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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林菊芬：那些值得怀念与感谢的记忆
林柔吟，曾用名林菊芬。1959年出生于福建邵武。1976年到浙江义乌下乡。1978年秋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1982年起先后在义乌县妇联、义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等单位任职。2014年退休后，主持编印《吴晗史料图影集》。目前参加义乌党史（三卷本）的编写工作。
作者：林菊芬
高考前，我是个知青。我的经历简单又平常，但其中的点点滴滴，有感动，有温暖，值得回味、铭记。
我出生在闽北山城邵武。父亲是江苏人，户口本填的籍贯，开始是常熟，后改为沙洲，现在已是张家港了。父亲从苏州铁路技校毕业，跟着铁道兵队伍参加铁路建设，到邵武后，就地安排在新组建的铁路机务段当司炉，师母是浙江义乌人，在她撮合下，我17岁的母亲从义乌来到邵武与父亲结婚。因缘于此，长到18岁从未离开过邵武的我，到了母亲的故乡、千里之外的义乌，成为一名“回乡知青”。
那是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邵武的农村都在山里，水田很深。中学时代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对农村条件略有所知。有一次，我们吃住在一个偏远山村，学习插秧，村子的风景很美，山清水秀，村边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当时正值雨季，我们担着秧苗走在泥泞湿滑的田埂上，窄窄的田埂，上重下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令人胆战心惊。插秧时，我们站在淹到大腿的水田里，弯着腰，按照一定尺寸把秧苗插到田里，但基本都七竖八歪的，之后农民们会检查纠正。
据说，下乡知青都住在知青点，种田、收割、挑谷子什么活都要干，还要轮流做饭。家人担心我吃不了这种苦。恰在这时，舅舅从义乌来到邵武找工作，他说义乌人多地少，农闲时很多人都出去干副业，农活不那么繁重，可以吃住在他家。父母权衡之后有了决定，所以高中一毕业，我就踏上了“回乡”之路。
我下乡的生产队叫岭头，地方不大，不到百户人家，但位置不错，就在县城边上，后面靠浙赣铁路，前面是有名的义乌中学和县人民医院。绕过村头的池塘不远，就是义乌中学正门和学校大操场之间的小路，再往前百余米，就是湖清门。——六年后的1982年，这里建起了买卖小商品的露天市场，后来几经变迁，成为全球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义乌当时还是个农业县城，城区面积很小，1平方公里多点，所谓“城里”，就是个长宽不到千米、四方形的街面，老旧的房子，狭窄的石板路，与我从小生活的邵武相比，要简陋许多，我没有觉得不好，第一次到义乌，感到很新鲜。
1979年夏，七组同学的一次活动（作者右一）
从下乡到考上大学，满打满算就两年多点时间，扣除过年探亲和复习考试，实际上真正下乡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因为是母亲的家乡，我这“回乡知青”更像是外甥女回到外婆家，受到诸多关爱，而没有大多数知青的那种坎坷经历。不过，这里是我走向新人生的起点，有些人和事始终记得，难以忘怀，一些情景、一些片段，会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眼前闪现。
下乡后的第一次劳动是种番薯，把番薯枝藤插到田垄里，活儿并不复杂，就是蹲在地里极其闷热。——记得上大学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种番薯”，可惜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不久，到了“双夏”（夏收、夏种）时节，收割稻子是农民一年中最忙最苦的农活，因我刚到村里，生产队长安排我跟着一个叫红妹姑的妇女晒谷子。
晒谷子是农忙时最轻松的活，但并不简单。谷子晒在村子边上门堂的地上，夏日的天空变脸很快，会突然下雨，我们拼命冲出去抢收谷子，然后着急地盼着太阳再出来，因为潮湿的谷子没有晒干放到仓库里就会发芽；太阳一出，我们又急忙重新铺晒谷子。这种情况有时一天要遇上几次，累得汗流浃背。更多的还是骄阳之下的酷暑难耐，一个夏天下来，人晒得黑黑的，体重也减了好几斤。
“双夏”之后，我跟着大家到田里干活，给晚稻禾苗清除杂草，义乌土话叫“扶田”，背朝太阳热晒，脸朝稻田水烫，两面夹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两眼浮肿，疲惫至极。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播种谷子时节，我被安排去看秧田。田边竖着草人，我拿着小凳子，头戴斗笠，坐在田埂上，任务是驱赶鸟雀，保护撒下的谷种不被吃掉。每天一早出发，到天黑回来，这已经是很轻松的活计了，可我觉得又累又无聊。春天的太阳虽然不像夏日酷烈，但禁不住多天的照晒，我那时候最怕晒，一晒脸就开始变黑，到下半年太阳光少了，再经过一个冬天捂，皮肤才恢复正常。
秋冬季是农民比较清闲的时候，天气转凉后，有一段时间是收“糖梗”，大家在高出人很多、密不透风的甘蔗林里，有说有笑，这个活对他们来说很轻松的，可我力气小，拿着一把镰刀使劲砍，也砍不了几根，不小心手就被叶子划出血，所以干活时一直很忐忑。
还有冬天收割晚稻，一大早就爬起来，天蒙蒙亮，田间的枯草覆盖着白白的霜，身上瑟瑟发冷，我们把稻子一捆捆绑起来的时候，十个手指头刺骨的疼，最后把捆好的稻子挑到队里的门堂。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干肩挑的农活，因为路好走，担子也不重，又回去挑了几次，虽有点气喘，倒也不觉得特别累。
我从小的生活比较舒适，因为是双职工家庭，经济比较宽裕，不愁吃穿。我出生5个月不到就跟着祖母和姑妈一起生活，父亲是司机，三天两头跑车在外，母亲在旅社当服务员，白班倒夜班，我和弟弟的衣食住行都是祖母操持，我不用做洗衣洗碗等各种家务，两条长及腰下的辫子，是祖母帮我梳了十几年，我算得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了。在农村干体力活，整日风吹日晒，挨冻受热，对于刚走出学校，第一次离家的我来说应该是件很受煎熬的，但实际上我的感受却并非如此。
队里女劳力工分都是4分，我什么都不会做，给我的工分也定为4分。大家对我很照顾，没有人在意我干得好不好，干多还是干少。我没有缺过勤，天天按时参加劳动，尽心尽力干活，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赞许，在他们眼里，我一个城里女孩做到这样很好了。干活的时候，人们有说有笑，经常开一些男男女女的玩笑。平时我说普通话，他们说义乌话，各说各话，也能听懂个大概。也不知是不是我观察力不够，大家互相之间都很团结融洽。
村里有好几个地主富农成分的家庭，我住着舅舅家的那间房就是土改时分的，记得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到义乌中学大操场参加追悼会，他们是被监管不能参加的，其他时候也没有什么分别，有两家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我经常到她们家里去玩，觉得她们的妈妈都很漂亮。
晚饭后，我和表姐妹、还有村里的女孩们，经常三五成群到城里闲逛溜达，有时在路边小店买3分钱一块的甜饼，那味道无比香甜。
舅舅家人口多，口粮不够吃，农忙时有一顿干饭，其他时候以稀饭为主，经常烧番薯、青菜汤饭，不过我感觉很好吃。有客人时会烧粗条粉干，加上酱油、辣椒，感觉是从没尝到过的美味。
1979年4月，七组同学在鲁迅纪念馆前合影（作者后排右一）
或许是下乡时间短，也可能是回乡，那时对工作、前途什么的没有想法，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总之，我记忆中的“下乡”没有什么烦恼，更没有什么苦难和痛苦，后来能想到的都是开心的事情，至于那些劳动的辛劳反而是一种似有似无、过眼云烟的感觉。现在想想，无疑是受到了特别的关照，而我那时还真是没心没肺、单纯幼稚得很，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作为“回乡知青”，与其他知青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我是在文革十年期间读完中小学的。1966年9月，我在离家不远的铁路机务段所设铁路小学入学，懵懵懂懂读了一年，社会上发生武斗，学校停课，我和弟弟跟着祖母躲到了江苏老家乡下。
老家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水网交错，平坦的田野上，依不同季节种着稻谷、大麦、棉花和草籽，河里的菱角，河边的芦花、竹林，还有一排排依河而建的农舍，是那种没有任何人工打造的水乡风光。这个景象牢牢刻在我的记忆中，是家乡永远的风景。我和弟弟在江边上的一个村校上了差不多一年学，形势稳定后，又回到邵武。
没想到的是，不久后我们家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天气阴暗的下午，几个人手里拿着一米多长的铁棍，气势汹汹到家里寻找我父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得知单位要关押他，就从山上逃走不知去向。家里气氛顿时变得沉闷，我们小孩体会不了大人的心情，只是心里很忐忑，害怕别人的眼光，好在没有受到歧视，能够安心上学。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究被抓回来关押了起来。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工人，一个技术很好的火车司机，设备修检时能从榔头敲打的声音中听出异样，找到松动的螺丝。按说怎么也轮不到他受这份罪，可他的脾气差，得罪了不少人，嘴又硬，不肯服软，据说抓回来后被打得很厉害，受了很多苦，但父亲从未提起过，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
父亲订阅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只要不跑车，在家每餐午饭和晚饭都要喝一瓶葡萄酒，谈天说地。听他谈论国家大事，是我们全家必不可少并成为习以为常的“功课”。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重视，弟弟比较顽皮，经常受到训斥。我学习一直认真自觉，不用督促，成绩也好，三年级时，期中、期末考试门门都是一百分。
恰在这时我又遇到一个好老师，姓常，南京人，个子高高的，很有个性。有一天，他在课上安排全班同学看连环画，我是第一次看到小人书，发给我的是讲赤脚医生的，我看得入迷，没有放过一个字，还看了一本讲朝鲜故事的《红色宣传员》，当时那种兴奋满足难以形容。最后常老师表扬了我，原来他在观察每个学生的表现，其他同学随便翻一下就换，只有我看得最认真，他当场宣布发给我一本图书室借书证，还让我担任小黑板的编写工作。
第一次有这种待遇，开心可想而知，对学习的要求也更高。五年级期末考试，数学考了98分，因忘记写名字，又被扣了5分，常老师说要让我长记性，为此我难过得哭了一场。之后常老师家访，表扬我学习认真，成绩稳定，父亲笑容满面，我想当时父亲是很为我骄傲的。
小学毕业照（作者前排右一）
初、高中本是学习的关键阶段，我们学到的知识却非常有限。初二受到“批林批孔”运动冲击，有很长时间基本停课了，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调皮的学生整天打来闹去，学习好的同学也三五成群聊天，学校没有学习的气氛。
当时的班主任是四川人，戴眼镜，一脸严肃，经常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批评不思学习的学生“你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他的这句口头禅常常被同学们当成笑话谈论。
我总是独自埋头看书，很少跟同学一起玩，老师很信任我，所有班级里、学习上的事情都找我做。记得有一次，让我在老师办公室铺开大红纸用毛笔抄写“决心书”。可这样无形中就把我与同学们隔开了，大家都不跟我说话，我感到很孤立，于是选择了退缩，不再听老师的话做这做那。老师可能对我失望了吧，以后没有再安排我做事情了。——这件事一直隐藏在我心底，觉得辜负了老师，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到他，据说回四川了，那份愧疚也无从表达。
七组同学合影（作者后排左一）
上高中后不久，又遇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学校经常组织开大会，我们经常写批判文章。接着是学工、学农和学医，真正的学习时间不多，愿意学习的学生也很少，课堂上总是闹哄哄的，老师讲课兴趣索然。我是很少几个认真学习的学生，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但实际上数理化有很多内容都没有教，语文课本里政治方面的内容居多，学到的语文知识甚少。到高中毕业时，有些课本还是崭新的。
好在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看书。这不仅让我躲避一些烦心事，也带给我许多乐趣。记得我从家里杂物堆里翻出姑妈初中的语文课本，高兴万分。里面有好多文章，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鲁迅的《祝福》《社戏》，柳宗元的《小石谭记》，还有马克思与燕妮的故事、列宁的故事等，好一段时间我整天就捧着这本书翻来覆去地看，《祝福》连续看了许多遍，几乎能够背下；读柳宗元的游记开头一段，那个流水、石头，觉得实在美，特别喜欢。
父亲订购的两份报纸，我是每篇必看。一是看国际国内新闻，哪个国家的元首来访问、接待规格以及欢迎宴会上的祝词，都逐字逐句看，还看得津津有味；对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外交术语和好几十个国家的位置、首都都了如指掌。二是看文艺类作品，《人民日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诗歌散文，我都要剪下来保存，记得高中时还模仿着写了一首诗《祖国万岁》，用毛笔书写张贴在学校的国庆宣传橱窗里。
那个年代“样板戏”流行，《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过《杜鹃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龙江颂》等几部京剧演出本，我每次都是兴味十足，全部看完，还学会了几段唱词，对京剧的喜爱也由此而生。《人民日报》虽然不是文艺刊物，但满足了一个中学生简单的梦想。
我与每个孩子一样都经历过痴迷小说的阶段。母亲是个小说迷，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写得一手好字，对小说更是情有独钟。她在旅社上班，结识人多，总能借到各种各样的小说拿回来。进入高中那段时期，看小说成为我的最大兴趣，百事不问，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天天看到半夜后。
那个时期读的小说，至今记忆犹新，除《红岩》《青春之歌》等一批当时著名的小说之外，还有像《草原烽火》《狄青平西》《香飘四季》《奈何天》这样小众的书籍，也有《艳阳天》《海岛女民兵》等当代小说，印象最深的有《家》《迎春花》《野火春风都古城》《三家巷》《上海的早晨》《战争与和平》《工作着是美丽的》，有些书名都不记得了，有讲苏联集体农庄的，还有校园生活的，有本描写小学的小说曾经让我萌生当小学老师的愿望。
那时什么书都爱看，找到什么看什么，有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味道。我沉醉其中，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和快乐，尤其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描写，感觉高不可及又非常向往，不知不觉在我内心深处已刻下大学的影子。
1977年入冬后的一天，我从房间里的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农村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接地线的广播，声音不大，有嗡嗡的噪声，我屏住呼吸，全神贯注，最终听到个大概，就是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以后每年一考，再过一个月就要进行第一次高考。
大学时在杭州超山观梅（作者二排左二）
这个消息给我的是喜忧参半。一开始是惊喜，没想到还能有上大学的一天，以往虽然心里向往大学，但并没有抱什么实际的希望，现在有望实现，怎能不兴高采烈？可一想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又感觉希望渺茫，我文化课学得不扎实，下乡后又没有看书，这么短的时间，从何学起，怎么复习，复习什么，茫然无措。最后决定还是去尝试一下，权当练习吧。
我报考的是理科。当时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父母也力劝我考理科，所以就随了大流。考试有初试、复试，初试卷子是义乌出的，我只是凭感觉完成试卷的，没想到还是通过了。但复试就悲惨了，看着数理化题目，我一片茫然，结果自然是落榜。
这次高考失利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没有一丝难过，还有一丝高兴，因为让我彻底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必须改报文科。
1978年的考试定在7月份，也只有半年时间准备。父母仍是力劝报理科。可我心里非常清楚，考理科肯定没戏，考文科则还有一线希望。所以无论父母怎么劝说，我的心意已决。
为了迎接高考，我拿出从家中带来的初、高中数学课本，又到新华书店购买了从没有学过的历史和地理两本书，劳动之余 ，按部就班地复习。生产队对我参加高考非常支持，为了让我有更多时间复习，安排我养猪。生产队总共只有两头猪，很小一
我的高考复习，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作为回乡知青，没有老师和同学，没有资料，也没有信息交流，完全靠自学。我将初期复习重点放到数学上面，老老实实从头开始学。
说到这里，我要衷心感谢给予真诚帮助的王妈妈。她丈夫在邵武邻县的汽车站工作，退休后回义乌养老，我母亲就拜托他照顾我。因着丈夫的一句允诺，王妈妈平时对我照看有加，像母亲对待女儿那般用心。
大学时作者与同学尚建（左）合影
开始复习时候，王妈妈送给我一张义乌中学的数学复习入场券，那可是很稀缺的。可惜我只进去听了一次，发觉我复习的节奏完全跟不上，听起来稀里糊涂的，再听下去就是浪费时间了。于是王妈妈专门为我找了一个数学老师，我所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讨教，这样我才按计划完成了初、高中数学的复习。
王妈妈还帮我找到了金华师专出的一本语文复习资料，内容不多，很薄，只有几十页，但涵盖方方面面，对我很有帮助。
有一天，王妈妈听说义乌中学有资料可买，带着我走进校园，那路是一直往上的坡道，王妈妈年近花甲，身体不好，走得气喘吁吁，好几次不得不停下休息，教务室在学校的最里面，一问，只剩下一份历史、地理、政治复习试卷，而且缺失了后面几页。——这份试卷对我很重要了，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从繁到简、反复背诵的就是这份试卷。
那天买试卷回去，我看到她很疲惫，要送她回家，她却执意送我回家，说我一个女孩子，要对我负责。我住处就在义乌中学后面，不过几百米，绕个弯就到，即使这样王妈妈也不放心，把我送到家才回去。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微驼的背影，心里的感受很难用语言叙说，说感动、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
随着考试的临近，舅妈代我承担了养猪工作。舅妈除了在生产队干活，代我养猪，还要负责全家好几口人的生活。她总是竭尽所能让我吃好，每天夜里烧点心，每晚的煤油灯、蚊香以及洗澡水都给准备好。这使我能够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复习。
当时正值“双夏”，天气炎热，经常停电，晚上就在院子里点着煤油灯复习，常常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了又继续，几乎个把月没有上床睡过。那时没有电风扇，时间又紧张，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连扇子也不打，每天都是半夜洗澡，清醒一下继续复习。每天通宵达旦，眼皮直打架，但内心是笃定的，充实的，明朗的。我已然忘却一切，满脑子就是复习，不停地背试卷、看资料。——没想到我刻苦学习的样子，后来在当地口口相传，成为大人教育孩子的典型事例，我大学毕业回到义乌工作，去舅舅家时，还能听到有人说起当年那个知青用功学习的事。
1978年7月下旬，我顶着骄阳走进考场。面对决定命运的考试，没有惧怕，没有患得患失，也忘记了炎热，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就像曾经的期中、期末考试一样。
考完试，终于可以放松，对于结果也没多想，因为严重缺觉，考试后很长的时间里，我经常睡到中午，好像忘了高考这事。直到有一天上午，隐约听到邮递员喊我的名字，我跑出去，拿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看到我瞌睡朦胧的样子，不解地说了一句：别人都担心死了，你还睡得着?
现在想想，我还真是没心没肺、模模糊糊的。后来去查了分数，数学考了60分，说明花功夫攻数学是值得的；语文70多点，一般；历史、地理、政治三门都只有60多分。我想在录取名单里我这个分数肯定是垫底的。
能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真是人生万幸。大学的门向我打开，我才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那些才华横溢的同学们，令我艳羡不已，激励我开始寻找生活方向。总之，大学四年，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我的人生也变得丰富多彩。
大学毕业时作者与尚建同学（左）合影
回首简单的人生历程，从小学、中学到回乡知青，再到报考大学，生活给了我很多机会。因为是在母亲的家乡做“回乡知青”，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关照，使我的短暂的知青生涯没有受到什么苦楚，这是我和许多插队下乡的大学同学相比深感幸运的地方。所以我要感谢生活的馈赠，感谢那些温暖的相遇。
大学同学的合影（作者右一）
黄仕忠：我们七组的林菊芬同学，讲述的是另一类的知青故事。她是回乡知青，乖乖的女孩，平和的日子，岁月静好。
尚建：看林菊芬的文章，就像听她在讲述，想起她讲话细声细气的样子。有些事当年就听她说起，比如那个王妈妈、还有她舅妈对她的照顾，菊芬一直感恩在心。
不知道菊芬还干过这么多农活，这些田间地头的辛劳，也因她温顺的个性而变成值得珍惜的记忆。为高考复习近一月没在床上睡觉，这也太拼啦！所以睡意朦胧的起来去拿入学通知，又是一个很特别的镜头。
在我们七组里，比菊芬年纪小的男生也对她照顾有加。每个人都叫她林妹妹，她是我们七组的宠儿。
尚建与林菊芬
方青稚：林菊芬是我们组的一员，虽然年纪比我大一岁，但是我们全组都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的，都叫她林妹妹，玩笑照开，照顾有加。
读了林妹妹的文章，最深的体会是，林妹妹是一个有福报之人。她心怀善念，刻苦勤奋，一路走来，屡遇贵人，偶然之中有其必然。
吴朝骞：林菊芬来自义乌，为人淳朴善良随和。因为是女孩，又姓林，不知道谁给取了个“林妹妹”，并在七组叫开了，可以看出大家对她的喜爱。印象中她声音不高、话语不多，单个串男生寝室门也不多，大都跟着尚建、张玲燕等一起来，怯生生的样子。大家开各种玩笑，她也不生气，往往附和地笑笑。但对学习特别上心，考试复习的时候有不清楚的，她会缠着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不是有所准备，往往挡不住她的三连问。
第一次读林妹妹的长文，从头到尾感受到一个文科女生的细心、细腻、细致，抓住典型细节平实叙述。写当知青的故事，种番薯，晒谷子，“扶田”，看秧田，收糖梗，每个环节都是其乐融融、无忧无虑，其实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也是金建人所说，大家都一样就不觉得苦了，反而乐在其中。写对姑妈的初中语文课本的喜爱，“我整天就捧着这本书翻来覆去的看”，活生活现。写对自己有影响的人，常年订《参考消息》的司机父亲，有个性、善鼓励的南京人常老师，有浓厚四川口音的班主任，带给她母亲一般温暖的王妈妈，在生活上给她无微不至关怀的舅妈，还有生产队的社员等等，个个形象生动分明，感恩感谢，呼之欲出。写参加高考过程，从小读书时埋下大学的影子；得知恢复高考从理科转到自己心仪的文科；冲刺高考一举成功，并成为学弟学妹们故事的主角。
收到杭大录取通知书那瞌睡朦胧的样子，说明她的心态平和。干自己喜欢的事，不刻意追求结果，这样的女孩有福。
郑广宣：看了林妹妹的考前史，终于知道当年在学校看到她，总感觉有点没有睡醒，原来是高考复习缺睡带来的后遗症。
林妹妹这个投亲靠友下乡的“回乡知青”，碰到的都是好人，不管是自己的舅舅舅妈，生产队的社员同志们，还是父母所托的王妈妈，对林妹妹都有一种亲人的感觉。要知道，生产队赶麻雀、喂猪这样的活，大多是为队长的亲戚、关系户或者是队里实在做不动农活的照顾户准备的，即使是种番薯，也是相对轻松的农活。因而，林妹妹的下乡感觉不到有多少苦，似乎还有很多的快乐。
感觉最使人感动的是王妈妈。王妈妈一句承诺重千斤，俨然成了林妹妹的监护人，在那个刚刚恢复高考，十二年的毕业生集中在一起参加高考的时段，一个不在教育岗位的退休老人，能了解到复习资料，并帮林妹妹获取复习资料，是多么不容易！好在林妹妹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用行动和实绩报答了他们。
我与林妹妹在校时接触很少，看到的大多是她心无旁骛地看书学习身影。虽然她年龄比我要小很多，我还是很为有这样一个小妹同学而感到高兴。
虞卓娅：看了文章，甚为林妹妹庆幸！回乡到义乌岭头，遇到的是淳朴宽厚的乡亲，关爱有加的舅舅舅妈，真诚相助的王妈妈……高考的恢复，使我们的林妹妹如愿来到杭大中文系。林妹妹的学习劲头，同寝室四年的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她真的是废寝忘食、不知疲倦的那种！印象中的林妹妹单纯善良好脾气，每当我们寝室的另外四个因排球比赛误了饭点，她会替我们买晚饭，还拎着热水瓶去灌开水。谢谢林妹妹！
金红：林菊芬是我上大学认识的第一位同学。她与我同龄、同班、同寝室。林妹妹天生好嗓子。唱越剧婉转动听，说话真切悦耳；她天生有酒窝，个头不大酒量不小，酒风更好；她天生爱笑，眼中所见总是美好。记得有一年假期，我俩还与其他几位同学，乘船去苏州畅游了几天，玩得特别尽情尽兴。大学四年，感谢有她。
王琳：也许因为她个子比较小又姓林，大家都叫她林妹妹。相对于中文系那些胸怀大志，个性鲜明，敢闯天下的女同学，林妹妹是一个本分安静的乖乖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默默耕耘，乐此不疲。乖孩子自带好运气，在家父亲母亲祖母呵护，出门遇到好舅妈、好大妈的照顾，到广阔天地锻炼接受教育，别人都是吃大苦流大汗，她却被照顾干些晒谷子、煮猪食之类的轻松活，一路顺利走来。在大学里，我和林妹妹不同班又不同寝室，她也几乎很少跨寝室跨班级串门，因此来往不多，只看到尚建经常像呵护妹妹般地照顾她。
张玲燕：我和林菊芬同小组一个学期，同寝室四年。火车司机的女儿！这是林菊芬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让我羡慕不已的身份。我的家乡在台州黄岩，交通上属于偏远地区。上大学前我没有亲眼见过火车，也没有坐过火车。唯一看过一本与火车有关的书叫《火车司机的女儿》，我当时的读后感就非常羡慕那个女儿，因为她有一个开火车的爸爸，因为她能经常坐在山坡上等父亲开着火车经过，她父亲经过的时候会拉响汽笛，火车头会冒出滚滚的浓烟，浓烟又会伴随着汽笛声慢慢消散在空中……好像和我有同样心情的人不在少数，记得寝室里首次卧谈，各自介绍自己的情况，林菊芬一提及父亲是开火车的，寝室里马上引起一片惊叫。
林菊芬写《种番薯》，我还有一点印象，应该是竺学明带来自家晒的番薯干给大家品尝，然后就勾起了林菊芬的思乡之情和写作热情，当时好像我也说过要写一篇关于番薯的文章，但我后来没有写。现在才明白了原来林菊芬下乡第一项活儿是种番薯，而我们那边偶尔有人在自留地里种番薯，主要给猪当饲料，生产队不种番薯，所以我没有林菊芬那样的生活体验。
我下乡劳动三年，没有晒过谷子。但田里干活的人都承认妇女们在晒谷场上也很辛苦的。因为水田里干活，譬如割稻插秧，还可以晨昏多干活，中午避高温，或者割稻割到稻田深处还有一点凉爽可言，而晒谷场上的活儿越是毒日头越要多干活。特别遇到刮台风下阵雨的时候，一会儿忙着收回谷子，一会儿忙着晒出谷子。太阳下晒得汗流浃背，仓库里又闷又热照样汗流浃背。林菊芬体验到的，是农村生活的另一种辛苦。
林柔吟：火车司机工资相对高点，粮票也多，还有全国粮票，所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的。也不知为什么，那时的辛苦感觉不怎么深刻，甚至觉得蛮开心的。
张玲燕：我毕业好几年了都没有坐过火车，看别的同学回家可以坐火车，心里那个羡慕啊。
吴朝骞：@张玲燕 读书的时候，温州没有通火车。来回杭州，大都是坐12个小时长途汽车，中途在义乌南马停车吃饭。想坐火车，可以先坐长途大巴到金华，再转火车到杭州，或是坐火车到上海，再坐22个小时工农兵号轮船回温。那个叫什么车，感觉像现在印度的火车，都挤满人，坐在自己行李上，很苦呢！享受半票待遇，价格一块多一点。哪像现在，动车只要2、3个小时。
张玲燕：@吴朝骞 你还想过这样倒腾，我那个时候晕车厉害，尤其黄岩到杭州，一出门就要上黄土岭，一盘旋我就晕车了，然后一直呕吐到杭州。我哪敢像你这样的倒腾啊！
钱志熙：林菊芬同学写的这篇文章，写出了另类知青的生活。她不觉得苦，一来可能是乐观、善良的天性，和上回尚建同学一样。二来可能周围人还是把她当外甥女看，而她自己也还在城里女孩到乡下亲戚家的新鲜感中。但看她文中的叙述，旁观者感到还是蛮辛苦的。其中挑秧担走在田塍上、晒谷场都写得很生动。
还有一事：义乌人把稻田除杂草叫“扶田”，这个与古法“耘田”最接近。上次讨论耘田，于林同学这里又得一新材料。
再有一事：她读姑姑的语文课本而获益。这个我有相近的经历。我初中时，上高中的同村亲戚寒暑假回家在我家搭铺（当时农村里有些人家房子紧，大儿子结婚后，小儿子常常连个床位都没有，我家盖了新房，比较宽敞）。拿来两本好书，一本是从前中学的《文学》课本，一本是《李白诗选》，都没有封面。这两本书都在我家放了一年多，反复读着，也可以说受益终身！其中《文学》一书，古今中外都有，读起来又有趣味！好多文章都记得。相反，自己初中语文课本那些课文，基本上没有太多印象了。
林柔吟：普通话是耘田，义乌方言叫扶田。
张玲燕：我们那边叫摸田。
钱志熙：请问林同学，义乌人扶田，习惯是站着弯腰耘，还是跪着耘？
林柔吟：弯腰。
钱志熙：我已经找到南宋时宁、绍、杭一带跪耘的资料。
陈建新：我觉得义乌话“扶田”，只是读音吧？感觉“抚田”的可能性更大，字义也与黄岩的“摸田”相近。耘田我干过一天，下乡学农时，就是跪着向前，把所有的稻田表面抚摸一遍。
吕立汉：林妹妹文章中说义乌人耘田称“扶田”，我们缙云也这么说。但这两个字该怎么写，之前倒没上心过。查了一下，会否是“畉田”这两字？
樊诗序：@吕立汉 方言里面有文化，丽水人也说“畉田”。字库里居然有这字。今天才知道。
方一新：菊芬同学的回忆文章朴素无华，很耐看，义乌土话，把“给晚稻禾苗清除杂草”（就是“耘田”）叫作“扶田”，我以前不知道，好玩，但不知其本字是什么。有同学说应该作“畉”，《篇海类编·田部》：“畉，耕田也。”似乎有道理，耕耘耕耘，意思相通。我请教了一位义乌同行，他是义乌佛堂继成村人，他说他们那里叫“呼田”，同样不知本字为何。
我问扶田和呼田有没有关系，他回答说：“我的老家方言f和h不会混，所以老虎不会说成老fu，义乌有的地方老虎说老fu，我想呼田有的地方大概说成fu田，应该是同一个字，是音变。不过就是方老师听到的扶田具体读音是什么才能确定。本字我不是很确定，暂写成呼田。”
林柔吟：@方一新 佛堂和稠城这边方言也是不同的，比如我，稠城叫阿，佛堂叫炯(具体什么字不知道)。
许贺龙：给专家再提供一点研究素材：我乡位于佛堂上游，方言接近，同样叫做“呼田”（我猜测本字应是“戽田”）。是用一种像地雷探测器的工具在水稻田里逐行带水来回推动，目的是去除杂草并松动污泥。[呲牙]
林柔吟：义乌这边没有工具，是双手，所以弯腰。
许贺龙：不用工具是为了更细致地除草，目的相同。
方一新：@许贺龙 我乡位于佛堂上游，方言接近，同样叫做“呼田”（我猜测本字应是“戽田”）——此说很有创意。不过，疑问在于：（1）义乌话里戽是阴去调，而呼田的呼是阴平调，声调不合；（2）戽有名词、动词两种用法，作名词时，是一种汲水农具（戽斗），形状似斗，两边有绳，两人对站，拉绳汲水。作动词时，用戽斗等农具汲水。并不表耘田义。
你说的类似地雷探测器一样的除草松土工具，是不是“俘耙”？
许贺龙：@方一新 乃外行之言，仅供参考。
方一新：哪里哪里，要论义乌方言，我是外行，你是专家。
许贺龙：“俘”字存疑。我的说法只是猜测，也并无根据。
方一新：我本来想，“扶田”的扶（有的地方作“夫”）是不是就是“俘耙”的“俘”，但声调不同。看来扶（田）、呼（田）的本字，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证。
刚才所引“翻耙”“俘耙”两条，摘自方松熹先生的《义乌方言研究》第叁章《义乌方言词汇·农事》一节。该书未收“扶田”“呼田”二词。
许贺龙：或可从其他地区方言中寻找佐证。此类术语缺少书面记录，易被忽略。
方一新：是的，仅仅是当地土语（口头语），缺乏文献用例，考本字就比较困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查了《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词典》（各分册），均未找到线索。
许贺龙：此二词应系同词异音。
方一新：是的，应该是同词音转。
许贺龙：所以，像我这样的外行就靠猜了。我想有的方言词典对部分词汇的解读也存在猜想的嫌疑。
方一新：那完全有可能。考本字之难，是方言学界的一大难题。
陈建新：读林菊芬的高考回忆文章，发现还有一个以苦为乐的知青。但她的这种感受，我以为更多是回到母亲老家，受到了舅舅舅母、叔叔伯伯们的照顾。与其他知青同学相比，她写出了另一种知青生活。林菊芬最终能考上杭大中文系，主要原因，第一也是一个读书种子，只要是在她的生活范围内，能读到的东西都很有兴趣阅读。正是兴趣带来的广泛阅读，为她打下了很强的语文基础。第二是她的刻苦。读大学时，我印象中，林菊芬是女同学中比较刻苦的，尤其到了考试前夕，她在教室里往往是坐到最后一拨的同学之一。有时候还看到她靠在书桌上睡觉，睡醒后继续努力。在女同学中，如此努力的大概就是吴存存和林菊芬两位小年龄女同学，她们坐教室的时间，我远远比不上。
朱承君：平和的叙述，平和的环境，平和的心态，平和的性格，反而显出林菊芬的别具一格。
许贺龙：在大学期间，对林妹妹的籍贯一直存有疑问：为何义乌的考生却是福建邵武人？看了她的高考回忆文章似乎找到了答案，也似乎更糊涂了，邵武只是她的出生地，准确的籍贯好像应该是江苏。看来林妹妹总是让我们猜谜。大学毕业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突然冒出一个自称“林柔吟”的同学，反复确认才知就是林妹妹。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到底哪个名字才是对的。我认为还是叫林妹妹更合适。
林妹妹所描写的回乡知青生活，感觉就如邻家女孩一般真切。时代的洪流把她这样一个城里小姑娘冲到了农村，体验了乡下人的生活，好在她有令人羡慕的好福气，就如外孙女到外婆家走亲戚一般受到了优待。她笔下的乡下生活生动有趣，或许还是受到她“走亲戚”这个角色定位的影响，有一层浪漫的面纱，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记得有一回在同学聊天室里，我曾用同学名字戏作了两句诗：临菊芬芳胡知意，吾巢迁后始见花。今天就用它作为我的读后感吧！
张玲燕：@许贺龙 “临菊芬芳胡知意，吾巢迁后始见花。”
钱志熙：这两句好@许贺龙
林柔吟：我是九十年代中期改名的。说来也有趣，我女儿单名婧，后发现容易重名，就想改；我丈夫当时办厂，有人说他的名字赚不了钱，也想改。当时改名字要派出所长签字，我想自己名字这么土，反正要签字，也改。后来找了熟人才签了字。那个所长说，一家人都改名，还从来没有过。
许贺龙：全家一起改名，好玩！
陈建新：这篇高考回忆文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王妈妈。看来林妹妹运气好，能有这样的好人帮扶。你这并非单打独斗啊。就像那句俗语说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啊！
金健人：读了林妹妹的回忆文章，对王妈妈印象深刻，如果没有她，我想林妹妹应该就是另一番人生了。生活中总有这么些好心人，就是能像帮家里人一样帮别人。还有一点感悟，读书好应该就是天生的，就像有的人体育好，有的人表演好，有的人唱歌好。读书好的人就是这样：没什么东西读的时候，读到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且非常投入，什么干扰都影响不了。看到林妹妹读书，就是这样。
林柔吟：如果没有王妈妈帮忙，还真不知道能否考上大学，起码杭大是进不了的。
吕立汉：林菊芬同学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林妹妹”。何以如此称呼，40年后好像都得要考证一番了。我觉得与她喜欢《红楼梦》或许有关。当年全年级有三位同学喜欢《红楼梦》，林菊芬、高琦华和我。林菊芬毕业后改名林柔吟，也跟林黛玉有关吧。林黛玉“凤尾萧萧，龙吟细细”的居住环境，或许给了菊芬同学改名的灵感，这是我的猜测。大学四年，平时跟她交往不多，但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结伴穷游。大三那年国庆节期间，我、马华、李肖波、林妹妹、金红，还有79级我的老乡章亚进结伴同游苏州、无锡、上海，四天三夜，平均每人花费26.5元，印象殊深，林妹妹肯定也还记得。
陈建新：吕兄，你这话说得不够地道啊。咱七八级102人，没人不喜欢《红楼梦》哦。[偷笑]。当然，是否喜欢林妹妹又另当别论。
吕立汉：你批评的是。应该说是我们几个更喜欢一些，都在写所谓的《红楼梦》论文。
大学时与同学金红（右）合影
林柔吟：@吕立汉 你记性真好，用了多少钱都记得，我和金红的照片，就是脱了鞋在太湖戏水。
张玲燕：林菊芬和金红这张照片当年就被我们大加称赞。
方一新：菊芬和金红的那张合照有凌波仙子踏浪而来的感觉，曹植《洛神赋》描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黄庭坚的诗则形容：“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不是很贴切？
董春晓：整篇文章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尤其是很多的生活细节记录得非常详实，让人不觉回忆起过往的类似经历。
印象中的林妹妹一直是低调做人，谦虚谨慎的，但在学习上却非常用功，从不甘得过且过，因此在中文系时，经常看到她在教室里夜以继日地看书，有时累得靠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她从城里到农村插队落户，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村民的肯定，虽然也有大家对她的照顾，但更多的是靠她默默地踏实付出，而之所以她能考上大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喜欢读书，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她的坚持和执着，以自己并不显眼但坚韧不懈的毅力和耐力，终于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林妹妹一向来都喜欢待在人群的边缘，但其内在的美好总是能被熟悉她的人感受到。
韩兆铭：林妹妹的读书、下乡时间与我完全重合，读起来有亲切感。与我不同的是她工分被定4分，而我是6.5分。看来还是我与贫下中农感情深。
沈澜：林妹妹的喜忧苦乐都充满温情，好像又听到了她柔柔的比我们很多同学都标准的普通话。
林柔吟：@沈澜 那时候胆小，所以说话声音比较小吧。还有因为从小生活环境大家都是说普通话，铁路单位的人们五湖四海，没有人说地方话，所以我的普通话相对标准，可现在反而不如当时了，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受到影响，可是又不是义乌腔，我也胡涂了。
吴朝骞：“临菊芬芳胡知意，吾巢迁后始见花。”好诗，好诗呀！借着林妹妹的东风，我名字再次入诗！2018入学40周年杭州同学会，郑广宣同学写就“中文78群英谱”，以同学名字入诗，曾写我为“亚民应护，晤潮钱塘”。这时，不由想起大学里读屈原《离骚》时，董春晓同学经常在我面前摇头晃脑、吐字清晰：“朝搴阰之木兰兮”！我的名字这样富于诗意吗？爱了，爱了！
张玲燕：@吴朝骞 好自恋哦。
郑广宣：@吴朝骞 好自恋哦。
钱志熙：不自恋，“朝搴阰之木兰兮”，可以找人刻了一个章。你在政协工作过，认识人多，找温州现在篆刻最好。顺便也请替我刻一方。[捂脸]。这个是玩笑。@吴朝骞
董春晓：朝骞兄做人潇洒，心直口快，而其名字却别有蕴藉的诗意。想不起来本人还有那种类似于文人墨客模样的时候吗？
郑广宣：其实大多用的是“回乡青年”。城里来的小学生知青与村里出去读书高中毕业回来青年的区别就是身份。所以，吕立汉、钱志熙、黄仕忠等等后来成大知识分子的，当时不能被称作“知识青年”。
吕立汉：我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也接收过与你同类的“回乡知青”。一位是从福建建阳回祖居地的。一位是从丽水回祖居地的。这类知青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的一个“小类”。
张玲燕：换个角度解释就是说，“回乡青年”，就是没有给农村添负担的青年，他本来就是吃农村的粮食，而“回乡知青”，就是给农村添负担，到农村分农民口粮吃的青年。
任平：所以后者不受待见？
张玲燕：@任平 军人也不一样，农村出来的军人，没有提干的，叫复员军人，哪来哪回。城镇出来的军人，没有提干的叫转业军人，国家要负责安排工作的，提干的叫转业干部，是不是这样？@郑广宣
林柔吟：你总结得没错，也可以说回乡知青是接受再教育，回乡青年本就是农村人，不存在教育之说。
张玲燕：林妹妹说得对，回乡知青是知青的一个分类。我从粮食角度这样解释，你从政治角度这样解释。
吴朝骞：@张玲燕 复员军人和转业军人区别在于职务，而不是出身！
张玲燕：@吴朝骞 复员军人是农村出来的普通兵，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的。转业军人是城镇出来的普通兵，政府负责安排工作。转业军人不管农村还是城镇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是干部了，都得安排工作。
退伍军人的概念大，所有从部队服役期满回来的都叫退伍军人。但政府安排工作是有区别的。
任平：所谓转业军人，我觉得是原来已提干的，即已经是公家人，这个到地方上安排工作是大家清楚的。
张玲燕：@任平，还有没有提干的，但是是城镇兵，回来也要安排工作的，所以有转业军人与转业干部这两类，前者是兵，后者是官。
我初中一个女同学，她有个姑姑在军队当干部，可能官比较大的。我这个女同学有两个哥哥。都到了参军的年龄，那一年他们兄弟俩是这样去军队的：一个兄弟（我说不清是哥哥还是弟弟）通过正常的参军程序，报名体检被批准参军。走的那天，另一个兄弟送上车，上车换上军装，两个人同时参军走了。
过了两年两人都退伍复员回来，都被安排工作。这样的经历羡煞当时的青年。然后我这个女同学，初中没有毕业就直接去了她姑姑的部队，现在在西安工作。也逃过了上山下乡。
郑广宣：转业指部队干部、志愿兵转至地方。部队家属随军的条件是副营职级以上。排长就是干部，我们那时候称排长是2352部队的。即23级52元工资。
杜文庆：俺刚刚爬楼上来。就知青和军人两个话题闲话几句，不喜勿喷。
一、林妹妹本质上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回”父辈或祖辈的家乡或原籍下乡插队，“回乡”仅仅是落实接收地的一种具体方式，不能被视作“回乡知青”。
二、士兵就其兵员来源来说，有城镇义务兵和农村义务兵之分。无论何种，只要提干（排长以上）或转为志愿兵，退出现役时，都有一个地方安置的问题，称为转业军人，其中干部被称为转业干部，被党政机关和企事业接收后，身份是国家干部。现今军转干部通常被安置在党政机关，称为国家公务员。志愿兵以及城镇义务兵跟军转干部一样，退出现役时，政府都必须给予安置，但前两者的身份都是工人。目前，前两者在自愿的前提下，许多是货币安置。也有个别军转干部出于自愿，接受货币安置，自谋职业。农村义务兵未提干或未转为志愿兵的，退出现役后，即回乡务农，没有安置一说。家属子女随军一般要求副营职，但以往在五六十年代，也有个别艰苦地区的正连职，即允许家属子女随军的。俺岳父即是如此。
张玲燕：当时的概念，回乡知青就是城镇户口到农村去的。钱志熙这一类的，叫回乡青年。
未央：我就是回乡的，到父亲的出生地，接受阿叔阿婶及一大帮表叔表婶的再教育。我高中同学大部分上山下乡，像我这样回祖籍地的没几个。
林柔吟：@未央 我与你是同类知青。
吕立汉：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回乡青年”的说法。我参加过缙云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身份则是“回乡知识青年”，而不是“回乡青年”。
未央：是叫“回乡知识青年”。
张玲燕：@吕立汉 这个有点奇怪的，台州1975年召开知青积代会，在临海开了7天的会议，没有回乡青年的。因为当时国家为城镇青年背了大包袱，回乡青年他们就散养不管的。
从知识层面来讲，知识青年这个词很不严谨。1964年~1970年下乡知青，有很多只有小学文凭或学历，甚至都没有小学学历或文凭，但国家都冠以知识青年。所以知识青年并不是都有知识，回乡青年并不是只是回乡没有知识。这两个概念只是当时为了区分城镇户口与否。
未央：确实如此。
吕立汉：我那个公社回乡的只我一人参会。
郑广宣：上山下乡知青是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乡的，其对象当然是城里的知青。回乡知青当指读书有知识后回到原籍，如果本来就不在农村，如何回？
杜文庆：菊芬也好，柔吟也罢，反正皆为俺们的大学同学，俺们的林妹妹。眼下又多了个微名：思兮。林妹妹朴实，低调，内敛，一如她的文字。说起来，林妹妹跟俺同年同月生，同年上小学，同年高中毕业。所不同的是，林妹妹是“回乡”的下乡知青，而俺是正宗的所谓回乡知青。其实，将俺们这样的，说成回乡知青，其实有点别扭，有点牵强。说穿了，俺们本就是农家子弟，初中或高中毕业了，就回家务农呗，不然还能怎样？
钱志熙：同意！我们就是回家种田呗，什么“回乡知青”！不过比起“下乡知青”，我们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一定非得下地赚工分，做什么都行。另外一个，不需要接受贫农、下中农们的再教育，因为从小就接受教育了。
陈建新：钱志熙是真正的回乡知青，却没有这块标签。林菊芬却有些“混充”。因为我感觉她之前即使来过义乌，也只是走亲戚，这乡下并非她法理上甚至精神上的故乡。不过当年这类回乡知青很多，比如77级颜洽茂就是从上海到舟山“回乡”插队。在这之前，他既不熟悉这块土地，也不熟悉农事。
林柔吟：回乡知青就是回到有亲戚关系的农村下乡，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这条政策。农村青年回乡，不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系列。我之前从没到过义乌，连义乌话也从来没听到过，因为母亲的义乌话没机会说。我就是根据回乡政策到义乌的，所有一切跟义乌本地知青相同，以后可以分配工作。而农村回乡的是没有的。
任平：知青下乡，有不少情况。有响应号召，去接受再教育的，有到亲戚的乡下的，有家长机关与公社挂钩的，有回老家的，当然都会吃苦，都有体会……现在写回忆，不受类型局限，人生历程而已。
林柔吟：农村青年回乡，以前小说里看到过，还有回乡军人。但这个回乡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回乡，不是同一概念。
【黄仕忠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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