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岑宝康：复习两周，戴着草帽进了考场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岑宝康，1955年生，浙江慈溪人。大学毕业后，当过大学教师和政府机关职员。后下海经商，游转多个行业，如今主要致力于有机农业。

原题 

蜕 变

作者：岑宝康

四十四年前同样的季节，命运之神把我拎到杭州文三街上宁桥公交车站轻轻放下。我一头挑着被褥、草席和脸盆，另一头挑着一只人造革皮箱，吱嘎吱嘎，轻快地沿着保俶北路往北走。不一会儿，“杭州大学中文系”招牌豁然在目，只是比我们家供销社那块招牌小了点。但对一个给把稻草就能过冬的我来说，根本不计较那些化外之物，只心心念念阳春之曲，其实予我。

自从1973年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路途已然堵塞。像牧场上设置的围栏一样，作为农家子弟，我只能沿着围栏，顺从地走向广阔的原野，子承父业，耕田耙地。

1976年4月，我应聘进了公社轧石厂。除了收入稍多以外，至少在媒婆为我物色对象时，可以含糊其词地介绍我是个工人。其实只是一个石匠，说到底仍是一个农民。三个月后，厂长挑选了六个在他看来嘴巴爽甜、手脚麻利、眼头活络的人员，组建了一支“一拖五”机动运输队。我被选在列，而且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的职责，是把厂里不同规格的石子运到余姚火车站，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没多日子，我向队长反映了一个情报：有一家余姚的轧石厂，每天向我镇所在区域的慈溪公路段材料基地运送石子，而我们却要反向运往余姚，不知双方可否合作调剂。这事后来真的一调两成功，于是我便随运输队进驻到了余姚彭东公社（今属慈溪）张坳采石场。

慈溪北部的海岸线与南部的山脚线，相距不过区区三四十里，但沿海的渔农格调与山麓的林果景象，却标识出不同的风情谱系。对从小摸爬于海岸湿地和滩涂的我来说，山村的鸡鸣蝉叫，炊烟饭香，还有山里人朴实平静的表情，都似乎透露出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我们租住的东家及左邻右舍，隔三差五给我们送来萝卜芋艿，我们却以集体的柴油私相授受。像一户人家的小辈，与当地山民之间的上门串户递物传情，均由我承担，无意间磨练出了一张糖霜嘴巴。

我们每天凌晨两点钟起来，匆匆扒拉几碗饭后，即开机向余姚火车站进发。一溜六艘船出门，搁在京杭大运河，司空见惯，而在余姚慈溪的内河，就显得尾大不掉，难以操控。但只要不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从不轻易靠边停泊。肚子饿了，就点着船上的“五灯机”（有5根灯芯的煤油炉）烧饭，然后一边把舵，一边吃饭，并分心察看两岸风光。只有碰到回程下雨无法烧饭时，我们才靠边上岸吃饭。偶尔吃上一顿霉干菜烧肉，就觉得浑身滋润。后来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点也不觉得新奇，那不正是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嘛！

大学时与室友合影（中）

我们队长那年37岁，英俊挺拔，风流倜傥，连那轻度的口吃，搁在他身上也成了迷人的特征。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如饭店的菜烧淡了或咸了，旅馆里的蚊帐破了或扇子少了，以至车皮调度或卸货排号，他总有办法解决。

通常他先找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耳根一咬，眼色一使，肩胛一拍，小蛮腰一推，事就成了。每当队长点着烟、架起二郎腿坐在船尾，他的眼睛就开始扫视河埠头的大姑娘或小媳妇。一声口哨，一抬下巴，总能绽放一朵盈盈笑脸，他日或再照面，已是旧时相好。这一切，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1977年8月的一天，干完活已是下午5点多，我像往常一样，拎着拖鞋到池塘洗澡。先洗头发，突然发现手指抓挠处，大把头发纷纷脱落，连双手指缝间也沾满了头发。面对毫无预兆的突变，我只是安静地坐在河埠头的台阶上，疑虑重重地思索着为什么。第二天赶紧到医院，医生为我开具了三剂药，谷维素片剂，水扬酸溶液和养血生发胶囊。

我最关心的是头发还能不能再长，医生沉吟了一下告诉我：“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发病机理尚不能完全解说。不过，你还年轻，体质强壮，应该有比较大的概率将不医自愈。”

我至今仍对这位老医生心存感恩。

回家告诉父母得病症状，母亲心急火燎，四厢寻医问药，姑妈无计可施，到处求神拜佛。亲朋好友群策群力，左邻右舍各献锦囊。有说食用芝麻胡桃，有说擦拭大蒜生姜，有一个婆婆甚至说得涂抹“鸡污”，而且一定要用棕红色的“烂糖鸡污”。我父亲苦笑着说了一句：“癞头多单方。”

这一年，我们大队跟我一样遭遇“鬼剃头”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看护山林的老光棍云楚伯伯。他对我说：“侬末（你么）难熬煞，我末喜欢煞。别的不说，至少省下了剃头铜钿。”

我不动声色，心意已定，不再病笃乱投医，无谓增烦恼。退一步说，就算头无寸发，六根清净，大不了娶一个身罹残疾的素颜村姑，男耕女织，安度此生。

叶落虽归秋，花生尚满地。心孽既除，豁然开朗。在家只住了三天，我便匆匆赶回运输队上班值勤。

话虽这么说，但日常生活中，遭遇尴尬还是免不了。晚秋的一天下午，我在采石场的堆场上拉石子，旁边的稻田里正好有一群妇女、姑娘在拔稗草。一阵妖风刮来，把我的草帽吹到了妇女、姑娘们干活的稻田里。我想也没想，条件反射般冲进稻田捡拾草帽。就在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句惊异而又悄声的喊叫：“咦！癞头呢。”我听了并不觉得生气，但难免一丝悲凉涌上心来。

那年下半年，传来了高等学校恢复考试招生的消息。记得高中毕业那天，连我有四个同学无意中与我们班主任谈起了读大学。班主任“文革”前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政教系，深知读大学对一个年轻人的意义。他不无感伤地说：“要是在正常情况下，你们四个都有可能考上大学。”我并不觉得受宠若惊，因为在我内心深处隐隐也有同样的自信。

可是那年头，我本一心向佛陀，奈何佛陀不渡我。今闻得金銮擂鼓，怎奈我体无完肤。不是说放弃，而是觉得那事与我已无关。我无奈地认为，即使考上了，终究难过体检关。那么多才华横溢、四肢健全的年轻学子，堂堂大学，怎么可能招揽一个癞头呢！

也罢，既然“东风不与周郎便”，且把心意托付云霄间。我仍延续着往日的生活，顶晨星出门，披晚霞回家。

与大学同学沈卫东

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几乎没照过镜子，只在剃头店的大镜子里，才识得自己的人模狗样。这时，我才想到了有必要买一面小镜子。我的斑秃，最先起始于左侧太阳穴，所以每天放工洗澡后，总忍不住要照照左侧太阳穴。就像农民播种以后，到时辰察看出苗情况一样。所不同的是，农民的出苗是可以期待的，而我的头发，一半是期待，另一半只能是祈求。

大概到了1978年5月中旬，有一天，我又习惯性地用手指肚揉摸了一下太阳穴，感觉跟以往稍有异样。我赶紧拿来镜子一照，有几根淡黄色的细软茸毛，瞪大眼睛，确定无疑。那天，我路上碰到熟人打招呼，音量也提高了。这时我才想到了考大学，但离考试仅剩两个月时间。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回原籍报了名。然后即回采石场，也没跟父母说。

关于1977年高考的情况，我只知道那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路》，其余情况一概不知。躲在深山冷坳里，每天起早摸黑干活，浑身上下除了柴油味，只剩汗酸臭，哪有心思去管那些闲事。要不是变成了癞头，我肯定会于1977年参加高考，至少不至于心生倦怠地放弃1978年的高考。是左侧太阳穴的那几根稀疏茸毛，重新触发了我读大学的强烈意愿。

显然，系统性的复习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这个条件，我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复习资料。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次无可奈何说走就走的旅行。

离考试还有14天的时候，我向队长说明原委，并要求请假半个月。队长劈头盖脑一顿训斥：“那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到现在才说？别废话，赶快回家！”

我盘算了一下，想要参加1978年高考，我只能“裸考”。唯一可以借助或倚仗的，是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文本教育和社会历练。

我们家是典型的乡村平民，除了墙上每年一换的号头纸（日历），没有第二本文字书籍。我的学前，完全是“米老鼠与唐老鸭”般的捣蛋游荡生活。上学报名时，老师只让我数了10颗象棋。父母对我的读书要求，仅仅只提出一项警告底线：“书读三年，雨伞柄吊蓝线。”如果读了三年书还不能在雨伞上涂写自己的浑名，而是仍靠系吊蓝线以示区分，那就该打屁股。所幸，校园生活并没有像那些大哥哥吓唬的“读书坐牢监”那样可怕。

打从识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之后，就急切地拿来姐姐丢弃的课本翻看，要么就拿着两三分钱到剃头店门口看连环画。《长坂坡》和《张飞夜战马超》，在我看来已是宏大叙事。

后来又借得邻家大哥读过的初中《自然》和《地理》。《自然》不但让我了解了最粗浅的自然知识，如界、门、纲、目、科、属、种，更重要的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知识的分门别类。但我不知道的是，对知识的概括、归纳和梳理，虽发韧于古希腊诸贤，但尤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与“殊相”的争论不休，才慢慢建立起了现代知识体系。

而《地理》，让我惊奇的是经纬度和时区，这明摆着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当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姑表哥告诉我，地球相当于一只悬浮空中的篮球，我难以置信：那住在背面的人岂不得掉下去？正是这种好奇和疑虑，勾引我进一步去扒拉那些新鲜的故事。

二年级时，阿婆与内迁至陕西宝鸡的姑姑之间的书信来往，无可推卸地落在我头上。这逼迫我必须做到叙事准确，书写工整，同时使我比较早地了解了书信的基本格式和要求。

四年级时，生产队里有一户人家要为三个儿子分家析产，居然跑到我家，要我为他家写“分书”。我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却一口应承了下来。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我的深浅，要是她知道我连写分书的格式都不懂，谅她也不敢贸然应承。

实际上那时在乡下能写分书的老先生还有几个，我连夜跑到一位在旧上海做过账房先生的老伯那里求救请教。老伯耐心给我讲解了分书的格式和要件，还借给我一方砚台和一支小楷笔。现场，我又碰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把人们的方言转化为书面语，并要求规范和精练。如有一位长辈为了阐述分家的伦理要义，打了一个比方：树大也要分桠杈。我巴眨了几下斗鸡眼，灵机一动，落笔写下：据树大分枝之理。那天我写得黄汗嗒嗒滴，东家拿出一块上海牌透明皂作为犒劳。其实，我的收获比一块透明皂大得多。

那一年，我又从我们家世交的一位伯母那儿获赠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和一本《资治通鉴》。自从老头过世后，伯母更在意念珠和锡箔。我死盯着四句口诀反复琢磨，又前后翻动了几遍字典，居然学会了查阅字典。这为我看《资治通鉴》提供了助器。但结果觉得《资治通鉴》远不如连环画好看，因为我看不懂。尚不知《左传》《史记》为何物，怎能看懂《资治通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我学会了繁体字，也为少许看得懂的词语和句式拍案叫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日后的文句表达方式。

而看了《把一切献给党》，我又像吴运铎那样痴迷于制造炸药。把两包火柴头刮下，装在一只青霉素瓶里，接上两根电线埋在地下。人躲在门缝后边，只差原子弹爆炸时的倒计数，——我把两根电线在干电池正负两极使劲一搭，瞪大眼睛，始终不见炸响和烈焰。

那年暑期，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的姨表哥又来我家度假，我跟他说了我的科学实验，他听后哈哈大笑，用上海白嘲讽我：“吃饭要靠筷子，爆炸要靠雷管。”

1968年，在上海警备区当小车司机的邻家大哥送给我一本厚厚的《读报手册》，其体例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在那个年代，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听高级奶粉。尽管后来发现，那里边多半是错的。犹如一头小牛犊，没有新鲜嫩草，只能靠霉腐的稻草聊以过冬。

稀里糊涂进了中学。我就读的中学，前身是创办于1903年的浙东名校——锦堂学校，由发迹于日本关西的乡绅吴锦堂先生出资创办。据说“文革”前，这个学校的高考成绩始终没有得过全省第一名，总是在第二名和第六名之间上下浮动。可想而知，一所地处偏僻乡野的学校能取得如此成绩，主要靠老师们教学有方。所以我进中学后，才有幸见识一帮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

可惜的是，顶尖的老师那时没有资格上讲台，只能在学校的农场里参加劳动，或在校园里做园丁。如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数学老师，我们只能在他劳动时，一边帮着干活，一边请问求教。他那镜片后睿智的目光和慈祥的笑容，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课堂教学，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正规教材和读物。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出于基本的道义和良知，私底下给我们誊刻了许多油印教材和资料，才让我们接受了勉强完整的初中教育。

在初二那年，我和另一个同学居然找到了进入已被封闭多年的学校图书馆的办法，就像是阿里巴巴得了开启宝库的咒语。这个学校完全参照当时日本国的学校，根据19世纪后期英德的教育理念，设置教学形制及体例。从一开始就开设了现代科学及现代工程学课程，并结合本地乡土风情，开设蚕桑、园艺等课程。所以图书馆的藏书又多又杂。直到上大学以后，回过头去我才理解，那是明治维新的泽被余荫。新政权建政以后，又大量充填了源自苏联的各种教材和书籍。对从小更熟悉泥鳅、黄鳝、青蛙、田螺的我来说，第一次见到迷宫般的图书馆中的几十万册藏书，目瞪口呆，傻傻发愣。

那几年，我像是一只黄山猕猴，什么书籍都要拿来咬一口，看不懂或没味道，就把它扔到一边。后来我细细体会，虽然那时候囫囵吞枣看了不少书，但那不是真正的求知，只是率兴而为、窥头窥脑的猎奇，但求点到，不求甚解。好处，人家说起什么，不管天文地理或历史哲学，多少有一点概念和感觉；坏处，从此落下了读书“滥情主义”的恶习，什么都想弄明白，结果什么都没弄明白。这种恶习至今难改。

大约到了高一第二学期，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并想着要潜下心来学点什么。《九评》是那时看的，但一点不清楚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那时看的，但只是科洛尼奥山上的一片枯枝残叶，浑然不见古希腊连绵群山的蔚蔚森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说了一些什么全然不记，唯有李杜诗篇尚有几句记心间。印象最深也是对我冲击最大的，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至于如何冲击，难以言表，反正对一个毛头小子价值观的成形或转型，至少起到了某种引子或催化作用。所谓青少年的可塑性，要么自我塑造，要么任人捏造。

那一年，每天晚饭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用茅草纸擦拭煤油灯罩，点到晚九点多，又熏黑了。难怪母亲责怪：“一斤洋油点四夜，谁家用得那么厉害。”

令人黯然神伤的是，这时离高中毕业已经不远了。真所谓，肉卖完了才识得秤花。就这样，怀揣五彩斑澜的理想和悔不当初的遗憾，于心不忍却又无可奈何地走出了校门，一脚踩进滚滚红尘。

事后，自我反思，我之所以有一定底气，敢于参加1978年高考，主要还是赖于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中断学习。虽然缺乏系统性，也有失偏颇，但毕竟手头常捧一本书。如有一年，一个高中同学找对象，拉我充当电灯泡，结果，他得到了一个老婆，我获赠了一本《圣经》。《圣经》中尤其摩西出埃及记，受尽苦难的以色列人，翻越西奈山，横跨红海湾，读来惊心动魄，读后思索良久。

从采石场回到家，先向父母报告说长头发了。父母很高兴，母亲根据她对疾病和医药的穿凿附会的理解，在我的头皮上抹上了一层菜油。我没有异议，因为涂上去的分明是母爱。

我又跟父母说了想考大学的想法，父亲平静地说：“我们又不知道你的深浅，你自己打算吧。”

我从尘封已久的杂物堆里，翻出几本高中数学和物理课本，问母亲，“还有几本书呢？”母亲说，柴薪潮湿的时候当引火纸了。

晚饭后，我马上赶到同村的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跟他说了我想考大学的打算，并与他商量考文科还是考理科。他了解我的底细，向来成绩不错，高中毕业考6门课，我一人独占三个第一：语文、数学、政治。他想也没想：“考理科？荒废了那么多年，现在就算连日连夜复习也来不及了，况且你的化学肯定不及格。你的优势偏文科，毫无疑问考文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这个同学身体魁梧强壮，资质聪颖过人，可惜两岁那年罹患小儿麻痹症致残。高中毕业后，他受照顾进了队办厂，专司修理喷雾器、轧米车和轧（棉）花车。相比下地干活的那帮人，他更自由，也更空闲。虽然高中毕业考试数学成绩少我几分，但他真实的数学成绩不在我之下。我早就认定，他是我复习期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我起身时扔下话头：“跷脚，明天早上数学课本一定要给我送来，还要陪我复习至少一个钟头。”

在接下来的几天复习过程中，对某一道数学题的解答思路不一样而争执不下，我俩干脆就赶到门口道地，以摔跤输赢定对错。

时间实在太局促，我只得穿上防蚊子叮咬的高统套鞋，晚上加点。一位来我家闲坐的大伯看到这副情景，感叹地说：“日里跑五方，夜里加油补裤裆。”

那一年，草帽几乎成了我身上的一件器官，除了晚上睡觉，须臾不离。说到底，那时的我还是一个薄脸皮的小后生，只是后来经历了风霜日晒，脸皮才越来越厚。

考试那天，我跟往常一样，戴着草帽走进了考场。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那十四天的所谓复习，对我几乎毫无用处，我的脑瓜子仍然一片空白。但我很快镇静下来，排空杂念，全神贯注，跟着感觉走。

考试结束第二天，我又匆匆赶回了那个小山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带信告诉我，高考成绩下来了。至今我只记得，语文初次阅卷89.5，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改为87.5，数学36，总分337.5分，别的都忘了。

我高考最后悔的是两道数学题，各占16分，其中一道是解析几何题。这本是我的强项，明明演算式子都摆对了，答案怎么会错呢？至今仍耿耿于怀。

那几个月，我似乎有所等待，所以把仅剩的和新长的头发统统留在头上，以防备体检时露了马脚。幸亏医生马虎，我侥幸蒙混过关。实际上我进校园时，头发还没长齐。

从进轧石厂当石匠算起，仅仅过了两年半时间，于我像是穿越了四维空间。如果我的头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像是清明时节作茧自缚的蚕宝宝，行将完成一次生命的蜕变。“半梦半醒半浮生”，梦醒时分，我的双脚已从上宁桥跨进了中文系的大门。

小组毕业留念（前排右一）

【回音壁】

黄仕忠：宝康悄悄摸摸地完成了“蜕变”，却又被抬杠得没了自信，暗绰绰中，把写好的稿子捏来捏去，直捏得绉巴巴的，还不敢拿出来。直到我说要收摊了，才怯生生地摊开手。读后却令人眼界大开。原来宝康当年，就像阿里巴巴获得了开启宝库的咒语，独得岑山之宝，破山开路，才十四天就赶上了78中文的班车。

朱承君：宝康好文，原本是想藏之名山呢，还是想成为压轴之作？ 

岑宝康：只是孤芳自赏的私下呢喃。

朱承君：宝康，今晚以你的文章下酒。不过，以摔跤决定题目的正误，似乎不合宝康的哲学理性思维。

陈建新：宝康的文风独具一格，有民间说书特色，很多成语拉郎配，看上去不太合适，细品却又感觉很好。

任晓岗：宝康你读书种子啊！满腹《资治通鉴》的癞痢头，只有窜进大学堂一条路可走。但你那个语文89.5分怎么被人动手脚弄下去的？78中文第一名理应归你。近几年你貌似又跟草帽儿好上了，发可安好？

王琳：宝康这个“一把稻草就可以过冬的野生动物”满身浓重的泥土味，但这泥土味里却又夹杂着文明深厚的西洋味，朴实而又诡异，谨慎而又大度，总之宝康不是那种清澈透明的小溪，而是那种溶洞中的地下暗河，说不定啥时候就流出一片壮观景象。

董春晓：“我们队长那年37岁，英俊挺拔，风流倜傥，连那轻度的口吃，搁在他身上也成了迷人的特征……这一切，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我感觉宝康的密码就在这一段里，他的人生就像他的队长那样风流倜傥，对各种社会事项应付裕如，既是无所畏惧的野生动物，同时还能随时赢得周围异性生物的青睐。而他的神奇之处是，如此感性生动的存在，在谈论抽象的哲学等理论及其历史时，又是那样富有理性的缜密和推理的热情，跟他描写乡村生活颇有色彩的文章真是相映成趣，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钱志熙：宝康兄的妙文拜读了，果然出手不凡。以诙谐文字叙辛酸往事，令弟忍俊不禁！得罪！得罪！

写队长的一段，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可谓栩栩如生。兄的这种笔法，是个性和文字功夫的结合，弟学不来！

其中引起最深共鸣的，是老伯母因兄夜读费灯油而絮语一节。当年农村虽通电灯而常断，大部分时间还是靠煤油灯照明。每读到深更，家母也总是催促早睡，说不要再熬夜了！太费油了！其实所惜不是灯油。今日回想，不禁潸然！

农家爱读书的子弟，常有此情。当年齐白石的祖母看到孙子嗜书，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风，明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家中无米，我儿如何？”与兄共为天下寒门读书种子一洒泪。

周羽强：岑宝康是个什么样人物？我一直莫名喜欢他。也许是朴实率真，也许是深沉狡黠；也许是亲和厚道，也许是放荡不羁。看似多重的生性，却很耐人寻味。抑或是我俩生活经历的迥异和性格爱好的反差，反倒使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当然也有“香味相投”的粘合，相互接济的烟缘。

也许别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走得那么近。我喜欢他满不在乎的潇洒，不动声色的思辨，不求人知的善良，不计后果的闯荡。

毕业时我题赠他：你能预见一个时代，但你不知道明天的路怎么走……

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的他，毕业后没两年就和铁饭碗说拜拜。用他的话说：今天吃干饭，明天吃稀饭，都是吃饭。当年之勇，可见不一般！

不幸被五柳先生言中：“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不安份的宝康让我敬佩，也让我担心。时时忘不了：宝康啊，如今还康否？

任平：宝康文笔生动，诙谐有趣，写得不错。

卓玛：宝康流丽而风趣的文字，真率而超然的个性。佩服你啊！当然，与兄接触，又深感你的厚道、重情。

韩兆铭：宝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坐在教室的西北角，专心致志地看黑格尔的书。这本子有点发黄，估计潜伏在杭大图书馆有年份了，少有人动它。于我来说这是天书，因此瞄了一眼就知趣地离开，就怕宝康与我谈黑格尔。估计那时康德之类的他也看的。

方青稚：上次读昱明兄文章有感的时候，我说期待宝康的文章，这期待没有落空，有的便是今天的惊喜和感慨。

宝康写的虽是回忆，读来更像传奇小说，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将当时生活沉重的底色，抹上了亮丽的文学喜色，这充分体现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不屈性格。文中有佛理，更有哲理。命运捉弄人，让他成为癞头石匠；也会成全人，使他天生聪慧，后天好学，更有诸多机缘巧合。

谁能想到，14天的复习，成就了宝康4年的大学生活以及一辈子的文学哲学受用？

许贺龙：每次读宝康兄的文字，都会忍俊不禁。其亦庄亦谐的风格独树一帜！

读了这篇回忆，终于明白，这样的风格源自于他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阅读体验；源自于他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虽艰难困苦依然达观乐天的生活经历。

宝康兄绝对是个人精，脑子太灵光，没有他不会的，也没有他不明白的，同时又敢想敢为。他被“鬼剃头”的经历，让人惊叹于命运弄人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造词之精妙，“绝顶聪明”一词，在宝康兄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复习14天即高考，确实牛X 。

方青稚：读过宝康其他几篇文章，还得知他孜孜以求绿色农业，确实让人赞叹。赞叹他的文字、想法和情怀。

王琳：宝康，之前读到你有关农业的调查研究，后来又陆续看到你对制度宗教等的论述，既切中时弊，抓到问题的要害，又有理论深度，非常钦佩！

诗序爸爸当年辞掉公职当农民，一直自信满满，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没几个他看得上的。开始时我觉得他可能比较自负，时间久了，我觉得他确有水平。他的思想深度，对时事的洞见，对人性的感悟，他的下一辈都没有超过他。只是时运不济罢了。他也很为自已自豪的。

方一新：宝康的《蜕变》，就像他平时的文字一样，才华横溢，挥洒自如，诙谐幽默，十分好玩，令人既忍俊不禁，又拍案叫绝，怎一个精彩了得！

宝康中学毕业后，主要就是在轧石厂跑运输，文中记运输队长、鬼剃头、十四天的复习考上大学等情节，虽不复杂，但在宝康笔下，这些人物和事件都绘声绘影，生动传神，堪比小说。宝康的语言很妙，读后印象深刻。

之所以经短暂的14天复习后就上榜高中，除了记性非凡、聪颖过人外，更在于宝康中小学年代的广泛阅读，“读书破万卷”，才有即时参加高考的底气和考上的霸气，一句话，机会是给那些博览群书、且能活学活用的人留着的。

顺便问宝康：队长利用跑运输之便，找相好的过程，“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这队长一点都不避忌，没把我们的宝康教唆坏吧？

金健人：宝康在同学中一直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看了《蜕变》，更增添了几分魔幻的色彩。“左侧太阳穴的那几根稀疏茸毛”，触发的不仅是“读大学的强烈意愿”，而是某种生命本能。如果不是宝康自己写出来，真很难把他与一个曾经视草帽为身上器官的形象联系起来。魔幻的是他为考大学汲取得越多，身上的毛发也越多，及到真正踏进大学，其毛发也长得与常人一般无二了。

我总认为宝康是适合留在学校教书的，根本不应该下海经商，从骨子里就不是商人。与自己的秉性对着干，大概是宝康的特殊性的由来。

任平：健人兄点评到位。宝康敢于探索，勤于思考，乐于钻研，是颇具时代特色的新“青年”。从同组的笑谈，到领略他的养虾，到欣赏唇枪舌战，到引经据典的时评，宝康构成的形象是鲜活的不屈的个体，愿看到他更多的佳作。

沈澜：宝康兄的文章真是写得活龙活现，妙趣横生。和宝康同组，早就领略过他独特的思路，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入过“宝库”，连《圣经》都读了。也没想到宝康兄还有因发疾而自卑的经历。大学里的印象，宝康总是把浓密的头发梳理得特别整齐，那应该是失而复得，格外珍惜了。

宝康跟我们班女同学大都能打成一片，原来也是有师承的。有一次，我们六七个女同学郊游，只带了宝康一个男生，宝康帮我们拎食物，还讲了很多好玩的事，具体记不的了，但那天大家确实很开心，拍了不少照片。

吕立汉：我与宝康同龄，又都来自农村，而且彼此都喜欢抽烟，所以走得较近，诚如他所言，“我们是在两寸半区间内结义”。

印象里，在全班同学中，宝康对学业成绩是不太看重的，以打“六零炮”为标的，所谓“大考大玩”的小团伙中，必然有宝康的身影。但宝康的求知欲恐怕是全年级最强的，没有之一。他啥书都看，涉猎面很广，谈吐中时出精警之论，令人拍案叫绝。

宝康笑对人生，又执着人生，今读宝康大作，更印证了这一点。寒门子弟的生活经历都是艰辛的，但到了他的笔下却成了谁都有几分向往“农家乐”。我总怀疑那富有女人缘的生产队长，其实是杂糅了他自身的经历；退一步说，宝康是以这位生产队长为榜样的，在这方面下的苦功要比考大学拼命得多！

但宝康学的是生产队长的技巧，而不是他的花心。没记错的话，他的婆娘挺芬是考大学之前就已经花前月下、私定终身了的。这种矢志不渝与黄长江的研究对象蔡伯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人，是值得我敬佩的。

宝康毕业后分配到水产学院，可谓得其所哉。没曾想他心有旁骛，回慈溪政协公干去了，这人生抉择让我有些想不通。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二话没说，连铁饭碗也不要，“下海”了！下海后，在老大哥金树良的家中与宝康会过一次，健人兄也在，且表达过今天他感言的相同观点。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健人兄的断言，还真有些神！

但不管咋说，宝康的人生是精彩的，他永无止境的探索与追求，是值得每一位同学尊重和学习的。

杜文庆：读罢宝康的回忆文章，才知俺跟宝康多了两个共同点。一是高考前都做过船夫，都曾在水上漂流。当然，他是内河短途运输，而且是为集体打工，收入是每天固定的“一直头”。俺则是跟随哥哥搞长途运输，跑遍浙东地区的大江大河，而且是为自己打工，赚的是运费。二是高考复习时间都很短。俺花了两个多月，他则仅花了两周。从这点看，他比俺伟大多了！

沈小杭：宝康兄等实乃我良师益友。每次接触，总能感受满满的正能量，令我受益匪浅。今读此文，更为其高超的文笔所折服。

宝康兄有丰富的生活积淀，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年轻时又有一个作家梦，期待他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来！

钱志熙：宝康兄文自叙少年夜读，其尊堂有“一斤洋油点四夜，谁家用得那么厉害”之语，此情景，余亦有之，《赋俚句以赠》：“慈母依稀有怨声，痴儿坐读又三更。慈湖风雨雁山月，两样灯花一样情。”

叶晓芳：宝康出手，果然不凡。群里讨论宝康适合干什么，依我看，宝康就是个行动派，一路下来几个行当都做得有声有色，现在，就期待他的绿色农业早结硕果，我们也沾点雨露。

吴存存：宝康兄的美妙文笔，过去领教过一次，欽佩不已。这次又写得这么出彩，读来趣味盎然，真心喜爱！

童国樑：终于高兴地读到了宝康的文章，词有文采，内函神采，篇章精彩。宝康是有特殊个性、又很有天赋的同学。来自农村土地上，却很讲究审美。男同学中最早烫发造型，还抹上发油，这可能也与他在文中描述的重新长出一头乌黑的正常头发有关，特别爱惜。

在学习上，也有特别之处，爱读高深的哲学专著。特别爱看传记，如《尼克松传》、著名舞蹈家《邓肯传》等。宝康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石板烂泥，中到拉屎放屁”，都通晓。在校时我们戏称他为“安德烈-保尔康斯基”。

至今宝康说起事来，仍是引经据典，当然言必称西哲多点。精神可贵。与术有专攻的高端尖端说得上去，跟思维开阔的青年群体谈得开去，与土话俗语的基层群众讲得下去。这除了知识学问，还得有人文精神，始终与农民等最基层群体有深厚的情感，还有注重向上学习的进取、开拓精神。

岑宝康：国樑说我看《尼克松传》，那是后来看的。当时我为了对美苏冷战一探究竟，正在看肯尼迪的政治秘书索伦森写的《肯尼迪传》。索伦森是哈佛政治学院的高材生，又经历了那个时代几件惊心动魄的事，他的文章蛮有意思。

郑广宣：宝康就是宝康！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一拿出来就不一样。

宝康好几次发他的文章给我欣赏，他的文字总是那样自然流畅，清丽率真，这篇文章加上不少慈溪当地方言中的俚语俗谚，更是诙谐灵动，活色生香。

宝康于1977年着了“鬼”，被鬼剃了头，如果没有这“鬼剃头”，或许就是我们的师兄了。好在1978年换了一个“鬼”，剃头鬼换成了摸头鬼，摸出了太阳穴的那一撮茸毛，于是乎就有了他的14天复习，于是乎有了西溪河下四年的同窗生活。

从那以后，宝康的口袋里始终装着那面小镜子，四年间，多少次揽镜自赏。他非常注意仪表：一头黑发不会有一丝凌乱，一双皮鞋光可鉴人，那套中山装始终笔挺。今年上半年去慈溪采杨梅，仍可见宝康那一头油光铮亮梳理整齐的黑发。这家伙似乎一直有“鬼”跟着，后来那个好像是推磨的鬼，把宝康兄从海洋学院推到慈溪政协，又把他从政协推到商海。不管后来生意咋样，我们非常肯定宝康是一个能让鬼推磨的人。

宝康的故事很注重细节。他写队长，话不多，但“耳根一咬，眼色一使，肩胛一拍，小蛮腰一推”的描述，生动有趣，队长形象跃然纸上。不禁想起当年写作课余荩老师布置的一个细节描写作业，宝康写他们队长坐在那里讲话，一只杯子转过来转过去的那个画面，也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写队长那段，感觉宝康已得队长真传，只是不知后续宝康有多少故事。

宝康很好学，停产复习时间虽短，但宝康在这之前读了很多书。他自己说读得杂乱无章，不成系统，却不能否认临考之时他即使不是满腹经纶，也有了非常充足的知识储备，所以考试时能很快冷静下来，使自己掌握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通过考试。

在我们同学群讨论有关事项的时候，宝康总是能列举众多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的语言来阐述他的观点，如果不是熟悉宝康的人，肯定不会觉得此公正在从事田园改良、果木培育一类的工作。所以说，宝康还是宝康，他始终是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特别是当宝康叼起一支烟，头略上抬看向左上方进入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比罗丹右手拄着头的《思想者》更有思想。愿宝康，君本农来还农去，西哲果实满枝头。

岑宝康：昨天，健人兄说起我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这触动了我的肌膈和心包。

到了成年以后，每个人都会自然地寻找和调整适合自己的社会座位。这类似市场经济机制，或像在露天电影院寻找站位一样。

回顾一路走来，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无论从生活阅历、个性脾气、知识背景乃至人情世故等方面说，我最合适的社会角色可能还是从政。这似乎有点矛盾，明明是从坑里跳出来的，却又栈恋旧巢。但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反悔，更不掺杂世俗意义上的功利薄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波普艺术曾提出把大地当作画布，后来有政论家提出，在社会建设和改造活动中，也可引入这一概念。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我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思想。所以我的下海经商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想对处身的社会，施加一种自以为是具有正向意义的扰动和影响。

大家可能提出疑问，即便从政，难道仅凭蚍蜉之力就能撼动参天大树？我的回答是不能。但根据我在政界三年的经验，若想在局部地区或个别领域作出一定改观是可能的。这似乎又不合我挂在嘴边的“一般与个别”的哲学常理，是的。因为这种发展路径所仰仗的并非事物的内在机制，而是个体的即兴而为。这又回到了明君清官的老路。

我在慈溪政协办时，作为一个小秘书，经常担任四套班子政治学习的会议记录。按照常理，这样的场合，我这个小秘书犹如“黛玉进府”，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这显然不合我的胃口，我才不愿意任人摆布。我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讨论政策问题，我未经许可擅自发言，还经常获得领导们的赞许。在经常举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合调查时，我不但出谋划策，还亲自担纲撰写联合调查报告。如《关于基层供销社财产处置的调查报告》《关于农村信用社改制的调查报告》等。这两个调查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作为原始股东的农民，不但被剥夺了资产，同时被剥夺了知情权和参与权。调查报告还提出补救办法：给农民补偿。这个方案后来真的实施了，尽管差强人意。

更出格的是，地方两会期间，我左右联络，上窜下跳，提议罢免一位副市长。最后，那位副市长真的落选了。后来碰到这位落选副市长，他可能不了解我曾从中作梗，对我仍一如既往。如果他当即表示对我的嫌弃，我肯定当场开火：是的，我认为你不适合当副市长。没想到最后我与那位落选的副市长成了知交，我也向他坦白了我的阴谋诡计。他是好人，只是缺乏胆识、气魄和能力，还有相应知识。我对他毫无个人恩怨。

通过上述等事件，再加上应有的人情世故，使我在政府大院里声名雀起。我的看法是，在行政机关，无原则遵循既有的官场规则，而不从“为民当政”这个基本宗旨指引日常工作，不但当不了官，更不可能当一个好官。上述话语，虽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但我们这一代人都衷心希望国强民富。

我下海后，曾有许多人问过我：宝康，如果你当市长了会贪污腐败吗？老太婆曾抢在前头替我回答：“贪污金钱他应该不会，如果来一个漂亮的女人，肩胛一拍，大哥一声，接下去的事就很难说啰！”看来，这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岑宝康：关于我当老师，健人兄也这么认为，但我自己觉得不怎么合适。别的不说，首先个性及风格不合时宜。我在水产学院已试过几年，在学生面前始终筑立不起师道尊严。我的寝室在一楼大路边，每天有学生窜进打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为了听我讲笑话，个别学生甚至为了抽两根烟。有一个四川籍的老师说，我的寝室像茶馆。你说我这个老师怎么当得下去？

另一方面，大体说来，我在机关时，领导和同事都很朴实。他们更多地从常理判断事物，所以能容忍我的胡作非为。

吴朝骞：宝康，我们年级有钱志熙、黄仕忠、金健人、方一新、蒋承勇等著名专家学者，也有如任晓岗、朱承君、魏丁、岑宝康等不著名杂家学者（不准确，待认证），他们在多个专业、行业辗转自如。如任晓岗即是房地产商，又深耕《易经》；朱承君从公务员到证券公司到律师所，现在又研习中医；魏丁同学跨界从业，在投资理财方面颇有建树。他们也是杭大78中文系一道独特风景线，对他们的钦佩同样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

我也很杂，但难为家。因为工作关系，接触知识杂，涉猎比较广，但心沉不下去，略懂皮毛，就如老樊学长所言，有一点吹牛的资本就OK，根本深不下。

在群里读到宝康同学关于民主、哲学等等方面的“发言”，洋洋洒洒，广征博引，斐然成章。他引用的作者和书籍很多我根本不知道。他深厚的读书根底加上深入的思考，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观点对不对，人家认同不认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有思考有见识是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样子。

宝康文笔如行云流水，老练有味。读了去年《104记忆》，觉得宝康不当作家是一大损失，读了《蜕变》，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宝康，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做“野生君子”，做好自己是最好的选择。

朱承君：与朝骞同感：宝康不当作家是一大损失。

周羽强：当作家也不晚啊！

陈建华：我也感觉，在中国“著名作家”的榜单上，应该有岑宝康的名字。记得那年宁波同学会上，宝康津津乐道他的鱼苗生意：“一勺一百条，究竟几条，谁知道！”我想，宝康兄本质实诚，那种捣浆糊营生，实非你之擅场，还是当个作家吧，难保大器不晚成。真话！ 

朱承君：宝康的文章生动传神有灵气，其中多有小说笔法，不写可惜了。我对宝康从政从商一直不看好，此是真话直言，宝康不要生气。

从政的第一要务是管理自己的性格和言语。从商以赢利为第一要务，只有赚了足够的钱才可以谈情怀。

董春晓：宝康，就像我曾经较悲观地谈到你的生态农业的前路一样，我并不是要唱衰你，而是在非常敬佩你的勇气和你的事业给国人带来温暖希望的同时，很担心你的商业路径是逆现实中国市场和人性的现状而动的，相当于面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前景……所以现在我并不是在说你，而是在感慨生活正越来越多地爆出所谓“活久见”之类的匪夷所思景象时，在中国普通的乡村，还有宝康这样的“野生君子”，不管别人怎么说，仍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实际行动照亮现实，让人确凿无疑地感觉到未来的希望。

赵建中：宝康是我行我素，不求闻达；随意吞吐，卓然成家。宝康的写作如夜莺唱歌，出自天性，发自天籁，而非功名利禄，所以格外纯粹，格外动听。

我觉得本年级同学中，深耕国学者多，钻研西学者少，而宝康身据浙东乡野，精研古希腊罗马哲学，并多有体会，信笔写来，妙论叠出，实属难得。学术是一块拼图，宝康这一块拼图十分重要。宝康是一位罕见的野生智者，有他在，是本年级之幸。个人感觉，宝康的发言，是提升本群的层次的。 

董春晓：众同学都劝宝康当作家，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毕竟宝康的经历，阅历，胆识，才气，知识，文学修养等等条件都已经具备，最关键的是他从来也没有脱离过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与之血肉相连地交融在一起，其间的各种过程，事件，传说，故事，秘闻，等等、等等，他都了如指掌，随时可以信手拈来，敷演成文，而观者每每禁不住为其击节赞赏，期待下回分解。所以宝康，请不要再谦虚了，大家说的都是真话，希望早日看到你的作品出来，虽然很多时候同学们喜欢拿你来调侃。

杜文庆：宝康素来我行我素，不守成规。如果要从杭大中文78寻找某些特殊的存在，宝康一定有份。姑且可称为“宝康现象”。

但其实，深层次地了解，其实宝康精明得很，城府很深。入学之初，他就显得比许多人成熟得多。

童国樑：再论宝康回忆高考文，或者说从宝康现象说开去。

对于宝康的文章，同学们赞许有加，而对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尤其是对他事隔这么多年仍然保持学子之风、学问高深，更是啧啧称奇。这有其普遍性，亦有其特殊性。

学习之风，正是可贵的老杭大优良风气的延续。即使是当年因为战乱，学校被迫西迁，尽管生活和学习条件极为艰苦，仍然是亦走亦学，保全了学习的种子，造就可堪大任的人材。1978年，记得刚进杭大时，辅导员邬罗萍老师说过：“进了大学要有‘两自’，生活靠自觉，学习靠自学。”这两句话实在。宝康，还有诸多转行从事其他业务的同学，之所以仍然学有所成，正是延续了自学、治学之风。这与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终生教育，正是不谋而合，无缝对接。宝康正是持之以恒的坚守、坚持，才有言出典章，旁证博引的成果。

宝康的文章及言论表述，博古通今，土洋结合，加尤崇西哲为多，仍显出了复合型学业的大气。可以说，这也是老杭大可贵风尚吧。

回想起我们杭大恩师，多是具有多方面才学的。例如词学大家吴熊和先生，上课之所以很受欢迎，就是说得上去，谈得开去。他讲宋词，却举例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赞扬老人的坚毅、勇敢。同学们深受启发和教益，并影响着学子们的学风。著名教授王驾吾先生，因师生们的再三之邀，也出来为我们作了很开眼界的讲座，他说：现在开始你们暂时不要称专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个友。博览群书，成为通才。语重心长的教诲，深刻地鼓励影响着一代学子。那么说，我们在校时少开了中文的修辞课，尤其是在文史哲不分家的道统、现在又越来越趋向融合的当今，当时虽然有马哲，但少开了古哲、历史等学科。

宝康虽然事从多业，但在学业上兼收并蓄，应该说也是体现复合性的。回顾我从事司法审判30年，但我感觉到时时处处光是用法律规制，将是冷冰冰的社会，缺少文化的柔性和温暖，光是用法律刚性往往效果不佳。于是构建了理论《（法治）文化通论（稿）》，好多篇章在国家和省市都获过奖。这也应该感谢母校的培育。

总之，从宝康身上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更喜欢他。作文，诙谐幽默，亦庄亦谐；做人，为人厚道，业务地道，处事公道，信奉孝道。建议宝康，无论小说、杂文、散文、传记、论文，量力而行，多写写。

岑宝康：弟兄们：看着大家把我拎来拎去，有说当码字员（又称作家)，有说当教书匠，还有说当官老爷。我看了忍俊不禁，也深受感动。只有兄弟姐妹才有这样一份设身处地的关怀。[抱拳]。

只不过，那几已成为往日的歌谣和来日的感叹。且不论肚里货多货少，仅“中风”一袭，对我的技能和自信确是重重一击。构想、思索、记忆、书写甚至调情能力，已非前时可比。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还有一个原因，琐事冗杂，分身无术。

实际上，大家的说辞都合我的心意。只不过有的设想已成传说，码字看起来是似可尝试的行当。小学二年级时看了一本少儿读物《海娃的故事》，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第一次诱发出我当作家的梦想。但到了中学，偷偷摸摸进得的图书馆，好比一家无人看管的超市，我在书架上挑选的大多居然是政史类书籍。到了大学后，仍然保留着这一份与知识的初恋。就这样，与文学的缘份渐行渐远。

可能是多年接触西方文化的原因，我对作家的定义有了不一样的想法。直率地说，即没有经过专业文学训导的人，未必不能当作家。还有，对小说的形制、体例、结构、叙说、情思等，也有了与现行的中国小说很不一样思考。

我正逐步去除杂务，转交他人。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达到“心清闻妙香”的境界，我尝试着动动笔看。务请各位届时无情教正。

忽然觉得，上述话更像是不用花钱的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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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钱江晚报客户端“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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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