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清末民初杭州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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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力图瓜分中国，发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一次又一次战争又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各地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此时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和一些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竭力要求改革弊政，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振新中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就由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在浙江也出现了一批维新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揭露时弊，倡导变革，从而在杭州形成了一股维新思潮，直接影响着佛教改革和佛学思想的发展。

▲清 ·杨文会居士

清同治初年，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在南京先设金陵刻经处，后办“祇洹精舍”，刻经办学，罗致和培育了一大批佛学人才，影响极大。正在此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议论，认为“居士非僧类”、“白衣不当说法”、“在家不可阅戒”等等，企图窒息当时的佛学研究。但就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著名居士欧阳竟无等灭亡驳斥上述论调，竭力宣扬“在家居士同样可以护持佛法”。于是京（南京）、沪、杭三地一大批佛教学者和在家居士脱颖而出，其中著名的除杨文会、欧阳竟无外，还有宋恕、夏曾佑、章太炎、谭嗣同、江味农、范古农、夏丏尊、王一亭、屈映光、关迥之、黄涵之等。

他们境遇不同，有的是政治上的失意，有的不满时政，有的为证悟人生，有的为追求脱俗，但都希望从佛学中求得解脱。如屈映光清末毕业于杭州赤城公学，加入光复会，创办《风雨报》，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作为浙江代表参加选举临时大总统，尔后袁世凯称帝，浙江独立，军阀执政，他都身居高位。但世事浮沉，官场纷争，军阀混战，迫使他退出政坛，环游世界。从民国六年（1917）开始，他就在上海读经学佛，皈依佛教。民国十四年（1925）受密宗灌顶，被称为“法贤上师”，从此他内修密法，外办赈务，念佛从善，晚年退居台湾，他对杭州佛教有一定影响。

又如康有为，他原是改良派领袖，变法维新失败后逃亡出国，在民主革命浪潮面前他又退却，成为保皇会首领，又受民主革命派攻击，最后转向佛学，在杭州西子湖畔康庄定居，研修佛学。他的哲学思想就是糅合儒佛两家和西方人性论、庸俗进化论演化形成。

章太炎就不同，他也是维新思想家，原不信佛，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宣传家、革命家，章太炎自幼攻读经史，通晓明末遗事，又在阅读《东华录》后了解了有关清朝前朝文字狱，孕育了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清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他在杭州诂经精舍就读于著名朴学大师俞樾（曲园）。康有为“公车上书”后在北京成立维新团体“强学会”，章太炎从杭州寄银加入北京强学会。此后，他在上海编撰《时务报》，鼓吹变革，在这一方面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是基本一致的；但他又不同意康有为把孔子说成是“托古改制”者，不同意梁启超等人把康有为看作“教皇”、“南海圣人”。不久，他与梁氏等康门弟子不合而离沪，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回到杭州，投身于杭州的维新活动。在此期间，杭州深通佛学的新学之士夏佑、宋恕等都曾劝说章太炎学佛，章未为所动。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才开始深入研习佛经，起初只是为了“解三年（牢狱）之忧”，阅读了《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昼夜研读的结果，“乃悟大乘法义”。

▲章太炎

章太炎一走出牢狱，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公开用佛教的“平等”之说，鼓吹“众生平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佛教戒律批评当时知识界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净化道德，并认为“孔教采理学无补于事，唯有宗教方能济助”，佛教“与震旦相宜，是治病良药。”

在章太炎整个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佛学思想处于非常突出的主干地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他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以“唯识”为宗，打算改造佛教，建立新佛教，他力图抽掉佛教的迷信色彩，而保留其唯心主义哲学内容和伦理观念，他推论佛教又当复兴，“继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同时以“唯识”思想进行判教。

自古以来，佛教各宗为了树立本宗的理论根据都从事“判教”活动，对佛教各种经典著作和各派教义进行判分，以树立本宗的权威。而章太炎的“判教”，先集中于先秦诸子，以佛教的“勇猛入世”、“济渡众生”的道德观衡量儒、道、墨诸家的优劣。时人评说章太炎探索哲学的特点是“以佛解庄、以庄证孔”，而对佛教各宗派有，他则以“法相唯识”为判教依据，目的在于革新佛教，这为后来一些名僧致力于佛教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陵刻经处

辛亥革命前，正当一些佛教居士在研究佛学发展之时，杭州的有些僧人出于“济世扶困”、“普渡众生”的愿望，同情革命，有的还投入了革命的行列。清宣统时，杭城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甚多，有的就设在佛教寺院内，如水陆寺巷的佛教会、白云庵，革命党人常常在此集会。

白云庵位于南屏山下，雷峰塔西，面临西湖。南宋时为御园翠芳园的慈庵，明末改为白云庵。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有老僧智亮携弟子意周来此驻锡。相传智亮为清雍正时被戮尸的诗人吕留良之后；意周为太平天国名将后裔，师徒均愤恨清廷统治，曾在少林寺学武并读《大义觉迷录》，后相率东游来杭，住白云庵，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陶成章、徐锡麟初至该庵即结为深交。革命党人均称智亮为“得山和尚”，白云庵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主要秘密集会之地，得山师徒也参加革命团体。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革命志士和浙东会党首领王金发等均曾先后来此密商过光复大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锡麟赴皖策应起义经杭州时，曾住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曾来庵集议同时举事。此外同盟会的黄郛、陈英士曾三次在该庵传达东京总部的密约和指示。辛亥革命后，杭州多次举行光复集会，邀得山师徒参加，给予厚赠，得山均予以婉谢，并称“名闻利养，非出家人所受”，遂后外出云游。民国二年（1913）孙中山与蔡松坡到该庵，曾亲书“明阐达义”匾额，以纪念得山师徒功绩。

▲杭州老照片·白云庵（南山）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年来的群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对全国人民是莫大的鼓舞，也对佛教界带来了机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中，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并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法令。对于宗教问题，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提示：

一、宗教在造成民族力量中甚为雄大；

二、博爱即宗教的仁慈，如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

三、佛学足以弥补科学之偏。

遂后北京政府内务部也于民国二年（1913）通饬全国各地“切实保护寺庙”。但是，全国人民还没有来得 及庆祝胜利，在袁世凯窃国篡权下，辛亥革命很快就失败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毛泽东选集》528页

由于整个社会基础没有改变，于是中国人民重新陷入黑暗和灾难之中。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杭城是历史上闻名的佛地，常常受到不少佛教学者和名僧的关注。清末光绪十一年（1885），名僧谛闲就曾来杭在六通寺讲经说法，这是继清代前期天台玉峰、华严晦曦等少数名僧之后一百多年来少有的讲经法会。

辛亥革命刚告成，又出现了杭州佛教近代史上第一个佛学团体。学者马一浮辞去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高位，毅然返杭研习佛学，并于民国三年（1914）和一些佛教学者共同倡导成立“般若学会”。该会宗旨在于“求得超越虚幻不实的世俗认识，以证悟般若智慧”。当时作为新思潮中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不少师生均参加了该会。如李叔同、夏丏尊、潘天寿、姜丹书、刘质平、丰子恺、马叙伦、梁漱溟等。有的在其影响下潜心佛学，博究百家，成为著名居士或佛教学者；有的则先后披剃出家。

在此同时，浙江督军卢永祥等也自命信佛，请名僧来杭住寺或讲经，在民国初期先后来杭讲经弘法的有圆瑛（时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法一（时高旻寺住持）等。二十年代时，又先后有持松（上海名僧）等来杭讲经，谛闲也于民国十八年（1929）再度来杭讲《法华》、《楞严》等经，弘扬台宗教观。

▲清末民初时期名僧·谛闲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起陷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之中，既没有统一的政权，也没有统一的法令。当时也曾成立过“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冶开），但形同虚设，各地对寺庙管理各行其事，侵犯寺庙僧尼利益的事屡有发生。如当时政府向寺庙征收“经忏捐”，规定只收“水陆道场”和“打七”两项，每堂征收百分之十，但有的任意征收建设费、教育费等，巧立名目，捐率不一；有的还采取“重征”，使寺庙不胜负担。

又如有人以国民党党员身份或假借村镇名义，伙同不肖僧人，自行组建“庙产保管委员会”，强占寺庙，侵吞庙产，瓜分肥私，以致出现驱逐僧尼，克扣僧粮等现象，致使僧尼“哭诉无门”，引起杭州佛教界的强烈不满。

杭州佛教会向政府发出呼吁指出：“佛教徒以总理（孙中山）救国救民之精神，或出资赞襄革命，或集会举办公益”，要求政府“立法贵在持平，处置宗教应无所歧视”，并要求“划一征捐”，查禁上述现象。名僧敬安（寄禅）还约集各省僧界代表入京请愿，并谒孙中山要求保护寺产。

▲民国初期的灵隐寺山门

由于社会混乱，佛教界内部也出现了不少弊端。虽有的寺庙坚持“十方更换住持”，但也不不少寺庙恢复旧制，“自置子孙住持”，私相传授；还出现“私行传戒，滥授皈依”，甚至吸引未成年人授度，败坏宗风。有的僧人还擅自变卖寺产，以致纠纷迭起。于是，杭州佛教界也提出倡议：整理僧伽制度，造就佛门人才。

在一片混乱动荡的情况下，由于政府不问水利建设，贪污腐败，人民群众饱受灾害之苦，杭州霪雨成涝，地方官员仍在昭庆寺、吴山海会寺和上天竺法喜寺祈求菩萨灵验，祭天祈晴。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杭州“天气亢旱，虎疫猖獗，饮水将绝”，国民党政府省、县官员仍在昭庆寺设坛求雨，并“下令禁屠”，祈求神灵保佑。

在人民群众深受灾难的情况下，杭州佛教界本着“慈悲为本，救渡众生”的宗旨，举办了一些救济慈善活动。民国之初，黄河决口泛滥成灾，甚至发生饥民“人相食”的情况。杭州招贤寺名僧弘伞就曾代表佛教界冒死犯难前往灾区赈灾。

▲杭州上天竺法喜讲寺·拍摄时间1921-1930年

此后，杭州佛学会专门组织“佛教筹赈会”奔赴灾区放赈，安顿救济灾民。

民国六年（1917）四月，康有为请求浙江省督军和省长在天竺设“流丐公院”，收容灾民。

民国八年（1919），杭州佛教界发起救济海宁等地灾民。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元旦，由“三仓积谷会”在白莲花寺、糜相公庙、长庆寺等办施粥厂，向饥民施粥三个月。

所有这些救济活动，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杭城僧侣自身也极度困难，只能依靠檀越居士救助接济，或云游外出求生。

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十二日，中国佛教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太虚、大悲、弘伞、范古农等三十六人为执行委员；谛闲、印光等十二人为监察委员的领导机构，并向全国公布了《中国佛教会省县佛教会大纲》，于是各地纷纷正式成立佛教会组织。

▲1930年左右的杭州昭庆寺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民国前期的杭州寺庙格局形成了“外八寺”和“里八寺”。除杭州四大丛林（灵隐寺、净慈寺、圣因寺、昭庆寺）和著名古刹外，按地点远近和信佛群众烧香热点，先排列出“外八寺”。而后因这些寺庙残破，又排列出“里八寺”，当时人们称之为“烧八寺香”。而一些佛事经忏活动大多集中在“四大丛林”和历史上的著名道场云栖寺、凤林寺、虎跑寺、昭庆寺等。

从杭州佛教发展历史看，汉语系大乘佛教八大宗派除“三论宗”外，其他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乃至密宗都曾在杭州流传过，而且经过长期圆融贯通，逐渐趋同，大都奉行“禅净双修”，实现了自永明大师后历代高僧的心愿。到了民国前期，在当时条件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

其

一

白云宗的消失

发源于杭州，脱胎于禅宗而以“排禅”为宗旨的白云宗，虽经多次严禁，此时又图东山再起，终因在以禅宗为主流的杭城难以推行而昙花一现，从此消失。

▲1934年灵隐寺班禅做时轮金刚法会

其

二

密宗的影响

密宗原系藏传佛教。民国十二年、十四年（1923、1925）时，受业于华严大学的持松、大勇等东渡日本，在高野山密宗大学修学，修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得阿阇黎位。回国后，在其法弟惠宗（时杭州菩提寺住持）的支持下，首先来杭传法灌顶。在此时期，杭州佛学会会长吴璧华亦曾邀白普仁尊者来杭宣扬密法，都曾哄动一时，但都因缺乏社会基础，未能广为流传。

为此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的班禅九世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先后两次来杭活动。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十三日班禅九世由上海来杭时，国民党浙江要员孙传芳、夏超等都到城站欢迎，黄绫彩牌，军警夹道，并在平海路教育会举行欢迎大会，有中外来宾一千余人参加。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月二十六日，由国民党要员戴季陶、汪精卫、禇民谊和上海居士王一亭发起，班禅九世再次来杭，在灵隐寺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班禅九世居住韬光，深居简出，与佛教界接触甚少，影响不大。

▲杭州梵天寺遗址

其

三

天台宗的延续和再起

天台宗在古代杭州有一定基础，由于历史原因，逐渐衰微。清末民初，不少天台学者和名僧对天台宗在杭州继续弘扬不遗余力。近代名僧谛闲多次来杭举行讲经法会，并致力维修梵天寺。民国十九年（1930）谛闲法嗣摩尘就在梵天教寺专设“天台宗佛学院”，收学僧四十余人，由摩尘主讲天台宗《四教仪集注》和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崇奉法华、弘扬天台，皈依徒众竟达十余万人，名扬全国。摩尘亦与观宗宝静、法藏兴慈、密林持松等并列为全国著名法师，为范古农等大居士所崇敬。

此后，谛闲的嗣法弟子、天台宗四十四世的宝静（时为宁波观宗寺住持）和再传弟子静修等都来杭讲经或办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静修在圣水寺举办“性宗佛学院”时，有学僧二十余人，主讲天台宗《教观纲宗》、《四教仪集注》、《法华经》等，并著有《始终心要讲义》、《教观纲宗讲义》等著作，受到当时名流和著名居士屈映光、王一亭、张静江等所推崇。

在此期间，名僧兴慈亦曾来杭主讲《楞严》、《法华》、《地藏》等经。经众多名僧的弘扬和办学，天台宗培育了不少僧才，直至抗日战争爆发而中辍。

▲现存原海潮寺天王殿

其

四

华严宗的研究和发展

民国三年（1914）名僧月霞显珠在上海办华严大学，因故于当年迁来杭州海潮寺续办华严大学，并创办《华严月刊》。其法弟应慈也谨遵月霞遗嘱，长期在沪杭两地“力弘华严，不当方丈”。特别是马一浮等佛教学者和居士，都在研究《华严》基础上，撰文弘传。章太炎则以华严六相圆融等原理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并率先以“法相唯识”为依据，进行判教，目的在于改革佛教。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后，佛学界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开始探索佛教的发展和出路，对于一些致力于佛教改革的名僧都具有很大影响。

无论是曼殊大师主张振兴佛教，弘扬正法；还是太虚大师的“三佛主义”（1、佛僧主义，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僧团；2、佛化主义，发展佛教徒 组织和居士林组织；3、佛国主义，用佛教影响国家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乃至弘一大师的“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都反映了佛教改革的时代特征和倾向。在研究佛学理论的同时，他们都开始注重创办佛学院校，培养僧才，并创办刊物，弘扬佛法和提出改革主张，这在佛教发展史上有了新的突破。

▲杭州灵隐寺老照片·大雄宝殿

其

五

净土宗的弘扬

杭城佛教各宗派，经过论争和实践，殊途同归，通行净土修持。民国之初，杭籍僧人肇安十分重视修禅习定，但他竭力反对“禅净合一”之说，认为把禅净引为殊途同归是混合其说，其意虽美，但增加了后学者的迷惘“。实际上，当时大批信佛者都以简便易行，只需一心称念”阿弥陀佛“，达到”心愿具足“要求即可，故后学者往往以修禅为目标，同时又愿早归净土。于是众多佛门弟子依然以禅净双修为传统，逐渐相合，不少僧徒直到晚年还转向净土，成为佛门主流。民国二十三年（1934），安徽著名居士江谦还曾游化来杭与李锦堂等共建”佛光社“，弘扬净土，虽时间不长，却留有相当影响。

其

六

佛学教育的发展

随着西学传播，各地教育界创办学堂的随之增多。有的名僧也试图创建佛学府以弘扬佛法，培育僧才。清末时，名传南洋的名僧道阶就曾来杭创办”僧教育会“，这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佛教学府，但为时甚短，影响不大。

在此同时，华严学者月霞显珠在遍访日本、暹罗等回国后，于宣统元年（1909）在江苏创办”僧立师范学堂“，于民国三年（1914）至上海在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后由冶开和尚会同上海护法居士与杭州海潮寺应乾法师将华严大学迁杭续办。月霞等专授华严教义，弘扬贤首宗法，办了二年多时间，后因缺乏经费而告终，但却培养了如密林持松等一批名僧。

民国十七年（1928），曾毕业于华严大学后为谛闲弟子的常惺在帮助太虚创办闽南佛学院后来杭，在昭庆寺主办”僧师范讲习所“，旨在发展佛教教育师资，但不久离杭，去北京主持柏林教理学院。

三十年代初，一些天台宗名僧在杭州先后办学，阐发天台教观。如当代名僧谛闲法嗣摩尘在梵天寺设”天台宗佛学院“办了五年，于抗日战争初杭州沦陷停办。民国二十一年（1932），谛闲的第三代弟子静修在圣水寺举办”性宗佛学院“。摩尘、静修都是近代著名天台宗讲师，为天台宗后学提供了阐扬天台宗的入门教材，三十年代这两所佛学院造就了不少僧才，其中有些人成为各地名刹住持。

▲海潮音月刊

为了普及佛学，不少近代名僧还在致力于办学同时，出版刊物，广为流传，如《佛学问答》被认为雷同于函授学校，起到了普及的效果。据史料记载，杭州曾先后出现过有影响的佛学刊物如下：

华严月刊

民国之初，月霞显珠来杭续办”华严大学“，为传播华严教义，曾创办《华严月刊》，后因财力不继，编辑乏人而停刊。

海潮音月刊

民国八年（1919）时，太虚受新文化新思潮影响，在上海章太炎、蒋作宾、张骞等人创建”觉社“，并主编《觉社丛书》。随着觉社解散，《觉社丛书》改刊名为《海潮音》月刊，并迁杭州出刊。太虚在当年发行的创刊号发表了《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阐明该刊宗旨为宣传佛学思想，以求化导民众，普悟迷情，独求解脱。民国十一年（1922）太虚离杭，《海潮音》随其行踪在各地时辍时续。

▲杭州净慈寺

上述六端，是杭城佛教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和特点。在此同时，李叔同的毅然剃度出家和太虚大师在净慈寺试图改革佛教引起的新旧之争，是全国佛教界为之震惊和关注的大事。

李叔同是当时我国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此时出家，按佛门的观点认为他具有参学的佛缘，在他周围又有马一浮、夏丏尊等虔诚佛教居士的影响，又受好友彭逊之、程中和、尤惜阴、谢国栋先后出家的启示，而他又在虎跑”辟谷“十七天，心有所得，进入了悟境，于是皈依佛门。按一般的世俗观点则认为与家庭和婚姻有关。而按一些学者的观点则认为与时代条件有关，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日本趁机出兵山东，袁世凯窃国称帝，《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强加于中国，而国内各派军阀互争地盘，内战不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是祖国、忍辜负”，愿以身“殉教”救国的李叔同无法力挽狂澜，因此以出家为僧以求解脱。按其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丰子恺的说法，这是“人生欲”的最高追求；是屈原式的“忧国自沉”。总之，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偶然。

▲李叔同出家前留影

太虚大师是我国近代佛教史上的饱学之士，他识字不多，但悟性甚高，用功苦读佛家经典，又在探究中国佛教禅宗史时研究各派源流和真谛，研究佛教各宗各派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太虚不但精研佛学，而且通览各种学说，既研究国内外哲学思想，也读过马克思经典学说。他对佛教衰落、僧侣素质太差忧心如焚，毕生致力于佛教改革，竭力要使佛教从迷信色彩的“神教”、“鬼教”中解脱出来。他的演说常常语惊四座，他是中国佛教徒登上欧美高等学府的第一人。

但他的革新主张却遭到众多的责难，骂他是“政治和尚”，在“大闹金山事件”中几乎丧生。民国十年（1921）三月他出任杭州净慈寺住持，满怀希望地试图在这一东南名刹实践他的改革主张，并订立了一系列应兴应革的办法。太虚的这些改革主张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影响下产生的，是符合当时新文化新思潮的，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遭到种种非难和打击，最终被迫离开了杭州。

▲太虚大师

民国十九年（1930）初，弘一法师李叔同和太虚大师因缘巧合，不期而遇，同时到福建南安小雪峰，当时由诸法师相请，共同合作谱曲撰词，写下了《三宝歌》，也称《三皈依歌》，由弘一作曲，太虚作词，成为佛教界内外广泛传唱的弘法歌曲。歌云：

人天长夜，宇宙宇宙黮黯，谁启以光明？三界火宅，众苦煎迫，谁济以安宁？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耶！昭朗万有，衽席群生，功德莫能名。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二谛总持，三学增上，恢恢法界身；净德既圆，染患斯寂，荡荡涅槃城！众缘性空唯识现，南无达摩耶！理无不彰，蔽无不解，焕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遗芳型；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三乘圣贤何济济！南无僧伽耶！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三段歌词，充满着两位名僧对中国佛教的敬业精神，庄严而神圣地再现佛教徒皈依时的宽宏心境和坚定信念。每首各皈依“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每段歌词结尾都是“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如同人生宣言。这首歌把现实社会比喻为“三界火宅”，表达了名僧对现实时政的不满和普渡众生的崇高愿望。

近代佛教，从章太炎判教开始，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张。而太虚大师是佛教改革的坚决实践者，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使佛教改革付诸实现。在近代佛教界中一些先知者，如弘一、曼殊、太虚、巨赞等都曾分析过佛教衰微的原因，指出佛教的流弊。他们都意识到佛教在历史上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联，尖锐地指出佛教曾成为封建统治愚弄人民的工具，因此竭力主张排队佛教中的封建思想和迷信毒素，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在行为方面，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救世救人。这种新的佛教思想斗争鼓动着这些名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佛教内部新旧思想的出现是当时时代条件的必然。但就象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宗法制度发动冲击一样，这是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并付出极大牺牲的。“大闹金山事件”和此后发生的“南岳围攻事件”等，都曾使这些勇猛精进的佛教改革派人士险遭不测。

▲《三宝歌》·杭州佛教梵呗艺术团

事实表明，进入了二十世纪，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变革，佛教改革已成为一种新潮，新旧势力的搏斗已不可避免。然而这古老的佛教传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要求实行佛教改革确是布满艰难坎坷的。灵隐巨赞法师回顾这一历程得出结论：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试图改革佛教，这无异是“缘木求鱼”。随后由于“七七事变”，日军侵华，国难当头，这种改革的思想和追求也就只能暂时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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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冷晓

图片｜一叶

美编｜慧容

责编｜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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