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卢红：棉花街往事，妈妈当了半天走资派

作者简历

作者摄于重庆解放碑

卢红，1957年生于重庆，1975年下乡，1977年高考后回城，客居岭南28载，半生教书育人，闲暇阅读写作绘画。广东省作协会员。

原题

棉花街往事（1）

妈妈当了半天的走资派

作者：卢红

自打我出生以后，我家就住在棉花街，一直住了近30年。

棉花街以前是重庆市中区（现为渝中区）的一个有名的菜市场，地处解放碑和朝天门之间的小什字，毗邻嘉陵江和长江的交界处水码头，购物交通极为方便。如今这条街已经消失了。

1957年我家选择这个地儿安顿下来，主要为了方便定时远航归来的父亲。我的母亲王碧慧为了支持父亲的航运事业，在年轻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好几份理想的职业，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与此同时，不甘寂寞的她还担任了棉花街（隶属千厮门派出所的一段）的居民委员。

母亲青年时代

我小时候，常常趴在我家后窗听母亲用清亮的嗓门为大妈大爷们念报纸。“新华社X年X月消息……”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忠实于唸报的职责。此外，邻里夫妻、亲子或婆媳之间闹矛盾了，也会找上门来找王代表。那个时期，居民们把地段的委员都称为代表——替他们调解。遇到棘手的问题，母亲就会和赵代表、袁代表等人商商量量解决。几个代表都乐于为街坊邻里无私奉献，她们是没有一分报酬的，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

母亲中年时期

1966年文革爆发，居民委员带着大妈大爷唱红歌、跳忠字舞、学习毛泽东语录那是必须的，我妈虽然唱歌跑调，但也不敢落后，唱歌跳舞两样都没有落下。不久，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遭到批斗，抄家，棉花街也不例外。

我家隔壁的邻居姓曾，也被抄了家。我站在自家门口亲眼看见曾家的半旧家具被一帮戴红袖章的人抬走。但这些事情居民委员没有参与，因为那是红卫兵造反派的任务，他们可能是这条街某些红五类的子女，或者是附近的造反派组织。因为当时停课停工闹革命，很多人都回到居住的地段搞斗争去了。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和组织红卫兵抄家，把黑五类的财产抄了之后又拿去哪里了，我母亲等居民委员一概不知。相反，母亲是同情黑五类的。

我记得，我们家隔壁的曾先生被打成资本家以后，我妈妈却一如既往地称他为曾同志。那时候我才八九岁，居然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有一次，我忍不住质问母亲道：妈，他是资本家，你为什么还要叫他同志呢？妈妈耐心地解释道：“他不是官僚资本家，是民族资本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年少的我懵懵懂懂，哪里理解这些深奥的理论，但好像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母亲这样做不无道理。

大约在1966年冬季的一天傍晚，一位神秘的大妈急匆匆来到我家，将手掌搭在嘴边与母亲耳语了一番，她走后母亲向家人交代了一下什么，就急急忙忙牵着我这个幺女儿走出了家门。

冷风嗖嗖，夜幕低垂，路灯微弱，路边人影模糊。一路上母亲沉默不语，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在心里蔓延开来。

我跟随妈妈来到朝天门向妈妈家投宿。正好向妈妈的家人都不在，我们在她家住了一夜。从妈妈跟向妈妈的交谈中，我晓得了我们今夜出逃的原因。原来，棉花街的一位资本家的儿子扬言要打倒这条街的走资派——居民委员，就在这两天动手。他们认为自己家被抄是王碧慧等居民委员策划的。我在一旁听得不寒而栗，唯恐自己马上就要和母亲遭到逮捕，成为渣滓洞白公馆的小萝卜头。

大约妈妈不好意思连累向妈妈，第二天清早就带着我离开了她家。一路上，她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警觉地向四处张望，我心里的恐惧犹如暴风雨前的乌云更加浓厚。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们走到半路，在小什字的一家银行门口，就被几个迎面而来的年轻人截住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吼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把我和母亲硬生生地分开。路人立即围了上来，只听人群里的母亲大声叫道，小六，自己回家去！我呜呜地哭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推攘着母亲往解放碑方向走去。不，我不能丢下我妈。我一边哭一边紧随其后，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把母亲押上了解放碑的台子。

解放碑是重庆的商业中心，文革时期却变成了政治中心。红卫兵造反派的广播站、大字报、大辩论、大批斗在这里铺天盖地展开，我妈妈王碧慧，家庭妇女、志愿者一枚，“官”至街道居民委员，居然还有资格上解放碑的台子挨批，实在是荒唐绝顶。

在那个动乱岁月，公检法全都被砸烂了，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动机和胆量都可以随便绑架另一个人，甚至将其至于死地。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学生斗老师等现象见怪不怪。

那日上午解放碑的台下站着黑压压的群众一大片，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带着眼镜，他们是两兄弟，父母被打成资本家）押着母亲走上台去。还好，没有敢殴打我母亲，他们义愤填膺地指着我妈妈的鼻子说她是棉花街的走资派，又说我们家是有钱人，房子是榨取劳动人民血汗来的........他们根本不给我妈辩解的机会，我在人群里一边抹眼泪一边踮起脚往上瞅，气得咬牙切齿。

我母亲到底当过居民委员见过一点世面，看上去非常镇定，在我眼里她就像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江竹筠。她见缝插针辩解说自己是自愿为人民服务的，不是走资派，又说自己的爱人从17岁上船做水手一直到做船长，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属于红五类，买房子的钱都是血汗钱……

那两个青年打断了我母亲的发言，把那些扣在我妈妈头上的“罪状”翻来覆去地说了一遍又一遍。

我在下面急得不可开交，很想回家去叫哥哥姐姐又不忍离开妈妈，火烧燃眉之急，救星从天而降。一位扎着大辫子的女红卫兵跑上台去为我妈妈作证。这个大姐姐我认得，姓陆，好像和我大哥一样大，是高66的，她家是台上那两兄弟的隔壁邻居，是抗战时期逃难到重庆的上海人。她向台下的群众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王代表是一个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大好人，她爱人卢船长属于工人阶级，又指着那两个人说，他们就在我家隔壁住，他家才是有钱人、资本家……

台下围观的群众骚动起来，开始交头接耳，那两个青年面红耳赤地支支吾吾解释道他们已经和资本家父母划清了界限。但是因为他们的前后交代自相矛盾，失去了台下群众的信任，众人感到愤怒和无趣，于是作鸟兽散状，一场荒唐的批斗大会就这样结束了。我那吊在嗓子眼的心这才落进小胸膛。妈！妈妈……我高兴地向妈妈奔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家人都对陆家大姐充满了钦佩和感激。如果当时没有她挺身而出，我妈妈不知道怎样下台。

那是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事情，重庆血腥的武斗混战暂时还没有展开，否则我妈妈不会如此轻松地从解放碑的台上走下来。

我的父亲和母亲

2021年8月30日

卢红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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