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光碧潭月 一片昆仑玉(上)
回想起来,对于我们60后的这代人,也许“苏联”这个国家是人生中最早知道的“外国”了。或者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唯一能从视觉上和听觉上感知的就是前苏联电影里的俄国。像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巴甫洛夫……这些名字估计很少有人没有听到过。然而刚刚可以接受文化艺术启蒙的年龄,苏联就成了“苏修”了。上中学时,当时的英语老师有很多都是由原来的俄语教师转过来的,有的甚至还转行做了其他工作。那个年代,居于偏僻的县城,想听到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真正知道俄罗斯的这位伟大作曲家即后来被音乐圈亲切称谓的 “老柴”(另外仅有此称谓的也许就是“老萧”了),就本人而言并不比德奥等欧美国家作曲家时间早。再后来到了80年代后期,在哈尔滨读研的几年,这座城市、所在的大学,无论从建筑、饮食甚至人文层面,潜移默化的加深了对俄国风格的印象。有时甚至会感觉雪后的松花江畔、中央大街、霁虹桥……恍惚间就是圣彼得堡的景象。
俄罗斯和苏联的乐曲、歌曲对中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道路其实是有着深刻影响的,这种影响恐怕在任何其他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史上都找不出可相比拟之处。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展览馆剧场,当年中苏友好的印迹还有很多。直到今天,每年一到岁末元旦,各大剧场就会有一场接一场的芭蕾演出,老柴的音乐一次次的在空中响起。记得有一年冬天在大会堂看过一场《天鹅湖》的访华演出,尽管音乐是播放的伴奏,仍然从视觉上和听觉上被深深打动,是一种极致的美。
李德伦先生写的那本《交响人生》中,附有一篇郭维德写的纪念文章“我与李大爷及老柴”。当年受“苏修”影响的老柴的“解冻”甚至是在贝多芬之后。1977年多伦多交响乐团访华,电视转播了加拿大音乐家们演奏的老柴《第四》实况。在中国的舞台上听到这场演出,与他1964年某一个夜晚第一次听李德伦与中央乐团演奏的《第四》,相隔了13年。文中还记述了1990年,纪念老柴诞辰150周年,73岁的李大爷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他的经典保留曲目——老柴《第五》(作者还特别注意到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李大爷是背谱指挥的),以此揭开系列纪念音乐会的序幕,当时即将卸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先生致了开幕词。
听唱片就是听音乐。听音乐,根本上还是为了走近音乐家。音乐家则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有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他的人生、他的生活环境。想听懂一位音乐家,读他的书中便是一扇重要的门窗;读懂一位音乐家也就差不多读懂了一个时代。书里记载的一个个碎片式记述拼起来,就像一个个分镜头串成了一部作曲家的电影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柴科夫斯基的出版物比起柏辽兹和勃拉姆斯等显然要丰富得多。传记作者有两位是前苏联作家:库宁和加·勃里别京纳;另外两位分别是德国的克劳斯·曼和英国的杰拉德·亚伯拉罕;国内两位作者则是戚浦和李怀东。这些传记读物中,库宁和克劳斯·曼基本上是用文学风格写作。另外几位作家则属于纪实性的、资料性的,有一定的作品分析。加·勃里别京纳的《柴可夫斯基传》(1986年8月)中还附有丰富的插图。
《论音乐与音乐家》(1981年)是作曲家很重要的一本文集,包括 “1888年国外旅行自述”和“1892年11月谈话录(于圣彼得堡)”。在谈话录中,柴科夫斯基说他是16岁时第一次听到莫扎特的《唐·璜》,难以描述自身感受的深刻程度。喜欢格林卡的《伊凡·苏萨宁》和谢洛夫的《尤季甫》。
《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1958年8月,尤·克列姆辽夫)和《俄罗斯梦幻——如何读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2006年5月,基里尔·彼得罗维奇·康德拉申)。前者适合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阅读;后一本专业性较强,是康德拉申在1973年5月专门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编写的。
像《爱乐》杂志这样的刊物以及一些音乐散文类或乐评类图书中,与柴科夫斯基有关的“专辑”或标题文章就很多了。
余华: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他一生都在解决自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我认为他的交响曲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有人说柴科夫斯基没有深度,我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深度是什么。柴科夫斯基的深刻在于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个人真实地了解了自己,也就会真实地了解世界,又因为真实地了解了世界,也就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有些人批评柴科夫斯基是非民族性的,但他的音乐中恰恰比‘五人团’成员更体现出俄罗斯的性格。——《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贾晓伟:他看见的不止是俄罗斯在眼睛里投下的风物,而是俄罗斯在另外一个世界给予的幻影。这儿响起的是人群与湖泽、白桦林一起低低吟唱的声音。广大的原野、宽阔的森林、在人心中催育的是一种醇厚、传统悠久的情感,与列维坦的风景画达到了和谐与一致。柴科夫斯基仍是那个时代俄罗斯音乐深邃的代言人。——《魔角里的歌唱》
卞祖善:在苏德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女英雄卓娅非常热爱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最喜欢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她母亲在书中回忆说“她听过不止一次,她说每次听到的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有一次她说音乐越熟,它感人的力量越大,我已很多次体验过了。”——《乐海回响》
陈原:老柴得到我们中国听众的喜爱,是因为他和他的作品是在我们经历了和经历着无数苦难时来到我们身边,所以格外亲切。——“柴科夫斯基断想”
王蒙:柴科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喜欢——应该说是崇拜与沉醉这种风格。只有在这种风格中,我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滋味、爱情的滋味、痛苦的滋味、艺术的滋味。柴科夫斯基是一个浓缩了情感与滋味的作曲家,是一个极其投入、极其多情的作曲家。——“行板如歌”
二言:音乐评论家并不很推崇老柴,认为其作品的旋律性虽强,但结构欠严谨,情感高于理性,所以其伟大程度不及同时期相似风格的勃拉姆斯。诚然,巴赫作品具有最完美的逻辑性与建筑感,莫扎特总是款款而来,而又款款而去,贝多芬高贵得令人肃然起敬。听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时,我通常感受到自身与音乐有着一种隔阂,但老柴个人化情感的强烈表达一下子拉近了听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令人很自然地融入了他的乐流。——“老柴之恋”
在我个人的音乐欣赏记忆中,每隔一段时间(几个月或半年不一)也会到录音中赴一次“老柴”的音乐之约,即使每次只听一个乐章或一个片段,也足感欣慰。听来听去,概括起来无非是“情、景、理”三个字。在老柴的音乐中,不管是他的《第五》或者其它,有大片的“篇幅”是描写他记忆中的俄罗斯的“景”,这是俄国作曲家们当之无愧的“长项”;至于“情”,有时很难区分世界的或民族的,个人的或普罗大众的,总之,他的音乐中“情”的流动、迂回与起伏,总是能没有任何“违和感”地与听者的心相关联,也许在这一方面是真正得到了莫扎特音乐神灵的点拨;在乐章里,情和景往往是交织在一起,所谓情景交融;在“理”这一点的把握上,老柴与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相比,老柴音乐中的“理”有他自己的音乐思维模式,他的音乐的思想性或“整体观念”在后三部交响曲中得以确立,他的交响音乐不是像贝多芬那样处在不断的逻辑发展中的交响音乐,而是或多或少比较巨大的情绪对照的交响音乐,在把对比性因素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来揭示一个人生命中的重大问题(比如生与死的矛盾)。
《第五》:秋天的太阳
柴科夫斯基创作他的《第五交响曲》正是他的第一次出访西欧回来之后的那年。从1887年12月到1888年3月,他从彼得堡到柏林、莱比锡、汉堡、吕贝克、布拉格、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在他那篇没写完的《自述》中,以细腻的笔调刻画了内心的感受,包括时代背景、国外风习见闻、音乐界人物评价(勃拉姆斯、格林卡、德沃夏克、古诺、马斯奈、约阿希姆、彪罗、尼基什等)、趣闻轶事等等。这次赴欧指挥和交流之旅是柴科夫斯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次出访经历,对于向西欧推广俄罗斯音乐艺术意义重大。
在柏林还见到了20年前与他分手的情人法国女歌唱家黛西莉·阿尔朵(比柴科夫斯基长5岁)(“阿尔朵夫人,她是莫斯科听众特别清楚记得的。这位天才女歌唱家不久前移居柏林,受到宫廷和全体公众的重视,她在那里教授唱歌,极有成就。我和阿尔朵夫人以及格里格在一起交谈了一个晚间,回想始终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这位女歌唱家的性格和艺术,像过去一样异常动人。”)。
三月末回国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阿尔朵写了六首浪漫曲(其实阿尔朵只要求他写一首),歌词采用了法国诗人杜尔科蒂、科朗和布朗斯诗科特的诗。1890年初,阿尔朵在巴黎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唱了老柴献给她的浪漫曲。此次出访,他有幸结识了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夫妇。旅行自述中还提到他认识的一位叫史密斯(Smyth)小姐的英国女作曲家。
▲柴科夫斯基创作第五交响曲前后时期的照片
在他出国旅行指挥演出期间,他的男仆阿列克赛已经照他的吩咐,把家搬进了克林与莫斯科之间的弗罗洛夫密林深处的一个僻静庄园。他的《第五》就是在这个住处写成的。当年五月开始构思,八月底完成整部交响曲的配器,1888年11月17日作曲家亲自指挥在圣彼得堡首演。1889年2月初,柴科夫斯基动身去德国,第二次赴欧(一直到4月下旬)。科隆、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柏林(又见到阿尔朵,“几乎每天都跟阿尔朵相见,并且无论他去哪儿,都要邀上阿尔朵同行。”)、莱比锡、日内瓦,3月11日抵达汉堡,惊奇的发现自己所在旅馆里的隔壁住的是勃拉姆斯,更令老柴得意和感动的是他这位邻居在汉堡额外多留一天竟然是为了看他的《第五》首场排练。排练结束,“勃拉姆斯‘坦率而诚挚’地告诉柴科夫斯基,除了末乐章之外,这首交响曲令人非常愉快。”之后,接着去了巴黎、伦敦、马赛等地,4月下旬回到莫斯科。
在创作《第五》之前的一个时期,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中发生了不少沉痛的事件。他不理解为什么在创作了《第四》、《叶甫盖尼·奥涅金》、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的十年里,他还像以往一样遇到对他艺术活动不公正的评价甚至“谩骂”。所有这些苦楚、矛盾与生活中险阻的顽强斗争以及爱与生活的渴望,对自然美和诗意、对人类感情中最美好崇高感情(爱情)的景仰都部分的反映在新的、第五交响曲中,“这是一部深刻心理抒情的器乐戏剧”。
康德拉申认为:“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交响曲的主部主题从序奏开始,贯穿作品的所有乐章,使作品的构思更加具有鲜明的形象。”《俄罗斯梦幻——如何读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
克列姆辽夫:“第五交响曲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有‘命运主题’。在第五交响曲中,艺术形象的主观化过程发展得更加深远。‘命运’成了一个缠绕的念头,一种抑郁的自我意识。”《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
普兰廷加:“在《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中,柴科夫斯基达到了其晚期作品所特有的修辞性表现力的至高点。管弦乐写作的力度范围非常极端,高潮的营造极为长大,这些作品,特别是《第五交响曲》著名的‘压抑不安的忧郁’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柴科夫斯基在驾驭阴郁音色方面的才能。造成这些作品特殊音响的另一种管弦乐技法是通过重复的模式(常常具有高度的节奏性)铺陈一种管乐音响背景,由铜管和木管乐器共同演奏,这一手法所产生的厚重、繁复的特质非常适合高潮的营造。柴科夫斯基将浪漫主义号角的魔幻色彩转变为某种强势且紧迫的力量——他所感受的召唤不是来自充满青春气息的魔法世界的绿色田野,而是来自严酷无情的命运。”《浪漫音乐》
如果像柏辽兹的《幻想》那样,给每个乐章作个注解,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概括:
第一乐章以第一次陈述“命运主题”的铜管乐器的序奏开始。
第五交响曲的核心是缓慢引子以之开始的凶兆式的主题。旋律由两支单簧管在低而空的夏卢莫(Chalumeau)音域中吹出,令人难忘。不妨叫它中央主题,或者交响曲的动机音型。引子的阴郁色彩似乎徘徊不去,渗入第一乐章主体的热火的快板。
第一主题虽然轻快而容易感人,第一次听到时却是单簧管和大管相距八度吹奏的古怪音响,色彩逐渐明亮,主体肢解成段,推向一个突兀的高潮。随即乐队隐去,让位给一个对比的抒情主题,这是柴科夫斯基笔下表示思慕之情最为深刻的旋律。
第二乐章 无边无际的田野风光
第二乐章是柴科夫斯基的抒情杰作之一。
低沉的弦乐奏出短小的引子后,圆号独奏主弦律,比上面那个如歌的主题更加叫人柔肠寸断。
Andante特殊的魅力就在于这种阳光与黑暗的融合,在于这些情绪与抒情风景画的变幻无常的明暗变化,在于这种对春天的充满秋意的体验。
第三乐章 意大利小男孩的歌
第三乐章似乎是一支欢快的圆舞曲,但有一股忧伤的弦外之音始终没有完全离去。这支旋律是作曲家十年前听到的一首意大利街头歌曲演化而来的。(在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提到过)
圆舞曲的形象结论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主人公没有能够在舞会诗意的社交生活中忘怀一切。诚然,命运主题隐藏起来,只在舞会假面掩盖之下勉强出现了一下,但它却破坏了欢乐,以嘲笑和讽刺使人类相处的温暖感觉变了质。
第四乐章 意志!意志的胜利
在开始的行板中,阴霾、失败、命运、不管什么样的回憶,反正就是动机音型,化成了凯旋曲。在结束小节中,动机音型进一步变形,化成小号齐奏,令人不由得想起胜利。
对于第四乐章,一些论者指出了它的悲观主义的实质,命运主题庄严隆重地凯歌行进,类似于一架骷髅披上节日的盛装,在大街上朝气蓬勃地、微笑地游行。
第二种看法把末乐章说成是充分乐观主义的。虽然“命运”的线索贯穿着第五交响曲,但这部交响曲却在充满了末乐章的、强有力的胜利感情中战胜了命运。所谓“意志的胜利”,这种意志力求战胜痛苦、怀疑、焦虑,力求肯定自我斗争的乐观主义的结局,力求肯定刚毅的勇敢精神。末乐章(也是整部交响曲)结局的这种倾向,表明了柴科夫斯基思想倾向中的一些很重要的特征。
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
尤金·穆拉文斯基 指挥
列宁格勒爱乐乐团
写到这里,就想即刻合上书、关上音响,音乐里的一切仿佛已经融入身体里,只需带着他们到树林里去走一走,听听大自然的回响。
也是巧合,这篇关于老柴的交流文章写完的时间也正是他的《第五》总谱完工的时间。周日的上午,写到这里时,邮递员刚巧上楼送来了之前淘的一本旧书——《莱蒙托夫抒情小诗》,顺便录诗一首:
旷野上树叶已逐渐枯黄,
在地上旋舞,在空中飞扬,
寒风中只有云杉低着头,
还保有它那苍翠的模样。
——莱蒙托夫《秋》,1828
-- 续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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