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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郝荃:最开心的是帮助别人

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郝 荃




2017年8月,59岁的郝荃走进一座大厦的咖啡厅。红色棉麻T恤,红框眼镜,一头栗色的齐耳短发。没有妆容,也没有配饰。


这座大厦是金融街众多现代化建筑中的一个。高高的玻璃幕墙,每一座都是明晃晃的地标。


时间向前推两年,2015年3月,北京柏悦酒店里一场盛大的告别晚宴上,郝荃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讲完她的退休感言。灯光暗下来,全体合伙人起立鼓掌,她的职业生涯在那一刻完美谢幕。


1985年,她成为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员工”。16年后,她成为毕马威中国合伙人。


命运对她的某种偏爱,不仅仅体现在事业上。脱掉职业外衣的她,是朋友眼中的“荃儿”。她和丈夫汪建熙一生相知相伴,是外界公认的财金侠侣。


在一张拍摄于1982年的照片里,郝荃在第二排右边第3个,汪建熙在第四排左边第4个。这是人民大学78级本科财政系会计班的毕业照,全班一共42个学生。他们从录取率只有6%的610万考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彼此之间惺惺相惜。

 1982年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班78级毕业照


入学那年,郝荃20岁,汪建熙27岁。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1978年秋天,在北京顺义郊区赵各庄公社插队的郝荃,迎来了她人生的转折——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班。


进了大学,她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和那些走南闯北的同学相比,郝荃觉得自己就是一碗白开水,“我简直太菜了”。


班里年纪最小的张河记得,1978年10月23日,新生入学的第三天,在校医院体检排队时,很多人见了面,愣愣地看着彼此,突然哭着就抱在一起。过去的十年里,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散落天涯,有当兵的、有插队的、有进工厂的,有去兵团的……在那个场景下重逢,每个人都感慨万千。


张河翻开一本两厘米厚的册子,这是他们大学期间记录的“班史”——到图书馆阅读、排球比赛、观棋对弈、下工厂实习,四年来的点滴,都一笔一画记录在这本册子里。


郝荃喜欢这个班,不仅因为能学到知识,更多的是能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她和同学聊星星画展,聊伤痕文学,聊高校教育,聊经济改革。下了课留在教室里,看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看刘心武的《班主任》。到了晚上,桌子椅子搬开就开始跳交谊舞。


那时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慢慢下来,本来20多个同学经常在一起复习、讲题和讨论,不知不觉间就变得只剩两个人,郝荃和汪建熙。


郝荃在大学里,找到了她一生的伴侣汪建熙。

郝荃与汪建熙


郝荃大学时最好的同学骆小元说,汪建熙在男生里很出色,认识社会和人生更深刻,郝荃对汪建熙很崇拜,很敬仰。两人一起读书,一起集邮。老汪表演前,郝荃会把他的小号擦得锃亮。图书馆门前的一大片自行车里,郝荃一眼就能认出老汪的自行车——那辆破的不能再破的黑色二八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骆小元说,“我可不会在茫茫车海里去找谁的车,那时候我就知道,她心里有老汪。”


毕马威合伙人


1993年,郝荃在美国洛杉矶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1997年调任毕马威伦敦办公室。2001年加入毕马威中国,成为合伙人,并先后进入毕马威中国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


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相信我可能是在毕马威最多办公室工作过的人之一,从纽约、洛杉矶,到伦敦,最后回到北京;我在美国时,还在费城、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做短期项目。”


郝荃第一次离开中国时是1985年。那时,西方会计学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在人大留校任教的她被选派去毕马威参加一个实习项目。


挑中她去美国实习的美籍华人何潮晖后来成为毕马威中国的主席。她曾经跟何潮晖说,我只能做follower(下属),做不了leader(领导)。


她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何潮晖职场上教她的一切。会议室里谁该坐到哪个座位,谈判桌上怎样开启一个话题,经验越攒越多。慢慢地,遇到难对付的客户,老板就会让她去,“Sherry,你笑着就把人给骂了。”

大学女生留影。右2郝荃


她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她的先生汪建熙。


骆小元说,“汪建熙对于郝荃来说,是一生的老师,他有这种力量。”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改革的三四十年里,汪建熙是引领者,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首席会计师和副秘书长、主席助理等职。郝荃则长年在一线实践,两人一路走过来,在专业上互相帮助。


郝荃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忙工作,还是在圈子里结交杰出的异性朋友,老汪只有鼓励,没有任何抱怨、阻拦或不信任。


“我快60岁了,到今天我可以说我很自信,但这个自信一路走来,很大程度是他给我的。我觉得很幸运,这一辈子,我的心是自由的。这种支持需要很大的胸怀。”郝荃说。


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2004年,郝荃和她的一些女性朋友聚在一起商量,办一所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解决他们面临的教育难题。她们在大兴找到一个废弃的厂房,经过改建成为校舍。这就是蒲公英中学,北京第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初中。律师朋友负责法律事务,郝荃顺理成章地负责财务。


“这些孩子的父母差不多都是70后、80后,好多都是文盲,如果下一代再不读书,他们以后怎么办?贫穷会遗传下来。”


郝荃(右)参加蒲公英公益组织活动


很多孩子刚入校时,考试就十几分,两门都及格的不超过10个,一门及格的也不到20个。郝荃说,高考曾改变过她的命运,她们努力为这些孩子拓展继续求学的道路,以改变更多农民工家庭的命运。


有一个孩子,家长就在大兴学校旁边种菜,觉得女孩读到小学毕业就可以了,不让报名。在学校的劝说下入学,现在已经毕业,到美国奥克拉哈马大学读数学系。


“我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人生的心路是平顺的,我很幸运。在所有重大的转折点,都有人帮助和支持我。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发现,我已经具备了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


大学同班同学吴小庆、俞智强都被她拉进了蒲公英中学项目。吴小庆最开始只是过来帮忙,现在成了学校理事长。俞智强连夜开车给学校拉来了上万册的图书,把儿子也带过来做志愿者。


“我们给学校起名蒲公英,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像蒲公英一样,有强盛的生命力,无论飘散到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开花。”


我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人生的心路是平顺的,我很幸运。在所有重大的转折点,都有人帮助和支持我。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发现,我已经具备了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


——郝荃


大学同学在瑞士雪山顶上。左起骆小元、俞智强、汪建熙、吴小庆、郝荃、张河


原载《新京报》2017年9月28日  记者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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