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施义之：顾准妹夫、公安部原领导，他留下深深的遗憾

张志鸿新三届 2024-03-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在某央企湖南公司工作多年，定居长沙。

原题

身为公安部原领导、顾准的妹夫

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作者：张志鸿

听说过施义之的可能不多。

他有两个身份值得一说。

首先，从1966年12月到1977年5月，他是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其间，一度被周总理指定担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

其次，他是顾准妹妹陈枫的丈夫。

顾准随母姓，兄弟姐妹共10人。作为思想先驱、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顾准早已名满天下。

这两个身份，都曾给施义之带来深深的遗憾。

顾准和他的母亲、妻子、子女

顾准的儿女们有没有良心？

很多著述都谈到了顾准的家庭悲剧。

1965年9月，顾准第二次被划为“右派”（全国唯一），原本恩爱的夫人汪璧不堪社会压力，与顾准离了婚；文革开始后，汪璧再受冲击，1968年4月8日含恨自尽。

顾准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均在文革初期与他断绝了往来。1967年12月，家中寄来了四个孩子和他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

顾准是个感性的人，很爱妻子孩子，爱得牵肠挂肚，对儿女们的悖逆也一直谅解、宽容。

1974年冬天，顾准的肺癌进入晚期。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的大女儿、大儿子，希望儿女们去看他，尤其希望小儿子去看他。

但儿女们没有来，一个也没有。

12月3日零点刚过，顾准在肉体、精神的双重痛苦中告别了人世。当时，身边只有值班的弟子吴敬琏。

最后一个月陪伴顾准、事后为他处理骨灰的亲人，是与他最亲近的六弟陈敏之。

为此，很多人指责顾准的子女们没有良心，特别是在文革之后，舆论滔滔。

顾准的子女们自然有错，但还另有隐情。

真实情况是顾准的子女打算去看父亲，被姑父施义之制止了。

他对他们建议：不要在父亲政治问题解决之前去看他，等一等，再等一等。

顾准的妹妹陈枫、七弟陈吉士也持同样的意见。

在漫长的等待中，顾准的长女、长子心如刀绞。施义之对他们说：“你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了。再坚持一下。”

据顾准的子女自述：11月30日，顾准所在的单位（中科院经济研究所）领导宣布给他“摘帽”。12月1日，顾准的长女、长子从中关村动身去看望父亲，在楼下打电话联系姑父施义之时，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父亲已经永逝。

这一段表述存在疑点：没有其他资料佐证“摘帽”一事，而顾准辞世的时间应该是12月3日零时。

无论如何，顾准去世前六年多，没有见过儿女们。

12月4日，顾准的长女、长子到医院参加了小型的遗体告别活动。

后来，顾准的儿女们表达了痛彻肺腑的忏悔。

这一起人伦悲剧的成因很复杂，恕不详述。我想说的是，顾准去世前没能见到儿女们，施义之的劝阻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施义之是不是铁石心肠、对顾准无情无义？

战争年代的彭雪枫（插图误植，深表歉意）

他是不是铁石心肠？

当然不是。

顾准1957年划为“右派”之后，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全家依靠汪璧一人的工资。施义之就以赡养岳母（顾准的母亲）为名，按月接济顾家，直到1965年顾家大女儿参加工作为止。

作为高级政工干部，施义之深知与顾准一家交往的危险性。所以，刚到公安部工作，他就向部领导说明了和顾准夫妇的关系。

1967年，施义之全家从太原搬到北京后，立即邀请汪璧去做客；次年春天，施还到顾家看望了汪璧，是最后见过汪璧的唯一亲戚。

自尽之前，汪璧多次对子女说：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去找姑姑和姑父。

汪璧自尽后，施义之果然不避嫌疑，主动邀请顾准的子女见面，给了他们莫大的安慰。

当时，顾准的长女已结婚，长子还在大学待分配（1970年去了大连），两个儿子去内蒙古插队，小女儿去了黑龙江兵团，北京的“家”已被另一家占用。此后，施家就成为顾家5个子女相聚相见、休假养病的可靠后方。

对顾准本人，施义之也尽力帮助。

顾准病重之后，送到医院的鸡汤是在施家煮的。

经施义之夫妇和顾准的七弟陈吉士商量，安排了山东的一个亲戚燕子来北京专门照看顾准。

顾准的六弟、七弟都住在施家。他们和陈枫频繁往来于公安部大院和医院之间。

平心而论，施义之对得起顾准。

不赞成顾准的子女去看望父亲，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

所以顾准去世后，他的子女们很自责，但从来没有抱怨过姑父。

文革之后，面对汹涌的社会舆论，施义之依然说：

“有意见批评我，在那样历史条件下，要青年人怎么办？他们没有沮丧，不断进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工作条件，已经很不错了。”

再说，当年受到施义之庇护的，不只是顾家子女。

当他去世后，人们才知道，在那十年里，很多战友、晚辈都得到了他的保护和帮助。

在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里，施义之依然保持了重义轻利、扶困救急的传统美德。

他只是对顾准的子女去看望父亲的时机做出了误判，他以为顾准还能撑一段时间。

后来，顾准的子女们写道：

“也许，这就是姑父毕生对父亲做过的唯一事后才能看清的错事，……”

这一误判给顾准的子女、给施本人带来了深深的遗憾。

施义之陈枫夫妇是新四军战友

他误判了对自己的处理处分

施义之只有这一次误判吗？

恐怕不止。

1977年5月，施义之停职反省，接受审查。他很坦然，一直相信组织上能够公正处理。

恢复部分自由后，有人劝他去找领导。他自信地说：

“我有什么问题，我从来与'四人帮'任谁也没有私人来往，没有搞过阴谋。工作上的问题，我该讲的已经讲清楚了，中央也应该了解我的工作，我不找！（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他只给不熟悉的胡耀邦写过信，请求中央派人会同公安部一起审查。于是，中组部、中纪委来人与他面谈了三天。

他没有想到，这一次调查的结果未能发挥作用。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背景：

邓小平同志提出对“三支两军”工作要讲两句话，对他们在地方工作期间的功过是非，由部队负责审查和结论处理，地方上可以把材料送到军队政治机关。这样可以看到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既可以统一平衡，防止畸轻畸重，又可以排除派性的干扰。

施义之似乎没去争取把审查权转移到军队。

外间一度传说，可能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这些传说可能增添了他的乐观。

他对家人说，自己对复职工作不抱幻想，但想党籍应该保得住，兴许还能为党做点事情。

事实证明，他又误判了！

1983年，对他的处理结果终于出炉。根据公安部的审查结论，开除他的党籍、军籍，只发每月150元生活费。

对于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施义之来说，这个结果无异于五雷轰顶、痛如剜心。

此后，他一直在努力申诉。

他的家人和众多战友，也纷纷为他鸣不平。

五十年代的施义之大校

他为什么感到冤屈？

施义之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为人宽厚善良，处事光明磊落，在他服役过的部队里口碑极好。

他也有过辉煌的历史，如1938年参加新四军，1965年升任军政委。

即便是到了公安部之后，他也立过功，例如：

1971年底至次年初，他奉命到西海固地区检查平叛情况，发现当地群众非常贫困。通过他的积极争取，经周总理亲自协调，从海军仓库调出了大批被服救助群众，至今传为佳话。

1972年2月，隆德县发生新的叛乱后，他奉命指挥平叛。3月6日，当他实地调查涉乱村庄时，一位中年妇女和面烙饼的场景引起了他的警觉；顺着蛛丝马迹，他们当场擒获了这次叛乱的两名主要头目。

1974年1月15日晚上，在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施义之现场指挥下，中国军警当场抓获了5名苏联间谍（几天后驱逐出境）。此案轰动一时，还催生了电影《熊迹》。

施义之不仅有功，似乎也无大过。

经过长期审查，没有发现他参加了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阴谋活动，也没有把他归入“三种人”。

他在公安部犯下的错误，几乎都是“服从组织决定”的结果，也就是作为“执行者”犯下的错误。

所以，施义之一直在申诉，他的家属、战友们也为他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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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义之的申诉文字

他该不该承担一份责任？

对施义之的处理处分是否过严、过重，笔者无意评判。

不过，读了很多材料后，我也有了一些看法。

我认为，对于公安部在文革期间的乱象，施义之确实应当承担一些责任。

首先，有必要明确一个概念。

作为“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要不要承担一份责任？

个人认为，应当承担。

二战之后，对于一些“执行者”，也是按照这个原则追责的。

文革确实是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但是，长达十年之久、祸及亿万家庭的大动乱，只有少数几个领导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我们再具体分析。限于篇幅，只分析其中一条“罪状”。

据施义之夫人陈枫介绍，在公安部的审查结论中，认定他有五大罪状，其中一条是：

“把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全国公安系统干部职工受到迫害的责任归咎为你（指施义之）的罪行；……”

这一条“罪状”至少有三个指向：

其一，1967年“七二0”事件之后，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他回来的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会后，谢要求常务副部长李震把这句话“捅下去”。当晚，李震找施义之（他俩同时从军队调入）商量，让公安部造反派的小报《红旗》登载了这句话。小报印发全国后，对已受冲击的各级公检法如火上浇油。谢、李死后，当事人只剩下施义之。

其二，1967年1月，公安部各局被造反派夺权。谢富治在党组会上明确要求：公安部同各省、市公安厅割断关系，如各省、市公安厅请示工作不要答复，由各省、市党委处理。

公安部撒手不管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70年11月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期间，有些地方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喊出了“绳索就是逮捕证”等荒唐口号。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甚至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惨剧。

其三，文革期间，公安部人事调整幅度很大。中央先后调7人（含4名军人）进入公安部领导班子；单是1967年底就一次性调入2名军级干部、10名师级干部、20名团级干部。与此同时，原来的七、八名副部长几乎都先后被捕、受审，部分又官复原职；大批中层干部也受到了严重迫害或冲击。

1974年初，公安部奉命“关起门来整顿”，精简后的人数不能超过450人。经部核心小组（施为小组负责人）反复讨论后，名单上报华国锋副总理审批。施义之回忆：

精简下来的五分之四的干部，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哪个省、市需要人，动员干部自愿去，也可以经组织介绍去。……到1976年，还有一些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

对公安部的多数干部来说，这就意味着将他们赶出了公安部，或者长期荒废不用。

以上种种，作为部领导班子中的重要一员，施义之该不该承担一份责任？

施本人倒是胸怀坦荡，对一些责任不躲不推。例如，1973年10月21日，李震部长猝死，周恩来等人最初的判断为他杀，公安部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清查，最终结论却是自杀。施义之后来表示：

“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被批判，被隔离，受到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歉疚。”

晚年施义之

“他最合适的岗位是在部队”

施义之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

多年的戎马生涯塑造了他的个性，主要特征就是忠诚、守纪、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在动荡的年代里，在特殊的岗位上，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往往身不由己。

顾准的5位子女写过一篇《怀念姑父》，对顾准和施义之做了一个精彩的比较：

他们两人不是一种类型的。父亲是思想家，姑父是军人。

他们两人又同样被人认为“政治上不成熟”。父亲“政治不成熟”表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全身心地追寻理性的思考，从不隐藏思想的锋芒，从不屈从权威，更不计较给个人带来的后果。……他的义无反顾和不由自主，不得不由巨大的牺牲来填补。

姑父是典型的部队干部，他最合适的岗位是在部队。他本来就不愿意坐在公安部领导的位子上，在公安部10年，他多次请辞而没有获准。平心而论，姑父缺乏对政治斗争的洞悉力，他在战争年代和长期的部队工作中，养成了服从组织、相信组织的态度和处事原则，置身于“文化革命”特定时期的那个敏感的政治漩涡中心时，他始终无法适应。他也感觉到自己缺乏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的能力，但是他无法脱身，也不知道如何脱身。

在众多亲属、战友的回忆中，有一些细节耐人寻味。

1975年初冬，一个老部下到公安部看望施义之，施走到林荫道上迎接。他一边欣赏老部下带来的照片，一边说：

“部队还是搞得很活跃啊，这很好。北京复杂得很，我从不串门。所以见到部队老同志，感到格外亲切。”

他的儿子回忆：

文革中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毛主席像章，一有新的，他会交我一起整理，一个个别在雪白的新毛巾上，再一层层放在特意准备的皮箱里，偶有空闲，他会拿出细看。

在这些细节里，可以看到他的孤寂和苦闷。

有人说，文革中的公安部就是一个雷区，换个人去也会犯错误的。

大概率是这样，但也不是绝对的。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宣传部门受到“四人帮”干扰极多，也是动辄得咎的雷区。1970年，有一位师政委参加了对《解放军报》的军管，成为该报核心小组成员；1973年后，他就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任《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副总编辑；文革结束后，他在军队得到更大的升迁。可见，这位军人就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复杂环境下也能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这样的例子不多，但足以说明：人和人不一样，施义之确实不适合动乱年代的公安部工作。

晚年的施义之陈枫夫妇

他已无怨无悔

1995年10月，在北京怀柔、顺义工作的一批复转军人邀请多名老首长去怀柔县参加联谊聚会，到会人员近200人。

施义之夫妇也愉快地参加了聚会。回家当夜，他的腹部血管瘤破裂出血，经抢救无效，于10月29日逝世，享年78岁。

收到报告后，多个机构推托不管，或答复需要研究。

无奈之下，施义之的老战友、老部下在八宝山为他举办了“民办告别会”。

前来参加告别的，有谭友林、孔石泉、傅崇碧等开国将领，有邓子恢的夫人、滕海清的夫人，也有当时的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等高级将领。

曾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委托秘书转达了慰问。

施义之的儿子为他穿上了一套保存如新的旧军装；

在告别仪式上，一些战友为他覆盖了一面党旗。

此后，老战友、老部下纷纷撰文，深情回忆了他们尊敬的施政委，并结集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