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高水平开放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导读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制造业的角度，如何认识新时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在高水平开放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其难点重点又在哪里？

这是未来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必须回答的课题。

1

新发展格局是高水平开放的

格局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后，有些人认为国际经济大循环已经结束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认为，尽管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有所弱化，畅通性有所降低，但国际经济大循环仍然是客观存在，只不过现在的新格局又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之前加上了“国内经济大循环”。

对“双循环”的解读，应当仔细把握“双”和“循环”的深刻含义。以超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以供给侧改革疏通卡点，建立强大内循环，然后，达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达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互循环。一些学者和媒体，单独把“内循环”拎出来，是有偏颇的。譬如“内循环时代”、“从外循环走向内循环”等说法就有问题。个别地方省市将“内循环为主体”层层传达、层层落实，将大循环变成小循环，更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下一步，我们有了更高的目标，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全面小康跨入基本现代化，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打造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更加顺畅的内外大循环。

2

中国市场将是开放的世界市场

畅通国内市场，以内循环吸引外循环，这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往我们有“中国制造”、 “中国基建”、 “中国电商”，新格局之下，我们还需要“中国市场”。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打造“中国市场”，使中国从“世界工厂”逐步成为“世界市场”。

未来的世界工厂有可能是分散的，比如墨西哥、越南、印度等等，但能成为世界市场只有中国。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中国有14亿人口4亿中产，内需市场与美国相当，潜力甚至超过美国。建设世界市场，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更高水平、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

规划建议提出“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近已有积极信号。亚太十五国11月15日签署RCEP，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全球带动作用正在显现。美国大选之后，不论谁上台，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围堵也罢，封锁也罢，中国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让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市场，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近些年，一批高层次开放、高水平服务的产业园区正在成长，工业体系完整的规模效应正在转换为聚集效应，极大提升了中国制造业集群在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力。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21个多个自由贸易区（港），在全国铺开。一批开放高地的试点经验将在各地得到复制推广。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贸易投资平台功能，进一步提高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

3

制度性开放是产业链重构的

制高点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倒流，经贸摩擦加剧，一些国家“退群”、“脱钩”，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但从长远看，人性是共通的，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大流行病防控、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极端天气应对，都需要国际合作。各国利益高度融合、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经济全球化虽然有所迟滞，但仍是历史大潮流。

当然，全球化也面临着规则重构的新问题。规划建议提出在中国将修订国际规则上下功夫，“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应当在坚定不移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倡导改善旧的贸易组织及规则缺陷，团结一切国际力量，取得最大公约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

全世界正处在新一轮数字经济推动的全球化前夕。由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新一代技术主导的全球化将是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全球化，可以称作超级全球化。

我们正面临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而不确定性中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数字化，要站在历史潮流正确的一边，拥抱新一轮数字全球化。全球贸易摩擦、原有的全球贸易组织和规则面临重塑，这些都可以看作新一轮数字全球化的主导权之争，规则之争。

数字技术革命处于即将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一切皆终端，无处不入口。天地乃数据，万物可互联。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在全球首屈一指，由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组成的产业互联网，有可能导致新的产业革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现代化。科技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也必然要求制度创新、规则创新。

中国在此轮全球化中已经走在前列，我们还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建立起数字全球化时代新的规则。新规则的建立依赖于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东方和合智慧为我们参与数字全球化共同规则的修定，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包容性。

4

以开放的营商环境增强

产业链韧性

下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和投资逆势增长。原因何在？除了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各国对中进口猛增以外，也与中国放宽外商投资领域、缩减负面清单有关。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实施，为外商在华利益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

今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与未来改革机遇》专题报告指出，“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然而，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还有许多空间。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开始主动改革了，以开放倒逼改革已经结束了。实际上，要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内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比如说，有外商投资法，未来要建设一个国际化平等化的营商环境，也应该有内商投资法，使国内民营经济也能够得到普惠待遇。

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在优化供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提高产业链水平，增强产业链韧性，最终还是靠各类大中小企业来承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的创造性不断迸发出来，这是提高产业链水平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要依法平等保护产权，包容民营企业的创新，为企业家捕捉新需求、发展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创造新模式提供良好环境。

只有发挥好对内对外政策组合效应，外资和内资协调、进口与出口并重，才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才能加快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国际化平等化开放的转变，形成强劲和有韧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

5

在开放与合作中把握产业链

安全

全球经济不时出现黑天鹅事件，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产业安全。但开放并不天然等于不安全，开放的反面是封闭。一个封闭经济体则无安全可言，反而只有停滞的风险。提升产业链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以全球视野推动全球开放和全球合作，在开放与合作中求安全。

风险永远都在，主要看是否可控。越是面临封锁，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要在动态中寻求安全，寓安全于合作。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产业链保持国际前沿水平，最大程度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使产业链更具活力，也更安全可靠。

各国都在追求产业安全，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自己封闭起来，什么都是自己做；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自己排除在国际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之外；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国内产业链与全球创新链隔离开来。加入全球创新链的产业链是最安全的产业链。从源头创新来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是真正的产业安全之路。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当中，中国仍然处在中下游，而要往中上游走，必须开放。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在上游还是下游。中国制造业仍然处在追赶阶段，是制造大国，还不是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要追赶的领域还有很多，后发优势并没有完全得到释放，类似于高铁的集合式创新还有很大空间。十四五期间，一方面加强自主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实现尖端技术突破；另一方面仍要坚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形成产业链内循环与外循环深度融合。

6

以教育和科技的开放创新

支撑高端制造

制造业大致有三种分类：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如飞机发动机、工业软件、芯片等都高度依赖于研发，依赖于科技教育，尤其依赖于高等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华为5G的成功就是例子。

总体上，国内企业研发水平起点低、研发费用比重低，而最有可能成为研发重头的国有企业和央企没有这样的机制。比如人力资本价值的衡量问题。能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人才，是介于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之间的稀缺人才，人力资本价值较高，在现有体制内很难定价。而教育、科技，由于考核导向和内外部政策配套缺陷，也不能有效支撑高端制造。一些所谓的“卡脖子”领域，其实并不是别人要卡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基础研发存在短板。

产业基础由低级到高级，高级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科技和教育实力。高端制造之所以高端，是因为产业的细分化，而细分领域不是事先发现的，不是按图索骥的，是企业家科学家研究创新出来的。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需要将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相结合，鼓励自由探索和合理质疑，注重从0到1的原始创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融合,必须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但自主创新是在开放环境下的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 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创新。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举国体制与创新主体的关系。可以参考自贸区港试点政策，针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在科技教育界大胆探索新的更高水平开放平台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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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编辑：雨辰

声明：文章来源中制智库理事长新望，原载于《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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