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白槐：1957读初三，我的档案被塞进“右派言论”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白槐，原名王槐一，1941年出生于山东兰陵，就读于苏州铁路中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先后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和高级记者，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作品有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人物传记、电影文学剧本等。

原题

如梦如戏忆人生（节选）

我在1957年

作者：白槐

我在1957年，上半年读初中三年级，是我感到最好的中学时光。和全国的政治形势一样，学校里也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气氛很浓。

我个人花钱订了一份上海出版发行的《文汇报》，最爱看它的“笔会”副刋上的文章。《文汇报》也发表了许多学者、教授写的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鸣放的文章，成了我的必读和收藏的剪报资料。

应当说我作为一个16岁的年轻人，是受了那年社会政治和《文汇报》上的文章的影响，才形成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至于后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我个人由此受到的遭遇，暂且不去説它。

大概因为我常在学生会办的黑板报上和在鲁迅文艺学习组编印的刋物上发表文章，所以我很被一些同学和老师看重，连医务室的李医生和曹护士也很喜欢我。

记不清我得了一次什么病，李医生就叫我住在医务室的里间里，有一张单人床，本是给医生休息备用的。我很高兴住在医务室，倒不是为了让医生看病方便，而是觉得可以不回学生住的集体宿舍，晚上我也可以不到教室里上晚自习课，真是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之感。

在这里我除了仔细看《文汇报》，更多的课余时间用来阅读文学名著和练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小说《感动》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当时的报刊上有不少名家写的随笔杂文，我也仿效写了一些杂感小品文发表在校刊黑板报上，大概因此引起了学校领导和老师、同学们的注意，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由后来的事实来说明了，暂且不表。

我至今还不十分明白，医务室的李医生和曹护士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照顾？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她们看重我会写稿，在全校师生中有点小名气，出于爱惜幼苗才对我特别眷顾的。

关于曹护士我在《苏州铁中》那篇忆文里已有记述，现在只说我对李医生的印象。李医生名叫李亚芳，当时在我眼里看，她大约有45岁，腰身略显丰腴，戴一副深色框架的近视眼镜，说话低声和蔼，十足的知识分子气质。她的家庭背景我无从知晓，只从曹护士那里断断续续地听说，李医生就读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与意中人结婚，但就在燕尔新婚那一天，新郎在吃饭时，被一块鸡骨头卡在了喉咙里，用尽了各种办法，结果还是嚥不下去，也取不出来，竟因此而丧命。

后来李亚芳医生一直没有再嫁，当然也没有子女，她把一颗爱心全用在本职工作上了，对我的好感与爱护可能也是出于一种天然母性的心理表现吧。我那时年少，还不懂得表达感恩，我毕业离校后就没再见过李医生，也不曾打听过她的情况，到现在估计她早已长逝于人世了，如真有在天之灵，恳请李医生能接受我这晚来的追思和由衷的感激。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人令我不能忘怀，她叫俞爱琳，是苏州铁中的炊事员。

说来也巧，我在铁路小学上学时，她是铁小的炊事员，主要任务是给十几位教工做饭，也兼做一点其他杂活。那时我们家就住在铁小校院内，我不知怎么她就跟我母亲认识了，大约年龄相仿，都是无夫的孤身女子，想必是很谈得来的。

我考入铁中后，她也调到铁中来。在铁中有1000多名学生和几十位教职工分别在大小两个食堂吃饭，炊事员也肯定不会少了，但女炊事员只有俞爱琳一个，所以很得男性同行的照顾，对她如众星捧月，大概重体力活是不需要她去干的。

我藉病住在医务室里，她去找李医生看病时见到了我，又听到李医生对我的美言，加之她过去跟我母亲的一段友情，所以就对我格外关照了。

之前我是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在大餐厅里分桌吃饭，每桌8人，桌上摆好一荤一素两盆菜，由学生轮值把菜分到每个人的碗里，各吃各的。

俞爱琳师傅（对厨师的尊称）叫我不要到学生餐厅里吃了，可以直接到厨房去找她，并且给了我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一到饭时我就去厨房，俞师傅总是把最好吃的菜装满我的缸子，特别是遇有红烧肉或米蒸肉，她会给装得多多的，再在上面放点青菜的障眼法，盖上缸子的盖后让我端回医务室慢慢吃。

起初也有过别的炊事员对我进厨房打菜表示疑问，但见是俞爱琳对我这样，且听说我住在医务室受到李医生的特殊照顾，就没人再注意我到厨房打菜这件特殊事了。

在1957年上半年，我似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也惹来不少是非。

那一年党中央号召青年学生下农村，《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高中毕业生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入大学，光荣；不上大学，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也光荣。

是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刊载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在学校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不但有教师员工写的，也有学生写的。

有几位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写大字报对动员学生下农村表示异议，认为高中毕业生去当农民屈才。那年头的青年学生不像在“文化大革命”时那么迷信毛主席的话和乐于响应党的号召，他们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似乎也得到了某些老师的支持。

我当时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积极分子，见什么事物都要发表议论，我对高三学生不愿下农村的大字报颇不认同，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学毕业生下农村很有必要，并引经据曲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说实话我说的都是由衷之言，绝非为紧跟形势赶时髦，争当“左派”，搏取政治思想的好评语，这是因为我来自于农村，了解农村，不害怕农村生活的艰苦；我想的更多的是我可以早点体验生活进行文学创作，就像刘绍棠那样在16岁上中学时写出成名作小说《青枝绿叶》，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他是北京通县农村人，我很想仿效他的写作路子；再就是我考虑家中经济条件，供给我上大学也不容易，不去争考大学，能早点自力更生也好。

出于这些原因我才直率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号召，中学毕业生可以下农村。无论在当时或是在现在，我一贯坦承我的所言所行都不是唱高调，也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要成为党中央号召的实践者。

却不料我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那批高三学生的攻击，他们不是以理反驳我，而是在大横幅上写成大字标语：“坚决支持王槐一下农村！”悬挂在大饭厅大门口上面高墙的显眼处，还虚拟地成立了欢送委员会对我热嘲冷讽地施加压力，简直成了一出闹剧。

仅仅如此倒也无妨，但过不多久，形势大变，5月15日毛主席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下发，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又连续3日发表3篇社论，由此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绝大部分老师和学生再贴出大字报的内容就随之转变了。

此时有人从我前一段的大字报上和我说过的话中鸡蛋里挑骨头，竟然对我真地进行批判了，不过不是学校领导的旨意，而是几位表现得很“左”不被我看好的团干部们所为。

开始我很不以为然，但“三人成虎”，“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形成“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局面，我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一人难抵众口，我变得消沉起来，无形中磨掉了应有的锐气，但志向和精力还是有的，就寄希望于顺利初中毕业和升入高中的考试上。

就在这时候有人给我传话说：“王槐一你想上本校高中，就是考试成绩再好，苏州铁中也不会要你。”我将信将疑，心里十分担忧和苦闷。我自信凭考试,成绩不会差，但我也知道，这年录取学生还要看操行评语和思想鉴定，这方面对我肯定不利，因为学期结束给学生写评语，虽由班主任老师签名，但都是先经班干部和团干部写出书面意见，他们是很会整人的，能对我写好话吗？

在这期间学校里雷厉风行地进行反“右派”斗争。

有一天下午我到办公楼的会议室去找一位老师，没想到全体语文老师正在这里开批判方正老师的会，我从门縫里听到发言者十分严厉，上纲上线，那批判会的气氛令我莫名的紧张。

我刚想离开会议室，门就敞开了，看来这场批判会是由语文教研组召开的，一俟批判会结束，与会的老师们就快步离开了会议室。室内只剩下教研组组长王家勋和被批判的方正老师。

方老师年纪不到40岁，显得微胖而老成。他没教过我们班，我也从未跟他说过话，但我看过他在大鸣大放时写的大字报，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就党群关系、党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作风、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过于强调了政治挂帅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感觉不出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

在会议室我看到他伏案痛哭流涕，一会又抬起头斜坐在椅子上，眼睛直勾勾望着天花板，脸上露出委屈而痛苦的表情。王家勋老师站在他身旁，似乎在劝导他，宽慰他，用一种婉转的语调说：“要正确理解运动，对你的批判是对你的帮助，帮你好过关，你要想开点……”

我绝想不到这个小场合小细节与刚才批判会上的情景截然不同，我像看了一幕深奥的戏一样，弄不懂在“运动”中人们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台上和在台下演出的是两种真实。我那年毕竟才只有16岁，对这么大的政治运动和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怎么会看得透呢？

我估计我作为一个初中学生，不至于像方正老师和教我班化学课的董家骧老师那样，会遭到有组织的批判和斗争，但我太爱思索问题，而一旦百思不得其解时，就会陷入一种在别人看来不必要的郁闷和痛苦中。

就在这时候，李医生叫我不要在医务室住了，回学生集体宿舍去。这显然也是“事出有因”，更加深了我的疑虑。我无可奈何地回到学生宿舍，不料我的床位己被别的同学占了，我就找宿务处的宋强主任来解决。

宋主任三十五六岁，喜欢演话剧，我曾多次跟他一起在礼拜天到苏州市人民文化宫去参加活动，看他们怎样排练话剧。因为有这层关系，我便试探性地提出要求，能否给我分个单人住的小房间。想不到宋主任竟一口答应，领我到一座小楼里紧挨楼梯的房间，开门一看，房间小得只能摆一张双层床，床前才有半米宽的空地，而且室內很暗，只有一个小小的透气窗可以进一点光，好在有一盏电灯，任何时候都能拉亮。

我猜不出这个小房间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大概没有学生在这里住过，宋主任估计我不会愿意住在这种地方，他爽快地带我来看看纯系是应付我，“再没有别的小房间了，你还是回你们班的寝室里去住吧。”他很恳切地这么说，可我却做出肯定的回答，愿意住在这个小小房间里。

我那时候也说不上性格孤僻，就是不愿和那些我不喜欢的同学，尤其是几位会打小报告善于整人的团干部在一起，我实在是讨厌他们也害怕他们，能躲开他们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使得青年学生的个性受到了扭曲。

为使自已能适应这小小的陋室，我曾写了几句小诗自喻，如今只记得其中两句了：“生来本性不合群，善于隐居过生活。”说“不合群”我承认多少有点，但“隐居”只能是臆想，这个社会“大家庭”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逃避现实去“隐居”的。

我还是把我这个小窝收拾得整洁美观一些，让自己感到舒畅欣慰为好。于是我花时间把积存了几年的灰尘清洗掉，特别是把透气窗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让阳光尽可能多地照射进房间里来。

我还专门到新华书店买回大幅的高尓基和鲁迅像，张贴在床前的墙壁上，使得比较灰暗的小房间里增添了色彩，我不但自己欣赏，还先后请了几位高年级的文学爱好者来参观我这独立的小天地。他们很羡慕我能有这么一方斗室，这里成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自由探讨文学写作和纵谈社稷大事的“世外桃源”。

不曾想到，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宋主任给我说：“你一个人独住一间房子不合适，给你加一个人，是初一的一个小男孩……”听宋主任的口气，我已不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好在是初一的一个小同学，他影响不了我什么，我便表示乐于接纳这个同居一室的新伙伴。

我仍然睡下铺，把搁在上铺的一个小行李箱和几本文学书拿下来塞进床底下，以便让新伙伴睡在上铺。这个男孩有13岁或14岁，很听话，晚上九点半钟全宿舍统一的熄灯铃一响，他就乖乖地躺在上铺准备闭目入睡了。这是在炎热的夏天，他身下只铺了一张小凉席，身上也没盖什么，不一会就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我似乎为有这么一个小室友而感到满意，觉得他不会霸道，不会无事生非，更不会像我同年级的某些大同学那样表现出“唯我独左”，动辄就要揭发人批判人以显示他的思想觉悟高。

白昼过去了，此刻是黑夜占据了宇宙间，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似在恍惚中冥冥然昏昏然地进入了梦乡。大约到了后半夜的2点钟，我突然被“雨声”惊醒，从上铺床板的缝里滴滴答答地流下水来，浇在了我身上和我的床铺上，满屋子充满了尿骚味。我判定准是睡在上铺的小男生尿床了，立即拉亮了灯，气急败坏地把他叫醒，任我怎样责备他，可他一声不吭，弄得我没了脾气。

接下来的事是我把身上的尿渍擦干净，把被尿淋湿了的床单揭下来，再用抹布把沾了尿的床沿擦拭一遍。小男生很简单地把他的凉席擦擦干，他又躺下睡了。我已无睡意，但此时离天亮还早着呐，只好仰卧待旦，滋味很不好受。

一听到起床铃响，我就赶快下床穿衣，去找宋主任，他还没来上班，只见到在宿务处值班的一个员工，他听完我讲述的情况就笑了，说那个小男生有夜尿症，放到哪间宿舍人家都不要。

我很气愤地问：“为什么宋主任不告诉我真实情况，害得我被骚尿淋了一身。”宿务处的那位员工还是很诡秘地笑着说：“楼梯旁边的那个小房间，本来也没想到你会住，是你自己同意去的，再叫你走你也不会走。宋主任这才把那个有尿床症的小男孩和你放在一起，你受不了尿味，你自然会回到你班上的宿舍去。”

我一听这话完全明白了，宋主任办事真有心计！可我生性倔强，不想就这么容易就范，再说我也真捨不得失去那个虽然狭小但可独立自由的小房间。我二话没说，扭头就离开了宿务处的那位值班员。

我回到小房间对那个小男生说：“以后每天夜里我叫你起床，你到厕所去撒尿，你可不能再尿床了。”他点点头。我觉得我这样做对他对我都好，坚持了好几夜，他真的能做到不再尿床。可是没过多久，我思想上有点松懈，也许是我太累太睏夜里睡得太死，没能醒来叫他起床，结果他照旧把一泡长尿撒在了床上，我不得不再次遭受尿淋之苦。实在没办法可想了，我只好搬回班上的宿舍里，由宋主任给找了一个空床位。

在初中毕业前夕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到精神抑郁，心情苦闷，觉得我理解不了这个世界，对许多知名学者教授遭到批判成了右派我想不通；更感到没人能理解我，而我却欣赏自己的孤独。

我曾看过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一本书，他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爱独处，那他就不爱自由，因为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段话深深地影响了我。

每到课后和晚饭后至上晚自习课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就一人在校园角落的几棵大树下徘徊，自言自语地朗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人的诗，特别喜欢吟诵郭沫若话剧《屈原》中的“雷电颂”那段台词。有时候我也会借题发挥畅抒自己的心理活动，或指桑骂槐对一些人和事进行讽喻和抨击。我的有点怪异的举动引起了班上一些同学的关注，有人说：“王槐一是不是得神经病了？”

有个叫杨焜荣的女同学，是个地地道道苏州姑娘，脸面白净，她终日微微笑，在众人面前难得说几句吴侬软语。据说她从小就学刺绣，以致腰背略有一点驼。记得读初二时，有次周末晚上全校学生在小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我看到一半觉得没意思就提前离场了。我走出校门漫步在回宿舍的路上，不经意间一回头，看到杨焜荣也不看电影了，默默地跟在我身后走。我没小步等她跟上，她也没大步赶上我，当然谁也不会开口招呼谁。但从此我知道她是个有心的好姑娘……

我在大树下徘徊“发神经”时，关注我的人中就有杨焜荣，她很想接近我，但她一个人来怎好意思，就约了我们班的徐同德、徐秀英、姚德余、唐湘英、姚有娣、徐爱珍等几位女同学一起尾随着我，说是要听我讲故事，实则是怕我会出什么意外。我告诉她们我不会死的，听我讲故事可以，反正我看过不少中外小说，肚里有的是故事，而且我还会临场即兴编造一些叫她们信以为真的故事。连续好多天她们都来听我随意演说，就这样由杨焜荣和几位好心的女同学陪我度过了毕业前夕的那段寂寥苦闷的日子。

有一天我在学校办公楼的门前邂遇副校长陈振，我终于大着胆子向他提了个问题：“有人说我考高中，学校不要我是吗？”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接连说了几个“不会的”“不会的”，然后又宽慰我：“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为什么会不要你呢？”

陈副校长的话让我好高兴，像是给我吃了一粒定心丸，但我又不敢全信他的话，因为我知道他在学校领导班子里的实际地位。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教官，后起义到了革命阵营，新中国建立初期被安排到苏州铁中担任副校长职务，他不是共产党员干部，又是来自旧营垒的知识分子，一般是掌握不了工作单位领导权的。陈副校长的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说来也巧，有一次我舅父来苏州办案，顺便到铁中看看我，他是上海铁路局公安处的干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会跟陈振副校长有点交情，对我说：“我带你去见见陈振校长。”我只在开学典礼时听过陈副校长在大会上的讲话位.，平时难得碰到面，他可能只知道我这个学生的姓名，因为“王槐一”三个字曾被写成大标语贴在高墙上，但他不会认识王槐一其人。这次由我舅父带我到陈副校长办公室见了面，有过交谈，才算彼此真正认识了。

因此之故，我才敢直率向陈副校长提问关于我考高中的问题，我相信他不会说出不负责任的话来随便应付我，这给了我鼓励和欣慰，但事情的发展能否真以他所言，我心中仍存一丝疑虑。

对城市的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别无出路，能顺利考取高中是唯一的愿望。到此时我似乎有点醒悟，曾经积极地参加政治运动，曾经想当然地去探索社会大事，结果搞得自己（）身心交瘁，误了本分的学业。如今我有了悬崖勒马的感觉，赶快去掉不必要的杂念，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把精力用在复习功课上，力争考出好成绩，以此来验证对我不利的传闻和陈副校长之言的确切性。

我后来得知在1957年反右派时，杭州有中学的领导曾把高中学生打成右派分子，但很快党中央知道了情况，立即下发文件予以制止，就如何看待一些中学生的言论问题作了明确指示，所以苏州铁中的领导按政策办事，表现得不是那么过激，过“左”。

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我才能不出意外地被苏州铁中录取进了高中部。可是绝想不到我虽然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了母校的高中生，而在我的学生档案里却比别人多了一条有“右派言论”的文字材料。人事档案神秘无比，本人是永远不能知晓这种档案的内幕。

直到197？年？月，我工作的单位北京云岗中学的党支部书记马庭岭找我谈话，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档案进行清理，按规定从我档案中撤下13份材料，他把13份材料的名称一一念给我听，但不许我自己看，只要我在一张纸上签个名，他保证把这13份材料销毁，内容不外传。

我由此知道，在我的档案里，竟会有不知由什么人给我写的“右派言论”材料。我真是越想越气，欲哭无泪，要知道这样的黑材料长期地影响了我人生的道路，而我却不知何因，被长时间地蒙在鼓里。

这种暗箱操作用来管人整人的档案制度，是不是也该彻底改革一下呢?

再回到1957年来说，暑假过后我开始读高一了，同学来自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总的说还能友好相处.但各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表现得很明显，“整风”“反右”给他们心灵中造成的影响颇为深刻，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和亲友的政治经历不同，他们的思想状态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争当所谓进步的红色青年，一种是跟不上形势要求的落后分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种类型的学生自然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不同小圈子，表面上不公开对立，而私下里一谈论到什么事就会有分歧有争辩或者相互鄙视而避之。

所以1957年的下半年我过得很不舒心，有种莫名的困惑和烦躁。为此我曾去找陈副校长谈过心，他会很委婉地开导我、教育我，并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例子启发我、告诫我：一定要谦虚谨慎才能适应现实，使自己生活得愉快。通过交谈，我对陈副校长有了更多的了解，更感到他是一个正派、有自己观点、敢于坚持正义的人，因而我会格外关注他的工作和他的职务，我很希望他能当正校长。

遗憾的是从我读初一到我高三毕业他一直是个副校长，直干到1983年他72岁了才办了离休手续。陈副校长大概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就当不了正校长，更无机会得到较高的提升。但他晚年终于能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这也该算是对一位非党老干部的补偿和宽慰了。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感慨，如果陈副校长还能健在，我愿和他促膝长谈，交流思想，相信在这新的历史时代，大概我们都敢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不会再像1957年那样了吧？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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