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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侯杰:忆苦思甜往事,在红色经典里寻找糠菜窝窝

侯杰 新三届 2021-05-13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侯杰,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从事纪录片工作。


原题

忆苦思甜往事





作者:侯杰

原载微信公号行者手记3



(网图)

(上)

在红色经典里寻找糠菜窝窝



又忆苦思甜了,看网络图片,忆苦饭的种类很多,但我那时吃的只有一种——糠菜窝窝,一种麸皮、玉米面加野菜捏好的窝窝头。糠菜窝窝就是旧社会的载体,意为“吃糠咽菜”。

1949年之前的人,真的吃这个东西吗?当年我问过父母,他们明确告诉我没吃过,他们吃的最难吃的东西是杂合面。

啥叫杂合面?就是杂粮磨成面粉掺到白面里,供应市场。这是鬼子侵华时期在占领区推行的一种主粮。大米白面都拿去给前线的鬼子兵做军粮了。

杂合面《四世同堂》里有表现,难吃,孩子吃了都拉不出屎。

可拉不出屎的体验我也有,那时计划经济时代,吃用一切按人需求下线定量供应,主粮30斤,有大米、白面玉米面。备战备荒,减了米面的量,增加了高粱米供应。高粱米和大米一起蒸,人称红白米饭,吃了红白米饭,就拉不出屎。高粱米那东西,刮油!


父母没吃过糠菜窝窝,那其他地方呢?我试图从当时的文艺作品找答案。

从东北说起,《红灯记》说的是满洲国。日本特务头子鸠山问满铁工人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密电码在哪里?李铁梅想都没想,就说:没有密电码,有萨其马。

我当时就很惊讶。李铁梅平时吃什么不知道,但她不假思索,张口就说出萨其马,说明常吃,很熟悉。

今天,稻香村的萨其马要30多一斤。


满铁工人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熟悉的萨其马。作者摄


满铁扳道岔工人李玉和一人干活养三口,压力大,十七岁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提个小篮子去卖东西,顺带沿着路轨拾点列车掉下来的煤渣,还好那时没有城管。不管多苦,多难,李铁梅总还有萨其马吃,比吴花燕强。

有传说,918后,日本宪兵不许满洲国人吃大米,见到吃大米的就抓。其实,歌曲《松花江上》就说,沦陷前的东北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东北不产大米,所以,东北人没吃大米的习惯。吃什么?小米。李玉和与磨刀人接头是在粥棚,粥棚供应的应该是小米粥。

918后,北海道的大米在东北种植,东北才开始有大米。

满洲地下党组建后,去了好多产米区的人,比如湖南人刘卫黄、四川宜宾赵一曼和河南确山马尚德。所以,日本人判定,来东北吃大米的肯定是关内的,所以,日本人抓的不是吃大米的,是地下党。


那是满洲国。那么往南,华北呢?

李向阳从山里下来到平原,在老乡家吃的是大米饭、白馒头。游击队去县城,一个游击队员化妆成小贩,吆喝着:烤白薯,烤白薯,五分钱一个烤白薯。这都是当时民生反映。

《白毛女》说的是陕西闹红时代的事。年三十,喜儿爹卖豆腐挣下几个钱,从集市上称回二斤面。

喜儿逃进深山,住山洞,三年,靠吃村头庙里的供品维持生命。戏里没说那是什么庙,大概是土地之类。庙里供品都是老百姓送来的白馍馍。不说天天有,也是隔三差五有,这才能保证喜儿维持生命。上供的并非大户人家,也包括大春娘。能拿出面来上供,说明当地人的主粮没限量,够吃,而且有富裕,才能拿出多余的供给庙里神仙。


最令人惊讶的是鱼米之乡常熟城外沙家浜,它的富裕程度是满洲国和华北无法比的,当地老百姓供养新四军伤员“一日三餐九碗饭”,虽然有人说这九碗是小碗,小碗就少吗?换忆苦思甜的1970年代试试,人人口粮有定量,谁家能给外人一日三餐九小碗?这也足以说明,阳澄湖老百姓不缺粮。

《董存瑞》电影里,日本投降后,四虎子和老乡谈今后打算。老乡说,回家,养头牛,找个老婆,弄几亩地。

普通人家还是有盼头的。


大碗与小碗。作者摄


郭建光说“一日三餐有鱼虾”,这个搁到今天也绝对够奢侈了。今天,阳澄湖大闸蟹,便宜的几百,贵的过千。

旧社会吃糠咽菜的有没有,肯定有,北方的冬季青黄不接,再逢到偶尔天灾,闹个饥荒,吃糠咽菜的事肯定有,就跟东北人不吃大米吃小米一样,有的是饮食习惯,有的是季节问题。南方人说小米是喂猪的,以为东北人太穷吃不起大米吃小米,东北人吃小米和穷无关。

如果在红色经典里都找不到糠菜窝窝,只能说,这不是那个时代普遍食品。

也就是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吃糠菜窝窝,对大部分的过来人来说,不是忆,而是尝,绝大部分过来人没吃过那玩意儿。

1970年代


(中)
吃饱就是最高追求


其实,今天小学生忆苦思甜,我是赞成的,就物质角度而言,今天的生活的确很甜,让孩子知道过去的苦,对他们有好处。

但我支持忆计划经济的苦,思改革开放的甜。

虽然今天的孩子不能像阳澄湖的沙家浜一样“一日三餐有鱼虾”,但大多数孩子鱼、虾、肉、蛋想吃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你爹妈有钱,不限量,肯德基、麦当劳想啥时去,就啥时去。

这种饮食自由是他们父母的父母辈不敢想象的。

但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1970年代的忆苦思甜,那是一个以吃饱饭为最高人生追求时代,何甜之有?

1970年代的孩子们

计划经济,吃、穿、用全部限量,凭票供应。那种感觉就像喂猪,给你啥吃啥,吃多少他定,当然是按照生存需求的下限。

主粮每人每月三十斤上下,有大米、白面、玉米面,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东北每人每月三两),肉、鸡蛋、糖、芝麻酱,买衣买鞋,就没有不凭票限量的。

这种日子啥滋味?过来人都知道。你要非说它甜,那就无须改革开放了。

可1970年代,就说这是甜,为了显现当时的甜,忆苦一定要请老工人、老农民,苦大仇深那种,讲述他们经历过的苦日子。

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忆起苦来五花八门,时空错乱。

各地都有这样的传说:老农民忆着忆着就拐弯了。说全村没粮食吃,粮食都被大队收走了,想出去要饭,村口给堵住了,就去剥榆树皮磨面吃,榆树皮不消化,肚子大,就浮肿了。

台下组织者一听,话头不对,这不是1949前,这是1960。立即上台把他请下来。


这种故事传说很多,各地都有,但我没亲身经历,说个亲身经历的。

天津海河三岔河口附近有条街叫三条石,一条街都是小作坊,为三岔河口过往船只和估衣街商号做机加工维修、缝补浆洗等服务,忆苦思甜,三条石就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典型。

其实在有九国租界,有红三角纯碱、东亚抵羊毛线和大中华橡胶的天津,三条石顶多算作坊。每个作坊雇人不超过五个。大多时候,掌柜自己也要参加劳动。就是说他们顶多就是汴梁清明上河图那种小业主,算不上资本家。

我妈学校工宣队有个老师傅,很小从河北农村来城里做童工,就在三条石一个染坊。他成了忆苦思甜的典型。

师傅故事里最苦的故事,就是老板像周扒皮一样,天不亮就赶他起床,一直干到深夜,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的不好,过劳和营养不良,让他落下好多的病。有次关门打烊后,他在染布的大铁锅里加上水,烧上柴火,然后躺进去洗澡,又累又困,就在锅里睡着了,直到水温升高,烫屁股才惊醒,他一直庆幸,幸亏烫醒了,否则就被煮熟了。看,资本家多残忍。

他的故事印成小册子,全国发行,所以,全国各地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

那个师傅姓寇。寇老师傅如果今天还活着,我想,他应该比谁都理解什么叫996。


我问过父母,就食品供应而言,他们一生最苦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他们不加思索就说1960那三年,母亲称那个时候叫“度荒”。

人这一生,吃好吃歹,都可忍受,必须吃饱,“度荒”年代最可怕的是——吃不饱。

鸡蛋不吃,营养差点,奶少,可以喝豆浆,食用油每人半斤少点,可以买肥肉炼猪油,所以那时的人有吃油渣的习惯。

但是,1960到1962年上半年无解,那是真饿肚子。

当时,父母和舅舅姨四人生活,舅舅刚工作,姨在上中学。当时妈妈怀着我,姨在长身体,都需要营养,但是,谁都顾不上谁了,蒸一盆米饭,划一个十字,四人平均各取一份,谁都不挨饿就是最高追求。

妈妈说,其实,那个苦日子你也经历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的苦日子是从娘胎里开始的。妈妈吃不饱,我自然就先天不足,我生下来,头两年依然吃不饱。先天体质差,从小三天两头病。

直到我两岁开始,粮食供应才有转机,营养不济,至少是人人可以吃饱饭了。


所以,忆苦思甜,我赞成,要忆就忆计划经济的苦,要思就思改革开放的甜。

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计划经济可以让撒哈拉的沙子短缺。

这话我赞成。计划经济物质紧缺不是经济问题,是人祸。

对亲历者而言,计划经济最可怕的象征莫过于票证限量供应,那种票证限量管理的时代,太可怕了。

孩子们,思“改革开放”的甜吧,没有改开,不会有肯德基、麦当劳,如果倒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即便肯德基麦当劳还在,吃汉堡都要带粮票了。




(下)

“忆苦”年代

活得最“甜”的一群人



1970年代,“忆苦思甜”的时候,全中国人处在吃不饱、吃不好的饮食状态,但有一批人却体验了“饮食自由”,好东西随便吃,也由此让人明白,东西不是没有,而是限制供应。

全中国在国内忆苦,他们在海外“思甜”,这就是坦赞铁路建设者。

每个坦赞铁路人都有一个关于“吃”的美好回忆。

中国外派劳务合同期两年,所以,很多坦赞铁路人的回忆里,前半生最美好的日子就是那两年。

坦赞铁路建设1969年开工,到1976年移交,恰好是 wenge 的后半程。也是中国民生供给最暗淡的时期。计划经济,食品、日用品全部定量供应,油半斤,蛋糖限量。这个时期援建坦赞铁路的工人饮食是怎样的?

今天的中国非洲铁路维修项目营地。作者摄

我在坦桑尼亚中央铁路89公里项目营地,看到工人的餐桌上,龙虾、螃蟹、大虾应有尽有,水煮鱼、清蒸鱼,川菜是川菜的样子,粤菜是粤菜的味道。

我好奇,坦赞铁路时期,工人吃什么?

项目负责人说,今天工人吃什么,坦赞铁路时期就吃什么。

如果坦赞铁路时期就有今天这样的饮食供应,那和1970年代初的国内比较,差别也太大了吧!

一位四川局工人回忆,出国前,先进北京培训。来到铁道部对外办驻地北蜂窝,第一天就有一个大惊喜,吃到了红烧肉,而且是隔天就吃一顿,这让来自四川、东北即将援坦的铁路工人大为艳羡:北京人太有福了,经常有红烧肉吃。

其实那是给他们的“特供”,那时,全国人民都差不多,北京人平时可吃不上红烧肉。

对外办的培训负责人告诉工人们,到了坦桑尼亚、赞比亚,你们吃得会更好。

果然没错,到了非洲,铁路人就实现了“饮食自由”,食品种类丰富,主食不限量,肉、蛋不限量,海鲜也随便吃。

坦赞铁路营地,早餐提供煮鸡蛋,不限量,随便吃,管够,工人们大喜,玩命吃不说,剩下的偷偷揣口袋里带走。

师傅看见了告诉大家,煮鸡蛋不限量,天天有,在坦桑尼亚的两年里你可以随便吃,不必带走,这里天气热,带走容易坏。

工人们听了,不好意思地将鸡蛋拿出来。

事实的确如师傅所说,坦桑尼亚的两年里,他们每天早餐都有煮鸡蛋吃,而且不限量。

出了达累斯萨拉姆,到了营地,人们发现,当地除了木瓜、面包果、香蕉(蔬菜类香蕉,口感像土豆),似乎没别的蔬菜。于是,从进入曼古拉前进基地开始,中国人就从国内带菜种子,自己种菜。以后每到一个营地,种菜就成了一个大事情。

在西部小镇姆贝亚,我们去看了一个坦赞铁路时期留下来的菜园子。很普通的一片菜地,种着圆白菜、西红柿。老坦赞工程师卡杜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姓王的铁路工人开垦的。


姆贝亚坦赞铁路时期的菜园子。来自美国坦赞铁路研究专家孟洁梅书籍《非洲的自由之路》

在姆林巴,也有这样的菜园子。

前中川国际董事长陈克浩说,当地人种植,没有畦和垄的概念,种玉米都是找个空地直接撒上玉米粒,中国人告诉他们种地要做畦和垄。2012年,他重回坦桑,在姆林巴镇,当地人告诉他有中国餐供应,他好奇什么是中国餐,结果,端上来的是鸡蛋西红柿。

这是坦赞铁路的另一意外收获,物种迁徙和教会当地人蔬菜种植。

第二天早餐,我们走进餐厅,油条、豆浆、豆腐脑之外,居然还有龙虾。早餐吃龙虾?我们问,师傅解释,这里龙虾比肉便宜,能多吃就多吃。

坦赞铁路时期,海鲜供应也是这样吗?中资公司负责人说,一样,而且更便宜。

从主食限量、肉蛋糖限量的中国,来到主副食随便吃,海鲜随便吃的非洲,当时铁路人的感受是什么?

很多坦赞铁路建设者都有一个海参的记忆。初到坦桑尼亚,工人们发现餐桌上有一种黑乎乎、软榻榻,还带刺的虫子,怎么看怎么觉得恶心,就把那东西从碟子里择出去。

厨师见了,忙告诉大家,千万别扔,那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海洋生物,工人才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海参。

今天的中资公司东非总部就是当年坦赞铁路指挥部,北面是个货场,货场往北就是货运码头。当年,货运码头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滩,海滩上爬满螃蟹等海洋生物。坦桑尼亚人不吃带壳的海洋生物,所以,那些东西到处泛滥。

中国人见了大喜,下班没事就跑去海滩抓螃蟹。

坦桑尼亚人见中国人爱吃螃蟹、龙虾,就去抓了卖给中国人。渐渐地,这里的海鲜市场开始设有专门的摊位,售卖带壳的海洋生物。直到今天,达累斯萨拉姆海鲜市场的螃蟹等海产品主要的光顾者就是中国人。比起四十年前,价格贵了不少,可跟中国比,还是便宜得让人抓狂。

1969到1976年,国内政治风暴疾风骤雨,批林批孔、批邓右倾翻案风、反潮流、忆苦思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坦赞铁路是寂静港湾,这里不搞政治运动。指挥部领导就一个想法,把身体弄得棒棒的,保证施工。坦赞铁路的饮食自由和国内比起来,简直就是人在天堂。真正有理由“忆苦思甜”的是坦赞铁路人。

劳务期结束,回程可以购买免税商品带回家,在达累斯萨拉姆免税店,大家发现了红灯收音机、大白兔奶糖、海鸥手表和永久自行车,而且很便宜,于是惊呼,难怪国内买不到,都在这里啊!

四川建设者回忆,两年的劳务合同结束,从达市乘船到广州,再坐火车到成都。下了火车,队伍解散,大家忽然产生一种失落感。那种失落就是“饮食自由”的时代结束了,节衣缩食的时代开始了。

有些人回去后,重新申请,继续要求参加坦赞铁路建设,当然理由都是支援世界革命。

就我知的,“重返坦赞铁路”的就有好几个。

我第一次去坦桑尼亚,营地一个翻译已经60多了,来自东北局,坦赞铁路时期,他就来了两次。1990年代,英国修建的中央铁路维修140项目,他又来了。我们去坦桑时,他已经退休,听说中央铁路89公里项目开建,他又找到已经是中资公司总裁的当年140项目经理,得以破例第四次来到坦桑尼亚。

他说,坦桑有美好回忆。

中国人的生活改善是在改开之后,结束了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焕发出活力,完全实现“饮食自由”,是在入世之后。不得不说,今天的食材和食物供应太丰富了,和坦赞铁路工人一样。只要你有钱,鸡蛋海鲜也随便。不限量。


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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