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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葛有彦:故乡旧事

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葛有彦,1947年出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原题

故乡旧事


 
  作者:葛有彦



我的老家,在窟窿山下的北官庄,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乡绅卖古树兴学


我们村里的庄户人家,崇尚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村史和葛氏家谱记载,清末葛有林 ,字镜华,号仲芬,中“贡元”,挂“贡元”匾。 


1929年,葛有林返乡,与村里的乡绅乔庆堂、葛居楠、葛宏茂、葛居元等,组成校董会 ,兴教办学 。用葛氏老坟卖柏树的钱作启动资金,在清风庵(姑姑庵)里,增建10余间房,创办了北官庄村小学,时称济源县第十完全小学。


1938年春天,济源沦陷前夕,学校停办,历时9年,对当地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学校的毕业生有不少人后来参加工作,成为部队和政府高、中级干部、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


我们的村庄,重视教育。解放后,村里出地皮,出资金,出劳力,协助政府建立济源县三区北官庄完小、济源县第五中学(后为济源县辛庄公社高中)。


我们家里,祖父没有上过学,父亲上过两年小学,叔叔初小没毕业,家里人都盼着我长大了能上学读书,我刚到上学年龄,叔叔就查字典给我起了学名,还在我的小草帽上写了四个字“葛有彦记”,我很高兴,又似懂非懂,拿着小草帽,跑到东院我五伯家显摆,很神秘地给我五伯说:“五伯,我要上学啦,我有学名了!”五伯说:“你学名叫啥?”我说我叫“葛有彦记”,五伯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后来长大了,想起来这件事,真是笑死人。


我和母亲第一次照相


校墙“还我河山”


我1954年上学时,学校还是在姑姑庵里。学校有两个门,都朝南开,门外面是一大片空闲地。两个门之间,是由原来唱戏的舞楼改成的教室, 临操场的墙上,写着4个大字“还我河山” 。


我刚上学时,走近校门口,就会看到那4个字,可以看出字是红色的,已不怎么红,有些暗淡了,字写得很大,但我还不认识是什么字。


我就问班主任桑槐桂老师,是什么字,他教我怎么念,给我讲,这应该是抗日战争时写的标语,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乡土,我们中国人要赶走日本鬼子,要他们还我河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快10年了,标语还在墙上,历史的痕迹太深了。


学院的西门,横额是石刻的“北官庄完小”,进去是钟乳石垒成的假山,山北面是大操场,最北面是一排两个教室。


东门进去,是南、北院,最南是舞楼改成的教室,沿楼梯上,可进教室;南院东、西两厢房是4个教室,北面是大殿改成的一个大教室。


大教室的东面一间房是教师宿舍,桑老师和3个教师就住在那里,大教室的西面是一个套间,校长住里间,外间是校务处的办公室。


校务处和西厢房之间有着5米许的空地,通向西面操场,西厢房北墙上有黑板,常写出学校日常事项的通知,还有公告栏,张贴重大事件布告,如奖惩学生的决定,而期末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则要貼在校外,西门和舞楼教室之间的院墙上。


南院内树立有一块石碑,密密麻麻刻有许多字,我刚入学时还认不了几个字,后来请教桑老师,才知道是“葛君仲芬德政碑”,碑文16个字:“堕庙建学,打破迷信,行仰为人,数着葛君。”


大殿改成的大教室南北两门,连通南北院。北院北面是后殿改成的大教室,大教室西面是教师伙房,与操场北面的教室相邻,东西厢房是两层楼房,楼下住教师,楼上住外村来读书的学生。


西厢房北墙与教师伙房之间是空地,北院和西操场相通,东厢房南墙和连接南北院的那排房之间,也是空地,有一棵大树,还有一眼水井。


青年教师被拔“白旗”


我们村的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可以不出村读到小学毕业,而邻近的三里五村,有的没有学校,有的没有五年级。南面的古杨树庄没有学校,休昌村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


我上完初小,升五年级,已经到了1958年。古杨树庄和休昌的李吉昌、胡俊海、李荣花、李英豪、李宝贵、尚新中、尚明英等10多个同学,也来我们村上高小。


我们升五年级后,又过了几个月,就开始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食堂了。


我记得,是一个晚上,学校组织我们去辛庄唱戏的舞台那个大院里,参加公社工农业放卫星、大办钢铁誓师大会。


开始是公社书记讲话,接着是表决心的上台发言,想不到的是,后面开成了拔“白旗的”的大会 。


我们小学隔壁的县五中,一个青年教师被拔了“白旗”  ,受到点名批判,说他不参加大办钢铁”,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


后来我听人说,实际情况是,他老家是东面哪个县的,他母亲生病了,他提出请假回去看望母亲。那时候,什么都不正常了,母亲生病也不能回去看看。


我上小学


女教师跳河自杀


开完誓师大会,成年人都去大办钢铁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在班主任曹修吉老师的带领下,背着铺盖,去休昌、裴村、莲洞参加秋收,那时叫大协作,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教室的地上。


秋收结束后,又去到更远的苗店,参加修建公路大会战。开始是挖土,用箩筐往高处抬,垫路基,后来又到几路里远的南河摊抬沙子。


冬天夜里,很冷,我们很多学生睡觉都不脱衣服,老师给我们讲,穿着衣服睡,影响血液流通,更冷,但我实在是怕一钻进被窝时那个“凉”,到了也没脱过衣服睡。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天清早,我们听说有一位女教师,夜里在我们抬沙子的南河滩,跳河自杀了。


这位老师姓郭,不是我们学校的,但我认识。1956年春节前,莲洞我大姨家表哥结婚,我那时上二年级,期末考试后,已经放假了,母亲带我去参加婚礼。


下午回来的路上,出了莲洞村,我们就遇到这位老师,一起同路走,我们回官庄,她去辛庄。


我从母亲和她说话中,知道了她是教师,娘家是辛庄村,在王寨那边学校教学。她说话很和气,问我上几年级了,喜欢什么课,还问我期末考了多少分。


我说喜欢语文,语文考了99分,不怎么喜欢算术,只考了90分。她鼓励我好好学习,还说小学是打基础的时候,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学好。


我觉着她是为我往好处学,记住了她的话,还问她怎么称呼,她说姓郭,分别时,我说,谢谢郭老师,再见!


二年级下期,学区会考,统一安排监考老师和考场,我们到王寨那边的考场考试,我又见到监考的郭老师,向她问好,她给我说,考试不要紧张,沉住气,用平时学到的知识答题就行了。


1957年春节后,开学没上几个月课,老师们都去县城开会了,学校放假半个月,可半个月过去了,没开学,一个月过去了,还没开学。


记不清过了多少天,终于开学了,老师们回来了,我们学校的校长苗向荣和于纯阳老师被划成“右派”,辛庄乡还有一些教师被划“右派”,郭老师也在其中。


1958年冬天修公路大会战时,我又见到她。听说和她一起抬箩筐的,是一个人高马大,有点儿“二”的假小子,把箩筐很往她那头推,撞着她的腿,踉踉跄跄走不成路。


她是“右派”,改造对象,还要接受批判,只有忍气吞声,她受不了超负荷的重负和屈辱,不堪那无休止的批判和痛苦的折磨,在夜里跳河自杀了。


这样的老师,和蔼可亲,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她这样的老师,怎么就受难被折磨,无法活下了去呢?


珍贵的红薯面窝窝头


从苗店修公路回来,已经快过春节了。1959年的春天,我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学生正在参加劳动,用箩筐往麦田里抬土杂肥,听说我们学校新调来一个老师。


第二天太阳落山时,我舅家的表哥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我才知道原来新调来的老师,就是我表哥,他送毕业班,教六年级语文,和我们班主任曹老师,住一个房间。


他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喜欢历史和文学,与他的引导有很大关系。


1959年的冬天,我已经是六年级了。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李子玉老师,课讲得很好,他说兴趣产生于知,你对哪门功课知道的多了,越是会有兴趣。


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每周一次作文课,还规定每周写一篇周记,要求我们把周记当作文來对待,交给他批改。


我喜欢作文,一次交了三篇周记,李老师大加表扬,还作为范文在班上念了,我学习更有兴趣了。


我们班里,古杨树庄的李吉昌、胡君海,作文、周记,写得更好,李老师把李吉昌的《新西游记》,胡君海的《和星星作伴的人们》,作为范文在班上念了,我很想向他们学习,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1959年冬1960年春,生活已经比较困难了,我们村食堂里多是用玉米轱辘作的人造淀粉掺红薯叶,熬的稀汤,肚子总是饿。


古杨树庄,人少地面宽,比我们村好一点,他们來上学,会带食堂蒸的红薯面窝窝头,总算是正经粮食作的。


李吉昌和胡俊海,和我关系很好,下午来到学校,上课前还有2个小时,李吉昌、胡君海常约我去学校外,到北面的打谷场上。


我们在谷草堆里,晒着太阳,说课外书里的故事,交流写作文、周记的想法,他们还会把红薯面窝窝头分给我吃,那时的情景,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


我想,三国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好伙伴对我的情义也不浅啊!


我(右一)和小学同学


“几何公理狗都知道”


1960夏天,我和李吉昌、胡俊海、李荣花、李英豪等同学都考上了济源五中,和我们原来上的小学,只有一墙之隔。


上初中一年级,有2个班,学生是从沁河两岸考过来的,我又结识了李正森、魏思輦、李天瑞、李道中、郭孝重、张启文、郭社香、李寸平等同学。


我和李吉昌、胡君海、李正森、卫思輦等同学,都是好伙伴,还一起去县城照过相,这也是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可惜当时的合影没有留下来。


我上小学时喜欢语文,虽然也想学好数学,但一直培养不出兴趣来。初中学几何,听了李国聪老师几节课,就吸引住了我。


他给我们讲几何公理: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他说:几何定理是需要证明的,证明以后才能用;但公理不需要证明,可以直接用。为什么呢?


他说:我举一个例子,你手里有一根骨头,远处有一条狗,你把骨头往地下一扔,狗看见了,它会怎么跑过来扑向骨头呢?


他稍作停顿,让一个同学回答,这个同学说,狗会一下子窜过来,一直不停地跑过来。


李老师说:对!狗一定是直着跑过来,决不会绕着弯儿跑,这说明什么呢?两点间最短的是线段,是直的,这种道理,连狗都知道,对于人类来说,自然就不用再证明了。


李老师的课,讲得很有趣,我也喜欢上了这门课,第一次几何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李老师就借给我数学课外书看。


我看到他讲的狗的故事,原来是课外书里讲的啊,我就喜欢看数学课外书了,李老师还让我作课外书里的题,星期天让我都到他那里,给我批改,详细讲解。


初中时,李老师给我的数学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后来到1978年高考时,我报考文科,考了402.5分,其中语文73分,地理74分,政治81.5分,历史86.5分,俄语64.5(不计入总分);数学考了87.5分,在我5门课中最高,给我拉了不少分。


我一直很感念李国聪老师,还有故乡小学和初中的老师们。


同学被精简退了学


我们一起上小学的同学,有的没考上中学,有的考上了,记得我村考上的有10多人:传山、家伟、宏国、自清、自淦、祥宝、国兴、玉莲等。考上的同学中,后来的情况,祥宝和国兴有些相似,都因父亲的问题受了影响。


祥宝家在葛祠堂的东面,他父亲是乡粮食收购站的干部,那时的收购站就在我们村葛祠堂里面,和祠堂正房隔开,北面的一个小院,临着二道街,收购站的门朝东开,我们从南街去上学,就要从收购站的门口经过。


祥宝的父亲是干部,家里生活条件好,我们班的同学很羡慕他。我们上小学5年级时,他父亲和一个女的好,被开除回家了,他在学校里也抬不起头来。


听人说,后来他父亲被汽车撞了头,有淤血,住了医院。出院后,还不规矩,胡说八道,做出格的事,有人把麦秸放在碗里端给他。祥宝也觉着还丢人,初中一年级时,休学了。


国兴的父亲当过解放军,我们上小学时就听说已经是炮兵排长了,部队驻在大上海,小学二年级时,国兴跟着妈妈去看他父亲,回来后穿着一道蓝一道白的海魂衫,我们班的同学们羡慕极了。


小学时,国兴学习很好,五年级时他父亲已从部队转业回县里,在医院里当领导,院长、书记都干过 ,权力很大,家里生活条件更好。


1961年前后,我们上初中二年级时,国兴的父亲出事了,和医院的一个护士好,不知因为什么事,这个护士喝安眠药自杀了,国兴的父亲被关起来了。


当时正遇到中学精简调整,因为他父亲的事情,学校也不让他上学了。


我记得我们班和国兴一起被精简,让退学的还有一些同学。有的同学是因为家里成分问题,有的是因为前辈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干过,或是在村里当过保长。


家在裴村的一个同学,听说他爷爷是济源县第一批公费留洋学生,县志都有记载的,家里解放前在开封有大生意,也和国兴一批,被精简了。


对这些同学来说,多不公平啊,硬是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


1963年我初中毕业


临危救人


文革中我的同学在红薯窖里被“闷”死了,地主成分的同学救出了好几个村干部和群众。


我家斜对门的福堂,比我大1岁,我们一起上小学。


桑老师给他起学名葛家光,他奶奶说,这个名字不好,咱们葛家就净光光的?他给老师说了以后,商老师又给他起名葛家贤。


小学毕业后,他在村里务农,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可惜的是好人不长在。


1969年,我第一次从西藏回家探亲时,听我母亲说,福堂和他父亲去北地取红薯。


福堂准备下红薯窖去,在红薯窖口就闻到里面气味很大,给他父亲说,红薯窖里很难闻。


他父亲脾气很暴烈,也比较倔,不容置疑地说:“那红薯就不要啦?”当然,生活不宽裕,这一窖红薯不要了,全家人吃什么?


福堂很顺从地下去了,但下去就上不来了,他父亲见他下去没动静,叫他也不应声,大声呼喊“救人啦,救人啦!”


当时是文化革命时期,葛有山(小学、初中都比我高两届)是村干部,组织人下去救福堂。


下去几个人都没上来,有山也下去了,也没上来,没人敢再下去了。在这危急的时候,是南街的安国赶来了。


安国也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他比我上学早一年,没上中学,在家务农。他家是地主成分,处境很不好。


文化革命开始时,造反派让他父亲在村里游街,还要让他姐姐游街,有人说怕他姐姐想不开寻短见,就让他父亲替他姐姐又游了一次街……那时的人都疯了,这是在干什么啊!


安国赶到后,他让人用绳子拴住他的腿,把他吊下去,他把先下去的人,一个一个拉了上来,福堂被拉上来时,已经没气了,没被救过来。


从这件事情后,村里干部群众都对安国刮目相看,再没人敢歧视他了,后来他在村里纸厂工作……


在我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有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还有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从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乔义算起,考出来的大中专学生有100多人,这也得益于我们村注重教育和那浓厚的学习氛围。


我的小伙伴们,有些人走出来了,有些人留在了村子里,无论在哪里,他们有自己的业绩,他们都在我的心里,故乡的许多人和事,都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2019.3.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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