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澜，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曾任纽约大学图书馆教学部教学图书馆员，普渡大学西北校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副教授、图书馆馆藏发展主管。曾为《大公报》《大众电视》等报刊杂志专栏撰稿多年，并为海外中文媒体担任特约记者。
原题
高考，我的人生小挫折
1978年的高考，对我而言，可算是人生中第一次“挫败”。如今想来有点可笑，但当时确实因为考得不理想，有一段时间非常抑郁悲观。
我在“文革”如火如荼的1968年上小学，报名时父母给了改了名“澜”。我原名叫小平，我爸说我出生时家事国事都不好，希望新生命带来一点平安，少一点贫病。“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有一邻居河南大妈，常用河南话叫我邓小平，父母大约是不想让我幼小的心灵受伤吧，给我改了名，名字也带了点波澜壮阔革命的印记。
我中小学大部分的读书岁月处于“文革”。“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口号对我们影响颇大，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养猪养鹅养兔，读书时间被大大精简。上学时印象深的事，都是诸如军训拉练、绕线圈、採橡子、积肥、放鹅、插秧、割稻、水库工地搬河泥、防核武训练，等等。我们用的教材自然也是政治挂帅，“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基础知识特别是文史方面相当薄弱。
当时大学考试取消，只有被推荐的工农兵才有资格上高等学府。但“大学”却一直是印刻在我脑子里的一个词，因为从小我爸就灌输给我们“唯有读书高”这个“落后”观念，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也未中断。我爸在父母双亡、经济条件非常拮据的时候，仍坚持资助他妹妹（我小姑）上学的事，在我家不断被重复。我小姑大学毕业后在一军工保密部门任工程师，后来有了小姑父，一个清华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们每次探亲总会带来新奇的玩具、糖果，所以大学毕业的小姑就是我的人生标杆，上大学是我的信念。
我和我小姑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对我们应届毕业生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在1977年冬天，在校高中生原则上没资格参加高考，但允许推荐一些学生提前考试。我们高中选了10位学生参加，我也在列。我们中学师资很不错，有北大、复旦、华师大、浙大和杭大毕业的老师，教外语的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当时我们填鸭式地复习了几周，稀里糊涂地考了，10人基本都上了分数线，但是成绩一般，最终无人被录取。我爸那时刚调任地区教育局，高考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家里访客较多，所谈大都是与高考有关的事。
1977年我大哥也参加了高考，他是下乡知青，自信而倔强。父母多次叫他回家复习，但他不肯脱产，一直呆在农村，只要了些资料，边劳动边复习。他的考点在插队点临近的一个公社中学，考试前夜却发高烧，所幸有人帮忙用小板车把他推到公社卫生所看病输液。第二天拖着病体去考试，考得自然不如预期。他从考场出来看到一个来监考的熟人，就摇摇头、挥挥手说“完了！完了！”相当沮丧。但其实成绩还可以，只可惜以些微差距，无缘进入他的第一志愿——浙大土木工程系。
为准备1978年的高考，我们高中按成绩重新分班，后又文理分科。考文科还是理科，成了让我纠结的事。我读书时比较喜欢写作文，小学时，老师曾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观摩课上使用，还把我写的所谓欢庆“六一”儿童节的诗推荐给地方报纸发表。学校有动员大会、批判大会之类，我常被指定上台发言，老师说我出手快。其实我只是比较喜欢写，但很不喜欢发言，更不喜欢批判文章，只是从没有勇气说不。
高中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教语文，对我有点偏爱，但我并不偏科，除了化学，每门课成绩都还行，只是想想自己的兴趣，就觉得应该要当文学家。其实我的文学知识相当匮乏，家里有的《三国志》之类，我并无兴趣。我家住的是人称“七十二家房客”的地主大宅院，孩子多，私下会传一些“禁书”，但我总是提心吊胆，毕竟那都是“毒草”，可又忍不住要看。
十六岁的花季
初中暑假无事，又从邻居同学处借了些破旧的书，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茅盾的《腐蚀》等小说。因为要偷偷看不被家长发现，看得神神秘秘、恍恍惚惚，真心以为中了毒，很是担心了一阵，后来就比较排斥那些书，只看《艳阳天》《金光大道》《新来的小石柱》等“正能量”作品。古文的篇章在“批林批孔”时学到一点，再后来就是为了高考老师给我们恶补了古诗文名篇。
另外一些文学熏陶，来自我的堂姐（我大伯父的小女儿）。我小时候曾寄养在大伯家，上学后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去住几天，堂姐酷爱读书，喜欢给我讲《红楼梦》《牛氓》《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还让我读《中华活页文选》，有个“快嘴李翠莲”让我记忆特别深。我也看了不少旧的电影画报，知道了很多民国的电影明星，包括蓝苹。
十六岁的花季
考文科的决定，父母并不支持，他们认同大家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数学老师听说我想考中文系后，说可惜了，不喜欢理科至少应该考外语。只有我大哥支持我，他也喜欢文学，但他认为要实业救国，而妹妹可以随心所欲。最后我就一心一意按自己的想法做了。
1978年和我一同高考，还有我的表哥和上面提到的给我文学启蒙的堂姐。堂姐因病较晚入小学，初中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因超龄无缘高中。后来当过代课教师、民办教师，但看不到未来，就又下乡务农，希望能被推荐上大学，无奈身体不好，还是前途无望，很悲观。高考的恢复总算给了她一线生机，但1977年高考前，她却因急性阑尾炎开刀住院，错过考试，只能1978年再拼一次。
我表哥和我同校同届，平时成绩看起来并不比我出色，所以亲戚们言谈中，大都认为我应该是笃定可以考上大学的人，而我也确实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结果出来，我却是考得最差的。其实考试一结束，我就知道没考好，每门课都感觉不佳，地理考试更是一出考场就知道把最重要的大题做错了。于是一考完就情绪低迷，吃不香睡不好，想知道结果又怕知道。有一天听到父母在小声说话，感觉是在说我的考分，但又不跟我说，让我非常绝望。后来我堂姐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表哥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而我被录取到杭州大学中文系。一比较，就有了伤害。
录取结果张榜那几天，我闷在家里羞于见人，怕被问起，总觉得辜负了许多关心爱护我的人。我同届的同学很多考上重点大学，有清华、复旦，还有12个同学被浙江大学录取，邻居发小上了浙大计算机系，两个考外语的好朋友也都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同学老师奔走相告之时，也不忘安慰我，说你要是不考文科就会怎样怎样，虽是好心，但是并没能让我释怀。
面对父母我更觉惭愧，虽然他们没说什么，但我能读出他们的失望。我从小应该算是个“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被关注，因为有个从25岁就开始当小学校长的妈，人缘好，桃李满天下。我妈其实读书不多，小学毕业后就跟两个堂姐去上海当工人了，解放后工厂停工，两个堂姐参加了志愿军。我妈一听要去外国便犹豫了，家里也不许她去，她就回家了。后被介绍到一海岛小学任代课老师，工作特别积极，转正后被送去师范培训，后来她所在的学校校长因为历史问题被撤职，我妈就被赶上架开始了她的校长生涯。
从幼儿园开始，我的园长、校长、老师不是我妈的学生就是她曾经的同事，或者是她学生的家长。我妈对我们要求严格，不让我在她任职的学校上学，但在小城镇，我的老师都知道我是我妈的女儿，对我多了些关爱，我也只能乖乖地做最好的学生，虽有点压抑，但仍时常告诫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起好带头作用，成绩也从未让人操心过。可在高考这么重要的节点，来了个落差，愧疚懊恼之情，难以言表。
当然这种抑郁情绪也没有持续太久，毕竟考上大学在当时还是很了不起的事，还有更多的同学落榜，准备补习，翌年再战。已在1977年考入杭大的初中、高中老师，很高兴我成了他们的校友，师生成为同学也是当时的特殊现象。
戴上杭大校徽时的留影
到杭大中文系报到后，我更体会到真是来对了地方，这么多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善良真诚的老师和同学，让我受用不尽。当时在浙大的一个高中同学看到我读读小说、看看电影也算是学专业了，非常羡慕，说早知如此他也考文科。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爱好什么，或者受限于客观条件没有太多选择，而我至少是按自己的意愿选了专业，后来的求学、教书、写作都离不开杭大中文系的启迪。
一班同学的合影（前排左）
旅美三十五年，看着一些中文系的学长学妹转行学程序，我虽佩服，但也自知不会喜欢、难以仿效，所以就一直自得其乐地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语言文学系打转，随遇而安，还有了很多喜欢汉语的学生，算是不忘初心了。
黄仕忠：沈澜妹妹“落难”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最后却发现这是上天注定的最好选择。正如洪朝辉同学本来应该上复旦，却因为第二年失手，连中文系也读不成，只好读历史系。不料正中下怀。人生，说到底都是缘分。所有的“想头”都是没用的、多余的，沈澜和朝辉从大洋彼岸看过来，发现一切皆是“命中注定”。钱志熙：沈澜同学与其夫君洪朝辉兄的高考文章，真的是珠联璧合。古人形容夫妻之美，叫“一对璧人”，文章也是这样。第一反应是，两位的高考经历，与我们的太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劲怕考不上大学，他们是一个劲怕考不上名牌大学，考上了还各自忧郁，这差距真不是一点点。但读完两篇大作，觉得情出有因，事皆合理。因为他们的家庭与学校的条件都太好了！虽过了四十四年，仍令我羡慕之至！一是没想到出于教师与干部之家的沈澜，其尊人对她教诲之言，竟然也是“唯有读书高”。只不知有没有“万品皆下品”这一句在当时看来更落后，要挨批的话。[呲牙]。可能这句她尊人忍住不说了（瞎猜，得罪不少）。二是不知是哪一次填志愿，我在重点栏里也填过北大图书馆系、复旦新闻系。后来想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有一点小收获，得知沈澜原来的名字叫小平。我们那里有一个六六年出生的，父母给取名少奇。叫了几个月，才发现这个名字不对头，赶紧改掉。比起沈小平来，还是沈澜这个名字好，和朝辉的名字正好相融，波澜壮阔中，朝日初升。杜审言的那句“云霞出海曙”，好像就是一千七多百年前预先为他们写的。沈澜：感谢钱教授这么认真阅读点评。年少时总有点自以为是，实际是井底之蛙。“万般皆下品”那一句，我爸也是说的，我当时心里是反感抗拒的，当然也不敢顶嘴。钱志熙：令尊很了不起，培养两代好几位大学生，作为教育局领导，那个年代能向晚辈讲这样的话，一定是造福乡梓了。“（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这一联，你说那时反感抗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自认为从小就是个“旧人”[呲牙]，但当时对此多少也是些疑问。在学校写作文批“读书做官论”，又批“读书无用论”，说什么“无用论”是“做官论”的翻版，在家里却被教育“唯有读书高”，总觉得写作文时笔是心非，颇有愧意。其实这两句原是讲读书境界的，是强调人要读书明理。当然不读书也照样可以明理，就像陆九渊说的那样，就是一字不识，照样还我个堂堂正正地做人。但毕竟能读书更好，用今天的话来讲，能吸收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接受前人的经验和思想。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本义。《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多少变化了原义，将其引向功名利禄。当然，正正当当地追求功名，也是好境界。但另有一联说：“未应果报方行善，不为功名始读书”，才是真正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完全能做到的，大概只有隐居之后的陶渊明这样的人，我辈虽不能自诩如此，因为说到底不能完全舍弃功利，但时时存此心，也总好一点。见笑！贺雪飞：沈澜的讲述不急不慢，娓娓道来，看似没有那么多的艰难坎坷、跌宕起伏，但道出了高考前后内心深处的波澜。作为一个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的优秀学生，她对高考结果一时难以释怀的愧疚与懊恼，正体现着一个有理想又懂事的孩子难能可贵的品质与情怀，现在回眸看那个时候的她，令人心疼而感动。沈澜一直都是美美的，她的美由内而外，属于气韵清雅隽永，一如兰花的那种！与同龄的同学相比，她或许更有思想和志向，但她低调而不张扬，内敛而沉稳。我特别佩服她的组织能力，一个应届毕业生在一群老大哥老大姐为主体的78中文一班，能胜任团支书，就非同寻常。她英语特别棒，入学不久，在寝室里她已经把《铃儿响叮当》（Jingle Bells.Jingle Bells） 和电影《音乐之声》里的主题曲“Doe a deer，a female deer”唱得有板有眼了，所以她出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吧。作为老乡和老同学，我们一直互相惦念。[拥抱]。沈澜的“美”一直没变，始终谦逊低调亲和，在纽约几次相聚都非常快乐。我参加过一次洪先生和沈澜创办的学术论坛，深感他们做了一件对跨文化传播特别有意义和价值的大事。
一班女生的合影（左四）
尚建：听沈澜的故事，就想起在校时的沈澜，确实是那个“邻居家的孩子”的样子。学习好，常活跃在运动场上，还长得甜美，整天笑嘻嘻的，真是父母的骄傲。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学校是家庭：父母的学识修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成长方向。这点上沈澜很幸运。因年纪小，也没有经历许多学长们的苦难遭遇，又是幸运的！所以高考没有发挥好的失落是一瞬间，因此，我们杭大有了沈澜、我们中文78有了沈澜、那个历史系的帅哥也有了沈澜。陈建新：昨晚又被同好拉去喝酒，10点半回家，11点睡下，照例又在凌晨2点醒来，再无睡意。悄入本群，看到远在地球另一侧的沈澜“妹妹”端上大餐，不由得又“饕鬄”起来。说她是妹妹，还真是小妹妹，她1968年读小学，而我本应该在1968年小学毕业进初中。皆因受“文革”所赐，我在1966年停课“没革命”，两年后又无法按时入学，推迟半年多才成了一名初中生。很羡慕沈澜的读书环境，虽然大环境同样乱，但有始终信奉“惟有读书高”的父亲，又有早早当校长的母亲，小姑做表率在前，表兄表姐一同迎考而且都表现出色，本来就生活在凤凰窝里，飞出来自然还是一只凤凰。所以考上杭大中文系却“自惭形秽”，却莫名忧郁，这样的奢侈表现，好像也名正言顺。沈澜去国35年，中文水平依然炉火纯青。所以读大学中文系，本科后又读研，这条路还是走对的。记得吴熊和先生的女公子海风，本科读外语系后，写信只能用英语才流畅，如果用中文写，干瘪得她寄不出去。因为曾经和张玲燕同一教研室共事数年，又和我们邻居过，我才知道读外语系居然还会忘记母语到这样严重的程度。所以后来和本科杭大79外语，研究生又和我同届的一位校友共同翻译美国小说《匹兹堡的秘密》，他拿出来的译文，中文之蹩脚，已经激不起我的惊讶。沈澜这篇高考回忆文章，放在本年级，语言同样流畅，精炼，丝毫不受英语的影响。不知这样的汉语水平，在教学生时，有没有对两位女公子产生影响？当然，读了她的高考回忆文章以后必然产生的感受，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别样的沈澜。方青稚：想不到“别人家的孩子”还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学校”。可见竞争无论在哪个层级都是存在的，就看自己如何处理对待了。当然，对沈澜和我们七八中文所有同学来说，最终进杭大，读中文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大学期间，虽然与沈澜同学交往不多，但她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副灿烂的笑容。感叹沈澜文章结尾的描述：“旅美三十五年，……一直自得其乐地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语言文学系打转，随遇而安，还有了很多喜欢汉语的学生，算是不忘初心了。”是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不忘初心便是幸福的人生，便有幸福的回忆。叶晓芳：沈澜同学的郁闷可说是“优等生的郁闷”。偶然失手，错过心仪学校，导致心情郁闷，与多数同学考上就好的心态比起来，层次高了不少。70年代末的杭大，可能还在蜕变的前夕。我记得上学后一个高中同学的家长说过，你们杭大有什么好，花钱读书，毕业后还不是当老师。我们读职工大学，带工资的，毕业还回厂里（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还驻扎学校）。——不骄傲地说，虽说行行出状元，放长远看，读职工大学怎能和读全日制大学相比呢。与沈澜交往不多，印象很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恰到好处。不十分活泼也不十分沉闷，读书用功但不死读书，有内涵有主见，待人处事大方得体，是邻家好女孩的模样。现在，好女孩成了好妻子好母亲，好先生且不论，培养的女儿很优秀。真该说，杭大没亏待你，你也没辜负杭大。吴存存：我跟沈澜同班不同组，但四年都是同寝室，应该算是接触最多的大学同学之一。入学时我们都是懵懂小丫头，记得我俩有一次为抢一张邮票差点打起来了，气得亚敏大姐喊道：“真是小孩，真是小孩，没长大！”沈澜学习很好，一直很用功，并擅长长跑，常是冠军，但她十分谦虚低调，从不出任何狂妄之言。毕业后天各一方，再次见到她已是三十年后。发现她依然是山口百惠年青时的样貌，苗条秀气，与她十分出色的女儿站在一起，俨然三姐妹！岁月留给她的改变似乎只是精神上更加成熟更加宽容，堪称“人淡如菊”！现在我们是微信上的朋友，很喜欢她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总是散发着淡淡的诗意。洪教授，按辈分我该叫他“小姐夫”。[憨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美国的亚洲研究会议上，那时我跟沈澜已几十年不见，忽见一英俊青年见告，“我是沈澜的丈夫！”大惊，深知沈澜行止端方，何时竟觅得小鲜肉一枚？[惊讶]。后又几次与沈澜伉俪见面，乃知他们盗得不老仙方，虽为几十年之老夫老妻，而红男绿女之仙姿未曾稍移！今拜读洪教授之洪文，亦英气逼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若洪兄不入杭大，安得仙妻若沈澜者，更得才华出众之双千金乎？
三姐妹
朱承君：这是母女照吗，好像是直接拷贝或是三D打印的。方一新：@沈澜 跟两个女儿的照片很温馨，只是缺了先生，略感遗憾。家有两女，真有福气。林柔吟：@沈澜 两个女儿是双胞胎吗，与你好像，看上去如同姐妹，笑得那么灿烂，真好福气。王琳：记得刚到中文系的宿舍，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沈澜，她一笑脸上都是甜美。当时寝室里每张床上都贴着同学的名字，沈澜说，送她来的77届的高军已经和她一起看到我的名字，说这名字有点洋气。马上感觉这个爱笑也爱说的女孩很善于跟人打交道。我和沈澜不仅同寝室还同组，一个小组十个人，四年中，我们四组有两个同学和其他小组同学对调，因此在四组呆过的有十二位同学。面对小组的那帮男同学，我们俩都有共同的惊讶：这里有这么多博学多才、才华横溢的同学！又高又帅的任平很像《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和冷幽默的老樊常常“一唱一和，骗局丛生”，制造一个又一个圈套，不小心就让人上当；喜欢画画的郑鸣总是在合适的时候来几句让人意外又有趣的调侃；郑广宣言辞犀利，常常一针见血，让人感到刺痛又不得不佩服；胡志毅是充满浪漫气息的才子，时不时地甩一甩额前的长发，然后滔滔不绝地发表对欧美文学的高论；陈叶葳那时是高产作家，隔几天就写一篇小说；住在隔壁寝室的宝康自称“野生动物”，文字功夫让我望尘莫及；还有精读过《资本论》等马克思原著的徐小洪；会写诗的李瑜；会背医书的倪建平。其中好多同学都是家学渊源学富五车，我们从没见过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聚集了那么多有见识的才子，很开心更有压力。虽然明知巳经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我仍然不敢偷懒，甜美随和的沈澜更是倍加努力。毕业后有一次和沈澜在西溪河边漫步，聊起好多男生对她的喜欢，她不仅没有半点喜色反而陷入困惑之中，当时就想起《山楂树》里的那句歌词：“哦，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亲爱的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当时还聊到后来成为她的先生洪朝晖准备出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身边熟人要去留学，感到好超前啊！几十年过去，我仍佩服他们当初的远见，后来他们还培养了两个出色的女儿，大女儿初出茅庐就和几个记者一起，报道了特郎普封口费事件，为此还上了美国各大电视节目，他们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沈澜：王琳辛苦了。记忆我是模糊的，“好多男生”，肯定是没有的。洪先生出国的事，应该是我读研究生时才聊的话题，杭大留学热得比较晚。昨晚朋友聚会碰到一个作家查建英（小楂），她是1981年没正式毕业就出国了，我们当时还只在关心分配到哪里。我大女儿以前在华尔街日报和几个调查记者一起，报道的是总统的封口费事件。任平：@王琳 说四组，当然熟悉和亲切。可能不像别的组有那么多波澜壮阔动人心弦，但一个个性格鲜明，才能异禀的同学若在眼前。沈澜的甜美可爱给人印象深，在舟山邀请我们去她家，其父母也是待人热诚……回杭州时，总是与同学们聚，有一次还带了二位女儿，皆出色可爱。金健人：沈澜出国得早，后来回国时同学们小聚过，留下的印象还是读大学时的模样，总是微微含笑，大家闺秀的样子。今天读了回忆文章，总算知道了缘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后又有了这样的家庭，当然如此。张玲燕：一早起来就发现沈澜伉俪两篇文章，等忙好琐事坐下来，已经高楼万丈平地起了。终于爬到楼顶，打开沈澜的文章，看了第一句，就觉得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我们那个时候纠结的是能不能考上大学，能考上了，什么大学都是小鲤鱼的龙门。似沈澜考上了杭州大学才遭受到人生第一次挫败，这样的挫败，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来一打吧！很能够理解沈澜在文理两科之间选择上的纠结，但沈澜喜欢写作文而且作文又写得好，最终选了文科，也是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不像我，我不喜欢文科，是因为我不喜欢写作文，整个中小学期间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几乎就没有自己喜欢写而写的作文。所以后来我儿子说自己要选理科的原因，也是因为不喜欢背书不喜欢写作文，我就尊重他的意愿去读理工科。钱志熙：但你的“作文”写得很好呀！尤其小吴、老吴的那篇，绘声绘色，让我差一点大声叫出来：这还是那位三年中我望之俨然，即之仍觉凛然的吴熊和先生吗。张玲燕：@钱志熙 这是你的心态有问题啊，你对吴老师是毕恭毕敬，把他当做你心目中的大神敬着，而我因为他女儿的关系，把他当隔壁大爷逗着。所以你看到的是神，我看到的是人。钱志熙：敬神习惯了。其实我跟吴老师读研究生时，也发现他幽默的一面。读研时有好多值得回忆的事情。将来有时间再写写。离开杭大后，我在学术界说得最多的是三位老师，吴老师、王元骧老师、沈文倬先生。因缘各不同，沈先生其实与我距离很远，但我是沈先生的粉丝。@张玲燕 张玲燕：@钱志熙 是这样的，我中小学期间作文一直被语文老师看好，但我自己真的不喜欢写作文，因为做数理化轻松，例题看懂，公式背熟，解题很简单，一会儿就做好了。但是写作文，要想很长时间还常常想不出个所以然。一个学期也没有几篇作文好写吧？一般老师都会提前一周布置要交作文了，然后语文老师每天看见我每天催作文，我就一天天地拖，周六同学们都交了，我就跟老师恳求拖到下周一交，然后星期天没有办法了，等到全家人都出门，我一个人坐下来写——我们家老房子主要木结构的，只要有一个人在楼上走，我都会感觉到。就这样也是苦熬苦熬，一直要熬到看看再不动笔别人都要回家来了，我才会在最后一个小时里熬出来。所以现在看群里小同学们说高复班每两天写一篇作文，我就觉得无法想象如果是我怎么写得出这么多的作文。我们家一个孙辈的孩子，酷爱写作文，有时候她妈妈要带她出去玩，看看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她就会说，还有两个小时，我先写一篇作文。我就对这个小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了。黄仕忠：有点凡尔赛唉。你最后不就是最后一个小时就写出来了吗？张玲燕：@黄仕忠 作业最后总是要完成的，但过程有心理体验的呀，写作文心理不轻松所以不想写啊！黄仕忠：有人一定要半夜三更人定之时才写得出；其实是心理的原因。但老人们都说熬夜不好，我于是暗示自己，既然这样，放在早晨，清除桌子，泡杯清茶，定着来写，应当也是可以的；后来发现听听老人言，也蛮不错，写着写着也就这样了，所以我写文字从来不在半夜写（除非是写得忘记了时间，延到半夜里）。你的最后一小时的那种特定感受，与心定之后安排写作，其实并无二致。只是你用得多了，等于暗示自己，你就是要到那一刻才写得出，则自然而然会按这个心理节奏写作文了吧陈建新：说浙大影响力不大，是1949年之后造成的。民国时期，复旦只是一个民办大学，北大清华的影响力也不及中央大学，这两大学地处北平，与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央大学和领袖家乡浙江大学相比，并无多少优势。可怜1953年高校调整，把浙大贬低了，更无论杭州大学了。张玲燕：@黄仕忠 现在想来应该是这样，不到最后一刻写不出来，写好了以后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但前期那个拖延苦熬的时间里一点都不快乐。黄仕忠：你的心理定势是预想作文是苦熬，不经过苦熬你肯定写不出。张玲燕：@黄仕忠 所以就不喜欢写作文，没有想到考文科了呗。
沈澜、吴存存、王赛君
岑宝康：与沈澜同组四年，她那银铃般的滚笑至今仿佛仍在耳边。怎么形容沈澜的亲和力呢？这么说吧，假如她踢了我一脚，我回头一看是沈澜，只得友善地苦笑一下。郑广宣：@宝康 什么叫滚笑？是一边滚一边笑，还是你滚她笑？曹布拉：沈澜考上杭大的郁闷，其实是很可理解的。从前但凡成绩较好的学生，多半第一志愿不会填杭大。我在八十年代初一次参加《青春》笔会，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同座的是几位北京某高校的老师。闲聊时问我的来历，我如实回答。一女老师诧异地问：“有杭州大学吗？浙江大学我们是知道的。”竟然质疑杭大的存在，给了我重重一击。那时浙大也不算多牛，它是六十年代才被列入重点的，名气远逊复旦同济南开北航等。好在大学不过是长长的人生旅途中一个驿站，打尖休整后，需要重新出发。沈澜伉俪从杭大出发，一样能展开波澜壮阔的事业。可见，英雄莫论出身。黄仕忠：浙大、杭大已经不错了。前几年我想拉一位清华毕业在美国做终身教授的朋友来中大做“千人”，他被我说得不好意思了，最后才弱弱地问了一句：中山大学离广州远不远？曹布拉：小时候逢开学季的九月份，杭州街头常看见一群群戴着白校徽的大学新生。我们就会踮起脚去看他们校徽上的校名。看到浙大、浙医大，觉得还行。若看到是杭大、浙农大，就觉得“差劲”——虽然那时录取率极低，能考上大学已十分不易，但风尚如此，相当的“势利”。吴朝骞：沈澜小妹妹在大洋彼岸终于忍耐不住了，提笔写出一段和大哥大姐们不同的高考回忆故事。毕竟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杭大中文系“愧疚懊恼之情，难以言表”。而我呢，为此得意忘形，如同范进中举一般，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有英语恐惧，对英语特别棒，在校时就能流畅地唱英语歌的沈澜妹妹特别欣赏佩服羡慕。我也知道沈澜有底气说郁闷，在校4年她成绩优异，还担任一班团支书这样的高级团干部。在异国他乡，凭自己的努力、才干，也是风生水起，如鱼得水。对沈澜记忆最深的是那甜如甘蔗、灿如春风的笑容。但是也忘不了沈澜小妹妹在运动场矫健的身姿，在田径场是好手，在排球场也是虎将，完全没有温良恭俭让了。每每这时，我都会想起吴熊和老师喜欢引用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
右起：沈澜、徐敏、张玲燕
不知道沈澜就在美国费城。2013年12月，从纽约坐车途经费城，并短暂停留，看望一个高中同学，匆匆游览了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吃了中饭就走了。不然，约起沈澜妹妹，也可以留影留念了！魏丁：2019年去沈澜纽约的家，洪教授第一次见面，侃侃而谈，大家风范。沈澜的厨艺亦是专家水准，做了一大桌子的菜，让我们三人吃到撑！沈澜亲家是我的同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董事总经理，读比较文学博士，然后转行做了商品期货。沈澜大女婿也算同行，十分优秀，前途无量的交易员。许贺龙：记得有一个计算公式：心态=实现值—期望值，答案为零及以上，心态自是满意、喜悦；为负数则是不满意、懊丧。想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只有两个途径：提高实现值或降低期望值。看了沈澜同学的文章，此公式再次得到了验证。现在有句流行语：贫穷限制了想象。同样像我这样出身低微者当年也无法想象居然有人考上了大学却那么沮丧。看来条件太优越也不见得完全是好事。沈澜同学一直是我眼中完美的仙女，优雅美丽、聪慧善良。万万没想到她进大学时有那么苦恼。但还是要感谢上天，让她那次高考发挥失常，我们有幸做了同学。还要感叹无巧不成书、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她的先生洪朝晖，居然有与沈澜同样的经历。张玲燕：我刚才也这样想，亏得沈澜考上了杭大，终于实现了人生中一小挫折，否则她一生太顺利了，让我们的人生怎么过呢？卓玛：沈澜说1978高考是她人生的一个小挫折，此乃实情。而我的高考是我人生第一次飞跃，也是实情。沈澜心地澄澈，生性平和，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她的优异成绩又使老师们对她期望很高，所以高考的偏低发挥使她产生了一段时间的郁闷。但对杭大七八中文来说，对我来说，那是奇妙美好的缘啊！沈澜的父母亲大人我都熟悉，从大学寒暑假之后四十多年，我没少得到他们的关爱。我常常感叹，沈澜的双亲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们思想开明，崇尚知识，心胸宽广，待人真诚，且严于律己，父亲不乏幽默，母亲退休后画得一手好山水。
记得大学开学后不久，沈澜来找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岱山考进了虞卓娅，我俩可以做朋友。因为上大学前我在岱山广播站工作，她父亲是舟山广电局副局长，后来调任舟山文教局局长的。这是让我一生都感动的一句话。同学们都知道在我眼疾严重发作时，沈澜天天为我读笔记读课本，事实上，沈澜虽说是我的小妹妹，但四年中给我的太多太多！“孤山温习最开颜，思惬葱茏烟水间。梅雪飘衣清入骨，夏蝉伴读览云闲。”“为吾诵读缥缃书，妙语清新漾学庐。意气当年流景远，入云高义记如初。”沈澜的哥哥和堂姐都是我钦佩的，她哥哥家在定海，我们有多年的来往，堂姐在上海的家我也去过。沈澜伉俪举办的“纽约聊斋”学术讲座，每隔两周或三周一次，以前是线下，疫情后搬到线上，期期精彩，沈澜伉俪功莫大焉！我自2021年1月起每期都听，很受益很欢喜。其中两次的主讲嘉宾，一次是志熙，一次是董平。朱承君：沈澜因考上杭大中文系而懊恼，我为考上杭大中文系而骄傲，其中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与沈澜交往甚少，留在脑海中的满是她灿烂的笑容。陈建华：读了沈澜同学的作文，联想她后续的人生轨迹，总感觉该是推后十年展开的故事——良好的家境，优渥的教育，属于一个好女孩该有的一切，包括后来的出国深造、相夫教女，记得其中一位还成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沈澜的高考代表着生活的常态与美好。印象中的她，一直就是个阳光女孩，宝康创造的“滚笑”一词用在她身上，感觉竟是十分的贴切。她当年因发挥失常而落草杭大的那份忧郁也该是后面年代才有的，这种忧郁说到底是一种贵族气，是穷人家艳羡的别人家的奢华。他先生洪朝辉的高考回忆文当年是我经手编的，也充满着同样的奢华与贵族气，同气相求，佳偶天成，真是绝配。但愿他们经历的故事能在故国土地上不断延续，因为这一切代表了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社会的正常选择。岑宝康：@沈澜 ，你的灿烂的笑容和小教室窗外的蔷薇花，都是中文系那个破校区给我留下的美好的记忆。沈澜：受教了。我爸因为要养家，早早辍学，所以心里一直有遗憾。方一新：沈澜高考后的心理落差，是因为相比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重点大学，杭州大学毕竟只是地方院校，至少要差一个等级，这是客观事实。记得我们考上大学前后，在省内来说，也是浙大的声望要盖过杭大，这里面，固然有社会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一般共识，而浙大就是以理工见长的；而且从人数上看，杭大培养的毕业生数量在我省肯定占优（不知跟浙大的具体比例如何），但若要论最出色（包括官职）的人士，不知是否仍然不如浙大多（这方面没有什么依据，只是根据以往社会上对浙大、杭大两校的心理评判推测），所以，可以理解。好在同样是杭州大学，内部也不平衡，杭大文科不错。而在文科里面，中文系还是相当出色的（故有“富农”之称），我们的不少老师都非常优秀，教学、科研都不逊于那几所著名高校的老师；而且我们这一年级（当然也包括77、79两级）大家都很努力，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不凡的成绩，沈澜最终觉得进杭大中文系是“来对了地方”“受用不尽”，我也深有同感。杭大文理并重，理科的数理化、心理系等也是相当不错。就地方院校来说，杭大的排名差不多是最前面的。沈卫东：沈澜和我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不过，这个小学同学是有瑕疵的，她比我高一个年级，但好在都是丙班的。1974年夏天，她六丙班小学毕业升初中，我揣着一张五丙班的小学毕业证书，跑到宁波四中借读半年，回到舟山小学附中，赶上了沈澜的步伐，还巧在同一个班。沈澜在小学时就是我们楼顶上那个班的出色出名的存在，到了初中依然如此。她和班上的另外两位出色的女生，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三人号称年级的“三个女剑客”，不光我们这帮调皮捣蛋分子畏敌如虎，就连男篮也被女子篮球队打得落花流水，女子800米的成绩都超过了男生。现在，她们三人分别在美国 英国 和德国 ，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到了高中，沈澜在三班，我在四班。分班以后，她自然去了一班，我只有呆在三班的份。可是后来文理分班，她居然来到我们成绩不佳者居多的文科班（两位考外语的女生除外），很让人愕然。今天才知道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爱好，没有听由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人生选择，可见沈澜是很有主见的人，不像我们没得其他的选项（我也努力过了，可惜没成功）。进了大学直到今天，很多的同学比我更加了解沈澜。记得大学期间，有同学问：你和沈澜都来自舟山，又都姓沈，是不是沈家门的人都姓沈啊？我也没告诉他，我和沈澜在大学同学之前还有那么多的同学经历。
杜文庆：读罢沈澜同学回忆高考的文章，最大的感受是平实、平和，这与她的人品和性情十分吻合。俺跟她是“双料”的同班同学，即除了同在一班之外，还是英语快班的同学。俺觉得，她一路走来，关键是做对了三件事：一是被动选择，生对了家庭。二是阴差阳错，考对了学校。三是珠联璧合，嫁对了老公。郑广宣：早就想看看沈澜夫妇的文章，今天一看，颇有感慨。原来四十多年前我们正为考上大学喜不自禁、激动不已时，沈、洪二人却在那儿懊恼、纠结。看来如今的老农与他们的差距不只是读书多少和聪慧的高低，其差距更是在基因上，在出身上，在门第上。唉！身份和基础还有年龄相差如此之大，居然能成为同学，而且与沈澜小妹同在一个组，现在想来实在是不正常时代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在一个组，所以在女同学中与沈澜的接触相对比较多。沈澜尽管觉得本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大学，对上杭大还存在着纠结，但其爱学、好学、善学的品性却让她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显得游刃有余，收获良多。她听课是很认真的，笔记也做得很好，因此而有不少同学受惠于沈澜，虞卓娅患眼疾影响上课复习，她用自己的笔记帮助虞卓娅复习迎考，充分展示了沈澜的善良和对同学的友爱之情。沈澜在我们小组年龄最小，但很会照顾人，在小组活动中也很活跃，感觉就是一个邻家小妹，可爱可亲。沈澜读书用功，还在于她的体能，她是班级、年级、系的运动健将。举凡排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项目，多是主力，经常能登领奖台，为班级、年级、系里挣得荣誉。因为沈澜的善良和可爱，自然引得不少男生抛来爱的绣球，只是那时候沈澜似乎还没找到“对的”那一个，因此而“便宜”了当年同样纠结于考试结果的洪先生，按洪先生的话说是“捡漏”。这所谓的“捡漏”就说明了“漏”的价值，他们创造了更有价值的两个女儿。祝他们一家幸福！吕立汉：早些天忙于会务，没及时细看沈澜同学的回忆文章。从她的回忆文章中得知，沈澜考大学有自己的高标定位，是因为考砸了，才被杭大中文系录取，成了我们的同学，幸亏考砸了，否则就成了“别人家的同学了”。（一笑）读书时，与沈澜同学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她是我们1班第二任团支部书记。学业很好，课堂笔记特别认真。记得《党史》老师查课堂笔记，我就是临时抱佛脚，向沈澜借抄。毕业后，与沈澜就少有交往，因为她去了美国。2003年2月底，我去美国在费城与沈澜见了一面，称得上是“他乡遇故知”啊！当时出发之前还想见一见尚建和英语老师李志华，但在加拿大逗留时间太短了，没见着，是为遗憾。任平：沈澜的文章没有细读，但她的聪慧有毅力印象一直很深。我们同在四组，去舟山夏令营还拜访过沈宅。在美国发展得那么好，也是她的能力与人品所至，将孩子培养得那么出色也令人钦佩。童国樑：看了沈澜同学的《1978年高考》，和她先生洪朝辉校友《与众不同的高考经历》，其中有相似之处就是对高考录取结果的较高期待。这缘由优越的家境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及学习条件，特别对亲戚是名校毕业标杆的心理定势，当高考结果是被录取到普通高校时自然会有心理落差，所谓“取法乎上，得乎于中”。这与别人考上了就引以为荣，自然形成鲜明的反差。好在杭大文科专业也是响当当的，外界来说不算是重点高校，而内在在国内排名也是相当靠前的，正可谓“外面喊穷，粥底捂铜”。事实上沈澜同学在高校读书期间成绩优秀，体育尖子，为人也好，尤其是标志性的微笑，总是给人带来愉快的感觉。早年，她与洪先生携手到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发展，在文史的沃土里，辛勤耕耘，“夫妻一条心，泥土变成金”，共同打拼，创下了不凡的业绩。这也源于其实力、见识与拼搏精神。尤其难忘的事，当事业正火旺之时，沈澜同学九十年代探亲，从舟山过来，在雪飞同学的陪同下，特意到宁波请客，与宁波的同学们愉快地相聚一回。此情此景，非常难忘，也再次表示谢意！希望你们在国外一切顺利，也希望以后告老还乡，欢迎回到祖国。另外，建议抽时间，把你们“插洋队”的经历也能写一些，与大家分享。 任晓岗：澜妹子的考前经历，其实我看了两遍，依然想不好从何说起。也许因为对你家比较熟悉，竟一时语塞。在我的印象中，丁阿姨是比我小学老师更严肃的存在，你大哥又是“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想见你临考前所经受的来自家庭和周边的无形压力。倒是你老爸，每次见到时有和蔼长者的亲切感，当年就是他告诉我语文考得“很好”的消息，但他没透露具体分数。对于我这个自己都不太上心的应考者，这消息更多的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迄今为止我的父母姐弟完全不知道我的考分状况，可见我家比你要更“野生”，心理上完全没有压力。有一点跟你的心境有点相似，对于被杭大中文系录取，我没有欢呼雀跃的心情，因为从小到大看到学校老师们所遭受过的屈辱，内心里不太愿意未来做老师。我记得77级的高军当时还为我做心理辅导：你们78级的《学生证》首页，已经是“为人民服务”了，我们77级还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呢！但40年后回首一望，就能明白你爸妈的眼光和信念是超越一般家庭的。古话说，仁者寿。你爸妈都是90+的高龄依然健在，古人诚不我欺！张玲燕：@任晓岗 77和78的学生证首页还有这个不同啊？这又是史料级别的！洪朝辉：沈同学的文章得到很多赞，有的加塞，顺带把我也一并收拾了，躺着中“糖弹”。沈同学的文章，早早就写完了，我也“御批”数次，钦此！但她却一直“留中不发”，因为沈同学自幼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严格要求自己，恐自己的“故事”，与同学们的峥嵘岁月难以匹配，从而引出莫名“事故”。在我看来，文章真实、朴实，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别有风范。我俩当年不谋而合的纠结与郁闷，主要是觉得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爸妈。感谢“南长江”的督促和鼓励，让沈同学告别抽屉文学，更对诸位同学的点评佩服不已。中文系同学真是不得了、了不得。一有比较，就有伤害。
杭大舟山同学合影。前排左起：沈澜、洪朝辉
沈澜：哎呀，今天朋友生日聚会，这才回家爬楼。同学们的爱护太让人我感动了，多谢多谢。我脸皮虽然薄，不过各位兄弟姐妹的美言也就收下了，用来提升幸福感。继续笑口常开、笑声滚滚，笑对挫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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