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吴爱平：外交部老部的岁月留痕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吴爱平，1970年兵，服役于38军113师篮球队。1976年复员回北京。先后在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华远国际旅行社工作。后赴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目前退休。

原题

读孟小五"外交部老部"有感

作者 ：吴爱平

原我驻蒙古大使孟英五子孟京生，可以说是我从幼儿园开始的发小，因为所有外交部解放后出生的子弟，不是外交部西郊幼儿园，就是外交部东郊幼儿园的。

当然我们在一起玩耍不仅仅是幼儿园的时代。记得我们几个部里孩子一起去北戴河。那时正是邓公开放大学考试的第二年，我们几个文革开始四年级的孩子正在跃跃欲试。这几个发小是王波明、孟京生、林阳波、吴爱平、姜健和杨西京。

看着小五写的回忆外交部老部的文字，勾起我好多回忆。用他的话，以往的记忆如泉涌，突突地喷溅。

记得经常，不对，有一阵子是天天在老部食堂吃饭，常常能见到总理和陈毅，闹不好就坐在一个桌子上，常被拍拍脑袋。

那时老部食堂的饭票大概和现在信用卡一半大小的牛皮纸，额度两毛钱，可以买有肉的菜。所以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可以买肉菜的饭票记得栩栩如生，其它小面额的记不清了。食堂巨大且明亮，饭前饭后经常和伙伴在里面跑来跑去。

小五说的在主楼前面的两块草坪，也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草坪的外围是一圈一人高的小柏树。我们一大帮孩子里面岁数比较大的叫邱小明，毫无疑问是民国末年出生的人，江湖人称丘八。弟弟叫邱小光，和我同年。

这邱小明知道所有解放前或者解放后的电影以及里面的每一个演员的来龙去脉。他坐在草地上比划着，白活着，我们趴在草地上，托着下巴听着。

在老部西北角交通科的司机班，当时所有外交部的“豪车”都在哪。但是一个不好的记忆挥之不去。“文革”初期，一个司机提溜着我的衣领，“你个小坏蛋，这回你爹这个走资派完蛋了。”

那时，我爸不外乎就是总务司一副司长，但是“悲剧”的是，他统管了全部驻外使馆的厨师、司机、木匠、花匠、裁缝、服务员等工勤人员，所以责无旁贷地被贴上“走资派”的标签，被斗得七荤八素，血压200，还要去烧热水炉。

抗日期间，我爸参加苏北老区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后编入华东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部队过江拿下南京后，因为有一定的文化，被留在南京接管地方政务。

我爸于1950年代初调入人民大学外交系（外交学院前身）俄语专业，为国家第一批自主培训的外事干部。未曾想，五年后毕业时，中俄关系恶化，俄语专业的干部显然淤积。

正如小五所述，主席的三条方略，第一条就是“另起炉灶”，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一个不用，而是从各个部门调入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那么部队选派优秀人才来外交部就是天经地义。

所以外交部子弟们的父母行伍出身不足为奇。校尉军官一堆，将军大使云集。前几日战友刘朝春说他老爸，前38军军长刘贤权差点儿也被张闻天延揽进入外交部。

小五提到的每个星期六在老部门口，由西郊和东郊幼儿园开回来的班车里犹如节日般的快乐。孩子们像是蹲了一个星期的监狱，欢心雀跃地等待父母来接。

王波明就比我们要牛皮，副部长老爸王炳南应该是总理找来组成外交部第一人。老炳公的吉姆车单独接送。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有了等级的初级意识。不管怎样，当年的寄宿幼儿园一个星期让回家一天也是过年一样的兴奋。

当大家兴高采烈上了班车，准备去老部时，无数个孩子因为父母在国外，只能呆在窗户后面抹着眼泪。这些孩子一年甚至几年见不到父母。

在那个勒紧裤腰带的年代，除了大使，参赞可以带夫人，大部分使馆工作人员都是已婚单身，故有“和尚使馆”的自我解嘲，几乎无人可以带子女。

一般的情况下，为了给国家节约经费，大使参赞夫妇按规定一年探亲一次，其他馆员几年才能回国一次。故子弟中不少生在国外，回国时外语比中文好。

记得一次，老师说来了新同学。只见门口一个穿着小西服，打着领带，头发和小皮鞋锃光瓦亮，这家伙就是前苏欧司副司长陈维凡的公子陈小刚。小刚的妈妈还是长影的演员呢。

说小刚就想起大刚，老副部长陈家康的公子陈大刚。他曾几何时在北新桥澡堂给人修脚，没有十年也有八年，铁杵磨针，还修出个全国知名的劳模。

托邓公改革开放政策，大刚1978年考上北大法律系，后又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为终身教授。修脚师到世界知名学府教授，也算是子弟中的翘楚。

说到子弟中的翘楚，随着社会发展的潮起潮落，大红大紫的大有人在。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同声翻译组里默默无闻，一干好几十年的项苍，则令我五体投地。

我们都住在外交部街三十三号，也都在一个单位，每天早上一起在院里学英文，背得天昏地暗再去上班。未曾想他一步就考入联合国首期同声翻译培训班，从此慢慢坐进联合国安理会的翻译室，翻译界的顶级殿堂。至今仍在伏枥。

小五的界定正确，能对老部有记忆的大部分为五零后。其中有一大批五零后子女被安排在老部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能有如此“后门“，留城可是运气爆棚的好事。

那时候社会上实行子女顶替父母进工厂，外交部也照猫画虎安排了一批子弟在下属企业。姜健的妹妹，姜龙求和全金子的公主姜黎明，看名字就知道姜健爸妈是部里首屈一指的朝语高翻。姚登山儿子姚建，建国等都在那时鱼贯而入，堂而皇之进入外交部。

1976年的大地震直接把老外交部残留的遗迹一把抹去。一号楼，二号楼率先在老部的原址盖起来。只留下红墙黄瓦的门房，原来不输东交民巷任何一个独立小楼的办公厅大楼，袁世凯称帝后的外交部也一起被拆毁。

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总理“外事无小事“的敲打下，不敢松懈，同时还要应付各种无休止的运动。精神绷紧，疲惫不堪。

更多的干部，甚至大使参赞在国内国外轮番工作，在国内没有固定的宿舍，家属长期住在招待所的大有人在。看似有红都特制的中山装披挂，光鲜靓丽，然而一份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也是一份奢侈。

现代时髦的社会现象是“京漂”，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北京。其实这现象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大面积的覆盖了北京。五湖四海的新移民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部落。

各个不同的部队或者地方的机构所在地，形成了独特的大院文化。甚至整体连讲话都带有亦南亦北的语音语调和特殊的遣词造句。这些新移民文化和四九城胡同里的文化形成鼎足之势。

外交部则不一样，干部散落在世界各地。在京机构也没有部队大院那样统一院落和小而全的各种服务部门。老部就是所有散居在外交部街、豫王坟、报房胡同、后圆寺等外交部宿舍孩子们的精神家园。

说起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外交部子弟也不免俗，张嘴闭嘴也是“我们院……”其实说的就是外交部街的老部。

我找了一些老一辈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部里处以上干部的合照，好多小伙伴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我想散落在各家各户一定还有许多珍贵的照片。

我找到宦国樑大哥老爸宦乡在去英国前的照片，潘小力老爸潘自力、柴燕琛老爸柴泽民、宫明西老爸宫达非、俞建章老爸俞沛文，当然还有我爹我妈。有些工作照记录着共和国外交史的发展历程，也记录下比我们自己现在还年轻的父母。

感谢小五做了一件好事，让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伙伴回忆一下那些依稀记得的人或事。我们回忆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父辈，也有我们自己与此相关的青春岁月。

这些平凡的日子或人物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是由小五引发的回忆，一定会搅起了更多人的共鸣，犹如涟漪，他一笔你一划，必定会勾勒出那个与老部相关的时代。

外一篇

我们思念你的笑容

——悼战友李亚宁

作者 ：吴爱平

贺东平转发了远在纽约的妞妞祭奠亚宁的文字，随即又转发了梁爽组织编纂的凤凰卫视先前采访亚宁的视频。这像是打开了一个情绪汹涌澎湃的闸门，让我思绪万千。

李天佑上将全家福

2020年4月6日，亚宁本人微信号突然公布他自己去世的讣告，让我陷入无法抑制的悲伤。也就是一两个月前，他还和我说要和梁爽来美国转转。现在他一下子云游在天上了，笑咪咪地俯瞰着我们。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微信里的头像，手足无措，泪流满面。

病痛找上亚宁不是一天两天了，再往前推几个月，战友聚会他基本上就不喝酒了。一次在微信上，他和我轻描淡写地说，得了肠癌，手术成功。我私下里和东平嘀咕着，亚宁的口气就像得了一场小感冒。他谦虚低调，看似漫不经心的淡定，然骨子里面的刚性与生俱来。

李亚宁著《我的父亲李天佑》

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凤凰卫视采访他的视频。当然也有笑喷了的眼泪。“半夜起来，来到客厅，仔细端详父亲的照片，怀疑自己是否亲生”，原因就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他是老三，穿补钉的，而老四因为他剩下实在没法穿，则开始穿新的”。这是那个时代多么真实写照。亚宁的憨态，稚嫩淳朴让人忍俊不禁。

让亚宁涕泗横流的感叹，还有那个红军时期与老爸李天佑师长搭帮的师政委陈阿金。一直到1965年，解放了十五年后，陈阿金的家人还在翘首期盼那个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牺牲的亲人回家。这是一个多么悲壮的故事啊。在漫长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千千万万。

亚宁的眼泪，毫无遮拦地展示他干净的心灵和伟大的善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和国上将该是多少万分之一的幸运啊。父辈所经历的胜利光辉以及战功彪炳的荣耀并没有迷失亚宁从父母身上得到与人为善淳淳厚厚的本性。

李天佑上将

“红二”在当下是个褒贬不一的词汇。这一代人六七十岁，有些甚至八十大几，老一辈也早已仙逝。亚宁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标杆级的红二代。他似乎早就笃定了一个铁律一般的原则，植根于社会最广泛的基本面，与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伍，不浮不躁地做着有益社会发展的事业。

先前从事旅游行业的工作，让我有机会阅人无数。包括一些所谓的“红二”。七老八十张嘴闭嘴父辈的职位名牌，为了一己私利，疯狂地向社会索取不义之财。更见识过毫无节操的不孝子孙扛着父辈光辉的大旗，干着狗苟蝇营的勾当，或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骗吃骗喝。

而亚宁则是完全相反。他最可爱之处是，他胸怀坦荡，从不忌讳别人是否会诟病他红二代的身份从事商务活动。“有鸡鸣狗盗之徒，但那不是我”。他兼职几家规模宏大的企业董事，他明明白白地说，“希望能挣好多钱，为家乡的老百姓，为天下所有百姓做点事，多开几所学校”。他心思纯净得无以伦比。

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是在2019年在北京。廖小平从澳洲回来，我们约上胡东平，四人一起在王府井的那家小馆。亚宁自己一人从史家胡同的家里走过来，精神矍铄，一如既往。

没过多久，也就是2019年11月份，亚宁偕夫人还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回访廖小平及家人。淡出江湖多年的小平无不感概的说，“亚宁是初中才从外地转入八一学校的，他超乎同龄人的成熟稳重，平和踏实和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激进浅薄，幼稚冲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当战士绝无上将之子的骄娇二气，当干部时，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在学校里，学员队长当之无愧。留学期间，餐馆打工，刷盘洗碗。路遇溺水儿童，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战友、同学、同事、朋友有事相求，绝无二言，从不说不，也不会说不。

亚宁也是一个被中外文化熏陶的现代化的军人。他在部队外语学院学习的经历，以及在美国的研究深造给了他更加广泛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这表现在他不轻易就社会上忽左忽右的潮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辞，而在朋友之间，突然一句朴实无华的见解，则字字千钧，切中时弊。

亚宁对待生死的坦然犹如对待疾病的平常心态，渐渐平复了我的悲怆。我想顽疾在身的他不可能不知生命的脆弱，来日无多。然而他更多的是把最阳光的一面，把最美好的笑容留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未曾看到他唧唧歪歪的病态，疲惫不堪的情绪，阴沉晦暗的脸色。事后想起，唏嘘不已，一个多么坚强的生命，一个多么善良的大哥哥。

亚宁大哥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病痛，在无尽的时空里尽情地云游吧，我们思念着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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