,臣子反而会责怪君主。这是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做法。所以做君主的,当领导的如果事事都亲自去做,那么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这就等于说,君主和臣子交换了位置,这叫君臣易位。也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位置交换了,颠倒了。这样的颠倒就会导致混乱。所以“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将具体的实事都交由属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那么臣子他就会尽职尽责地做事了。臣下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聪明智慧也发挥出来了,这叫君臣和顺。
治乱区分的大事,君主不能够不明察。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任人者逸”而“自任者劳也”。如果你任用人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领导者自身就会安逸。如果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领导者就会很劳苦。
那么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话。他说“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任,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也说得很好,他说君主之所以尊敬臣子,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们信任。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去做,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那么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是思虑怎么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因为君主对于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所以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去做,所以造成了过多的干预。那么这个臣子也很聪明。他不想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因为你做得太好,君主领导反而还嫉妒他,担心他。所以他就怎么样呢?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君主对他,也就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而如果领导者总是管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决策、任贤使能等重要的治国纲领,那就会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只看到了近的东西,忽略了长远的谋划。而“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的流弊。
你看中国古人他治国都是从根本着眼,所以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出现了,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企业家不诚信问题,儿女不孝顺父母问题,这些都是枝叶花果。但是这些枝叶花果的根在哪里呢?这些枝叶花果的根,都是因为人心坏了。那你要倒置人心,就需要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不能够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GDP的增长。
你看我们几十年,经济发展了,但是给环境造成的污染,生态造成的破坏,还有资源的浪费,人心的堕落都是巨大的。那么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也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治理人心这一根本。
所以你看古代的做官的人,为什么那么清闲呢?很多的诗词歌赋,都是做官的人写出来的。因为他把人民都教好了。他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人们都做好了,教好了,五伦关系理顺了,人心是和善的,哪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呢?所以他基本上是很清闲的。整天活在游山玩水之中。
那我们现在社会,为什么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呢?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本,就在于人心没有得到治理。所以我们要“察于近物”。学习了《群书治要》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第三个忌讳就是“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在《后汉书》中讲到,说“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余忠舌,国命出于谗口。”这个秦朝为什么会灭亡呢?就是因为能够“谏诤”的人被诛杀了,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都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于谗邪之口。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贾子》上记载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给我们讲了这个君主不纳谏,而喜欢听谄媚巴结之言的害处。梁怀王对贾子说:“现在人把能够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称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贾子就说:““先生”这个号是一个泛称,大可以称国君,中可以称卿大夫,下可以称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为他正名的话,他不是“先生”而是“先醒””也就是说这个“先生”是来自于“先醒”,就说先觉醒的意思。有的君主没有学治国之道,终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每一天还匆匆忙忙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好学不倦。勤于治国之道而不觉厌倦。因此,他很聪慧,较先地明白了治国之道。一旦治理国家,他就知道怎么样把国家治理好。国家还没有混乱,他就知道国家混乱的原因。国家还没有安定,他也知道如何使国家安定。国家没有危亡,电视台也知道危亡的根源所在。这样的人称为“先醒”,就是先觉悟。世间的君主有“先醒者”、“后醒者”、不醒者。下面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楚庄王,他和晋国交战,结果大获全胜。但是在回来路过申候的封地,申候为他庆功。但是到了日中,楚庄王还是没有吃饭,申候就进来请罪,楚庄王叹了一口气说:“这不是你的过失,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贤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现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我也听说过这个世间,并不缺少贤德的人。天下有贤德的人,但是我却得不到。像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世上还吃什么饭呢?”你看,这个楚庄王虽然战胜了晋国,这样一个大国,他的道义能够使诸侯都顺从,但是他还在想着,怎么样得到贤良的人来辅佐自己。那么他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先醒者”。
第二个故事,是宋昭公的故事。宋昭公他逃到了边境,喟然叹了一口气,说:“哎,我知道,我所以灭亡的原因了。因为自从我称王之后,我身边侍奉的人有数百人,没有一个人不说我是圣明的君主。在内听不到我的过失,在外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我今天有这样的困境是应该的,从此他洗心革面,白天学道,晚上讲道。就这样勤学不厌。结果两年之后,他的美名远闻,宋人又把他给迎回来,重新使他复国,终于成为一代贤君。死后,人们给他一个谥号称为“昭公”。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亡国之后,又醒悟了存亡的原因,所以被称为“后醒者”。
还有一个国君是“不醒者”,这个国君是虢国的国君,他放纵骄逸,喜欢自吹自擂,结果谄媚巴结的人都得到重用,亲属也得到重用。但是犯颜直谏的臣子都被诛杀放逐。结果政治一片混乱,整个国家的人都不服从他了。后来,晋国举兵讨伐他,国君被迫出走,结果他逃到了一片水泽地。就说:“我渴了,想喝水”,结果他的车夫,就给他敬献了一杯清酒。过了一会,他又说:“我好饿,想吃饭”。他的车夫又给他敬献了一些肉干、干粮等等,国君一看就很高兴了。他就问:“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车夫说:“我已经储备很久了。”国君又奇怪了,说:“你为什么要储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是为了国君您逃亡的时候,防备路上饥渴而准备的。”国君就更纳闷了,他就问:“你早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很老实地回答说:“我知道。”国君就问了:“那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劝谏我呢?”车夫说:“因为您喜欢谄媚巴结的话,而厌恶正直的话。如果我过去劝谏您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这个国君一听勃然大怒,那国君就又问了:“那我为什么会逃亡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国君您不知道,你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您太贤明了。”国君就说了:“贤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而我却落得逃亡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贤德,只有君主您贤德,所以才会逃亡。”这个国君一听,喜笑颜开,说:“你看,是贤德使我落得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后来,他走到了山中,又困又饿很疲倦,枕着车夫的退就睡着了。这个车夫,趁着他睡着的时候,把自己的退撤走,用一个石块来代替,自己就离去了。而这个国君,就饿死在山中。最后被禽兽所吞食。这就是一个已经灭亡了,还不醒悟存亡原因的人,这就是“不醒者”。
那么这几个故事对比鲜明,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喜欢阿谀奉承的话,要任用那些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这样才能看清自己的得失,明白自己的过错。能够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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