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卌年丨岑宝康:复习两周,戴着草帽进了考场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岑宝康,1955年生,浙江慈溪人。大学毕业后,当过大学教师和政府机关职员。后下海经商,游转多个行业,如今主要致力于有机农业。

原题 

蜕 变




作者:岑宝康


四十四年前同样的季节,命运之神把我拎到杭州文三街上宁桥公交车站轻轻放下。我一头挑着被褥、草席和脸盆,另一头挑着一只人造革皮箱,吱嘎吱嘎,轻快地沿着保俶北路往北走。不一会儿,“杭州大学中文系”招牌豁然在目,只是比我们家供销社那块招牌小了点。但对一个给把稻草就能过冬的我来说,根本不计较那些化外之物,只心心念念阳春之曲,其实予我。
自从1973年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路途已然堵塞。像牧场上设置的围栏一样,作为农家子弟,我只能沿着围栏,顺从地走向广阔的原野,子承父业,耕田耙地。
1976年4月,我应聘进了公社轧石厂。除了收入稍多以外,至少在媒婆为我物色对象时,可以含糊其词地介绍我是个工人。其实只是一个石匠,说到底仍是一个农民。三个月后,厂长挑选了六个在他看来嘴巴爽甜、手脚麻利、眼头活络的人员,组建了一支“一拖五”机动运输队。我被选在列,而且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的职责,是把厂里不同规格的石子运到余姚火车站,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没多日子,我向队长反映了一个情报:有一家余姚的轧石厂,每天向我镇所在区域的慈溪公路段材料基地运送石子,而我们却要反向运往余姚,不知双方可否合作调剂。这事后来真的一调两成功,于是我便随运输队进驻到了余姚彭东公社(今属慈溪)张坳采石场。
慈溪北部的海岸线与南部的山脚线,相距不过区区三四十里,但沿海的渔农格调与山麓的林果景象,却标识出不同的风情谱系。对从小摸爬于海岸湿地和滩涂的我来说,山村的鸡鸣蝉叫,炊烟饭香,还有山里人朴实平静的表情,都似乎透露出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我们租住的东家及左邻右舍,隔三差五给我们送来萝卜芋艿,我们却以集体的柴油私相授受。像一户人家的小辈,与当地山民之间的上门串户递物传情,均由我承担,无意间磨练出了一张糖霜嘴巴。
我们每天凌晨两点钟起来,匆匆扒拉几碗饭后,即开机向余姚火车站进发。一溜六艘船出门,搁在京杭大运河,司空见惯,而在余姚慈溪的内河,就显得尾大不掉,难以操控。但只要不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从不轻易靠边停泊。肚子饿了,就点着船上的“五灯机”(有5根灯芯的煤油炉)烧饭,然后一边把舵,一边吃饭,并分心察看两岸风光。只有碰到回程下雨无法烧饭时,我们才靠边上岸吃饭。偶尔吃上一顿霉干菜烧肉,就觉得浑身滋润。后来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点也不觉得新奇,那不正是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嘛!

大学时与室友合影(中)


我们队长那年37岁,英俊挺拔,风流倜傥,连那轻度的口吃,搁在他身上也成了迷人的特征。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如饭店的菜烧淡了或咸了,旅馆里的蚊帐破了或扇子少了,以至车皮调度或卸货排号,他总有办法解决。
通常他先找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耳根一咬,眼色一使,肩胛一拍,小蛮腰一推,事就成了。每当队长点着烟、架起二郎腿坐在船尾,他的眼睛就开始扫视河埠头的大姑娘或小媳妇。一声口哨,一抬下巴,总能绽放一朵盈盈笑脸,他日或再照面,已是旧时相好。这一切,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1977年8月的一天,干完活已是下午5点多,我像往常一样,拎着拖鞋到池塘洗澡。先洗头发,突然发现手指抓挠处,大把头发纷纷脱落,连双手指缝间也沾满了头发。面对毫无预兆的突变,我只是安静地坐在河埠头的台阶上,疑虑重重地思索着为什么。第二天赶紧到医院,医生为我开具了三剂药,谷维素片剂,水扬酸溶液和养血生发胶囊。
我最关心的是头发还能不能再长,医生沉吟了一下告诉我:“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发病机理尚不能完全解说。不过,你还年轻,体质强壮,应该有比较大的概率将不医自愈。”
我至今仍对这位老医生心存感恩。
回家告诉父母得病症状,母亲心急火燎,四厢寻医问药,姑妈无计可施,到处求神拜佛。亲朋好友群策群力,左邻右舍各献锦囊。有说食用芝麻胡桃,有说擦拭大蒜生姜,有一个婆婆甚至说得涂抹“鸡污”,而且一定要用棕红色的“烂糖鸡污”。我父亲苦笑着说了一句:“癞头多单方。”
这一年,我们大队跟我一样遭遇“鬼剃头”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看护山林的老光棍云楚伯伯。他对我说:“侬末(你么)难熬煞,我末喜欢煞。别的不说,至少省下了剃头铜钿。”
我不动声色,心意已定,不再病笃乱投医,无谓增烦恼。退一步说,就算头无寸发,六根清净,大不了娶一个身罹残疾的素颜村姑,男耕女织,安度此生。
叶落虽归秋,花生尚满地。心孽既除,豁然开朗。在家只住了三天,我便匆匆赶回运输队上班值勤。
话虽这么说,但日常生活中,遭遇尴尬还是免不了。晚秋的一天下午,我在采石场的堆场上拉石子,旁边的稻田里正好有一群妇女、姑娘在拔稗草。一阵妖风刮来,把我的草帽吹到了妇女、姑娘们干活的稻田里。我想也没想,条件反射般冲进稻田捡拾草帽。就在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句惊异而又悄声的喊叫:“咦!癞头呢。”我听了并不觉得生气,但难免一丝悲凉涌上心来。
那年下半年,传来了高等学校恢复考试招生的消息。记得高中毕业那天,连我有四个同学无意中与我们班主任谈起了读大学。班主任“文革”前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政教系,深知读大学对一个年轻人的意义。他不无感伤地说:“要是在正常情况下,你们四个都有可能考上大学。”我并不觉得受宠若惊,因为在我内心深处隐隐也有同样的自信。
可是那年头,我本一心向佛陀,奈何佛陀不渡我。今闻得金銮擂鼓,怎奈我体无完肤。不是说放弃,而是觉得那事与我已无关。我无奈地认为,即使考上了,终究难过体检关。那么多才华横溢、四肢健全的年轻学子,堂堂大学,怎么可能招揽一个癞头呢!
也罢,既然“东风不与周郎便”,且把心意托付云霄间。我仍延续着往日的生活,顶晨星出门,披晚霞回家。
与大学同学沈卫东

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几乎没照过镜子,只在剃头店的大镜子里,才识得自己的人模狗样。这时,我才想到了有必要买一面小镜子。我的斑秃,最先起始于左侧太阳穴,所以每天放工洗澡后,总忍不住要照照左侧太阳穴。就像农民播种以后,到时辰察看出苗情况一样。所不同的是,农民的出苗是可以期待的,而我的头发,一半是期待,另一半只能是祈求。
大概到了1978年5月中旬,有一天,我又习惯性地用手指肚揉摸了一下太阳穴,感觉跟以往稍有异样。我赶紧拿来镜子一照,有几根淡黄色的细软茸毛,瞪大眼睛,确定无疑。那天,我路上碰到熟人打招呼,音量也提高了。这时我才想到了考大学,但离考试仅剩两个月时间。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回原籍报了名。然后即回采石场,也没跟父母说。
关于1977年高考的情况,我只知道那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路》,其余情况一概不知。躲在深山冷坳里,每天起早摸黑干活,浑身上下除了柴油味,只剩汗酸臭,哪有心思去管那些闲事。要不是变成了癞头,我肯定会于1977年参加高考,至少不至于心生倦怠地放弃1978年的高考。是左侧太阳穴的那几根稀疏茸毛,重新触发了我读大学的强烈意愿。
显然,系统性的复习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这个条件,我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复习资料。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次无可奈何说走就走的旅行。
离考试还有14天的时候,我向队长说明原委,并要求请假半个月。队长劈头盖脑一顿训斥:“那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到现在才说?别废话,赶快回家!”
我盘算了一下,想要参加1978年高考,我只能“裸考”。唯一可以借助或倚仗的,是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文本教育和社会历练。
我们家是典型的乡村平民,除了墙上每年一换的号头纸(日历),没有第二本文字书籍。我的学前,完全是“米老鼠与唐老鸭”般的捣蛋游荡生活。上学报名时,老师只让我数了10颗象棋。父母对我的读书要求,仅仅只提出一项警告底线:“书读三年,雨伞柄吊蓝线。”如果读了三年书还不能在雨伞上涂写自己的浑名,而是仍靠系吊蓝线以示区分,那就该打屁股。所幸,校园生活并没有像那些大哥哥吓唬的“读书坐牢监”那样可怕。
打从识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之后,就急切地拿来姐姐丢弃的课本翻看,要么就拿着两三分钱到剃头店门口看连环画。《长坂坡》和《张飞夜战马超》,在我看来已是宏大叙事。
后来又借得邻家大哥读过的初中《自然》和《地理》。《自然》不但让我了解了最粗浅的自然知识,如界、门、纲、目、科、属、种,更重要的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知识的分门别类。但我不知道的是,对知识的概括、归纳和梳理,虽发韧于古希腊诸贤,但尤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与“殊相”的争论不休,才慢慢建立起了现代知识体系。
而《地理》,让我惊奇的是经纬度和时区,这明摆着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当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姑表哥告诉我,地球相当于一只悬浮空中的篮球,我难以置信:那住在背面的人岂不得掉下去?正是这种好奇和疑虑,勾引我进一步去扒拉那些新鲜的故事。
二年级时,阿婆与内迁至陕西宝鸡的姑姑之间的书信来往,无可推卸地落在我头上。这逼迫我必须做到叙事准确,书写工整,同时使我比较早地了解了书信的基本格式和要求。
四年级时,生产队里有一户人家要为三个儿子分家析产,居然跑到我家,要我为他家写“分书”。我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却一口应承了下来。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我的深浅,要是她知道我连写分书的格式都不懂,谅她也不敢贸然应承。
实际上那时在乡下能写分书的老先生还有几个,我连夜跑到一位在旧上海做过账房先生的老伯那里求救请教。老伯耐心给我讲解了分书的格式和要件,还借给我一方砚台和一支小楷笔。现场,我又碰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把人们的方言转化为书面语,并要求规范和精练。如有一位长辈为了阐述分家的伦理要义,打了一个比方:树大也要分桠杈。我巴眨了几下斗鸡眼,灵机一动,落笔写下:据树大分枝之理。那天我写得黄汗嗒嗒滴,东家拿出一块上海牌透明皂作为犒劳。其实,我的收获比一块透明皂大得多。
那一年,我又从我们家世交的一位伯母那儿获赠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和一本《资治通鉴》。自从老头过世后,伯母更在意念珠和锡箔。我死盯着四句口诀反复琢磨,又前后翻动了几遍字典,居然学会了查阅字典。这为我看《资治通鉴》提供了助器。但结果觉得《资治通鉴》远不如连环画好看,因为我看不懂。尚不知《左传》《史记》为何物,怎能看懂《资治通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我学会了繁体字,也为少许看得懂的词语和句式拍案叫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日后的文句表达方式。
而看了《把一切献给党》,我又像吴运铎那样痴迷于制造炸药。把两包火柴头刮下,装在一只青霉素瓶里,接上两根电线埋在地下。人躲在门缝后边,只差原子弹爆炸时的倒计数,——我把两根电线在干电池正负两极使劲一搭,瞪大眼睛,始终不见炸响和烈焰。
那年暑期,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的姨表哥又来我家度假,我跟他说了我的科学实验,他听后哈哈大笑,用上海白嘲讽我:“吃饭要靠筷子,爆炸要靠雷管。”
1968年,在上海警备区当小车司机的邻家大哥送给我一本厚厚的《读报手册》,其体例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在那个年代,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听高级奶粉。尽管后来发现,那里边多半是错的。犹如一头小牛犊,没有新鲜嫩草,只能靠霉腐的稻草聊以过冬。
稀里糊涂进了中学。我就读的中学,前身是创办于1903年的浙东名校——锦堂学校,由发迹于日本关西的乡绅吴锦堂先生出资创办。据说“文革”前,这个学校的高考成绩始终没有得过全省第一名,总是在第二名和第六名之间上下浮动。可想而知,一所地处偏僻乡野的学校能取得如此成绩,主要靠老师们教学有方。所以我进中学后,才有幸见识一帮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
可惜的是,顶尖的老师那时没有资格上讲台,只能在学校的农场里参加劳动,或在校园里做园丁。如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数学老师,我们只能在他劳动时,一边帮着干活,一边请问求教。他那镜片后睿智的目光和慈祥的笑容,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课堂教学,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正规教材和读物。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出于基本的道义和良知,私底下给我们誊刻了许多油印教材和资料,才让我们接受了勉强完整的初中教育。
在初二那年,我和另一个同学居然找到了进入已被封闭多年的学校图书馆的办法,就像是阿里巴巴得了开启宝库的咒语。这个学校完全参照当时日本国的学校,根据19世纪后期英德的教育理念,设置教学形制及体例。从一开始就开设了现代科学及现代工程学课程,并结合本地乡土风情,开设蚕桑、园艺等课程。所以图书馆的藏书又多又杂。直到上大学以后,回过头去我才理解,那是明治维新的泽被余荫。新政权建政以后,又大量充填了源自苏联的各种教材和书籍。对从小更熟悉泥鳅、黄鳝、青蛙、田螺的我来说,第一次见到迷宫般的图书馆中的几十万册藏书,目瞪口呆,傻傻发愣。
那几年,我像是一只黄山猕猴,什么书籍都要拿来咬一口,看不懂或没味道,就把它扔到一边。后来我细细体会,虽然那时候囫囵吞枣看了不少书,但那不是真正的求知,只是率兴而为、窥头窥脑的猎奇,但求点到,不求甚解。好处,人家说起什么,不管天文地理或历史哲学,多少有一点概念和感觉;坏处,从此落下了读书“滥情主义”的恶习,什么都想弄明白,结果什么都没弄明白。这种恶习至今难改。
大约到了高一第二学期,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并想着要潜下心来学点什么。《九评》是那时看的,但一点不清楚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那时看的,但只是科洛尼奥山上的一片枯枝残叶,浑然不见古希腊连绵群山的蔚蔚森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说了一些什么全然不记,唯有李杜诗篇尚有几句记心间。印象最深也是对我冲击最大的,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至于如何冲击,难以言表,反正对一个毛头小子价值观的成形或转型,至少起到了某种引子或催化作用。所谓青少年的可塑性,要么自我塑造,要么任人捏造。
那一年,每天晚饭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用茅草纸擦拭煤油灯罩,点到晚九点多,又熏黑了。难怪母亲责怪:“一斤洋油点四夜,谁家用得那么厉害。”
令人黯然神伤的是,这时离高中毕业已经不远了。真所谓,肉卖完了才识得秤花。就这样,怀揣五彩斑澜的理想和悔不当初的遗憾,于心不忍却又无可奈何地走出了校门,一脚踩进滚滚红尘。
事后,自我反思,我之所以有一定底气,敢于参加1978年高考,主要还是赖于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中断学习。虽然缺乏系统性,也有失偏颇,但毕竟手头常捧一本书。如有一年,一个高中同学找对象,拉我充当电灯泡,结果,他得到了一个老婆,我获赠了一本《圣经》。《圣经》中尤其摩西出埃及记,受尽苦难的以色列人,翻越西奈山,横跨红海湾,读来惊心动魄,读后思索良久。
从采石场回到家,先向父母报告说长头发了。父母很高兴,母亲根据她对疾病和医药的穿凿附会的理解,在我的头皮上抹上了一层菜油。我没有异议,因为涂上去的分明是母爱。
我又跟父母说了想考大学的想法,父亲平静地说:“我们又不知道你的深浅,你自己打算吧。”
我从尘封已久的杂物堆里,翻出几本高中数学和物理课本,问母亲,“还有几本书呢?”母亲说,柴薪潮湿的时候当引火纸了。
晚饭后,我马上赶到同村的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跟他说了我想考大学的打算,并与他商量考文科还是考理科。他了解我的底细,向来成绩不错,高中毕业考6门课,我一人独占三个第一:语文、数学、政治。他想也没想:“考理科?荒废了那么多年,现在就算连日连夜复习也来不及了,况且你的化学肯定不及格。你的优势偏文科,毫无疑问考文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这个同学身体魁梧强壮,资质聪颖过人,可惜两岁那年罹患小儿麻痹症致残。高中毕业后,他受照顾进了队办厂,专司修理喷雾器、轧米车和轧(棉)花车。相比下地干活的那帮人,他更自由,也更空闲。虽然高中毕业考试数学成绩少我几分,但他真实的数学成绩不在我之下。我早就认定,他是我复习期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我起身时扔下话头:“跷脚,明天早上数学课本一定要给我送来,还要陪我复习至少一个钟头。”
在接下来的几天复习过程中,对某一道数学题的解答思路不一样而争执不下,我俩干脆就赶到门口道地,以摔跤输赢定对错。
时间实在太局促,我只得穿上防蚊子叮咬的高统套鞋,晚上加点。一位来我家闲坐的大伯看到这副情景,感叹地说:“日里跑五方,夜里加油补裤裆。”
那一年,草帽几乎成了我身上的一件器官,除了晚上睡觉,须臾不离。说到底,那时的我还是一个薄脸皮的小后生,只是后来经历了风霜日晒,脸皮才越来越厚。
考试那天,我跟往常一样,戴着草帽走进了考场。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那十四天的所谓复习,对我几乎毫无用处,我的脑瓜子仍然一片空白。但我很快镇静下来,排空杂念,全神贯注,跟着感觉走。
考试结束第二天,我又匆匆赶回了那个小山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带信告诉我,高考成绩下来了。至今我只记得,语文初次阅卷89.5,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改为87.5,数学36,总分337.5分,别的都忘了。
我高考最后悔的是两道数学题,各占16分,其中一道是解析几何题。这本是我的强项,明明演算式子都摆对了,答案怎么会错呢?至今仍耿耿于怀。
那几个月,我似乎有所等待,所以把仅剩的和新长的头发统统留在头上,以防备体检时露了马脚。幸亏医生马虎,我侥幸蒙混过关。实际上我进校园时,头发还没长齐。
从进轧石厂当石匠算起,仅仅过了两年半时间,于我像是穿越了四维空间。如果我的头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像是清明时节作茧自缚的蚕宝宝,行将完成一次生命的蜕变。“半梦半醒半浮生”,梦醒时分,我的双脚已从上宁桥跨进了中文系的大门。
小组毕业留念(前排右一)

【回音壁】
黄仕忠:宝康悄悄摸摸地完成了“蜕变”,却又被抬杠得没了自信,暗绰绰中,把写好的稿子捏来捏去,直捏得绉巴巴的,还不敢拿出来。直到我说要收摊了,才怯生生地摊开手。读后却令人眼界大开。原来宝康当年,就像阿里巴巴获得了开启宝库的咒语,独得岑山之宝,破山开路,才十四天就赶上了78中文的班车。
朱承君:宝康好文,原本是想藏之名山呢,还是想成为压轴之作? 
岑宝康:只是孤芳自赏的私下呢喃。
朱承君:宝康,今晚以你的文章下酒。不过,以摔跤决定题目的正误,似乎不合宝康的哲学理性思维。
陈建新:宝康的文风独具一格,有民间说书特色,很多成语拉郎配,看上去不太合适,细品却又感觉很好。
任晓岗:宝康你读书种子啊!满腹《资治通鉴》的癞痢头,只有窜进大学堂一条路可走。但你那个语文89.5分怎么被人动手脚弄下去的?78中文第一名理应归你。近几年你貌似又跟草帽儿好上了,发可安好?
王琳:宝康这个“一把稻草就可以过冬的野生动物”满身浓重的泥土味,但这泥土味里却又夹杂着文明深厚的西洋味,朴实而又诡异,谨慎而又大度,总之宝康不是那种清澈透明的小溪,而是那种溶洞中的地下暗河,说不定啥时候就流出一片壮观景象。
董春晓:“我们队长那年37岁,英俊挺拔,风流倜傥,连那轻度的口吃,搁在他身上也成了迷人的特征……这一切,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我感觉宝康的密码就在这一段里,他的人生就像他的队长那样风流倜傥,对各种社会事项应付裕如,既是无所畏惧的野生动物,同时还能随时赢得周围异性生物的青睐。而他的神奇之处是,如此感性生动的存在,在谈论抽象的哲学等理论及其历史时,又是那样富有理性的缜密和推理的热情,跟他描写乡村生活颇有色彩的文章真是相映成趣,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钱志熙:宝康兄的妙文拜读了,果然出手不凡。以诙谐文字叙辛酸往事,令弟忍俊不禁!得罪!得罪!
写队长的一段,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可谓栩栩如生。兄的这种笔法,是个性和文字功夫的结合,弟学不来!
其中引起最深共鸣的,是老伯母因兄夜读费灯油而絮语一节。当年农村虽通电灯而常断,大部分时间还是靠煤油灯照明。每读到深更,家母也总是催促早睡,说不要再熬夜了!太费油了!其实所惜不是灯油。今日回想,不禁潸然!
农家爱读书的子弟,常有此情。当年齐白石的祖母看到孙子嗜书,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风,明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家中无米,我儿如何?”与兄共为天下寒门读书种子一洒泪。
周羽强:岑宝康是个什么样人物?我一直莫名喜欢他。也许是朴实率真,也许是深沉狡黠;也许是亲和厚道,也许是放荡不羁。看似多重的生性,却很耐人寻味。抑或是我俩生活经历的迥异和性格爱好的反差,反倒使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当然也有“香味相投”的粘合,相互接济的烟缘。
也许别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走得那么近。我喜欢他满不在乎的潇洒,不动声色的思辨,不求人知的善良,不计后果的闯荡。
毕业时我题赠他:你能预见一个时代,但你不知道明天的路怎么走……
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的他,毕业后没两年就和铁饭碗说拜拜。用他的话说:今天吃干饭,明天吃稀饭,都是吃饭。当年之勇,可见不一般!
不幸被五柳先生言中:“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不安份的宝康让我敬佩,也让我担心。时时忘不了:宝康啊,如今还康否?
任平:宝康文笔生动,诙谐有趣,写得不错。
卓玛:宝康流丽而风趣的文字,真率而超然的个性。佩服你啊!当然,与兄接触,又深感你的厚道、重情。
韩兆铭:宝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坐在教室的西北角,专心致志地看黑格尔的书。这本子有点发黄,估计潜伏在杭大图书馆有年份了,少有人动它。于我来说这是天书,因此瞄了一眼就知趣地离开,就怕宝康与我谈黑格尔。估计那时康德之类的他也看的。
方青稚:上次读昱明兄文章有感的时候,我说期待宝康的文章,这期待没有落空,有的便是今天的惊喜和感慨。
宝康写的虽是回忆,读来更像传奇小说,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将当时生活沉重的底色,抹上了亮丽的文学喜色,这充分体现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不屈性格。文中有佛理,更有哲理。命运捉弄人,让他成为癞头石匠;也会成全人,使他天生聪慧,后天好学,更有诸多机缘巧合。
谁能想到,14天的复习,成就了宝康4年的大学生活以及一辈子的文学哲学受用?
许贺龙:每次读宝康兄的文字,都会忍俊不禁。其亦庄亦谐的风格独树一帜!
读了这篇回忆,终于明白,这样的风格源自于他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阅读体验;源自于他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虽艰难困苦依然达观乐天的生活经历。
宝康兄绝对是个人精,脑子太灵光,没有他不会的,也没有他不明白的,同时又敢想敢为。他被“鬼剃头”的经历,让人惊叹于命运弄人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造词之精妙,“绝顶聪明”一词,在宝康兄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复习14天即高考,确实牛X 。
方青稚:读过宝康其他几篇文章,还得知他孜孜以求绿色农业,确实让人赞叹。赞叹他的文字、想法和情怀。
王琳:宝康,之前读到你有关农业的调查研究,后来又陆续看到你对制度宗教等的论述,既切中时弊,抓到问题的要害,又有理论深度,非常钦佩!
诗序爸爸当年辞掉公职当农民,一直自信满满,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没几个他看得上的。开始时我觉得他可能比较自负,时间久了,我觉得他确有水平。他的思想深度,对时事的洞见,对人性的感悟,他的下一辈都没有超过他。只是时运不济罢了。他也很为自已自豪的。
方一新:宝康的《蜕变》,就像他平时的文字一样,才华横溢,挥洒自如,诙谐幽默,十分好玩,令人既忍俊不禁,又拍案叫绝,怎一个精彩了得!
宝康中学毕业后,主要就是在轧石厂跑运输,文中记运输队长、鬼剃头、十四天的复习考上大学等情节,虽不复杂,但在宝康笔下,这些人物和事件都绘声绘影,生动传神,堪比小说。宝康的语言很妙,读后印象深刻。
之所以经短暂的14天复习后就上榜高中,除了记性非凡、聪颖过人外,更在于宝康中小学年代的广泛阅读,“读书破万卷”,才有即时参加高考的底气和考上的霸气,一句话,机会是给那些博览群书、且能活学活用的人留着的。
顺便问宝康:队长利用跑运输之便,找相好的过程,“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这队长一点都不避忌,没把我们的宝康教唆坏吧?
金健人:宝康在同学中一直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看了《蜕变》,更增添了几分魔幻的色彩。“左侧太阳穴的那几根稀疏茸毛”,触发的不仅是“读大学的强烈意愿”,而是某种生命本能。如果不是宝康自己写出来,真很难把他与一个曾经视草帽为身上器官的形象联系起来。魔幻的是他为考大学汲取得越多,身上的毛发也越多,及到真正踏进大学,其毛发也长得与常人一般无二了。
我总认为宝康是适合留在学校教书的,根本不应该下海经商,从骨子里就不是商人。与自己的秉性对着干,大概是宝康的特殊性的由来。
任平:健人兄点评到位。宝康敢于探索,勤于思考,乐于钻研,是颇具时代特色的新“青年”。从同组的笑谈,到领略他的养虾,到欣赏唇枪舌战,到引经据典的时评,宝康构成的形象是鲜活的不屈的个体,愿看到他更多的佳作。
沈澜:宝康兄的文章真是写得活龙活现,妙趣横生。和宝康同组,早就领略过他独特的思路,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入过“宝库”,连《圣经》都读了。也没想到宝康兄还有因发疾而自卑的经历。大学里的印象,宝康总是把浓密的头发梳理得特别整齐,那应该是失而复得,格外珍惜了。
宝康跟我们班女同学大都能打成一片,原来也是有师承的。有一次,我们六七个女同学郊游,只带了宝康一个男生,宝康帮我们拎食物,还讲了很多好玩的事,具体记不的了,但那天大家确实很开心,拍了不少照片。
吕立汉:我与宝康同龄,又都来自农村,而且彼此都喜欢抽烟,所以走得较近,诚如他所言,“我们是在两寸半区间内结义”。
印象里,在全班同学中,宝康对学业成绩是不太看重的,以打“六零炮”为标的,所谓“大考大玩”的小团伙中,必然有宝康的身影。但宝康的求知欲恐怕是全年级最强的,没有之一。他啥书都看,涉猎面很广,谈吐中时出精警之论,令人拍案叫绝。
宝康笑对人生,又执着人生,今读宝康大作,更印证了这一点。寒门子弟的生活经历都是艰辛的,但到了他的笔下却成了谁都有几分向往“农家乐”。我总怀疑那富有女人缘的生产队长,其实是杂糅了他自身的经历;退一步说,宝康是以这位生产队长为榜样的,在这方面下的苦功要比考大学拼命得多!
但宝康学的是生产队长的技巧,而不是他的花心。没记错的话,他的婆娘挺芬是考大学之前就已经花前月下、私定终身了的。这种矢志不渝与黄长江的研究对象蔡伯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人,是值得我敬佩的。
宝康毕业后分配到水产学院,可谓得其所哉。没曾想他心有旁骛,回慈溪政协公干去了,这人生抉择让我有些想不通。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二话没说,连铁饭碗也不要,“下海”了!下海后,在老大哥金树良的家中与宝康会过一次,健人兄也在,且表达过今天他感言的相同观点。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健人兄的断言,还真有些神!
但不管咋说,宝康的人生是精彩的,他永无止境的探索与追求,是值得每一位同学尊重和学习的。
杜文庆:读罢宝康的回忆文章,才知俺跟宝康多了两个共同点。一是高考前都做过船夫,都曾在水上漂流。当然,他是内河短途运输,而且是为集体打工,收入是每天固定的“一直头”。俺则是跟随哥哥搞长途运输,跑遍浙东地区的大江大河,而且是为自己打工,赚的是运费。二是高考复习时间都很短。俺花了两个多月,他则仅花了两周。从这点看,他比俺伟大多了!
沈小杭:宝康兄等实乃我良师益友。每次接触,总能感受满满的正能量,令我受益匪浅。今读此文,更为其高超的文笔所折服。
宝康兄有丰富的生活积淀,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年轻时又有一个作家梦,期待他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来!
钱志熙:宝康兄文自叙少年夜读,其尊堂有“一斤洋油点四夜,谁家用得那么厉害”之语,此情景,余亦有之,《赋俚句以赠》:“慈母依稀有怨声,痴儿坐读又三更。慈湖风雨雁山月,两样灯花一样情。”
叶晓芳:宝康出手,果然不凡。群里讨论宝康适合干什么,依我看,宝康就是个行动派,一路下来几个行当都做得有声有色,现在,就期待他的绿色农业早结硕果,我们也沾点雨露。
吴存存:宝康兄的美妙文笔,过去领教过一次,欽佩不已。这次又写得这么出彩,读来趣味盎然,真心喜爱!
童国樑:终于高兴地读到了宝康的文章,词有文采,内函神采,篇章精彩。宝康是有特殊个性、又很有天赋的同学。来自农村土地上,却很讲究审美。男同学中最早烫发造型,还抹上发油,这可能也与他在文中描述的重新长出一头乌黑的正常头发有关,特别爱惜。
在学习上,也有特别之处,爱读高深的哲学专著。特别爱看传记,如《尼克松传》、著名舞蹈家《邓肯传》等。宝康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石板烂泥,中到拉屎放屁”,都通晓。在校时我们戏称他为“安德烈-保尔康斯基”。
至今宝康说起事来,仍是引经据典,当然言必称西哲多点。精神可贵。与术有专攻的高端尖端说得上去,跟思维开阔的青年群体谈得开去,与土话俗语的基层群众讲得下去。这除了知识学问,还得有人文精神,始终与农民等最基层群体有深厚的情感,还有注重向上学习的进取、开拓精神。
岑宝康:国樑说我看《尼克松传》,那是后来看的。当时我为了对美苏冷战一探究竟,正在看肯尼迪的政治秘书索伦森写的《肯尼迪传》。索伦森是哈佛政治学院的高材生,又经历了那个时代几件惊心动魄的事,他的文章蛮有意思。
郑广宣:宝康就是宝康!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一拿出来就不一样。
宝康好几次发他的文章给我欣赏,他的文字总是那样自然流畅,清丽率真,这篇文章加上不少慈溪当地方言中的俚语俗谚,更是诙谐灵动,活色生香。
宝康于1977年着了“鬼”,被鬼剃了头,如果没有这“鬼剃头”,或许就是我们的师兄了。好在1978年换了一个“鬼”,剃头鬼换成了摸头鬼,摸出了太阳穴的那一撮茸毛,于是乎就有了他的14天复习,于是乎有了西溪河下四年的同窗生活。
从那以后,宝康的口袋里始终装着那面小镜子,四年间,多少次揽镜自赏。他非常注意仪表:一头黑发不会有一丝凌乱,一双皮鞋光可鉴人,那套中山装始终笔挺。今年上半年去慈溪采杨梅,仍可见宝康那一头油光铮亮梳理整齐的黑发。这家伙似乎一直有“鬼”跟着,后来那个好像是推磨的鬼,把宝康兄从海洋学院推到慈溪政协,又把他从政协推到商海。不管后来生意咋样,我们非常肯定宝康是一个能让鬼推磨的人。
宝康的故事很注重细节。他写队长,话不多,但“耳根一咬,眼色一使,肩胛一拍,小蛮腰一推”的描述,生动有趣,队长形象跃然纸上。不禁想起当年写作课余荩老师布置的一个细节描写作业,宝康写他们队长坐在那里讲话,一只杯子转过来转过去的那个画面,也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写队长那段,感觉宝康已得队长真传,只是不知后续宝康有多少故事。
宝康很好学,停产复习时间虽短,但宝康在这之前读了很多书。他自己说读得杂乱无章,不成系统,却不能否认临考之时他即使不是满腹经纶,也有了非常充足的知识储备,所以考试时能很快冷静下来,使自己掌握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通过考试。
在我们同学群讨论有关事项的时候,宝康总是能列举众多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的语言来阐述他的观点,如果不是熟悉宝康的人,肯定不会觉得此公正在从事田园改良、果木培育一类的工作。所以说,宝康还是宝康,他始终是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特别是当宝康叼起一支烟,头略上抬看向左上方进入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比罗丹右手拄着头的《思想者》更有思想。愿宝康,君本农来还农去,西哲果实满枝头。
岑宝康:昨天,健人兄说起我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这触动了我的肌膈和心包。
到了成年以后,每个人都会自然地寻找和调整适合自己的社会座位。这类似市场经济机制,或像在露天电影院寻找站位一样。
回顾一路走来,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无论从生活阅历、个性脾气、知识背景乃至人情世故等方面说,我最合适的社会角色可能还是从政。这似乎有点矛盾,明明是从坑里跳出来的,却又栈恋旧巢。但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反悔,更不掺杂世俗意义上的功利薄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波普艺术曾提出把大地当作画布,后来有政论家提出,在社会建设和改造活动中,也可引入这一概念。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我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思想。所以我的下海经商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想对处身的社会,施加一种自以为是具有正向意义的扰动和影响。
大家可能提出疑问,即便从政,难道仅凭蚍蜉之力就能撼动参天大树?我的回答是不能。但根据我在政界三年的经验,若想在局部地区或个别领域作出一定改观是可能的。这似乎又不合我挂在嘴边的“一般与个别”的哲学常理,是的。因为这种发展路径所仰仗的并非事物的内在机制,而是个体的即兴而为。这又回到了明君清官的老路。
我在慈溪政协办时,作为一个小秘书,经常担任四套班子政治学习的会议记录。按照常理,这样的场合,我这个小秘书犹如“黛玉进府”,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这显然不合我的胃口,我才不愿意任人摆布。我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讨论政策问题,我未经许可擅自发言,还经常获得领导们的赞许。在经常举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合调查时,我不但出谋划策,还亲自担纲撰写联合调查报告。如《关于基层供销社财产处置的调查报告》《关于农村信用社改制的调查报告》等。这两个调查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作为原始股东的农民,不但被剥夺了资产,同时被剥夺了知情权和参与权。调查报告还提出补救办法:给农民补偿。这个方案后来真的实施了,尽管差强人意。
更出格的是,地方两会期间,我左右联络,上窜下跳,提议罢免一位副市长。最后,那位副市长真的落选了。后来碰到这位落选副市长,他可能不了解我曾从中作梗,对我仍一如既往。如果他当即表示对我的嫌弃,我肯定当场开火:是的,我认为你不适合当副市长。没想到最后我与那位落选的副市长成了知交,我也向他坦白了我的阴谋诡计。他是好人,只是缺乏胆识、气魄和能力,还有相应知识。我对他毫无个人恩怨。
通过上述等事件,再加上应有的人情世故,使我在政府大院里声名雀起。我的看法是,在行政机关,无原则遵循既有的官场规则,而不从“为民当政”这个基本宗旨指引日常工作,不但当不了官,更不可能当一个好官。上述话语,虽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但我们这一代人都衷心希望国强民富。
我下海后,曾有许多人问过我:宝康,如果你当市长了会贪污腐败吗?老太婆曾抢在前头替我回答:“贪污金钱他应该不会,如果来一个漂亮的女人,肩胛一拍,大哥一声,接下去的事就很难说啰!”看来,这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岑宝康:关于我当老师,健人兄也这么认为,但我自己觉得不怎么合适。别的不说,首先个性及风格不合时宜。我在水产学院已试过几年,在学生面前始终筑立不起师道尊严。我的寝室在一楼大路边,每天有学生窜进打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为了听我讲笑话,个别学生甚至为了抽两根烟。有一个四川籍的老师说,我的寝室像茶馆。你说我这个老师怎么当得下去?
另一方面,大体说来,我在机关时,领导和同事都很朴实。他们更多地从常理判断事物,所以能容忍我的胡作非为。
吴朝骞:宝康,我们年级有钱志熙、黄仕忠、金健人、方一新、蒋承勇等著名专家学者,也有如任晓岗、朱承君、魏丁、岑宝康等不著名杂家学者(不准确,待认证),他们在多个专业、行业辗转自如。如任晓岗即是房地产商,又深耕《易经》;朱承君从公务员到证券公司到律师所,现在又研习中医;魏丁同学跨界从业,在投资理财方面颇有建树。他们也是杭大78中文系一道独特风景线,对他们的钦佩同样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
我也很杂,但难为家。因为工作关系,接触知识杂,涉猎比较广,但心沉不下去,略懂皮毛,就如老樊学长所言,有一点吹牛的资本就OK,根本深不下。
在群里读到宝康同学关于民主、哲学等等方面的“发言”,洋洋洒洒,广征博引,斐然成章。他引用的作者和书籍很多我根本不知道。他深厚的读书根底加上深入的思考,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观点对不对,人家认同不认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有思考有见识是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样子。
宝康文笔如行云流水,老练有味。读了去年《104记忆》,觉得宝康不当作家是一大损失,读了《蜕变》,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宝康,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做“野生君子”,做好自己是最好的选择。
朱承君:与朝骞同感:宝康不当作家是一大损失。
周羽强:当作家也不晚啊!
陈建华:我也感觉,在中国“著名作家”的榜单上,应该有岑宝康的名字。记得那年宁波同学会上,宝康津津乐道他的鱼苗生意:“一勺一百条,究竟几条,谁知道!”我想,宝康兄本质实诚,那种捣浆糊营生,实非你之擅场,还是当个作家吧,难保大器不晚成。真话! 
朱承君:宝康的文章生动传神有灵气,其中多有小说笔法,不写可惜了。我对宝康从政从商一直不看好,此是真话直言,宝康不要生气。
从政的第一要务是管理自己的性格和言语。从商以赢利为第一要务,只有赚了足够的钱才可以谈情怀。
董春晓:宝康,就像我曾经较悲观地谈到你的生态农业的前路一样,我并不是要唱衰你,而是在非常敬佩你的勇气和你的事业给国人带来温暖希望的同时,很担心你的商业路径是逆现实中国市场和人性的现状而动的,相当于面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前景……所以现在我并不是在说你,而是在感慨生活正越来越多地爆出所谓“活久见”之类的匪夷所思景象时,在中国普通的乡村,还有宝康这样的“野生君子”,不管别人怎么说,仍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实际行动照亮现实,让人确凿无疑地感觉到未来的希望。
赵建中:宝康是我行我素,不求闻达;随意吞吐,卓然成家。宝康的写作如夜莺唱歌,出自天性,发自天籁,而非功名利禄,所以格外纯粹,格外动听。
我觉得本年级同学中,深耕国学者多,钻研西学者少,而宝康身据浙东乡野,精研古希腊罗马哲学,并多有体会,信笔写来,妙论叠出,实属难得。学术是一块拼图,宝康这一块拼图十分重要。宝康是一位罕见的野生智者,有他在,是本年级之幸。个人感觉,宝康的发言,是提升本群的层次的。 
董春晓:众同学都劝宝康当作家,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毕竟宝康的经历,阅历,胆识,才气,知识,文学修养等等条件都已经具备,最关键的是他从来也没有脱离过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与之血肉相连地交融在一起,其间的各种过程,事件,传说,故事,秘闻,等等、等等,他都了如指掌,随时可以信手拈来,敷演成文,而观者每每禁不住为其击节赞赏,期待下回分解。所以宝康,请不要再谦虚了,大家说的都是真话,希望早日看到你的作品出来,虽然很多时候同学们喜欢拿你来调侃。
杜文庆:宝康素来我行我素,不守成规。如果要从杭大中文78寻找某些特殊的存在,宝康一定有份。姑且可称为“宝康现象”。
但其实,深层次地了解,其实宝康精明得很,城府很深。入学之初,他就显得比许多人成熟得多。
童国樑:再论宝康回忆高考文,或者说从宝康现象说开去。
对于宝康的文章,同学们赞许有加,而对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尤其是对他事隔这么多年仍然保持学子之风、学问高深,更是啧啧称奇。这有其普遍性,亦有其特殊性。
学习之风,正是可贵的老杭大优良风气的延续。即使是当年因为战乱,学校被迫西迁,尽管生活和学习条件极为艰苦,仍然是亦走亦学,保全了学习的种子,造就可堪大任的人材。1978年,记得刚进杭大时,辅导员邬罗萍老师说过:“进了大学要有‘两自’,生活靠自觉,学习靠自学。”这两句话实在。宝康,还有诸多转行从事其他业务的同学,之所以仍然学有所成,正是延续了自学、治学之风。这与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终生教育,正是不谋而合,无缝对接。宝康正是持之以恒的坚守、坚持,才有言出典章,旁证博引的成果。
宝康的文章及言论表述,博古通今,土洋结合,加尤崇西哲为多,仍显出了复合型学业的大气。可以说,这也是老杭大可贵风尚吧。
回想起我们杭大恩师,多是具有多方面才学的。例如词学大家吴熊和先生,上课之所以很受欢迎,就是说得上去,谈得开去。他讲宋词,却举例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赞扬老人的坚毅、勇敢。同学们深受启发和教益,并影响着学子们的学风。著名教授王驾吾先生,因师生们的再三之邀,也出来为我们作了很开眼界的讲座,他说:现在开始你们暂时不要称专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个友。博览群书,成为通才。语重心长的教诲,深刻地鼓励影响着一代学子。那么说,我们在校时少开了中文的修辞课,尤其是在文史哲不分家的道统、现在又越来越趋向融合的当今,当时虽然有马哲,但少开了古哲、历史等学科。
宝康虽然事从多业,但在学业上兼收并蓄,应该说也是体现复合性的。回顾我从事司法审判30年,但我感觉到时时处处光是用法律规制,将是冷冰冰的社会,缺少文化的柔性和温暖,光是用法律刚性往往效果不佳。于是构建了理论《(法治)文化通论(稿)》,好多篇章在国家和省市都获过奖。这也应该感谢母校的培育。
总之,从宝康身上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更喜欢他。作文,诙谐幽默,亦庄亦谐;做人,为人厚道,业务地道,处事公道,信奉孝道。建议宝康,无论小说、杂文、散文、传记、论文,量力而行,多写写。
岑宝康:弟兄们:看着大家把我拎来拎去,有说当码字员(又称作家),有说当教书匠,还有说当官老爷。我看了忍俊不禁,也深受感动。只有兄弟姐妹才有这样一份设身处地的关怀。[抱拳]。
只不过,那几已成为往日的歌谣和来日的感叹。且不论肚里货多货少,仅“中风”一袭,对我的技能和自信确是重重一击。构想、思索、记忆、书写甚至调情能力,已非前时可比。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还有一个原因,琐事冗杂,分身无术。
实际上,大家的说辞都合我的心意。只不过有的设想已成传说,码字看起来是似可尝试的行当。小学二年级时看了一本少儿读物《海娃的故事》,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第一次诱发出我当作家的梦想。但到了中学,偷偷摸摸进得的图书馆,好比一家无人看管的超市,我在书架上挑选的大多居然是政史类书籍。到了大学后,仍然保留着这一份与知识的初恋。就这样,与文学的缘份渐行渐远。
可能是多年接触西方文化的原因,我对作家的定义有了不一样的想法。直率地说,即没有经过专业文学训导的人,未必不能当作家。还有,对小说的形制、体例、结构、叙说、情思等,也有了与现行的中国小说很不一样思考。
我正逐步去除杂务,转交他人。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达到“心清闻妙香”的境界,我尝试着动动笔看。务请各位届时无情教正。
忽然觉得,上述话更像是不用花钱的吹牛。

本号获许可分享
原载钱江晚报客户端“小时新闻”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杭州大学新三届
黄仕忠:上大学时,
你谈过恋爱吗?
黄仕忠:我的大学之路
尚建:上山开荒,房东大娘
总在我饭盒底塞煎鸡蛋
王琳:为了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袁昱明:脚踩西瓜皮,滑到中文系
倪建平:上大学置办行头,
都是我放牛挣的钱
钱志熙:大学之门

魏丁:新兵训练三月,

回归知青赶上高考

应沪晨:16岁,带着中学课本上大学
沈小杭:“八分头”举报信

害我政审“不宜录取”

黄朴民: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任平:大板车前的小草,
碾不死又挺起来
董小军:为"黑五类"子女争得平权
寿剑刚:迟到25分钟,
历史考了一个最高分

陈侃章:"跨六奔八"的77、78级

陈侃章:77级、78级的历史履痕
寿柏年:高考,我人生最重要转折点
叶子南:风雨杭大路,
被时代冲来冲去的沙砾
董建萍:50后女生被读书改变的命运
黄永红:我报考北广播音系,
却被漏掉面试机会
陈明:高中毕业教初中,
一夜之间全被赶下讲坛
阮建忠:首闯自费留学美国之路
徐明:我当年的劳动日记,
竟然押中高考作文题
王金玲:从小立志做一个"写文章的人"
应亚平:默默自学机会终于降临
王俐:高考第一天我迟到15分钟
蒋泰维:一个司炉工的人生转折
张德强:高考后妻子生下一个胖小子
温时幸:杭大四年 对"寒窗"体会颇深
倪瑞杰:妈妈捎的土特产被舍友分食

龚国庆:求知是人生最崇高的追求
龚国庆:最怕地震把我的大学震垮了
龚国庆:县城男孩成长实录
黄朴民:“强力三人组”,
杭大历史系的亮丽风景线

黄仕忠:徐门问学记,
先生自嘲是“捣乱分子”

不想与您失联

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