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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张世满: 高考前, 我是县粮食局的“公务员”
学者简历
我的77高考
及考前经历记忆
今年3月18日是我大学入学45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14位同学代表再回母校举行纪念活动，呈上我们班的忆文集《我的大学我的班》，为早已经挂好的“知无涯识有序”老榆木匾举行揭绸仪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参观了校园及校史馆。
45年过去，我们已由当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恢复高考首届大学生变成离开工作岗位的退休一族，山西大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一进校门毛主席塑像后面我们上课的主楼（共四层）是中文、历史、政治三个系办公和教学共用的一座楼，如今则为历史文化学院及其分出的考古文博学院所独占，行政人员办公和教师教学、研究场所得到极大改善，山西大学这所曾经的国立大学也于2022年创办120周年之际跻身国内双一流院校。
漫步玉兰、桃花盛开的老校园，驻足当年住过的宿舍楼，看着百年校史馆关于恢复高考的陈展版面，自然想到了45年前我的高考及高考前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最后一年的我，上小学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好在我的家乡地处比较偏僻的晋北雁门关外黄花梁下的山阴农村，教学秩序受冲击不算太大，基本没有停课。
开办在村东清代三圣寺原址经过改建的杨庄学校是一所9年制学校。南面的乐楼、钟楼、鼓楼建筑被完整保留，右边的鼓楼下是进出学校的门，上面的鼓早已经不知去向，挂了一口小铜铃，系一条绳子，用打铃提示上下课。北面庙宇正殿改成两个稍大的教室供初中两个年级使用（初中班有来远村的学生），正面东偏房、东厢房以及部分西厢房是低年级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伙房占用西厢房其余部分。院落呈方形，地面铺以砖石，作为课间活动及做广播体操的场所。院里有3棵参天大杨树，东北角两棵，西南角鼓楼旁一棵，需要三四个成人方能合抱，高足有五六丈，树荫覆盖大半个校园。
我的5年小学和2年初中都是在这里完成。学校挺正规，七八位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师范毕业，只有一两位是民办教师。他们的教学水平普遍都好，而且认真负责，语文黄老师、数学崔老师尤其好，为我们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有不少被老师称为“南国先生”的学生除外）。我这个班和下一年级共有3位学生分别在1977和1980考上大学，下一级的陈建国考上长春地质学院（现已并入吉林大学），原先与我同班初中退到下一级的剧锦文考入北京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经济学家。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大约在小学5年级时，我和剧锦文为太阳和地球究竟谁绕谁转这一问题发生争执。我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理由是太阳每天早晨从东边升起，傍晚从西边落下，我们每天都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还有另一首唱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而且，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你能感觉到它在转吗？这些理由“足以”说明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非相反。但是，剧锦文坚决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打赌去找教政治课的G老师也是我们的校长求答案。
G校长听了我们的争论，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一边，理所当然地告诉我们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尽管我赌赢了，但这显然是一件断错了的冤案。剧锦文的爸爸在大同煤矿工作，他妈妈和小弟弟妹妹都住在大同矿务局口泉镇上，到了上学的年龄才回村。每逢假期他就到口泉住一段，他的眼见因此要比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乡村的孩子们宽，书本以外知道得也比我们多，很可能在口泉的书店他看到过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科普读物，知道地球自转和绕太阳转的常识，但就是表达不清楚，说服不了别人。
上初中两年，印象最深的是乒乓球。当时，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已是世界一流，全国人民都喜欢乒乓球，举国上下无论城乡到处都有乒乓球台，尽管很简陋。1973年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尽管男子团体输给瑞典队获得亚军，但在随后的男女单打比赛中郗恩庭、胡玉兰分别夺得世界冠军。学校订有《人民日报》，知道了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也知道了许绍发、李景光、刁文元、梁戈亮、李莉、张立等这些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的优异成绩。全校师生打乒乓球的热情高涨，学校在还算宽敞的乐楼（古戏台）中间砌了一个水泥面乒乓球台，每逢下午课后，老师和学生们就进行乒乓球比赛。
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组织我班师生打比赛。季少荣同学长于大力扣球，打球姿势潇洒，但疏于防守，失误较多；黄老师人高马大，善于发球和左推右攻，两边调动，赢球率较高；我本人以防守稳健见长，很少进攻，基本不会扣球，但步伐灵活，取位离台面稍远，防守面大，能防回对手的大部分攻球，且很少失误，所以往往是最后胜利者。
高中两年是在山阴一中完成。正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入学取消考试，县里给各初中分配名额，由大队选拔推荐，能上高中的比例不高。由于我在初中学习成绩好，我父亲又在县里工作，所以顺利被推荐去上高中，当年我们初中班30多人一共有8个同学得以去高中继续上学。
山阴一中当时是地区重点中学，当年从全县招收6个班300多学生，师资力量很强。给我班上课的语文江老师、数学秦老师、物理李老师、化学王老师、历史黄老师等大都是省内外著名本科院校毕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教学水平很高。无奈，教学大环境不好，工宣队进驻学校，学生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就是不好好上学。开设“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取代物理和化学，政治课主要是评法批儒，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办墙报、出板报，没有上过地理课。
学生入学就没有经过考试选拔，学业基础参差不齐，想学习的少，不学习的多，课堂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真正是辜负了这些好老师的心血。我们班将近60个人，配备的是全年级最好的老师，但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和中专者不过3人，同年级其他班也大致如此。
两年高中住校生活印象最深有两件事。
一件是批斗一位同学。我们班同学分两种情况，家住县城的走读不住校，家在乡下的吃住在学校。一间约 14平米的宿舍住6人，2/3的面积是一面能烧火的大土炕，1/3是炕下走道，并没有放东西的空间，同学们只能在墙上钉上一个大钉子（或木橛子），以便挂个能装杂物的袋包。一位担任班干部的F同学在他自己炕铺脚下的墙上钉木橛子时，打穿了隔墙，而隔壁住的又是女生，这下事情就严重了。阶级斗争意识很强的工宣队领导认为这位同学是耍流氓，想透过墙洞窥视女生，于是在全班开批判会。会上大家纷纷指责那位同学。
我当时也是班干部成员之一，并不认同工宣队的看法，我认为那位同学不知道墙上排烟道的位置，恰巧钉在中空的烟道边上，所以钉穿了隔墙，是无意行为，并不是想看什么。会后工宣队员找我谈话，警告我注意立场。因为这件事，这位同学受到处分，他的班干部职务被撤销，从此人也变得低沉了很多，据说毕业后日子也过得不好，是不是受了这次处分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件是我的一篇作文。大概是高二第一期，根据学校安排，我们班到乡下进行学农劳动，和村里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大概有两三个星期。我们分成小组，自带行李，住在村里一位大娘家中，干的主要是挖渠的活。
学农结束返校后，老师让我们围绕学农收获写一篇作文。作文中我赞扬贫下中农热爱集体、关心集体，用了“爱社如家”这个词来形容。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在作文本上批语，提示我“爱社如家”的形容不妥，低估了贫下中农对集体的热爱，降低了贫下中农的思想境界。
我当时很是纳闷：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来对待还嫌觉悟低，那他该怎么个热爱集体？后来有所醒悟，可能因为刘老师家庭成分较高，说话办事格外小心，生怕因为言语 “不当”被抓辫子扣帽子，所以才认为社员“爱社如家”境界还不够高。
1976年1月高中毕业，由于是农村户口，我回到了家乡。一道进驻我村的还有一支“创业队”。创业队将近20人，队长是北京插队青年H某某，其夫人L某某同样是北插，不久也从外地转来做赤脚医生，副队长是往届高中生G某某，山阴一中39班班主任武老师和他的十几位学生是创业队的主体，后来还来了一位军转干部老刘。应当说，创业队初衷还是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尽管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各人还可能有各人的想法。他们算是一个集体，吃住基本在一起，自打进村就成了村里的领导者，对村民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我和创业队共事整整一年，还拿出我家一间空余房屋供老刘居住，起初是比较支持他们的工作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比如：社员下地干农活要整队出发，铁锹要用手托住锹刃，扛在胸前，还要边走边唱歌，搞得像战士出操一样；再比如：对犯了所谓错误（实为对他们的做法不满）的社员采取强制措施，甚至五花大绑示众，我对这一点尤为反感。久而我就成为创业队某些领导眼中的反对派，尽管并没有受到直接打压，但当我提出要到县粮食局工作时，他们卡住不放行。最后，还是粮食局马福书记（刚从我们村所在的合盛堡公社书记岗位调去）帮助将我们全家户口迁出杨庄才得以成行。
实事求是地讲，创业队并没有在我们村创出什么业。前后也就几年便赶上改革开放，创业队这一时代的特殊产物也就偃旗息鼓，队员们很快离开我村，各奔前程了。倒是他们做过的一些事情仍然给杨庄留下了痕迹。比如：将学校迁到了村西新址，原学校院里的三棵参天大树被伐掉，用去盖房子、打桌椅，用了二十多年的校园从此杂草丛生荒废破败，而新修的学校办学水平也一日不如一日，最终关闭；再比如：为了将木瓜河水库的水引上村里的山坡地，拿出大量劳力挖渠、打洞，建引水工程，结果因为缺乏科学设计半途而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去，不仅劳民伤财，没有造福百姓不说，反而还造成一个梁姓社员因工伤而截肢终生残废；还有，将村西田地中多处坟园在没有征求其后人意见的情况下，也没有做移坟安排，而是强行夷为平地，相关人家敢怒不敢言，造成很坏的影响，直到创业队离开杨庄后坟园才得以恢复。
1976年还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9月的某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突然从广播喇叭里听到一个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真就像天要塌下来，没有了毛主席，国家由谁来领导？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活也干不在心上了，大家陷入对伟大领袖深深的思念当中。
1976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很不一般，亲身学习、体验了四季的多种农活，经历了由顺境到逆境，对身心的历练价值不小。结束一整年的农村劳动生活，于1977年初来到山阴县粮食局当公务员。这要归因于我父亲是粮食局的干部，而且与刚从合盛堡公社调来的马福书记关系很好。正巧原来的公务员丁某某参军走了，于是在我父亲的要求下，马书记出面将我和我母亲及两个妹妹的户口从杨庄迁到县城的岱岳公社化家岭村落了户，使我得以离开农村，以临时工的身份开始在粮食局一年的工作。
那时的公务员远非今天的公务员，实为县里一些重要机关单位的跑腿勤杂工。粮食局在供应短缺时代是和商业局、供销社同等重要的一个机构，全县设有十来个粮站，不仅管着全县的粮食统购和仓储调运，还管理着全县所有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定量供应，下设两个粮油门市部。由于山阴县地处塞外雁北高寒地区，粮食产量不高，基本不种小麦，市民供应粮当中白面（细粮）所占比例很低，农民长年基本见不到白面，每到过年想吃一顿饺子都犯愁。买粮以及到饭店吃饭需要粮票，出省的话还需要全国粮票。因此，粮食局是当时很吃香也很重要的单位，所以才设有公务员这个岗位。公务员的主要职责有：整个粮食局大院以及所有办公室、会议室的洒扫尘除卫生保洁，冬天每个办公室取暖煤炉子的生火、掏灰、烧水；收发报纸和信件，到县委和政府机关取、送文件，为此单位专门配备了一辆二八大杠公用自行车；开关大门的门卫工作，还管理着几间客房，每逢粮站主任们来局里开会，行李不够用就到县招待所零时租借（并不收费），这时候二八大杠就配上大用场，我可以一次性拖回六七床被褥加枕头，如果是冬天当然还要生火烧热炕，开会的时候要负责沏茶倒水；偶尔还协助秘书购买办公用品；下班时间，如遇急事还得出去叫相关人员，当时没有电话，只得骑自行车上门，还得想办法对付院里的看门狗；每逢节日还要写标语、口号和对联，并张贴出去。总之，整个单位的后勤服务几乎都是由我一人负责，常年基本没有休息日。做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勤快、麻利，而且要眼里有活，尽管属于临时工，拿着不到30元的工资，但存在感还是挺强，而且走在县里的街上和其他单位还有一些小得意之优越感，工作之余还可以看看报纸，因此而没有完全中断了学习。
也正是这份公务员的工作为我的高考成功上岸准备了相对好的外部条件。大概在1977年10月份，《人民日报》登出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决定，但我本人对此事的反应并不敏感。是粮食局马福书记主动问我参加不参加高考，我说想参加但没有时间复习，马书记说你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下全力备考。我问平时我的那些工作谁来做，马书记说这不用你操心。当然这件事也是需要上会由局领导研究决定，会上有的领导就提出不同意见：时值冬季，办公室生火、掏灰、扫地的活不少，公务员如果脱产复习这些活谁来干？马书记说，这不是难事，由各办公室自己解决。
就这样，我得到非常难得的一个多月复习准备时间。大致做了个复习计划，找出能找到的课本，全面复习了文科要考的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几个科目，在数学上花了较多时间。当时，粮食局领导们的其他三位子弟同样报了名，尽管他们都考理科，但语文是大家共考的，所以在作文准备过程中我也得益于马书记。记得很清楚，马书记的二公子治宇兄搞到了县里知名语文老师的作文押题范文，我也得以分享。
1977年高考是在12月上旬，考场上我并无压力，反而能够超水平发挥。当年山西高考作文二选一题目中的一个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这道题恰巧被押题老师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因为有所准备，所以作文一气呵成，语文考试比较满意。
政治和地理因为单位订有报纸，办公室墙上有地图可看，对考试亦大有帮助。记得很清楚，历史地理合考卷子中有一道10分的题，要考生答出一艘货轮由广州港出发到伦敦港，走最短航线要经过那些海、洋、海峡、运河，每列出一处得一分。正是得益于单位有世界地图可看，本人又喜欢没事盯着地图琢磨，对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及主要海峡和海域有大致了解，所以这道题答得较理想，除了曼德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答不出具体名称，其余如南海、太平洋、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英吉利海峡等必经之地都能答出，尽管名词“锋面雨”之类很专业的术语压根就没学过只能胡猜乱写，关于三元里抗英一段文言文翻译也小有问题，但总体上史地考得还可以。
政治一门自己感觉良好，但数学一科尽管准备时间用得最多，考下来却觉得很不理想，连一道很简单的上下坡求平均速度的算术题都算错了。所以，考完之后觉得考上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于是就开始一边继续公务员工作，一边重新学习高中数学，准备来年再考。但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收到了县招生部门的体检通知。顺利通过体检后不久，又收到山西大学历史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寄的是我的户口所在地岱岳公社化家岭大队，信封上还将“张世满”写成了“张吉满”，差点弄出麻烦来。
当年山阴县全县文理两科一共考上不到20个大学本科生，其中粮食局一个单位就考取了包括我在内的3个，引起小小的轰动，另外两位老兄马治宇和董有国分别考取大寨农学院和山西农学院。大寨农学院当时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产物，开始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办学，条件很差，不久迁到太谷县与山西农学院合并到一起。我的老家杨庄甚至合盛堡公社16个村好像也仅仅考上我这一个本科大学生。
实话实说，假如我没有机会去粮食局做公务员，仍然在村里务农；假如没有遇到马福书记这样开明而有远见卓识的好领导，让我脱产复习，我能不能考上大学真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尽管1977年给了广大青年参加高考的平等机会，但据我所知，一直在农村劳动的纯粹农民当年就考上大学本科的概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之低。庆幸我遇上了马福书记这样一位有眼光又富于关爱之心的好长辈，使我能够离开农村进到县城机关，进而“被动参考”又“稀里马虎”上了大学，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还想说明一点，当年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选择文科，三个志愿依次是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雁北师专，报的都是历史专业。一些考生尤其是农村考生为了保险起见不敢高报，而报了中专甚至技校，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我的表兄陈占珞就是这样被山西水利技工学校录取的，他出生在教师家庭，他父亲也就是我的舅舅是一位村里的民办老师，有家学传承，按他的基础考上大学起码考个大专是绝对有可能的，但他没敢报。
那一年被录取的大学生，并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因为当时高考成绩被视作机密，既不公布，更谈不上查询，也不知道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直到4年之后毕业留校工作，我才从个人档案里知道当时我4科考了280多分，其中数学最差仅40分，史地和语文好像分别是78分，76分，政治最高89分，当年山西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数线是240分。
右一为作者
张世满专列
张世满：我们这个班可不一般 在校生编写高考复习资料首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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