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谢越芳：一位沙家浜伤病员的真实人生

原题

一位沙家浜伤病员的

真实人生
——忆父亲人生片段

作者：谢越芳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的父亲。摄于1955年

　　父亲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家境不算富裕，也不是太穷。爷爷让儿子六岁就去上私塾，后又叫儿子学中医，希望儿子长大成为一名普救苍生的医生。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待，中医学得很不错，这个医术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还真派上了用埸。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性格很温顺，是一位不会去反抗父母长辈的好儿子。可我猜错了，父亲在1938年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

　　这一年正是中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岁月。新四军的发源地和总部就在苏北、皖南这一带。看来父亲还是比较孝顺的，没有离家太远。当时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队伍由项英创建，全权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质上不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挥。

　　战争年代的兵，不像和平年代的少爷兵般安逸。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血腥残酷的战场。父亲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战役中，负伤累累。并有弹片留在肺叶终其一生没法取出。一次又一次的受伤，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养伤。最骇人听闻的是在老坟洞里养伤，父亲就经历过这种坟中养伤的滋味。

父亲回忆说：那空坟里面是棺材尸体早已腐烂完了，并和泥土溶为一体。他们的伤员连单架直接推进那个坟洞里。伤员躺在里面，没有消炎药服用，更无盘尼西林针打，全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抗枪伤刺刀伤的炎症。吃的都是老百姓傍晚偷偷送进来的一些米汤稀粥之类的食物。

后来大部队的伤员实在太多，也找不到这么多老空坟了，就用小船绑成一排排类似可以躺人的“病床”，全部隐蔽在芦苇荡中。方圆几佰里的水泊湖面，一片片芦苇，一层层芦花形成天然屏障，陌生人很难找到，就算把船开进去，可能已无方向感找不到北。因为面积太大，大批伤员在芦苇荡中非常安全。

此真事，后来有文人把它写成纪实小说《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伤病员的斗争纪实》，后又有编剧把它改编成剧本名为《芦荡火种》搬上舞台，由上海沪剧团首演。剧本在文革中移植到京剧，也就是家喻户晓的《沙家浜》。

　　1945年抗战结束后，“新四军”的番号没有改变。直到打那场著名的内战“淮海战役”，民国政府称“徐埠会战”，那时的番号改成了“华东野战军”。指挥实权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几位将领手中。父亲从抗日战争时的白皮肤书生兵（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皮肤白细，我认为父亲皮肤一直很白细），经历了淮海战役，强渡长江天堑之战，进南京城一役，也是第一批进上海的中共军队。父亲早已是名符其实身经百战的军人了。

可能父亲上过私塾有点小文化吧，进了上海后他负责守护孙中山故居，位于香山路。我现在想想父亲当年这活，算是非常好运气啦！起码不用睡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了。

　　父亲那代的军人，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兵。像父亲那样上过学，会开中药方，还写得一手漂亮小楷钢笔字的军人，自然也会成技术含量最高的兵种：炮兵团。

　　1949年内战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进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没他份，在那军人方阵里做个小兵兵，向城楼敬个礼，走着正步高兴一回呗。

　　1951年父亲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后，就入朝鲜参战了。父亲说：朝鲜战争是一场血肉模糊的战争。许多战士都是因为保暖服装及装备不够而冻死的。食物水的供给都跟不上，冰雪当水喝，啃着石头一样的冷馒头。本来就满身枪伤的父亲，这次把胃也彻底破坏了。从朝鲜回国几年后，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

　　1953年下半年父亲从朝鲜回国。部队南下浙江，是不是想从舟山岛打去台湾不得而知，既然仗打不成，部队就在江南一带歇息下来了。野战部队不打仗，突然安逸下来，肯定令人闲得慌。也令众官兵不知所措。部队首长下令，一定级别的军官可以组织帮忙找老婆成家。当然，年轻的小兵自己有本事找或回家乡成亲，全部一路开绿灯。当时的地方组织部官员，都成了红娘，通俗称媒婆。母亲是绍兴人，就是当时的组织红娘介绍的。

　　哥哥出世时父母亲还享受着“供给制”待遇，家里一切开销加保姆费均由部队负责。不久马上转为“薪给制”了。父亲一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当时简直就是巨款啦。母亲说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四元就够了。此时父亲在亲戚面前，成了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往常州老家给亲戚寄布，都是一匹一匹寄……若干年后居然有亲戚开口要买私人汽车。打了半辈子仗的父亲，可能觉得钱没什么大用场。更没有储蓄的习惯，当老婆孩子一大家子后，才知道没钱寸步难行，现实生活狠狠地教训了他！

　　父亲部队在杭州停留下来了。因为，是野战部队的关系，家属一律不准住进军营里面。所以，我们当时就住在清河坊，胡庆余堂大宅。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府上。那时我还没出世。母亲回忆那大宅的气派，那华美和古典，那雕梁画栋，那回廊格局，那厢房书房，任何一间都可以成为今天古建筑的顶尖艺术品。可惜当时的接管者不懂，乱拆乱改。真是元青花缸入了腌菜妇人手，拿来腌菜正好又顺手。

　　政权稳定了，不需打仗。庞大的军队分去四个领域搞建设：造铁路，挖石油，新疆种棉花和水稻，还有就是建水利发电站。父亲分在第四个建水电站。

　　1956年父亲正式脱下军装，转业派去属杭州地区西南部的新安江，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发电站。父亲被特别任命为新安江特别行政区区长。当时那个地方非常荒凉落后，分三个地名：紫金滩、长滩、汪加。发电厂建成后，才总称新安江水电站。现在又称千岛湖。母亲很小资加娇气，不肯跟父亲去那个渺无人烟的乡下地方做第一夫人。她宁愿呆在山水迷人、景如仙境的杭州做小老百姓。

　　新安江两年后就建设得非常好了。因为，此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由周恩来亲自监督。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话语权，担了个虚名。父亲三个月去北京一次汇报工程进度和具体工作。当时周恩来、朱德和夫人及全家（儿女孙子）等其他大领导都来过。母亲后来回忆说：见中央首长，在新安江就是小菜一碟。母亲其实不久就去了父亲那里。

　　既然是重点工程，那么一定聚集了苏联、东德的水利专家。还有大批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生，还有上海天马电影制片的拍摄剧组（他们负责拍摄大型纪录片），还有全国最好的外科医疗团队。还办了中国第一所水利电力中专学校。还有外宾招待所，随时可接待其他国家的专家。这些部门都算父亲属下部门。新安江当时算特供区，牛奶牛肉白面等等必须保证供应，因为，有太多老外水利专家。

1960年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那个美丽优雅的城市——淳安，终于安静地躺在水下至今已有60多年了。意外的是完整保留一批珍贵的文物。被人遗忘的角落，却躲过了岁月的劫难！1962年开始，父亲辈这一代曾经都是军人的建设者，开始分批撤退。

　　父亲名字叫正中，做人做事正规，中肯。规规矩矩，有始有终。新安江建设工程完毕，一大批南下老干部都要重新分配工作岗位。很多人的级别都是地市级的干部，父亲让他们先走，他善后。他们无意间占了先机，去了浙江各个地方做市长、地委书记去了。此时的父亲像一个厨娘，盛宴散了，客人走了，剩下他独自在厨房清洁洗碗，扫地擦桌子。

这也是令母亲非常生气的地方！母亲晚年曾说：那些先离开的干部，他们的级别没有人高过你父亲，怎么就留他一个人打扫后院？！我说：俺爹觉悟高呗，谁叫他是特别行政区区长，哈哈哈。时间拖长了，等父亲上任的单位不耐烦了，搞四清运动的干部都回组织部等工作，正好你不来报到，别人上了。省城杭州已开始控制人口了！

　　等我们全家离开新安江，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时，已经快要开始那个乾坤颠倒的运动。这运动被称为史无前例，一点没错，人人参与其中。这运动也是人性善良与丑恶的大展示。我们一家初来乍到，对这个城市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人与人之间既无特别熟的好朋友，也无有过节的朋友。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父亲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头衔的罪名太普通，就再加一条吧：叛徒！这个罪名比较刺激和抢眼球。父亲责问：叛徒从何说起？！证据何来？造反派领袖振振有词地说：你从抗战打到抗美援朝，怎么就没死呢？别人怎么就牺牲了？！由此证明你肯定在敌人面前，多次叛变才保命下来。他们这个推理，认为很聪明很智慧……

虽然如此境遇，父亲总是很平静。此时的母亲也突然开窍，在父亲面前宽慰说：咱们还好才来此地方不久，工作中也没和什么人有过摩擦。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大复仇呀！你斗我，我斗你，互相揭发，互相打小报告……母亲的洞察力和睿智终于显示出来。

　　母亲的预测很准确，父亲没有“仇家”，除了陪斗还是陪斗，比别的走资派处境好多了。

　　世上万事永远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样板戏《沙家浜》红遍全中国后，父亲突然得到了优待。《沙家浜》中的伤病员是那个年代的英雄，是泰山压不倒的“十八棵青松”，台上银幕上天天都在歌颂他们了。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减少了运动压力，陪斗少了很多。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工作不能恢复，那个词叫：靠边站。可隔三差五地被叫去党校讲一堂《沙家浜》革命历史课。

听父亲说：听课的群体，最关心的是不是有一个阿庆嫂。就如京剧电影里那个洪雪飞般风情万种。父亲回忆说，交通联络站不可能只是一个，在那个动荡的岁月，怎么地也会有二至三个，方便机动联络。父亲说话从不会迎合形势，更不会讨好造反派头头。芦苇荡中养伤的伤员也不止18位，36位也不是确实数字。文学是文学，演戏是演戏，真实历史不容胡乱编，更不能瞎说……

在此段日子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我家，叫父亲签字确认他的战友是反党分子、叛徒等等。因为，他们老战友全在地方上当了官，也都成了走资派。父亲断然拒绝，没有签过一份“确认书”。

　　《沙家浜》戏曲走红，真正的伤病员也还是那个走资派、叛徒！滑稽不？

　　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兼抑郁，可以很快把人的身体弄垮。父亲由于打仗受伤过多，被评定为二等一级伤残，全是内伤，有弹片还留在肺叶中（有军人伤残证，每年有几十元伤残津贴可领取）。此刻的父亲身体状况极速变坏。肺叶萎缩，压迫心脏，最后成了肺心病。

　　父亲的情况，在他们的战友间传开。记得1970年代初，我家巷子口，常常有地方军分区首长用的吉普车停着，都是父亲还在部队的老战友来看他，并带些好药或特效药来。药可以治病，可不一定能救命。文革没结束，父亲就走了，不到花甲。我们几兄妹，二位还在上中学。

很快父亲走了的消息传到北京战友那里，那些战友都是进了中央机关重要部门的大员了。他们写信到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要求妥善处理父亲的后事，包括家属，包括平反。父亲的葬礼很隆重，仅花圈就超过260个，也算虚幻的极至哀荣一番。

　　平反暂时没门。父亲真正平反，是在1977年后。

　　父亲走前给母亲留下三个字：想不通。我认为也可解读为：不明白。“想不通，不明白”其实包括了当时所有人的问号。

　　人性本应该是善良、美好、诚实的，可现实似乎没有空间可容下。

　　父亲一生善良正义，刚正不阿，清廉方正。人生两个亮点：沙家浜伤病员，新安江水电站的开拓者。这个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现在成了旅游胜地“千岛湖”了。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一个懂得反省的民族才会有希望！

　　此文只有4千多字，只能算父亲的人生片段。那批沙家浜伤病员差不多均已作古，借此拙文希望给那个战火年代，添上真实的一笔！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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