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很难给今天的书院下定义,返古开新要有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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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波在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圆桌论坛上发言
非常高兴来到王安石、汤显祖、陆九渊的故乡,见证临汝书院的恢复重建。临汝书院书院从南宋创建起,就是理学和心学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临汝书院在新时代异地重建,其实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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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当代书院的复兴历程,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宣布改革学制之后,中国的书院经历了一个低潮期,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走在复兴的路上。这与中华文化以及学术的复兴是一体的,书院其实就是一个见证。
2011年,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像岳麓、白鹿洞、鹅湖等传统书院,全国有接近700所,新建的书院有600多所,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书院100多所,总数是超过了明代,所以我们判断书院正在走向辉煌。至于书院要怎么样做,这十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
过去的书院,不完全是民间书院,它们进入了政府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雍正十一年,朝廷下令建置省会书院,促成了官府书院与民间书院一起走,共同承担整个王朝从初等到高等的教育任务,形成了书院跟官学平行发展,也跟私塾、私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现在书院复兴,还没有完全的体制。在中国当下的教育体系中,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没有完全恢复,除了像岳麓书院这种极个别的存在之外,书院基本上没有承担主体教育的任务,也就是说没有承担义务教育或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但是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假以时日,应该可以看到春天的脚步。
邓洪波在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圆桌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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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出现书院,到1901年学制改革,中国有大概7525所书院。理论上说,7000多所书院就有7000多个模样,谁创办书院就有谁的烙印,哪个地方创办书院就有哪个地方的烙印。唐朝的书院、宋朝的书院,功能都有一些变化。因此要给书院下个定义是很难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介绍岳麓书院时,曾说“书院是封建社会的特殊教育组织”。到2003年,我写《中国书院史》写了几十万字,我说书院大概可以描述为“中国读书人围绕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今天,我做了快三十年书院研究,越来越觉得这个概念难下。
总体上说,书院承担了社会教化功能、学术的引领创造功能等等,承担的是文化的整理、研究、创造与传播的作用。而且,传统书院还有讲学、祭祀、藏书和学田等基本规制,这些规制维系着它的运作。
现在书院怎么做?我认为与时俱进是一个方面,返古开新是另一个方面。尽管可能会面临很多新问题,但一个基本面向是不该变的:书院要面对教育,面对社会教化,也要面对文化传承与创造。
以临汝书院为例,现在的临汝书院,建筑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是我见过面积最大的书院,四万多平米,近一百亩,特别是有好几个大的院落。如何挖掘它的历史资源和地域资源呢?
临汝书院最初是纪念朱熹而创办的,而抚州金溪是心学祖源之地,“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他们的学问影响非常深刻。所以过去的临汝书院除了设置讲堂之外,还有朱子祠、三贤祠等。那么,我们在当代办书院,更要有一种大胸襟、大包容,接续临汝书院文脉,弘扬临川才子文化,返古开新,容纳一切为我们所用或是学术上能够开新的资源,这是临汝书院可以做出重要贡献的地方。
其次,文献记录过去的临汝书院有讲堂、朱子祠、三贤祠、藏书阁、山长厅等,现在的命名体系中应考虑这些因素。比如状元塔,可以一层一层挂上牌子,起不同的名字。
另外,传统书院有祭祀功能,而祭祀本身就有很大的教育效应。我们可以把朱子重新请进来,把三贤、五贤甚至更多先贤,都放到一起纪念。临川出了很多才子,像王安石除了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外,更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像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牡丹亭》不仅写在历史上,也写在临川人的心坎上。他曾在广东徐闻做过知县,在那里创建了贵生书院,留下贵生书院的学田碑,他在那里铺的石板路还在,这是临川才子外出之后,作为地方官造福当地百姓以及后代所留下的印记。那么,我们在纪念这些临川人物的时候,是否可以提倡一种文化,让现在的人参观纪念的时候,受到一定的感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