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博 | 翻译与“脑力劳动”：《林纾的文字制造厂》阅读笔记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二期为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现代语言与文学系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教授所著《林纾的文字制造厂：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成》（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之一。作者安博，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生。本文刊于《文学》2018年秋冬卷（复旦出版社，2019年）。本期上一篇书评请见：

作者回应将于下期推出，敬期垂注。

翻译与“脑力劳动”

《林纾的文字制造厂》阅读笔记

安博

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教授此著从篇章安排上看，详述了林纾翻译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可算是一部林纾翻译生涯的准传记。从理论意识上说，本书主要讨论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及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的塑造以及这些过程在翻译文本中的体现，涉及了翻译研究、思想史研究和文学研究。

本书的研究对象虽是林纾，却题名为《林纾的文字制造厂》。之所以要加上“制造厂”，一方面是因为林纾的翻译合作者众多，无法全部归功于一人。另一方面则因众多古文教材和选集本身未经林纾之手却挂其名。而林纾本人也只留下极少的私人日记和信件。所以本书主观和客观上都无法把林纾单独拿出来研究。在作者这里，林纾是“早期从事翻译和文本再生产的个人群体中的核心一员”。实际上，“制造厂”也暗指林纾背后的出版和教育机构和集团。

研究方法上本书以细读为主，兼顾“文学书写、印刷媒介和思想活动之间的联系”（18）。通过分析林译小说和林纾参与编撰的选集、教科书等等材料来看林纾和他的合作者如何把这些作品移植到新的语境下，产生新的意义。这里作者的研究方法与一般强调纯粹语言翻译理论的翻译研究不同，更关注处于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所以这种方法弱化了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原文和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即翻译的“忠实”问题。所以本书即便讨论到林译与原文的偏离问题，也不是在“忠实”的框架下，而是研究他们如何与晚清民初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发生新的联系，如何“与本地的政治和文化话语关联”。特别是林纾的译作如何“通过自我指涉和元文本元素来把生产了翻译的脑力活动确认为合法和有效的”……以及“翻译如何影响和指导读者的脑力劳动”（20）。

这种研究路数隐含着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编纂中对翻译的两种常见看法的纠正。一种是把翻译看做原作的第二性衍生品，认为其中介价值大于本身作为文学书写的价值。另一种是把翻译看做纯粹的原创作品。把翻译中的序、跋、评语或书话摘出来捏合成译者自己的文学批评或思想。一味强调其审美意义，悬置其社会和历史相关性。第一种看法忽视了翻译本身作为文学实验的意义。第二种看法则忽视了翻译与原语境和新语境的关系，且没有给与翻译文本本身足够的重视。

通过本书，作者希望探讨具体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的翻译活动是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脑力活动”在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中起作用的，而这种翻译活动的合法性和相关性又是如何在翻译文本中实现和确立的。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让我们看到林纾及其合作者们是如何通过翻译来回应当时的文化论争的。

本书第二章(《破烂工具》)主要研究林纾翻译的两大核心问题：对译法(tandem translation)和古文体。林纾的这两个翻译工具被人诟病甚多。对译法被认为不忠实；古文又被认为无法达到作为传达西学的工具的要求，所以被认为是“破烂工具”(broken tools)。但在本章中，作者希望通过梳理对译法的发展史和语言斗争与建国（nation-building）的关系来展示林纾的这两种翻译工具在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有益的一面。指出真正“破烂的”不是这两种工具，而是“使我们无法理解这两种工具的意义的历史编纂视角的问题”（25)。

作者首先梳理了从明朝到晚清，翻译地位的逐步提升、翻译方法不断发展的历史。在林纾之前标准的对译方法是外国译者先将原文内容稔熟于心，用中文口述与中文作者，由后者在语法上稍加把关并润色。在这种翻译法中中文作者完全居于从属位置。到了林纾和他的翻译者那里，合作方式变成了本土译者翻译，林纾主写。这样一来，本土作者的能动性大大加强，而且林纾的写深受“批”和“续书”两种小说评点传统的影响，兼译兼评。所以相对传统的合作译法，林纾的对译法既可保证译文的文笔质量，又能保证效率，同时享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在对古文的讨论中，作者展示了林纾改造的古文所具有的延展性和活力。作者通过梳理韩愈及桐城学派以来对古文的讨论，指出文与道、形式与内容以及文体之争与构建世界（world-making)之前的关系，强调：一种文体必然“指向某些读者或大众，而文体与受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即便全然是想象的，也展现了其背后的机构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倾向”（47）。由此，作者将晚清的今古文体之争置于清末民初内忧外困时期对标准语言（或国家语言）的需求的历史状况下。作者指出，作为标准语言，至少要能满足三重需求：“可以用来翻译和讨论西学；与之前的写作风格具有连续性；能满足数量日渐增长、教育背景各异的读者的需求” （47）。在这种背景下，作者认为林纾的翻译古文体在五四运动前提供了这样一种国家语言的候选。是“在面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侵蚀时，对agency和权力问题的一种临时解决方案。它创造了足够的空间，使批判地（甚至经常是带有怀疑眼光地）理解西学及其所宣称的真理性和适用性成为可能”（48）。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作者具体分析了林纾如何在其译作中反思语言和西学的问题。

在第三章中（《虽然换了名字，但说的正是你》），作者分析了《黑奴吁天录》（译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伊索寓言》两部作品。尤其指出了林纾如何在这两部作品中做了三件事：第一、林纾为古汉语寻得新的领地。林纾早期的翻译风格与严复不同，林大量引进西文词汇和概念，形成了不拘一格的杂糅的古文体。这种杂糅文体不仅使得古文能够更好地传达现代知识，同时也利于对西学的有批判地接受。所谓批判地接受即在翻译中完全接受西学的概念，例如“公法”和“卫生”的概念，然后以这些普世概念为绝对标准，同时对晚清及西方殖民和帝国权力关系进行双重批判。另一方面，在吸纳进了“野蛮粗俗”的西文词汇后，古文在林纾手中开始向“国文”转换（或者说，正是由此转换才产生了“古文”和“国文”之别）。第二、林译的这两部小说达到甚至超过梁启超期望的用小说教化人民的目的。通过让中国民众与黑奴，尤其是《黑奴吁天录》中的George Harris(林纾译为“哲而治”)认同，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和非洲奴隶之间形成一种“痛感的联盟”(pain alliances)。第三，林纾使古文作者获得了一条生财之道，虽然在当时用古文生财、且为大众写作难免显得不入流。为暂时消解他不通西文、用杂糅古文来进行翻译并牟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林纾在书中将自己比作George Harris，视翻译为寻求同志君子的手段。

在第四章（《双重展示》）中，作者讨论了林纾如何在《贼史》（译自《雾都孤儿》）和《孝女耐儿传》（译自《老古玩店》）两部作品中采用了“双重展示”（double explosure）的叙述模式。通过这种叙事模式，林纾将维多利亚英国与晚清中国穿越时空并置，将“雾都孤儿和古玩店从其自我认同的意义（英国文学）中摘出，置于全球工业现代化的大叙事之下”（97）。指出在《雾都孤儿》和《贼史》之中，奥利弗的遭遇向读者提出了关于当代城邦国家的归属的本质和来源的问题；而《老古玩店》和《孝女耐儿传》中则充斥着现代伦理和道德行为的基本含义的冲突。作者视这两部译作为晚清社会小说（尤其是“谴责小说”）和英美的“意图小说”（novel of purpose）的交汇，分析了林纾如何试图通过对叙述声音的调动来达到创造和教化小说读者的作用。这种教化并非简单的道德灌输。作者首先引用Claybaugh在对英国“意图小说”的研究，指出在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引入之前，英国的意图小说一方面着意再现现实，另一方面也有着社会诉求。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从改革书写化身而来。这类小说承载着“告知读者世界的哪些部分值得他们注意，需要他们付诸行动”（100）的社会功能。后来所谓现实主义小说，就被用来指这种再现现实与社会意图的结合。

林魏合译的狄更斯就兼具了再现现实和引导读者的双重目的。林纾赞扬了狄更斯对社会的阴暗角落的关注，称其“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101）。认为正是这面反应社会的镜子才是使狄更斯小说的“有目的的拟真”（purposeful verisimilitude）如此有效的关键。作者认为，林魏的翻译就有意重组这样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只是社会阴暗角落的反应，也是现代意识发展成形之处。因为镜子使观看者或读者以这样一幅相框（frame），而不是另外一种相框来看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之镜这种呈现形式本身就起到了让读者形成某种意识的作用；让读者看什么、怎么看本身就教了他们应该看什么、怎么看。具体来说，如果说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的再现现实的模式(modes of representing reality)是尝试在叙事者和国家阅读大众(national reading publics)之间建立某种联系，那么林魏的翻译则试图在译本叙述者和译本读者之间复制同样的交流关系。林纾让“英国”的叙事人和读者成为了准虚构角色，让中国读者成为旁观者。通过对评点和叙事声音的调动让读者看到英国的读者如何被文本建构，进而让中国读者对他们产生认同。这种通过翻译产生的元叙事“效果”让作为旁观者的中国读者看到了英国“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贼史》等作品，就不仅是翻译一本小说，而是创造“可以发现社会问题、提出改革诉求的读者群”（103）。因为作者认为，林纾的早期译作的再现模式与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有进行社会教化和改革的意图。虽然双重展示（double exposure）的再现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例如在《孝女耐儿传》中作者展示的那样）。但总体来说，林译狄更斯不仅试图描绘工业现代化的阴暗面，更注重阅读这些小说可以为塑造现代国家公民做些什么。

在第五章（《向后看？》）中，作者着重讨论了林纾如何通过翻译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来回应语言和民族身份的问题。通过这一章的文本细读，作者说明了林纾如何受到他所理解的欧文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如何成为了他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端。尤其是林纾自己是如何在五四运动前就开始对传统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进行反思的。作者试图说明林纾并不是因新青年的攻击才被动退守为保守主义者，而是主动地、有意图地“通过翻译过程对传统主义的再发现”（127）。这种诠释也反驳了把林纾的保守主义归结于其性格的说法，反对那种将林的保守倾向简化为“无法与现代思想兼容的，狭隘甚至无理性的感情冲动”（127）。

通过分析《拊掌录》（即林译《见闻札记》）的几篇“圣诞故事”，作者展示了林纾如何被“异与资本、政治和书写记录等进步形式的”（129）潜移默化的旧式习俗所吸引。林把欧文笔下略带滑稽的守旧乡绅理想化为中国的隐士，投射为自己理想中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此时期林纾的文风也变得愈加保守。他抛弃了早期翻译中对外来词汇兼容并包的态度，用词开始近于严复提倡的古文纯粹主义。如果说在黑奴吁天录中的“哲尔治”表明了林纾对西学的开放态度，那么《拊掌录》中被林纾误作“欧文”的叙述人，就表达了对西学的保留态度。但如前所述，作者认为这种保守的转向并不是后退，而是再发现。林纾笔下的“欧文”的怀旧被作者视作对十九世纪中后期桐城学派的工具化的反拨。这种反拨不是切断写作和政治的联系，而是强调“写作的古文体之所以具有特殊的社会有用性，正是因为它不具有作为启蒙和传递科学技术知识工具的白话文所具有的直接工具性”（143）。这里作者认为林纾将欧文的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变成了一种复辟式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希望通过扬弃传统与“现代化及现代国家文化兼容”（145）。在林纾看来，欧文试图用文学写作为读者建立一种与过去的共同体的联系。在林纾那里这也是联系（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伦常”的可能。在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同时不至丧失与传统价值的关联。这样传统便不再与“文明”对立，而成为其发展过程。通过与欧文的互动，林纾形成了深刻地影响了他晚年思想的新式传统主义。

通过本书前五章对林纾早期译作的讨论，作者希望强调翻译作为脑力劳动（mental labor）的重要意义。林纾用他的翻译工具生产的译作不仅对原作进行改动，而且不断地对作为脑力劳动的翻译活动本身进行反思，并试图影响读者的脑力劳动。用古文来译西方白话文学的尝试也为古文开拓了新的殖民地，并将翻译确立为文学实验的重要形式，进而为后来人，如鲁迅的“硬译”实验扫清了障碍。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本书中这种对翻译作品的阅读方法的意义，在于不把翻译视作第二性的、衍生的作品，而是让译者和译文从隐身状态下现身，以思考他们如何通过与“原创”文学写作和“思想”互动来创造意义。这种阅读方式不仅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可用文本，也“提供了理解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作为文化和政治角色的可能”（154）。

在第六章（《国家古典主义者》）中，林纾已通过早期的翻译获得了“古文家”的声誉，也使他成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印刷技术结合的代表。这一章讨论了在清末民初（1911-1924），带着古文“大师”头衔的林纾如何利用和改变了“古文家”的身份，来参与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论争。此时的林纾，通过文学讲义等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名流的形象。占据了一系列的位置：翻译家、散文家和当代的古文“大师”，在读者中享有崇高声誉。林纾借翻译上位的例子正说明了“这一时期的作者们如何利用媒体行业的向心力来调节自己的位置，去尝试——有时是失败地尝试——为自己塑造一个“严肃”或“流行”，抑或两者兼有的形象”（191）。通过对林纾在这一时期为文学选集和教科书所做的工作的分析，作者讨论了林纾如何利用自己古文“大师”的地位来积极参与文化论争，去践行他的“国家古典主义”（national classicism）。这里“国家古典主义”被作者用来指“林纾对自我风格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文本和价值的判断、生产、再生产以及商品推广，并将其推做现代国家文化的核心”（157）。

在这一时期的林纾也逐渐意识到古文无法满足作为国家语言的全部需求，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以拉丁和希腊语为范本，把古文作为受教育人群的语言，以保存国家身份，类似像帕沙·查特吉所说的印度本地语言作为独特的本土文化身份的守护者的模式。这里作者谈到了林纾所编撰的国文读本如何在一方面重新定义了文学典籍（canon），在另一方面为古文家创造了活动空间。名家选集一度相当于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但在晚晴教育制度改革后，这些选集带有了新的含义，要去面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问题。而林纾个人作为中国主要出版社的教科书的编纂者就见证了这种文学和文化政治的转换。通过编纂古文选集和教科书，林纾试图“使古文家可以与科举考试脱离，转而与现代化中国家的教育机构发生联系”（158）。

通过这一章的讨论，作者希望揭示出林纾后期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指出以一种现代性的向前看的视角来看林纾的守旧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林纾等晚清“遗老”之所以强调对传统的忠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应对军阀割据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动荡的策略。所以可以说林纾的怀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体两面，一退一进，都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回应。实际上，就林纾及其合作者而言，“他们的国家古典主义使他们可以调整他们的知识和劳动，以适应新的社会机构，让他们仍然能够参与到文化论争中来”（202）。

在第七章（《成为王敬轩》）中：作者将五四运动中的新旧之争置于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下，讲述林纾如何被迫成为一个反动文化政治的代表人物。这一章分量很重，但对林纾着墨不多，在此恕不赘述。

在结论中，作者重提翻译的合法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翻译作品的地位，如何读翻译文本的问题。他举了埃兹拉·庞德的《华夏》（Cathay）为例，说明其如何被作为文学实验本身，而不是作为第二性的书写来阅读。相较之下，“中国一直以来在追求西学的压力下无闲暇顾及其他，直到今日才刚刚开始把注意力放到类似庞德那种的有意识的翻译文学实验上”（237）。很明显，作者把林纾也视作此种实验。而作者在本书中提倡并践行的阅读方法就是希望给予林纾的翻译作品同样诠释空间。作者提醒我们："汉语翻译所牵涉的历史问题——例如语言和文化合法性的问题——必须作为主题来与林译的文学实验对照阅读”（238）。

总结而言，本书前面几章从这个角度来展开，依次谈了 “林纾如何通过斯托夫人对“公理”的追求给他自己的并不“忠实”的翻译方式赋予了合法性； 林纾和魏易如何通过调动“狄更斯”和“外史者”两位叙事人，指挥读者的脑力劳动，让读者通过他们二人想象的国民读者的框架来理解《雾都孤儿》这部小说；通过与欧文的个人和审美上的联系，林纾试图为他在翻译过程中时时要面对语言和翻译的历史和政治限制寻求一个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这些外来图书从读者那里为林纾争得了”大师“的名号。通过教科书、选集和函授学校，林给了读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消费甚至是生产一个符合二十世纪生活需求的中国“传统”文学。而这种“商品化的真品”，被林纾最大程度地用作中国文化延续的必要工具（238）。

作者在最后再次提出，我们不能被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框架所局限，而要用新的方式来看待那些看起来仅仅是“述而不作”的作品。作者敦促我们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发现翻译这种脑力劳动的独立性及其与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勾连。本文对书中很多复杂的论证思路，例如对mental labor和the intellectual的关系的论述及用这些概念来理解翻译活动的意义等尚无法把握。而且书中对义法、翻译史、翻译出版史、公理、语言对等性等等问题的精彩讨论也都没有涉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韩著，并希望有进一步的评论。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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