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籍证上的梁左
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1976年中学毕业后到京郊平谷县农村插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任职国家教育部、北京语言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著名剧作家、编剧、相声作家。相声代表作有《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喜剧代表作《我爱我家》120集,开创中国情景喜剧的先河。2001年5月19日因突发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家中去世,年仅43岁。
原题
忆梁左
写在前面:5月19日,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又最令人痛惜的喜剧作家梁左先生去世20周年的祭日,小号转载梁左先生大学同学的三篇诔文,以志缅怀。
左起妹妹梁欢、梁左、母亲谌容、父亲范荣康、弟弟梁天
梁左离去快要八年。没有一年不想起他,想起来就伤心。原想等退休无事,再慢慢写回忆。这次北大同学们要出班级纪念册,事情是怎么倡议起来的,我并不清楚,待听到消息时已势在必行,并有工作组、日程表、方案、分工等等。集体的压力还真是不得了,邮箱里天天跳出班长发来的别的同学的稿子、催稿信、工作简报,感觉就像忽然回到了中学操场上,阵阵口哨叫你归队。那么,就现在写一点关于梁左的记忆吧。大学期间,我和梁左交往不少也不多。七七级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对岁数特别留意,当年一入校就人人互问年龄,论年排辈。结果问出来我是全班年龄最小,同学中有大我十几岁的,还发现一些巧合,比如我和黄子平生于同月同日,相差正好十年,比如陈建功也长我十岁、又恰好是我哥哥的中学同学、当年他们还是同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战友”。我不反感当小字辈。因为跳过两次级,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上最小的,习惯了,也深知可以籍此耍赖的种种便宜舒服。梁左比我只大两岁,在男生里也属于小字辈,可他有当“老梁”的癖好。班上比他年纪略小的男生,一个苏牧,一个李春,据说当年没少受过老梁教诲。尤其苏牧,从长相到打扮都像“小生”,与梁左的好作老气横秋状,相得益彰。两人要好,让梁左过足了“耳提面命”的瘾。此瘾毕业之后仍戒不掉,我就多次听梁左描述过自己亲赴电影学院“指导”苏小弟的情形,每次都是一副自鸣得意、乐此不疲地的样子。对我,梁左采取的是另一种居高临下的“呵护”。他是班上唯一给我买过零食的男生。一次周末我和几个同学去他父母家玩,出来之后梁左送我回家,途中特地绕道,给我买了一根大雪糕。后来得知我从小爱吃果丹皮,梁左又给我买过果丹皮。记忆当中,他和我头一回谈话,是因为我入学时穿了一件旧棉猴。那件蓝色棉猴,我从上幼儿园大班时开始穿,先后接过两截袖子,进了北大当作短大衣还在穿。梁左眼尖,注意到这棉猴领口用红线绣着一个“查”字,便乘机将我调侃一番。此后对我讲话,不由分说沿用一种“大人数落小孩”的腔调,弄得我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倒成了一种亲切。我没等毕业就去了美国。之后二十年间,走来走去。北大同学,星流云散,来往渐疏,时断时续,有些甚至十多年见不到一面,当然见到就亲热无比。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我与梁左的来往,居然在毕业之后频繁起来,尤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们见面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和班里其他同学。原因很简单,那些年他家从东直门小胡同的大杂院搬到了建国门外的一幢居民楼里,而我每年回国就住在我母亲那里,两家距离,走路不到十分钟。那时梁左已成了“腕儿”,忙,写相声、写电视剧、各种应酬。但因为我不常回来、回来又是街坊,属于特例。用他的话讲就是,尽管百忙之中,国际友人也得招待嘛。每次接到我电话,他先要拉着长声问:“什么时候到的呀?”如果回答不是才到,他便有一番说三道四的挑礼。接着是筹划:“我来安排一下咱们的活动,你等我电话。”他的“安排”花样翻新,我也基本都是欣然前往,虽然有时候也觉得,他真拿我当游客招待了。我和他去老舍茶馆看过曲艺表演,去小吃街吃过夜宵,去旧书店淘过书,去古玩店寻过字画,去音乐厅听过交响乐,甚至还有过一次乘三轮逛街的经验……因为约好见面那天风和日丽桃红柳绿,我提议散步,被梁左一票否决:走路多累啊,还晒!结果,他叫了一辆带顶篷的三轮车,两个人活生生地从长安街这头坐着逛到那头。 梁左心思细密,凡事总要筹措周到,皆大欢喜,偶有差池,自己先跟自己过不去。有一阵,他爱拉我见他那些常在一起厮混的朋友。一次和英达、马羚吃饭,他预先隆重介绍一番:英达“也是咱们北大毕业的、他爸和你爸又是清华同学、咱们两代人都同学”,马羚“不光是演员还设计时装”云云。结果见了面,大家都带着客气,话说得不热闹。过后没等我抱歉,梁左先检讨:“没弄好没弄好,以后改进。”倒像是他犯了多大的错。又一回,说是受人之托,无论如何要我与他一位曲艺圈的朋友曹先生一起吃顿饭,“人家也是诚心诚意要做东”。结果吃饭当中,曹先生几杯酒下肚讲起了风流韵事,措辞不雅,付账时又打开一只手提箱展示一番,里面有好几个币种的钞票,一叠叠分别夹在弹簧卡上。曹先生走后,梁左满脸涨得通红,一路陪不是,赌咒发誓:“从今往后,咱们就自己见面,绝对不带别人了。”那之后他果然再没提过这类倡议。另一回,他神秘兮兮地说:明天带你去一个北京新开的场所,先不告诉你是哪儿,保证你喜欢!结果,这个惊喜节目居然是到日坛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场去玩碰碰车!隆冬天气,又不是周末,游乐场里空无一人,我们买了票各自钻进做成彩色大茶碗形状的电动车,互相撞来撞去。一场下来梁左不过瘾,又换了不同的茶碗接着撞。如果当时走过来一个真儿童,看见两个三十几岁穿得圆鼓鼓的的叔叔阿姨开着玩具车满场横冲直撞,不知该作何评语,大概是“成何体统”吧。那天梁左特别兴高采烈,出了游乐场一路不断问我:“怎么样?今天特好玩吧?!”可是一出公园门,他便恢复一脸正经,计划着下面去哪吃饭,几点钟之后他得回家,开夜车写剧本。那次我算明白了,梁左自己其实很有当孩子撒欢的需要,不过他一直在家里当长子、大哥、父亲,在朋友面前当“老梁”“兄长”,扛着包袱和责任自我压抑成了习惯,连偶尔放纵一下都要以照拂别人为由。由于他在相声和情景喜剧方面的突出成就,那时开始有人称梁左为“喜剧大师”,他也乐得夸耀自己生活的热闹,饭局、牌局、桑拿、酒吧,听上去花团锦簇,夜夜笙歌。其时他仍住在那幢简易楼里,两套狭小的单元房,楼上居家,楼下工作,家具布置一如既往的简陋,餐桌就放在过道,一家人挤着吃饭。楼下的工作室一股潮气,大白天也是幽冷灰旧,和主人素常的脸色一样暗无天日。第一次感觉到他孤独,是有一次我回国,他正好被人请去上海写剧本,行前留了一个旅馆电话,说是见不着就通电话吧。那次我事情多,过了一周也没打。有天从外面回来,家人说梁左来过电话。当时已经很晚,我还是立即往上海拨电话,一拨他就接了,高兴之极,上来就诉苦,说是天天憋在屋里写剧本闷极了,连个聊天的朋友都没有。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刚才给自己煮了一碗面。然后说,你要不困,咱俩聊会儿天吧,你先去拿杯喝的,坐一个舒服地方,或者干脆靠枕头上歪着。结果那电话讲到我两只耳朵生疼才挂。若是在北京,一抬脚就串了门。这样的情形多次出现:坐在我家聊到一半,烟没了,或者要乘兴翻阅说起的一本什么书,于是一起走去他那边,坐下聊一气,他又送我回来,结果又进了我家接茬聊,往往他还要提要求:既然如此,也就再泡壶茶、弄几样瓜果小吃?除了地理优势,梁左有个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我和他特别适合当“聊友”:老同学知根知底,互相信任,现在呢,既不住在一国、也不一起共事、交往的圈子又不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利益关系,说话不隔,不必绕弯、不必戒备,可以放松,说赤裸裸的大实话。此言有理。对人性之险恶,梁左自诩看透。他经常嘲讽我在美国住久了,没有在中国的单位和江湖上混过,容易上当。他给我讲过一个连续剧构思,每集都是一个骗局,集集不重样。并且告诉我,这可是百分之百源于生活。任何时候,只要听我冒出点“理想主义傻气”,他便会反应迅速当场扑灭,活像一个警惕性十足的消防员。私下里,他的确说过不少“赤裸裸的大实话”,有些令我不寒而栗,但也常觉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他时而油腔滑调、世故城府,时而掉个书袋、抖个包袱、略施小计、声东击西。这都是为了逗乐好玩。其实他心地善良,喜欢单纯、松弛、闲散,常说生活过于沉重,人活得太累。他好《红楼梦》成癖,喜欢的女孩子类型,可以从她们的名字看出味道来:霞,红,青。他早年写过一堆纯情小说,自称改写相声是为了让大家活得轻松点。他对我描绘过一幅“怡红院里度晚年”的图景,那真是令人悲喜交集、啼笑皆非的设计,我听得直乐,一边心里暗自惊悚叹息。他会突然冒出非常浪漫非常感伤的情绪来。一次谈论起我们都熟悉的两个朋友,年轻时曾有一段刻骨恋情,后来分手、各自成家、生儿育女、断绝来往。梁左吸着烟,忽然说,可是你信不信,哪怕他们成了老头老太太,住在地球两端,如果有一天她出了事,需要他,只要她一声呼唤,他肯定马上会从天涯海角赶到她身边的。梁左一般不谈政治,谈起来,很谨慎,观点偏于保守,属于表面达观、深度悲观一派。也有激愤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有一次,说起旧时代的知识人,大发感慨,说晚清还有谭嗣同这样的人,民国的知识分子也是有气节的,现在的文人,一个比一个胆小。那年北京闹过一场“长江读书奖”风波,记得梁左的评论是:一帮自称学者的人,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还好意思唱什么高调呵。后来梁左搬去金台路一带。有几年我因女儿太小,不常回国。但每次回来,照例见面。他告诉我正预备购买新房,地方都看好了,这回可是几层的豪宅。他描绘了豪宅里每间屋子的分布、功用、采光、布置,神采飞扬。他说钱嘛,还差些,当然问题不大,他正在加劲挣。又说对了,还有一间专供朋友小住的客房,到那时候,像你这样的老朋友吧,不是也不想探亲老住父母家吗,就过来住住,保证吃的用的一应俱全,舒舒服服。二零零一年我住在香港。四月底回北京,和梁左通电话。他的声音疲惫匆忙,听上去隔得很远,说他父亲刚刚去世,正料理丧事,马上要陪母亲去外地散心,还有一堆杂事,看来这回见不成面了。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从香港过来很方便。大约十天后,我飞回香港。又大约十天后,某日上午,忽然接到刘震云电话,告诉我梁左两天前过世。最后的时辰他是独自一人,在金台路的小屋里,桌上录音机反复放着《梁祝》。后来听说梁左的葬礼去了很多人,办得很像样。那天早上,我去了香港闹市区一家电影院,独自一人连看了三场电影。日场,观众稀少,座席空旷。
梁左(右四)和北大334宿舍同学在一起
作者:陈京松
文如其人。以“制造”欢笑见长的梁左,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如他作品一样,可爱、搞笑、好玩。1978年初,“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来到了未名湖畔。当时正是“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在中文系的第一次联欢会上,梁左就自告奋勇,即兴唱了一首人们非常熟悉的歌,但词已经被他“篡改”成对十年动乱的批判与嘲讽:“文化大革命好吗?文化大革命好吗?文化大革命国家乱得一团糟,老干部,被打倒,知识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疯狂,掀起了文攻武卫新高潮。”让台下的学生为之一笑。由于时代和专业的原因,文学专业男生宿舍的流行语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对“政治语言”的戏谑,一种是对古曲文学语言的活用。这方面,梁左可称为“大师”。当他有求于同学时,便称对方为“革同”(革命同志),如果打嘴仗,他便称对方为“阶敌”(阶级敌人)。如果你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一脸严肃地问你“阶级感情”哪去了?如果考试及格了,便振臂高呼“梁革同终于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那些一本正经的政治术语从他嘴里一出来,就变得滑稽可笑。其实《我爱我家》中“老爸”的许多语言,就是他在大学里经常挂在嘴边的。从农村工矿一步迈进高等学府,自然有些同学与原来的女友“拜拜”。诗经《氓》中的氓是个负心的男子,学了这首诗后,梁左把第一句“氓之蚩蚩”的“氓”换成姓氏,用来称呼同学。很快,同学见面便都以“张之蚩蚩”“王之蚩蚩”相称。一时间,77级文学专业的男生都成了“负心汉”。学校开运动会时,新生自然是开幕式的主力。练正步走时往往要喊“一二三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以壮声势。记得有一天,大家正练得无精打采时,梁左和周围几个同学一嘀咕,众人立刻来了精神,一边迈着正步,一边豪迈而整齐地高呼:“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外系的同学大都知道这是一首求爱的情诗,齐声喝采叫好。梁左很善于捕捉生活中喜剧性的细节。宿舍里同学写情书时,有着不同的习惯。一位学兄总用左手压住信纸的左上角;一位师弟则空着“左上角”,信写完了,才填上爱称。马上,梁左便发明了女友、恋人的同义词——左上角。见到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在一起,他便会问:她成了你的左上角?与梁左最后一次相见还是十年前我在北方一所高校任教的时候。从《羊城晚报》看到梁左辞世的噩耗,落泪之余,更多地想到的是他的笑声。我想,他不在了,但他一定希望他的作品让活着的人笑口常开。
毕业之前,梁左(中)和同学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
梁左辞世八年祭
作者:李矗
维戊子岁尾,金木犯月,久旱未雨。时值北大文学七七级编修入学三十周年纪念册之际,适逢同窗师弟梁左辞世近八年之期。翻检旧物,回首往事,心中不禁涌起许多感慨与哀思……忆往昔,岁月变幻迷离。“文革”动乱,校园荒废,华夏儿女备受愚昧与蒙蔽。及至高考恢复,如惊蛰春雨,一时间唤起被遗忘十年之各届学子踊跃应试。是故七七所录新生,年龄参差殊巨。据说首都高校院内,就有兄妹姑嫂同班、叔侄母子同级之奇。文学七七级四十多人,年龄最小的,如小查(建英)、小苏(牧),才十七八岁;而年纪最大的,如老颜(乾虎)、老叶(君远),已三十有几。余年二十七,属于“老”字号的一拨;梁左年方二十,属于年轻的一畦。入学时值北京初春,天气尚冷,同学们从天南地北聚首燕京,穿戴服饰各异,话语口音纷呈。有来自塞北的皮革羊绒,有来自江南的棉衣裹身,有军人及警察的制服,还有少数民族阿妹色彩斑斓的披巾。依稀记得,梁左身穿对襟纽扣棉布长衫,肩披灰色围巾,戴一副眼镜,一表斯文,感觉像电影中的五四学生。后来班又分组,我和梁左同在一个学习小组,开会时听他发声,嗓音中平,个别字眼有那么一点点舌头舐着舌根,听起来更觉得他年轻率真。大学期间,同学们大多以宿舍——教室——图书馆——餐厅为活动轨迹,循环往复。早晨,大家背着书包和叮当作响的饭盒,三五成群地从宿舍里涌动,骑车的车铃狂拨,健步的两脚生风,犹如系铃铛与不系铃铛的鸽群,纷纷扬扬地飞往餐厅,飞往教室,飞往图书馆,直至夜晚才又从各处飞回一个个宿舍楼,犹如黄昏之众鸟投林。白日里,图书馆是自修的殿堂,静谧而宁馨,只有纸和笔可以互诉衷情;教室是传业授道的圣坛,只有释疑解惑的老师可以高谈阔论;而那时的餐厅,也是“僧多勺少”,等候时一个个排队紧跟、既得时一个个虎咽狼吞,哪里有如今这般可以细斟慢饮甚至互相喂饭的情形。所以,晚上回到宿舍之后,紧张了一天、坚忍了一天、憋闷了一天的青春热血与激情,便在身体放平之后得到放松和喷涌。可以说,那时的许多思想碰撞与情感交流,便是在宿舍的“卧谈”中进行。一些知识草料,在“卧谈”中反刍而消融;一些奇思妙想,在“卧谈”中躁动而萌生;一些笑谈佳话,在“卧谈”中嬉戏而衍兴。那时,梁左的诙谐与幽默,还有334室其他同学的“拟话本传奇”和“梦中情人”,也在这“卧谈”中崭露头角,谈笑风生,而今成为了不少同学校园回忆的“龙睛”。我与梁左不在同一个宿舍,学习小组的活动后来也流于形式,听梁左胡侃神聊的机会甚少。与梁左唯一的一次面对面交谈,是到了临近毕业的前夕。当时,我们谈到了文学圈内的一些话题,也谈到文学圈外的一些事例。如今,谈话的内容早已淡忘,有些细节仍还依稀。我比梁左痴长七岁,而我当时的一些直言,竟让年轻的梁左连声啧啧:“三直厉害,厉害三直!”我也不问这是赞同还是讽喻,只是信口开河,兴之所至。到了临别的那天,梁左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下了这么一句:梁左,显然你这是有感而发,字里行间包含着你对我们前一天谈话的感触。有道是,知人者见友情,忧人者见挚情。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次,看到你的这句留言,我的心中不由生出许多感慨和感激:知我者,梁左也;为我忧者,亦梁左也!我比你年长,却向以率性快意行事;你比我年轻,却显得老成持重,并能为我之直言忧而愿祈。此情此义,又岂非同窗可比!
梁左,记得毕业之时,杨柳依依。同学们互致留言,各奔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彼此居宿之地越来越远,有的甚至远隔重洋万里;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被那车水马龙的喧嚣和钢筋水泥之壁垒而隔离,形同天涯咫尺。然而,情感的纽带,似乎却连结得越来越近,许多昨日的往事和记忆,犹如尘封的珍珠琥珀和钻石,无论当年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也都变成了珍贵,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晶莹温馨而且美丽。你虽已离去,但我相信你与我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和情思,因为我们曾经相识相知而相惜!离别以来的这些年里,我对北大一直心存感恩与感激,总想尽我绵薄之力,回报知我、忧我的同学和老师。然而,惭愧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能。尤其是调入法制新闻单位之后,隔行如隔山,尽管我对文学仍然一往情深,却无缘为之献芹。虽说法律与生活联系日增,普法教育遍及全民,然而文学中人都是好好先生,基本与法无涉,偶有纷争,也善宽忍,或另有锦囊,妙手解铃。所以,多年来,我所能做的,就是作为一名热心的读者和观众,默默地为文学喝彩和鼓劲。偶尔,有同学或校友的新作问世,叫我写个读后或短评,我都欣然从命,甘效一孔之见一得之功。梁左,你改行搞相声的那阵,我从春晚荧屏上看到姜昆所演相声的文字作者显示的是你的名,心中的快乐不由频添几分:哈!梁左这小子,还真行,把当年“卧谈”的机智与幽默,都搬上了中央视频!有道是,领导的报告,秘书的文稿;这姜昆的相声,乃梁左之脚本也。后来,你和王朔英达等人联手推出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全国影视界引起轰动。我很想为你撰文一评,却止于锦上添花之冗。我想你也是理解和知道的,在那如潮的热评之中,不需要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的我的评论,却融会了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的我的掌声。我默默地为你鼓劲,期待着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作为观众的我和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笑声!
《我爱我家》剧组,梁左(右一)和英达、王朔、英壮在一起
然而,没想到的是,2001年5月的一天,龚玉突然打来电话说:梁左去世了!你走得那么突然,突然得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对龚玉说,我要去看你。龚玉说,遗体已经送医院太平间了,灵堂设在人民日报社院内的家里。我随即赶到西单的一个殡仪馆,买了一个最大的花圈,幸亏那时还有“面的”,可以侧着放得进去。当我赶到人民日报社门口,龚玉已经等在那里。我跟随龚玉第一次走进你的居室,只见两间不大的房间空空如也,却不知你身在何处?你的弟弟梁天等人守在屋里,显然悲怆的哭泣早已过去,剩下的只是痛苦的沉寂。梁天简单地向我们说了你去世的情形,说你是夜里走的,第二天发现送医院已经不治……墙上挂着你的照片,我和龚玉把花圈抬进屋里,默默地看着墙上的你,你的嘴角仍如在校时那样挂着浅浅的笑意,这更增添了我们的悲戚。我走到留言簿前,拿起笔来,禁不住心中悲情狂泻:梁左,你才多大呵,不该就这么匆匆离去!你才四十四岁呵,无论怎么排队也不该轮到你;有多少热心的观众,在等着你的新作播出……后来,看了你朋友的回忆,知道你还有很多的写作构思。说你在潘家园买了一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你准备用它来构思一部长篇,如果把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你还有一个与《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的小说构思,相当乖谬,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呜呼!壮志未酬身先去,天妒英才多伤悲!
《我爱我家》剧组,梁左(中)和英达、蔡明在一起
还说,你在离去的前一天夜里,独自一个人在三里屯的酒吧街转了两个小时;十点左右,你给远在云南的一个朋友打过电话,谈到了你父亲的丧事;之后,你又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找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你没能参加进去;第二天凌晨四点,你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你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你;上午十点,邻居看见你拎着买的熟食走回家去;从此之后,就再没人见过你;电话里记录的是,傍晚六点你有一个电话打出去;接着,平时照顾你的一个剧务打来电话,问你在忙什么,你说准备热点东西吃……后来,经法医鉴定,你是当天晚上十点至凌晨二点之间去世的,胃内空无食物。呜呼!梁左,你把那么多的欢乐和笑声送给了观众,却把如此艰涩的孤独和寂寞留给了自己,甚至腹中空无粒米!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个箴言式的断句: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正直无私而孤寂的。远的如毕加索、海明威,近的如徐迟、海子。我不知道该不该加上你,但想到此处,思绪早已被卷成乱麻游丝……梁左,你离去四年之后的2005年,我和谢冕老师一起编纂一部名为《中国文学之最》的书,拟将文学领域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或特殊影响的作家/作品/事件/理论/流派/社团/轶闻等项目,录以词条的形式汇编成集。记得第一次编委会在北大中文系二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谢冕、严家炎、洪子诚、孙玉石等先生,还有班里的叶君远、郭小聪、龚玉、孙霄兵、王娟等同学。当审议到词条目录时,龚玉快人快语,说:在当代卷里,梁左的《我爱我家》绝对应当有一席之地,因为在中国情景喜剧中,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收视率,都堪称第一。
《我爱我家》关机宴,梁左和王朔聊天
谢谢龚玉,是她又一次向我说起你;还得感谢谢老师,他把编撰事务都交给了我,这回可以为你大书一笔。然而,会后却又下笔艰涩,因为按编撰体例,“作品”项只收录诗歌、小说、散文、话剧戏剧,不收录电影电视,而你的《我爱我家》属于电视剧。后经再三斟酌,我想到了把你移到“作家”项的方式,并拟了这样一个题目:《中国当代最有才华又最令人痛惜的情景喜剧作家:梁左》。平心而论,这个词条含有老同学的相知相惜,但也绝非“以编谋私”——为了编撰这个词条,我考察了中国情景喜剧自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我欣慰地发现,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你推崇备至。这个圈子里的大腕,如英达、王朔、英壮等都说了,你去世之后,中国情景喜剧至今没有达到《我爱我家》的水平,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你。更有学者指出,你去世后中国情景喜剧“突然陷入低迷”的“危机”。所以,我敢肯定地说,你堪称中国情景喜剧之“最”,“梁左”这个词条绝对没有争议。梁左,最近看到你的遗作《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更令我感慨万分。你说,老来倘若不能超越年轻,只想在西山找一处安静。那时,你才三十几岁,比我们现在所有同学都要年轻,却把人生看得如此透明圆通;而今,比你又痴长了八年的我,却还在这里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是否如你所虑将会被我们的后辈子孙讥为“满天烦星”?也许,你又该如毕业留言那样说我心直、口直,而且言之太多、太痴。那就就此打住吧,在你离去即将八年之际,让我把这篇小文和有关你的词条放在这里,权当是遥寄阴司的一片奠意。
查建英
查建英,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19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为中美杂志撰稿。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弄潮儿》,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陈京松,下乡插队三年,煤矿井下工作六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曾在高校任教,讲授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1992年调到广东省艺术研究所,从事戏剧理论研究、戏剧创作辅导工作。创作或参与创作大型话剧、音乐剧、粤剧、汉剧、雷剧等近二十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李矗,原名李康林,笔名李束、李挺拔,广东吴川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日报社编辑,法制日报社编辑部副主任、副刊主编,高级编辑、高级记者。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述甚丰。
北大新三届
黄子平:北大当年,文学社团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