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源水：玲珑和爷（中）乡村人物

枣乡纪事

他，是我家隔着一条南北大道邻居家的养子。在他没有出生之前，他的亲生母亲一方，以“绝对保密”为先决条件，与养父母一方约定了收养事宜。待他出生时，养母取出了挷在腹部假装怀孕的枕头，谎称自己的儿子降生了。

他，富有心计、能说会道、八面玲珑。为摆抛弃养父母家庭“高成分”的黑锅，他将表明个人出身属“革命家庭”的申诉信，寄到了当时为国家级的“政务院”。

他，在16岁时，与大他10岁的自家堂嫂相爱，结成“少配老”的夫妻；他，在40多岁时，又与小他11岁的本村寡妇，结成“老配少”的夫妻。

他，就是与我有过“忘年交”的——

玲珑和爷（中） 

真正与和爷熟悉起来，是在我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停课复课没有规律，即便是上学也是学些工业知识、农业知识什么的，学习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压力。农村的文化生活，在没有电灯照明、没有收音机声响、没有钟表计时的情况下，除了过大年时配合着拥军优属，敲锣打鼓闹腾两天，和偶尔到镇驻地看场电影之外，基本上就是看着“（太阳）”，照到“窗伙㯪子（旧式木窗的木条）”上的“影杆（影子）”计时和作息的。

后来，我的二姐嫁给了那位和奶奶的娘家“叔伯”兄弟，我们两家也算得上是“沾皮拉骨”的亲戚了。加上，我早就知道和爷有着见多识广的经历。于是就学着当时大人们的习惯，时常在冬天的晚上，以到和爷家“串门儿”聊天，在听他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中，消磨枯燥的长夜。

后来，他家那位和奶奶病故了，我去他家的时候就更多了。在冬夜的晚上我们两个人，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他的与我同岁的大女儿，一见到我去了就会半开玩笑地说：“这下好了，两个‘熬死灯（当时点小煤油灯）’又凑到一起了。暖壶里有水，嗓子说干了就喝点水湿湿。”说完就会带着笑声，去另一间屋里做针线活去了。

和爷向我说起最多的话题，是他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见闻。说城市人的穿戴、城市人的生活、城市人的习俗等等。而一说起村里一些当时很有头脸的人，和爷却总是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些人们，除了只会早起晚睡受大累之外，是井里的“蛤蟆（青蛙）”孤闻寡见，全是“一肚子清屎（吃菜受罪）的冤大头”。从他总是提起某家、某家老辈少辈的丑闻、劣迹的话头里，我听得出他对村中某些人，对他的不公正诽议，已经在他心目中结仇很深。在没有报复机会的条件下，他只得以嘴上的功夫，向我这个尚不懂世事的大头孩子，重复地表白自己的。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位在村里当干部的族叔，就曾经以他的“高成份”为由，独断专行地免了他当小队干部的职务。这，也许就是他“越级上访”的主要成因。

和爷很爱面子。曾记得，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严冬中的一天，两辆大卡车开到我们村的西路上停了下来。和爷满面风光地引导着车辆，在寒冬并不怕轧的麦田里调头、停放。车上的人们给他带来了大米、白面和一些少见的生活用品。从他那自感出人头地、得意洋洋神态中看得出，精神上的收获远远大于得到那些物品。

事后，人们纷纷猜测和爷自称是朋友的来客，极有可能就是他的“正根（亲爹）”一方，派来给他“撑门面（树威信）”的人。然而，这种秘密除了和爷“说漏（自嚗）”，是没有人能够托底的。甚至，连他的家人也无从知晓。他很爱炫耀，说起在北京做客吃的糕点是“高级点心”，以致于让村人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将这四个字演化成了他的绰号。买了一块手表后，他时常是一提袄袖对打探的人们说：“知道么？这是‘大上海’！”

和爷在生产队是个吊儿郎当的社员，靠挣工分分到的那点粮食，远远满足不了一家六口的生活需要。拐弯抺角旷工到远近集市做些“投机倒把”（倒卖农产品等）勾当挣俩小钱，是维持一家生计的主要来源。在我的记忆里倒卖旱烟烟叶是他保持最长的一桩生意。比如粮票、布票、粗布什么的他都干过。我见过他在烟市里当“托儿”，配合女儿卖烟叶的场景：女儿摆摊他在一边闲溜着，一看到烟摊上有人想买，他就凑伙过去问价、试吸，接着再与想买的人商讨给卖主的价格。待商讨差不多时，他就掏钱先买上一两把离去，想买的人们大都随着买了。

　　和爷吸烟能凑合事的程度，是非常少见的。平时，他不像吸烟讲究的人一样，先将旱烟叶晒干、搓碎，甚至用细箩筛去细沫装进荷包。吸烟前再用事先备好的卷烟纸，无偿占用着集体劳动的时间，悠然自得地卷好慢吸。而他，则是将多半干的烟叶草草一搓，就直接装进衣兜里。卷烟纸也是将孩子念书用过的作业本，随便撕下几张装在衣袋里，现用时再撕下长短大齐的一条现撕现用。到卷的动作和次序，就更随意了。用手往衣兜里一掏，揑出一大揑“长角八棱（不规则）”的烟叶片，用双手一“择巴（细化）”就放进不规则的卷烟纸里卷巴起来。多数情况下点一次火是点不着的，在三番五次的点火过程中，就将本来潮湿的烟沫烘干了。与他在一起有烟瘾的人们，除极个别的人之外很少能“榜（讨）”到他的那特殊的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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