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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陶姗：电影《苦菜花》和我的知青岁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陶姗，1964年在电影《苦菜花》里饰演冯大娘二女儿秀子。1969年从北京35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二连。1972年底调内蒙古杭锦后旗广播站做播音员。1976年入吉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80年到吉林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1986年到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6年赴美国留学，1989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洛杉矶创办进出口公司。现在洛杉矶定居。
忆我少年时
每一代人的命运都是由当时的时代环境决定的，而个性与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又使每一个人的个体命运产生差别并印着浓烈的时代色彩。这些选择的不同往往是因其原生家庭及在原生家庭影响下形成的个人性格决定的。当我回首往事，感叹大时代洪流的不可抗拒，如当年的上山下乡；也庆幸自己骨子里尚存不甘现状，挣扎奋斗，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岁月荏苒，自我1986年踏上赴美国求学追梦之路，37年过去了，无论是清晨独坐窗前，望着林中自由飞翔的小鸟；还是游走在欧洲的名城古镇，看着肤色各异的匆匆过客，眼前常常浮现出童年的故事和青春的记忆，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思念在我人生的前33年中与我共患难、同命运的良师益友们。
我有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童年。一是1957年反右时父亲当了“右派”，父母离异。二是我11岁时，在电影《苦菜花》中饰演影片中冯大娘的二女儿秀子。在那个年代，在电影里演一个小角色也要经过反复的选拔，我能够入选也是很难得的机遇。
这两件事，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7号，别看它是个大杂院，却是公安部宿舍，在民族宫的旁边，离天安门只有几里地的路，当时叫旧刑部街42号。我们家原来住在我妈妈工作单位北师大的宿舍。1957年反右时，正在北京师院进修的父亲因质疑苏联的教学方法被划为“右派”，当然作为民国时期有争议的人物陶保晋的二公子，他与其他兄妹一样是逃不过这些劫难的。
迫于压力，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妈妈与父亲离了婚。1958年全国高校调整，妈妈是教育系党支委，服从国家需要被调到生活条件差，人才奇缺的大西北。她不想让我和妹妹受苦，就只身去了兰州，把我们留在北京，跟着外婆生活。
外婆的另一个女儿，我的好姨，当时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她也要随犯了右倾错误的主任一起下放到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部为此拨了一间房子给她安置母亲，于是我们搬到了复兴门内大街67号。那时我还不到5岁。我上山下乡，出国，也都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
搬到复兴门内大街67号以后，我也从北师大幼儿园转到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名人和政要的后代才能进去的幼儿园。记得我同桌的小男孩，图画课最棒，画什么都得第一，后来才知道他是齐白石最小的儿子。
我是沾了我妈妈的光。她是北师大教育系学前专业的老师，当时北京一流幼儿园的园长们有不少都是她的学生。
我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毕业后，按说应该接着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那是北京最著名的小学，就在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上这所小学是要考试的，我的兵团战友和好朋友李筱桦是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女儿，比我高一年级，她就是实验二小的学生。我没有通过那一年的考试，在报名的地方就被拒绝了。这是我在人生中感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后来我问过妈妈为什么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没有录取我，妈妈说那时开始查出身了，你外婆在报名的地方就告诉人家，这孩子的爸爸是“右派”。
那次报名在我心底留下了阴影，但那时它只是在心底若隐若现，被周围人的关爱挡着。多少年后我才想明白，出身的包袱，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阶级界限越划越清，才变得越来越重的。
我后来上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官房小学。我听老师的话，功课也好，老师很看重我，从一年级就让我当班长，刚满9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入队以后就当小队长，三年级就当上了大队长。我从小最怕的就是每年新开学时，新的老师要让大家介绍自己，总是要先问你爸爸在哪儿，是做什么工作的，而很少问妈妈在哪儿是做什么工作的。每到这时候，我就想躲起来，不想回答我最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
在学校、在家里我都很受宠，可小学六年一帆风顺却也埋下了祸根。班上有一个比同学们大三四岁的女生，叫何焕金。她是工人出身，家住在西单三十六中旁边。不知为什么她晚上了好几年的学。如果没有我，那班里的孩子头儿自然应该是她当，同学六年，她心里不知憋了多少气。所以文革刚一开始，她就带着一群小学红卫兵抄了我们家。他们把箱子里外婆存了一辈子的像册，字帖，卷在画轴上的画都翻了出来，放在阳台上点火烧。这些都是外婆剩下的家底儿。
外婆从28岁守寡，因为不懂经营，房产、金子很快就被人骗光了，就靠卖家里还值点钱的家底儿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上大学。这些家底或者是她的陪嫁，或者是外祖父遗留给她的，到解放前几年，也卖得差不多了。所以解放时划了个城市贫民的成份，她的两个女儿才能加入共产党。现在我手上保存着当年家里的糖罐、花瓶，都是她的陪嫁。有一次一个懂行的朋友看到了，说那些瓷器是明朝的。
小学同学红卫兵们抄了我们家以后，又把我押到学校，罪名是我抄大字报时把领袖的语录抄反了。以前的教室变成了审讯室，曾经的同学们围坐成半圆，中间一把椅子是给我留的。他们问我篡改语录是什么动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威胁我说如果不老实，小心皮带伺候，并说还要给我剃阴阳头。这些曾经熟悉的六载同窗，在文革到来时却个个面目全非，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何种丧失理智的事，但我却没掉一滴眼泪。后来，同学们把我扣押在教室里。
在那个年代，被小学生和初中学生抄家是挺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年纪小，做事不考虑后果，下手没轻没重，打人、打死人的事儿有很多都是他们干的。
不知是谁告诉了校长，校方通知了我家里。妈妈正好放暑假人在北京，幸亏是在文革初期，北京市委尚未被接管，她去市委反映13岁的女儿被扣押的情况，后来折腾到半夜我才被领回家。
我在1964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去当小演员，饰演《苦菜花》里的冯大娘的二女儿秀子。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拍电影。
能够入选《苦菜花》剧组，是因为我曾经受过一些表演方面的基础训练。
三年级时，学校推荐我去参加西城区少年之家话剧组，我在这里接受了一些关于表演方面的启蒙教育。我先是在朗诵组，后来才到话剧组。
话剧组和朗诵组的辅导员都是李羡梅老师。她是湖南人，说话有点儿湖南口音，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的，三十来岁，身材瘦小。和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在一起，也不显的很高大。她教我们朗诵，通常是用诗当教材。她指导排练的节目，通常也会被同学们带回自己的学校去表演。参加朗诵组以后，我开始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表演，当然是李老师推荐的。
我不记得在朗诵组里呆了多久，只记得一进话剧组就让我报幕。我报幕穿的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女孩子的演出服装。红领巾，白衬衫，红裙子。但那裙子很不一般，是纯毛凡尔丁布料，是话剧组专门给我订做的，深红色，平展挺括，比平时穿的布裙子有型，很好看。
暑假是演出季节，我们话剧组总和舞蹈组，民乐队一起出去到北京各个单位演出。我也受到过表扬，有一次报幕的时候，麦克风忽然没声音了，我照报不误。李老师在总结时说我没慌，还说我的声音很好，坐三千人的礼堂，最后一排也能听清楚。
由于有在话剧组和报幕等经历，使我在八一厂解放军叔叔、阿姨的几次面试中不怯场、发挥正常。经过多重选拔，最后确定由我来出演电影《苦菜花》里冯大娘的二女儿秀子。
定下来要去拍电影以后，我借《苦菜花》的小说来看。那是我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第一次看到“色情”文字。那时我刚过11岁，看见里面的那种描写，心里完全没有准备，非常紧张，很不自在。
那年9月，我是在去青岛的火车上见到了摄制组的人员。上了火车，我趴在车窗边，听着嘱咐，和家里人告别。从来没有单独离开过家人，眼里含着泪水。一个小女孩的头在我的身边挤出来，也和窗外的父母告别。她的明亮的眼睛里只有喜悦，好像火车要带她去的是儿童游戏场。火车开动了，车厢里的人开始互相走动，说话。原来整节车厢里都是摄制组的人。
不到十分钟就弄清了谁是“妈妈”“姐姐”“哥哥”“妹妹”和“坏蛋”。曲云阿姨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们要叫我‘妈妈’了。”那个小女孩是我的“妹妹”嫚子。她亲切地叫我“秀子姐”。我们就这样称呼了一年。几十年后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刘抒吟。
摄制组请了一位老师。她的工作是辅导我学习，照顾我和六岁的嫚子。我是背着书包，带着学校的课本来火车站的。以后每天都要学习功课，怕回学校被落下。入夜了，“妈妈”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哄我们睡觉。
《苦菜花》主要的外景地是山东牟平、文登、乳山交界处的昆嵛山。住处是建在半山上的部队招待所。我和“妹妹”戏不多，没事就让“哥哥”带我们上山去玩。
拍电影的事，我记得的倒不多。印象最深的拍日本鬼子来扫荡，老百姓逃难的一场戏。电影里的村庄，街道，民房，村里的大树，都是外景地的实景。村里的农民都是群众演员。那个村子叫桃村，汽车把画好妆的我们带到村里。那天村里的老乡们没下地，拿着包袱，扶老携幼，站在路上。导演站在一个大磨盘上，指挥他们。我和“妈妈”夹在中间，跟着人流走。耳边听着摄影机“卡卡”地响着。老乡们不化妆，也不换服装，就穿着平时的破旧衣服，比我们真实得多。
回到北京以后，我回学校照常上课。有我的戏时，提前一天去八一厂，住在厂招待所。电影里的家和院子是在摄影棚里搭的。”铁工大哥“牺牲的那场戏，按照剧本是我跑回家哭着告诉“妈妈”。摄影机设在院子里，对着院门。我跑进来，应该有一个正面的中景镜头。可是我哭不出来。导演只好把摄影机调到反方向，镜头对着“妈妈”， 我扑到妈妈怀里，说“妈，铁工大哥……”成了背影。
第二次去外景地是冬天，记得拍了雪景。这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条河边，河上的冰已经开始融化。我和嫚子在冰上跳来跳去玩儿。顾岚叔叔让我们下来，说危险。他演的是电影里第一号坏蛋，却是剧组里对我们俩最关爱的人。别的大人不大理我们。他常带我和嫚子到野地里摘野花，捉蝴蝶，给我们讲故事。周末集体包饺子，派我当饺子腿儿。
电影是在1965年8月上映。那是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公演前，剧组的两位叔叔阿姨来到我家，也是在暑假里。妈妈和他们谈话，我坐在小板凳上，在一边听。叔叔和阿姨给家里送了一百多块钱，是我拍片报酬的余款。他们说这孩子每顿饭都点甲菜，不然还能多剩点儿。送了一个相册，是我在摄制组时的照片和剧照，第一张就是定妆相。
其他还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妈妈说的一句话：“这孩子将来要上大学。”可能是叔叔和阿姨对妈妈谈了以后在演艺方向培养我的意思。万仓（在《苦菜花》里饰演德强，与我一样也是西城少年之家话剧组的，他就是拍完电影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推荐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当了演员。
妈妈解放前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后毕业留校当老师，把教育看的很重。大概也是受那个时代的观念影响，当小演员出名，家里当然很高兴，但上学还是人生正道。
那是我和《苦菜花》剧组的最后一次接触，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在中央电视台《流金岁月》的节目上，才和剧组一些还健在的人重逢。
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潮中是何等卑微，一年后开始的文革，彻底改变了我们那代人的正常人生轨迹，母亲为我选定的上学读书之路也被上山下乡而取代，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我就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我中学上的是北京三十五中，民国时期的志成中学，也是王光美、邓稼先的母校，解放以后与附近的八中都成了男校。我们这届就近入学的新生是第一届男女合校。除了班主任孙学策老师外，学校选派高中学生到各班当辅导员，当时读高二的王岐山就是我隔壁班的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崔维德（他后来去内蒙古武川县插队，退休前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等人。这些素质优秀、思维敏锐、十七八岁的高中生辅导员与我们朝夕相处，了解我们的思想，带我们搞各种校内校外活动，使我在这风气正，不搞极左一套的班集体中如鱼得水，成为文革后北京市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中学生。
由于是特殊时期，我们的中学时代大约也就是两年的时间。但多年来，我们二十班的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我回国都有温馨、热闹的同学聚会。10年前搞了一次甲子年生日会，请来了头发斑白的教育部模范教师、当年的班主任孙学策老师和对我们这些小六九的精神成长影响很大的辅导员们，大家都庆幸、感慨我们有这样一个团结的集体，有这样好的老师，有这些亦师亦友的辅导员和我们延续一生的友情。
北京三十五中20班女同学合影（前排左4是我），上世纪60年代末期拍摄
北京三十五中20班60岁生日聚会合影，前排左起：辅导员段东达、崔维德、我、辅导员王铮、张文斌。2013年摄
1969年夏天，我收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录取通知书，望着上面印着的“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八个大字，在我眼里，那就是诗。
16岁离开家去塞外荒原，外婆怕我到那儿受冻，和好姨一起带我到宣武门内的高级裁缝店，让我挑了一块绿底碎花的纯真絲料，配上家里压箱底的絲棉和衬里的绸子，量身订制了一件做工考究，双里单面小棉袄。她哪里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和将开始的生活，与这件饱含着她的关爱的絲棉袄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我带去的被褥也是她挑家里最好的棉絮亲手缝的，我的好姨脱下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给了一个16岁要去内蒙古战天斗地的小姑娘，难怪到连队没几个月就拿我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典型批判。
当我背起背包，像个战士一样，跟着来接收我们的、戴着红色帽徽和领章的现役军人出发的时候，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就开始伴随着我。到临河下了火车，换乘卡车，看着路两边的小土房渐渐消失，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沙丘，没完没了，感觉像船行驶在海洋里。远处是阴山，黑乎乎的大山脚下隐约可见几点红色的灯火。我们在一个土操场下车，操场上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浸透了柴油的棉花球，被点着了，冒着黑烟，那就是灯。地上排列着许多脸盆，脸盆边上搭着毛巾。那是老战士们为我们准备的。战友的情谊让我们的心中感到温暖。当天晚上我们睡在羊圈里，没有门，只用一个草帘子挡在门口。这样艰苦的环境不但没有让我情绪消沉，反而让我感到兴奋，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军垦战士应该接受的锻炼和考验。
送辅导员崔维德（二排左1）去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插队，二排左4是我。1968年摄
我所在的一师四团二连在阴山脚下，离著名的阴山距离只有几里地，在连队西侧有一条通往乌拉特后旗的国防公路。在国防公路的北侧，离二连营房几里地远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古迹，叫高阙塞，是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一处关塞。在二连的西南方向约5公里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鸡露塞，也是很著名的关塞。据历史记载，在汉代以前，四团所在的地域还大部分都是水面，史称屠申泽。至今四团二连附近的阴山坡上还能隐约看到有相对整齐的水印，说明当初的水面曾一直延伸到阴山山坡上。屠申泽曾与黄河的北河连通，后来黄河改道南移，屠申泽才逐渐干涸，成为荒漠和半荒漠地带。曾几何时，这里也是先人们屯垦戍边、与匈奴征战的古战场。
当我领到兵团发的第一个月津贴5块钱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凑够10块钱寄给外婆，可以想象她去西单邮局取她一手带大的宠外孙女的汇款时，该有多么高兴。可后来听妈妈说，外婆拿着我那10块钱的汇款单，老泪纵横。
到兵团的第二年秋天，妈妈抱着我刚满一岁的妹妹，搀着70岁的外婆从北京来兵团看我，因为兵团规定三年内不准探亲回家，她们天天想我，等不了那样久。连里派了一个小驴车去团部接她们，路上车坏了，驴也差点跑了，可想而知有多么狼狈。
外婆是大户人家出身，到了连队，对着大锅饭，几乎“绝食”三天。吓得我妈赶紧打道回府。而我呢，兴致勃勃地带着她们到处参观，告诉她们这是我们亲手盖的房子，那里将来是电影院，图书馆……还自豪地说：“北京有的，将来我们都会有。”妈妈只是感慨地说了一句：“还是你们年轻人无私。”我的豪言壮语并没有改变她的观感。多少年以后她告诉我，当年她就怕在吃午饭前接到我的信，因为看了以后就吃不下饭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17岁的我哪里懂得这个“天”的历害，就被连队领导任命为炊事班长，成为众矢之的，矛盾焦点。
我带着11个与我的年龄相差不多的女知青，为全连200多名正在发育期，胃口像饿狼一样的少男少女做饭。我们每天三更半夜起床，蓬头垢面地来到伙房，生火、和面、捏窝头、揉馒头。能双手同时揉两个馒头是当年我很得意的一个本事。炒菜的大铁锅直径约有一米，比洗澡盆都大。炒菜时我得站到烟熏气蒸的灶台上，用挖渠、铲土的大铁锨当锅铲才能够翻炒、搅动。
好姨在我临行前脱下她手上的英纳格手表给我戴上，我也成为全连唯一戴瑞士表的兵团战士，这后来也成为连里批判资产阶级作风的证据。有一次我在做饭时忙中生乱，竟把英纳格手表掉到锅里，结果煮在糜子米饭里，直到打饭时才被人发现，洗净后送还给我，一时成为趣谈。
炊事班长的责任感逼着我做了许多以前和以后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有一次连里为了给全连几个月不知肉味的战士们改善伙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又老又瘦的骆驼。它被牵到伙房来，四条腿跪在地上，好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嘴里发出低沉的哀鸣，眼睛里噙着眼泪。我心里非常难受，不忍心看司务长杀它，却带着全班硬是剥了它的皮，割光了它的肉，要知道我从小连鸡都没杀过。我猜全连远离庖厨的战友们可能现在还记得那一顿美味的骆驼肉。但是我永远无法忘记骆驼临死前那悲哀绝望的眼神，手上也永远留下了它湿乎乎的体温。不但那天我没有吃骆驼肉，以后也从来没有吃过。
还有一件事，我想我的许多战友也不会忘记。在挖渠大会战的时候，我们炊事班每天中午把做好的馒头和菜装进大桶里，用小推车送到工地。有一次我和一个女生送饭时，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本来就不好走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小车的车轮上沾满了泥，推起来沉重无比。我们只好一个推车，一个在旁边刮车轮上的泥。刮完了左边的轮子，右边的轮子又不转了。马上又跑到右边刮。车推得歪歪扭扭的，用尽全力也前进不了几步。一下没把住，车子倒在路边，桶里的馒头滚了一地，我们赶紧转着圈满地捡馒头。想到全连的人干了一上午的活儿，都眼巴巴地等着开饭，我们俩急得直哭，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个人连滚带爬，像泥猴一样，下午两点才把一车中饭送到工地。后来听说，在地里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战友们拿着沾了泥，泡了雨的馒头，一边啃，一边骂。
不知是因为什么生理上的原因，吃同样的伙食，男知青都一个个很消瘦，女知青却像气吹的一样胖起来。我要求炊事班战士与其他战士一样，同样要按定量打饭，分饭，不许多吃多占。可是男知青们正在发育期，天天干重活，吃不饱，又看见我们炊事班的女知青个个“上下一边粗”、“胖得像小猪”，就把怨气都发泄到我们身上。经常来偷馒头、偷窝头，吵架骂人，砸伙房，搞恶作剧。我们辛辛苦苦地工作，却被战友们误解，辱骂。心理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二连后边的防洪大坝上，面对着大阴山，越想越委屈，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初到兵团时，我的精神完全是靠理想支撑的。而对我的精神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为了学习受到连里的批评。那时候我晚上总趴在炕边，借着小煤油灯的光读毛选，记笔记，为了每天最后一个熄灯心里感到满足。就像草木天然地要朝向太阳一样，人的精神也天然地要朝向光明，要寻求知识。不久我想到了我们应该学习文化知识，不能让光阴虚度。我组织了几个同学一起学习，还准备请老高中的同学给我们上外语和数学课。有一天我们六个女同学拿着小板凳到刚盖好，还没住人的空房子里去学习。没想到晚点名的时候，指导员忽然批判起来。他说：“有人12点睡，还学《矛盾论》，《实践论》。就你那实践还想改造二连？”虽然没有点名，但我知道说的就是我。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因为努力学习受到领导的批判，打击。这次批评让我感到非常委屈和失望，兵团生活就是在这种挫折感中逐渐在我的心目中褪去了它的玫瑰色。
不仅是受到极左的连队领导的批评，班上红五类出身的知青，对我这个15岁在中学就入了团、一到兵团就当上班长的右派女儿心有不服和不满。一次我站在宿舍门外，听见班里战士吴某阴阳怪气地说“凭什么咱们要听一个右派女儿的管” 。尽管在如此荒凉、人烟稀少的大漠里，尽管我们只是一群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那个时代烙在每个人心底的血统论，阶级斗争思维的印迹仍然灼热，使我再次感到文革初期的那种恐怖。出身不好的阴影，心灵深处的自卑再次被触痛，让人不寒而栗。
回想这些往事，最让我感慨的并不是当年的艰苦和荒诞，而是那个时代在人的心中能唤起那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它是被投入到一个毁灭自己和破坏环境的事业中。兵团的艰苦生活让我知道了人身上的这种精神力量，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心里有了底气。
在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战友聚会时担任主持人，2009年摄
小时候外婆常说“艺不压身"，多吃亏，多做事，人没有被累死的。
应该是由于我自10岁开始的朗诵训练及拍过电影的经历，一到兵团我就被选中在全团誓师大会上朗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团部宣传队也曾经想调我去，但我们连指导员不放我，没有调成。
后来，到1972年底，终于又有了一个机会，离我们四团团部43公里远的杭锦后旗（也叫陕坝）向内蒙古兵团党委要求支援地方宣传工作人员时，我被推荐并选中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广播站当了播音员。
杭锦后旗广播站是一个大院子，高台阶上一溜大北房，蓝色的门窗衬着青瓦白墙，好看又气派。院子里有机房，录音房和编辑部及站长办公室，前面一排房较低矮，给了我一间当宿舍。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杭锦后旗在抗战时期曾是军事重镇，当年傅作义将军曾驻守于此，这个大院曾是傅将军的官邸，据说是将军亲手种的一棵大槐树根深叶茂，树下格外幽静。40年后我曾带女儿专程来寻旧地，但院落已经被拆除，只剩下那棵老槐树，孤零零地守在那儿。“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在美国长大却有些中文底子的女儿与我同声感慨。
从阴山脚下艰苦的兵团农业连队来到县城的文化单位，终于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从12个人住里外间、四个人一个大坑的连队宿舍变成一个人住的单人宿舍，离开永远搞不懂的是是非非；从吃200多人的食堂做出的水煮菜、窝窝头的连队伙食到每天在镇上早市买新鲜蔬菜和鱼、蛋自起小灶；从一个月几元钱的供给制知青到每月四十几元工资收入的国家职工。我当时生活变化之大和高兴的程度，甚至超过后来上大学，回北京，赴美国留学这些重要的人生转机。
在杭锦后旗当播音员时。上世纪70年代摄
杭锦后旗广播站的站长，编辑，机修和男播音员都是内蒙古地区或是陕坝当地人，对我这个兵团支援地方的20岁的北京知青很关照。坐在干净敞亮的机房，面对着麦克风，无论是按时录制当天新闻还是晚间直播当地天气预报，每天晚上六点半镇上和下属各公社的大喇叭里都会传出我的声音“杭锦后旗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了”。很快方圆百里都知道了“京腔播音员”。后来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广播电视台都曾来人想将我调去，可都因政审过不了关而作罢，挥之不去的出身阴影再一次压在心底。
县城里的人朴实诚恳，一位编辑阿姨养了一只羊，经常喊我去她家喝新挤出的羊奶。站长家有六个小孩，做啥好吃的时都把我带回家，让孩子们喊我姐。广播站后面是杭锦后旗一中，集中了不少京城，省城名牌大学的老大学生，多数因出身不好，发配到此，使地处边疆的杭一中有了一流的教师队伍，杭一中一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点中学。我常去几位老师家借书看，尤其是为我们提供天气预报的小卢夫妇，双双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气象专业，屈才在这边陲小镇工作，对我这个“北京小老乡”格外关照，经常让我去家里打牙祭。
电影院放映员小叶，父母是国家体委的印尼归侨，“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成为我的好朋友。他的放映间除了可以看许多片子外，也是文化精英沙龙，给我枯燥的小镇生活带来很多快乐和回忆。当时的陕坝镇不大，广播站的北京女知青大概在当地人眼中也算是“名人”,很快旗照相馆就把给我拍的两张半身照片放大陈列在橱窗里，每个路人都能看到我青春期加上重体力劳动，胖得睁不开眼睛却也还风华正茂的大幅照片。当时也没有个人肖像权的概念，不然怎么也该问问我本人的意见吧。
虽然只身在杭锦后旗工作，但四团的知青探亲和外出都必经杭锦后旗，我们连队和四团的知青战友们时常来探望我。我的好朋友，四团九连的赵小青更把我这十几平米的小屋当作她的“加油站”和放松、充电的落脚点。每次来买一堆午餐肉罐头，我在看门秦大爷外屋的灶上做拿手的扁豆焖面，炒鸡蛋。我们挤在一张床上，聊北京，聊前途，最主要的话题是怎么离开内蒙古，上大学！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68届老初一的，与我一样，从小就是优秀的学生。她有许多过人的见地，我至今记得当她问我“你不觉得我们冤枉吗？正值花季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尤其是你，浪费了天生丽质”时内心受到的冲击。除了出身问题，我从小学一直把长得好看当作包袱，女生妒忌，男生追，连当年的体育老师也给我写信，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的麻烦太多了。
每次分手前，她都会谢我，让她过了几天人的日子，“我又要带上面具，回到那个夹着尾巴的日子了”。她有着同年龄人没有的见识和毅力，每天下地干农活，把英语单词写到手心上，边干活边背，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她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收到北京医学院的录取通知。
是我送她到临河火车站，她看着站台上孤零零的我，劝我别放弃，多想办法，一定会成功的。望着徐徐开动的绿皮火车，望着远去的她，我强忍着泪水，暗下决心：我也要拿着大学通知书，离开这里！
非常遗憾的是，赵小青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1980年6月26日，她在带领学生去郊区收麦子时发生了车祸，28岁的赵小青不幸去世。当时，她己考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的研究生，她自己也已知道被录取的消息。如果不英年早逝，赵小青现在肯定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可惜天妒英才，让我痛失挚友……
我的好朋友和兵团战友赵小青，不幸英年早逝。上世纪70年代摄
我（左）与赵小青（中）在四团时合影。上世纪70年代摄
杭锦后旗的宣传部长是位蒙古族干部，浓眉大眼，他妻子也有蒙族人的豪爽和侠气。尽管旗里上下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她对我不甘现状，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学习願望十分欣赏，答应第二年帮我争取。尽管有了宣传部长夫人的支持，但第二年还是被省里一位干部子女顶了下来，我只能继续争取。终于，在1976年夏天，我拿到了吉林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已经过了正常上大学的年龄，尽管第二年就恢复高考，我们变成了后来我拼命要摘掉帽子的“工农兵学员”，但在当年千万下乡知青中，去上学仍然是最佳的出路。
我在陕坝努力了四年，在内蒙古干了整整七年多，终于圆了自儿时起就植在基因里的大学梦。
我走了以后，接替我在陕坝当广播员的是内蒙古兵团一师三团的北京69届知青龚小村。交接的时候，我不仅把工作交接了，也将我在杭锦后旗认识的朋友，甚至平日买菜、买肉的售货员都介绍给了龚小村，龚小村曾在自己的文章《陕坝纪事》中回忆过这段往事。龚小村后来是《中国妇女》杂志的记者，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遗憾的是她也于前几年去世了。
1985年，我终于从吉林省外贸调到位于北京东华门的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上了已经迁出16年的北京户口，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和在北京的家人团聚，工作也非常理想。这时我已经32岁了，还没有孩子，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应该安下心来好好过日子了。
但是安稳的生活刚过了一年，我又争取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是安享奋斗了16年终于实现了的理想生活，还是放弃这一切，再把自己投入一个充满未知数的陌生世界？那时候我们对那个世界是那样陌生，以至于临走时我妈妈觉得有必要告诫我走投无路时也绝不能做的两件事：“第一不能当妓女，第二不能当间谍，不行咱就回家。”我还没有想到那些，只知道我要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要完全用英语学习大学的课程。至于怎么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念得下来，这些我都不知道。而且拿到签证时已经比学校开学日期晚一个星期了，就是到了那里，也不知道美国海关还让不让我入境，学校还收不收我。心中有这样多不确定的因素，简直就像当年站在内蒙古的沙漠里，不知道能不能走出去一样。
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领导也劝我：“不就是想出国吗？咱们公司在纽约、伦敦、汉堡都有办事处，将来一定有机会派你去。”但我还是坚持走了。这是我自己做出的人生选择，是什么在促使我做出这种人生选择呢？当然是性格，是经受过兵团艰苦生活砥砺的性格。
虽然我在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工作是给几位总经理当口译，到了美国以后才深知自己英语能力的不足。听课听不懂，看书看不快，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天天熬夜。有时候熬夜也解决不了问题。一次经济学考试，有一道题是问：米老鼠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谁的知名度更高（popular）。我冥思苦想，答不出来。后来才知道，其实那只是老师开的一个玩笑，熟悉美国人的幽默的人根本就不会认真。美国的同学大多很友善，有两个同学主动与我组成学习小组，每天在一起讨论。很多老师在课上讲的内容，我是通过这种小组讨论才听明白的。让这两位同学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是，每次小组学习都是他们帮助我理解，可是每次考试卷子发下来，我的考试分数总比他们两个人高，这也让他们领教了中国学生应对考试的本事。
1989年我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一个旧金山的老华侨办的贸易公司雇用了我。我在那里工作了3年以后，这家公司倒闭了。我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我可以先领半年失业救济，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但是我决心要自己办公司，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数的选择。当时我们家只有几千块钱存款，丈夫在上学，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生活相当拮据。但是我们也幸运地走过来了。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就不细说了。
久居异国他乡，我格外想念当年共过患难的兵团战友、还有北京三十五中20班的小伙伴们，很想听他们说说后来与命运抗争的人生故事。我几次在梦中回到了阴山下，回到了那条从二连到团部的小路上，回到了我住了四年，留下多少珍贵记忆的杭锦后旗广播站小屋……那是我的青春梦开始的地方。
都说落叶归根，其实人的感情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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