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丨与章太先生在宽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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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章太先生在宽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

文丨王凡

应该是从1984年年底始，文改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便开启了全国第二次文字改革会议的准备工作。1985年初春，我陪着文改会副主任王均先生到云南、湖南、贵州、广西，与这些省、自治区分管文教工作的党政领导座谈，听取有关部门汇报，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字工作的现状。与此同时，文改会主任刘导生和副主任章太先生则分别去了广东、山东、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做着和我们相同的事情。

到了初夏时节，起草全国第二次文字改革会议主题报告也提上了日程，会里组建了一个报告起草小组。牵头人是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章太先生，成员有陈乃华、傅永和、凌远征，再有一个，就是在下我。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右起：陈章太、陈原。

本人竟然混入了五人小组，着实有点不可思议。其他四人进入报告起草小组理由很分明：

章太先生到文改会主持日常工作业已两年有余，且长年浸润于语言文字学术领域，学养与职责，理论与实践，格局与细节，皆了然于心，经纶满满。

陈乃华一直是办公室主任，主持会内简报编写，熟知国内文改领域历史与现状，机构建制与方方面面的关系。

傅永和是汉字处长，国内有关汉字研究、整理和应用的情况，没人比他更清楚了，而且他又是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的核心成员，置身新技术背景下汉字科研的最前沿。

凌远征是推广普通话办公室的老人，一直在推普工作一线。他们整天操心的，就是国内甚至海外华语圈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进程、问题、难点和解决方案。

只有本人进组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在文改会领工资不过三年光景，且人虽在名为《文字改革》的杂志当编辑，内心中没有燃起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知识普及本该怀抱的热忱。不过本人的职业操守还是让人挑不出什么理儿的，对杂志交予的工作完成质量绝对不输于同僚。

我推想自己有幸成为起草小组的一员，大概是因为杂志分工所致，写了几篇关于汉字信息处理和汉语拼音应用新进展、新成果的报道，貌似对语言文字工作新时期有一定感知吧。实不知本人入组，和牵头人章太先生有没有直接关系。

两辆轿车，把我们五个人拉到了怀柔水库边上的北京市政府宽沟招待所，这里濒临碧水，背倚青山，虽然当时的设施尚简，却是个幽谧的桃花源。无人打搅，异常安静。我就是在这里，与章太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约么有三周之久。

主题报告的起草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言文字工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反思，要阐明何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提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并对之做出科学而有说服力的解读。

对以往的工作如何评价，反思的要点在哪里，谓之新时期出现了哪些新的情况，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有些什么新的特点？新工作方针与此前的工作方针有些什么调整，新的任务政策提出的现实和理论依据，这些都没有可依循的现成说法。

起草小组是在一张白纸上做文章，大家心里都没什么底。于是我们先坐在一起聊，议论主题报告要有哪些构成部分，大致分几个板块，我们五个人如何分工，然后就各自琢磨撰写各自承包的内容。

一开始的分工，大概是章太先生写方针任务，并加以解释。老傅是汉字简化整理的历史与现状。老凌是推广普通话的历史与现状。陈乃华大概除了文改会的往日工作历史还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我呢，是叙述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需求。

章太先生的部分难度是比较大的，定方针要高屋建瓴，通观全局；谈任务与政策，又很具体细微；做解说则要有实际有理论。我们四个都是各管一段，唯独他还要顾全通盘。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

右一章太先生，左二作者王凡。

最初这样分工，后来看似乎不是很恰当。相互之间都有参差重叠，章太先生与老傅、老凌、陈乃华和我的部分都有重叠，陈乃华的部分也与老傅、老凌有重叠，我与章太先生、陈乃华、老傅、老凌也都有重叠。因此互相之间为重叠部分如何切割剥离就费了半天劲。

回想起来，当时讲真有点呕心沥血的意味。开始几天大家伏案苦思半天，却憋不出来多少东西。实在写不下去了，我们就坐到一起聊聊。各自把写出的文字念一念，想到的说一说，大家分析评议参谋，哪里陈述有问题，哪些内容遗漏了，再哪里还需要深化，哪里要做理论说明和解释。

有时连聊也聊不出什么内容和新意，捋不出头绪，为打破沉寂，就聊一些语言文字研究和应用方面有趣的或特殊的现象，聊一些文改会的老人老事，让有些僵硬的脑子舒缓活跃一下。在这种时候，我只有洗耳聆听的份儿。

议论议论，切磋切磋，总会激发一些灵感，拓宽思路，从山穷水复转而柳暗花明，大家又分头去写。就这么聊聊写写，写写聊聊，无穷往复，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渐渐清晰并不断升华。

当时一个思考重心，是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为什么要做这些，必须做出科学的让人信服的说明，这就涉及到汉字发展演进的规律性问题。

在对汉字的简化整理的认识方面，长期以来对变化的因素讲得比较多，而相对稳定的特征和必要性却没有被放在一个同等地位来加以考虑。就是在我们议论的过程中，章太先生最先提出了发展变化和相对稳定，都是汉字演进的规律的看法，这就为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时的现实也是随着电子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的进展，提出了对文字既要考虑发展变化的趋势，又要兼顾对发展变化的控制，保持相对稳定的问题。因为要提高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的效率，一些汉字最基本的信息要固化在计算机内，频繁变动就会不断地付出极高的成本，迟滞信息化发展的步履。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后来的主题报告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的陈述中，提到了今后对汉字简化工作要极为慎重，要使文字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的内容。我记得章太最初说出这一看法后，特别兴奋，说了几遍，随之形成了确切的描述文字。

起草小组有点进展了，主任刘导生就会过来一下，听听我们的完成部分，讲讲他的想法。语言文字工作，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口当时是由胡乔木主管的，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也是胡乔木亲自抓的。刘导生来，有时会透露一点上面的精神，我们根据我们的领会，看怎么用文字在主题报告中表述和体现出来。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工作，对文改会过去的整体工作历史不熟悉，因此对所谓新，就不是那么敏感，脑子都是空的。几位老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可我的成稿率始终是最低的。但牵头的章太先生，并没有赶我出局。

在压力山大的主题报告起草过程中，为了解压，我们上午下午写作中间，都会休息一下，多数情况下是打20分钟扑克牌，打当时最普及和简单的升级。我和老傅一边，章太先生和陈乃华一边的时候多一些。老凌对打牌没兴趣，他也似乎特别享受旁观者的超然之乐。

既然是娱乐放松，我和老傅偶尔会搞点耍赖的小伎俩，所以赢的多一些。陈乃华认真，有时会看出问题，章太先生却始终也不曾察觉。但当我们被揪住时，他会认真地逼迫我们“下台”。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我便能看到这个50多岁的学者领导天然纯粹的一面。

不过这种轻松的时刻总是短暂的，时间一到，不论是否在赢牌的兴致上，章太先生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牌，宣布开始工作。

起草主题报告的中间，曾中断过两次回单位，估计是章太先生、老陈、老傅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在宽沟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约么有三个星期。最后离开的时候，我们拿出的虽然不是最终的定稿，但大的结构架子搭好了，基本要素和内容也都备齐了，雏形已然成篇。

36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一段往事，章太先生的音容笑貌便油然浮现眼前。

1985年春，作者陪王均先生在贵州。

作者简介：

王凡，1970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参加工作。1978年考入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到1991年。1995年从所在报社辞职，独立从事非虚构题材写作至今。主要

作品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红色警卫——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我亲历史的中南海往事》《红墙往事——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秘书们》《吴建民传》《倾听历史细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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