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冉《以太》：永不消逝的朋克精神
“伦敦中国科幻协会”步入第四个年头啦！！
睿颖：
在我们“伦敦科幻研究协会”由于疫情转移到线上之前，张冉老师的《晋阳三尺雪》是我们最后一次线下讨论的主题，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张冉老师本人，来聊一聊他的另一篇代表作《以太》，感谢张老师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篇小说都提到了“网络”问题。《以太》中，当权者通过数据欺骗技术代换了互联网中的敏感话题，手指会成员则用指尖和掌心组成了一个新的“网络”；在《晋阳三尺雪》中，穿越者王鲁用活字块和蚕丝搭建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网络”。想请您聊聊写作这几篇探讨网络问题的小说的背景和动因是什么？您怎么看待网络问题？您大学所学的专业计算机和您的科幻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关于《晋阳三尺雪》的研讨回顾，可以点击这里查看）
《晋阳三尺雪》影视剧版海报，改变自2014年张冉发表于科幻世界的同名小说
张冉：
首先，互联网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深刻的记忆，我是八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孩子，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互联网在中国也是在同步成长着。对于我们这代八零后来说，互联网是我们烙在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们天生对互联网的东西有很深的感情。可能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不知道，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大概在九零年代末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批网络作家。他们被称为第一代网络作家，其中包括宁财神、邢育森、痞子蔡等。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接触网络化的文学。所以在我之后的创作过程中，我想到的第一个母题就是互联网。同时我自己也是学计算机出身的，虽然之后没有从事相关工作，但还是很喜欢这个专业。所以在《以太》里面，我们在其他的交流方式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会围坐在一起，用在手心写字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因为传递是单向的，并且是叠加在一个信息包里面，所以形成的是一个我们叫“Token-ring”（令牌环网）这种形式的一个初级网络。这个画面其实是我在写小说之初就构思好的，整个小说其实也是围绕这个画面来说的。
《晋阳三尺雪》里，这个小说是有点中国传统的蒸汽朋克的模式，比《以太》更有传统元素。刘宇昆定义过一个科幻的类型，叫丝绸朋克（Silkpunk）。我的这篇小说也是有些接近丝绸朋克的模式，里面构思网络的时候，我尝试着用当时能够实现的材质和技术来构建一条初级的网络。我用了一种更加中国传统的方式去建构网络：我用了一个千字文的键盘，就是把一千个常用的汉字放在一个键盘上。这样一个模式是通过这个原始的方式来传递有限的信息。为什么说叫丝绸朋克呢？因为在当时，丝绸是一种常用的材质之一，所以在《晋阳三尺雪》的原始网络里面，它是用丝绸来连接使每一个键位互相连接，然后通过中继的方式实现几个用户端之间的交流。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可以自己组建的一个小型网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网络，并非因特网。
"丝绸朋克"是刘宇昆介绍的重要概念，不过他也希望读者不要将这个术语过度理论化，也并不是所有与东亚文化相关的科幻小说都可以成为丝绸朋克
睿颖：
您的科幻作品中经常有音乐元素，在《以太》中，手指会成员聚集在广场后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相比现在那些没种的娘娘腔乐队，哪些乐队的名字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您的另一篇小说《起风之城》则借用了Bon Jovi的“Dry County”中的时间作为每一节标题中的倒数时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选用音乐的想法吗？您觉得科幻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张冉：
小说中的观点只是代表小说里的人物，并不能完全代表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说现在所有的乐队都gutless，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好的乐队。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不太了解，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好的乐队，比如草东没有派对、万能青年旅店等。所以中国的摇滚，当代的好乐队还是很多。当然一些老派的音乐人还在活跃着，比如崔健、唐朝乐队这些都还在。我之所以在小说中那样讲，是因为《以太》的世界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它是用那种快餐类的音乐来充斥人们的听觉，让人们沉浸在这种消费类的音乐里面，不去听那些真正有灵魂的东西，我其实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情境。
其实，也不是说我自己一定要听那些十分硬核的音乐。我个人要听我更喜欢布鲁斯、民谣这些，当然摇滚我也很喜欢，比如我最喜欢的乐队有两支：一个是恐怖海峡（Dire Straits），一个是MCR（My ChemicalRomance）。说到音乐的选择，其实我在很多小说里面都会提到音乐，比如在《大饥之年》里说到他们会播放一些舒缓的布鲁斯和灵魂音乐，是为了当时的场景做铺垫。我在《起风之城》的后记里面有写过，好的小说应该和音乐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小说的节奏感、场景的变换、人物情感的起伏，其实是和音乐的整个情绪的递进是关联的、是很接近的。因为音乐你要也从前奏、从主歌、副歌到间奏到变奏，它有很多变化。我认为小说也应该经历这样的情感变化。
成立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朋克乐队My Chemical Romance
睿颖：
第三个问题想请您谈谈您的作品语言风格的问题。您的小说中有一些表述相对欧化，比如《以太》第三节中有一句“有什么事发生吗？鉴于你竟会更改你的食谱。”“鉴于”这个词在汉语中似乎不太常用，也不常放在中心话题句的后面，似乎其英语对等词“given that”更常使用。请张老师聊聊您在选择语言风格时的一些考量，以及您和译者沟通中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趣事？
张冉：
在语言方面，有一些能说的话题，有一些不能说的话题，简单来说，有一批小说在中国的发表是需要做一些变化的，比如《以太》这样的小说，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平台可以发表，可是换一个时间和平台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刚刚白乐寒也在，她在聊天区里提到《以太》所描述的世界正变得“more and more realistic”。所以，《以太》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隐喻的意义，而一般作家在处理这种小说的时候，会自然的把它放在国外的背景之下。在这个情况下，我一般在写作的时候就会直接用适应这种背景的语言来写。如果大家看过我更多的小说，大家可以看到我写小说的文风其实是挺多样的，不会固定在某一种，所以我的有一系列小说叫“灰色城邦”，它的背景整个是放在北美大陆的，放在设想中未来的美国这种情景。所以里面基本都是西式的人物、城市、情节和表达，它是一个体系。其他的小说我不会这样写。
“灰色城邦”系列包括《以太》《起风之城》以及《永恒复生者》，均收录于张冉短篇集《起风之城》中
Rémy：
我发现这篇短篇小说里谈到了对社会媒介/网络媒介的批评，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对生活里社交媒介、网络媒介的陷阱做进一步阐释。现在，社会上假新闻泛滥，人们在信息量过载的情境下几乎无法接收有效信息，请问这是不是您在《以太》中希望讨论的问题？
张冉：
这个问题挺好，因为媒体控制就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样子。我们看到斯诺登事件、棱镜计划，还有维基百科创始人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并不缺少这样的因素，我们就生活在其中，我们能看到的新闻多少是真实的呢，没有人能够给予保证。就像俄乌战争期间，我们看到的所有新闻都是两面的，一种来自亲俄的媒体，一种来自亲乌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判断新闻的真假，如何在这种互相冲突的新闻判断其中的真实性，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在这个世界我们能接受的信息是被加工的，我们没有接触到真实事件的权利，也没有途径。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世界就是“以太”的世界。但也不需要特别悲观，因为这是任何一个信息高度丰富的世界必然走向的模式，是我们必然享受的生活，不需要特别在意这种威胁。
Stella：
张老师您好，请问在创作丝绸朋克类型的作品时，如何选择人物语言的使用？是尽可能还原当时时代背景下可能使用的语言，还是可以适当选用较为现代语言？
张冉：
这个问题也挺好，对作者来说，语言的选择比较个人化。我有一些创作洁癖，在创作历史背景小说时，会尽量完全不用现代语，（用现代语）会让读者出戏，沉浸感会打折扣。不过，大多数作者依然会倾向于现代语，因为如果抛弃现代语言，可用于写作的语言会比较贫乏。我个人会喜欢保持历史风格的纯粹性。让古代世界尽量真实，才能凸显其中的虚幻和美好。
Eero：
《晋阳三尺雪》的让我想起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和托马斯·S.穆兰尼（Thomas S.Mullaney）的书，很有意思，题为《中国打字机》（The Chinese Typewriter）。
睿颖：
我想起来石静远老师写的一篇论文，《林語堂與「明快」打字機》，她说“明快”打印机反映了中文离散的声音和字形。（本篇论文是石老师专著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2010] 第三章）
1947年林语堂推出“明快打印机”，届时距该机器的构思已过去近30年
鹿鹿鱼鱼:
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西式背景，比如“我”的第一次无声聚会是在伊甸道289s（小说中的集会聚集地点）。我感兴趣的是，在张老师看来，科幻故事中有哪些地方能够体现出中国的形象？
张冉：
其实基于中国（背景）创作的科幻有很多形式。比如《爱、死亡与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一季第八集《狩猎愉快》（Good Hunting），原作是刘宇昆的作品，故事基于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传统符号——狐仙，影视剧将之拓展到香港的蒸汽朋克背景下，做出一个很有中国都市蒸汽朋克，西方视角下很有中国味道的作品，视觉化后也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解决方式。
Love, Death & Robots，NetFlix于2019年出品的动画短片集
《爱，死亡，机器人》第一季第八集《狩猎愉快》截图，传统志怪小说与机械科幻的奇妙碰触
Stella：
请问张冉老师在创作丝绸朋克背景的科幻小说时，你更倾向于使用哪种语言？是主要根据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还是可以加入某些现代化的语言？
张冉：
这个问题很专业，当然两种都可以。如果要深究语言学，每个朝代所使用的官话都有其特征。比如写一篇明朝背景的科幻小说，燕王朱棣定都北京，但当时使用的官话是南京官话，所以明朝当时流行语言是南京语音，和现在的南京话比较接近。但元朝定都元大都，元朝的官话是北京官话。所以朝代更迭，语音也会有南北的互换。如果深究，每一位人物都应该有符合自己出身背景、故乡、成长地的语言习惯。这是写小说更高级的要求，当然小说创作有好几种语言，对话语言符合人物，叙述语言、描述性语言符合背景和小说设定。看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打磨地多么精细。如果要花很大功夫去打磨，可以在这上面付出无限的时间来精细化。一般而言，创作一个流畅的故事不需要那么精细，对我而言，只要基本符合人物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就好。
Nico：
距离《以太》发表已经过去了10年，如果是现在骑上摩托去参加秘密集会您还感觉那么摇滚吗（这类情节还值得写进科幻小说吗）？
张冉：
在《以太》发表的时候我还不会骑摩托，这篇作品大概是十年前完成的，而现在我大概有四五辆摩托车了。我很喜欢骑摩托，但是如果要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的话，我认为骑摩托车参加聚会本身是不酷的，做跟别人不同的事情才是酷的。在小说的故事背景里，因为这是未来的时代，没有人会在深夜里骑着一辆老旧的、发出很大声响的摩托车去参加一场远方的聚会，这是跟别人都不同的事情，所以它是酷的。如果现在满街都是摩托车，而且大家都会骑摩托去参加聚会，那就是不酷的。摇滚的含义在于与众不同。
小说《以太》中男主的坐骑：黑色川崎ZXR400R（发行于1999年）
Mengquan：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刘慈欣老师的论文，其中《黑暗森林》让我想起“马尔萨斯陷阱”，即在资源有限但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分配匮乏的资源，以及这将会在人类社会引起怎样的矛盾。今天面对张冉老师的时候，我想起您的《大饥之年》，因为这也同样是一个关于“食人”的主题。从鲁迅的作品开始到当代科幻小说，这个主题一直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我比较好奇张冉老师对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思考。
（关于“食人”这个主题，在我们之前的研讨中也讨论过潘海天老师的《饿塔》，可以点击这里查看）
张冉：
这个问题比较特殊，因为“吃人”对任何文明史——除了那些未开化的食人部落以外——来说都是一个禁忌。同类相食是在任何已开化的文明中都不应该出现的一种习俗，它会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必多提了：比如在食人族里传播着一种叫“库鲁病”的疾病，有研究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一种震颤病，它基本上就是由于食人带来的病毒引起的，基本上是一种不治之症，它会带来很多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一些已开化的文明而言，食人事件只在很极端的情况下发生，但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去讨论食人的合理性。
学法学的同学可能会知道“洞穴奇案”，就是设想把五个人关在一个洞穴里，必须通过抽签牺牲掉一个人，让剩下四个人把他/她吃掉，只有这样才可以逃生，在这种情况下吃人是不是合理合法的呢？在法学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是我个人遭遇这种极端境况，确实不排除会选择吃人。曾经有人在一场活动问过刘慈欣类似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把你和别人关在一艘没有食物的飞船里，为了坚持到救援到来，你会不会选择吃人？刘慈欣立即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会了。所以在一个特别理性的人看来，（是否选择吃人）应该不成问题：为了维持生存，在必要情况下，可能确实会选择吃人。
“洞穴奇案”一直以来都是伦理学和法学所讨论的重要话题
Nico：
《以太》这个故事其实是您在30岁的时候写的，故事里有一位40岁的主人公，他很怀念他20岁时的生活，所以实际上这个故事和您自己的人生（时间线上）是错位的。所以在经过这么多层加工之后，好像您当时是站在30岁的节点同时远眺未来、回望过去，请问您在当初进行人物塑造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这一点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考量呢？
张冉：
其实我当初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过多考虑年龄的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时候照镜子，看到的都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站在那儿看着我——不管是20岁的时候还是现在40岁的时候，照镜子的时候还是有同样的感觉，从心理上来说我对自己的认知并没有很大变化。
白乐寒：
我是张冉老师的迷妹，特别喜欢《以太》这篇小说，多年前读的时候没有觉着特别惊艳，但是现在重读就越来越发现它的绝妙之处。首先在风格方面，它是纯正的摇滚味儿，有那种粗粝的质感。而且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纯正的赛博朋克——高科技，低生活。这个故事最大的闪光点当然是手指聊天的这个设定。让我想到前几天的一个现实事件，感觉这个故事越来越写实。前几天有一个关于上海疫情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发出来一分钟就会被和谐，但是有很多人在用自己的账号接力上传这个视频，我就想这不就是张冉老师写的手指聊天吗！真的是预言家！
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以前我们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是预言（prediction），等到发表出来之后就变成了寓言（fable），再过几年就已经变成现实（reality）了。想问，就是现在的各种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还有张冉老师写过的互联网的精神的衰微，我去年写的《丰饶海》也是这个主题，包括互联网的早期、未来等等，现在不管看到有什么最新的技术出现我都会非常焦虑，一眼看到的并不是新技术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而是看到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什么坏处，不知道张冉老师有没有同感？
（我们曾在2020年11月的活动中邀请过白乐寒老师作为嘉宾，大家可以点击这里查看当时的研讨回顾）
白乐寒的《扑火》同样也讨论了虚拟与现实的关联
张冉：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网络上对于信息的管制是怎么看待的。每次国内出现这种事情，我的微博就会收到很多私信，说“张冉老师，你看你写的又成真了。”这跟我没关系啊，赶紧撇清一下。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现在总觉得受到信息管制，是因为我们获取消息太便利了，这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倒退回三四十、四五十年前，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近的信息，一种是远的信息。近的信息是我们邻居乡里之间、或者是工厂大院里流传的消息，这种是非官方的信息。那官方的信息，在电视还很少的时代，我们通过广播、报纸、杂志、宣讲等来获得。那么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你当时有怀疑过吗？当时的人是不会去怀疑的，因为他们想要获取信息是比较困难的，那些就是他们仅有的用来获取远方信息的方式。所以如果在那个时代存在虚假消息、信息管制、信息封闭、信息篡改、假稿子等的情况，那你根本是不会知道的。
现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不是新鲜的事情，只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当代人过多地放大了这种恐慌，其实不应该这样，它不会对我们的人生、社会本身造成多大的危害。第二个问题是科技本身会不会让人焦虑。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科学（science）跟科技（technology）在英文里是两个词，科学是基础一点的，科技是实用上的。科技能够给人带来的只是进步，我们常说科技进步、科技创新，而科学带来的是认识的改变。当我们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的品质上升的同时，其实生活本身的内核是不会变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发明了各种娱乐工具，电视机、游戏、互联网等等，其实本质上游戏根本的模式是没有变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博弈。就像动物之间的游戏，基本的模式也都是不变的。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汽车，新能源、电动汽车，本质上跟马车的时代也没有区别，就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工具。这种都是科技给人带来的便利，并没有改变生活的内核，改变生活内核的是科学。人类有一天能够很方便地从地球到达火星，这才是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我会恐慌的话，我恐慌有一天科学的大进步、大发现会彻底颠覆这个世界的模样。比如我们找到了进入平行世界的方法，可以同时打开六个世界，像何夕写的那样（《六道众生》）。比如我们掌握了能够分时工作、分时睡眠，就像《北京折叠》里面那样。这些才是生活彻底的改变。
关于"技术"的讨论还有很多，Jerry Mander就认为，新技术都是非中立的，每一项新技术都必然地驱使社会走向某种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语境
睿颖：
最后，再次感谢张冉老师参加我们的活动！请问您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在做一些什么项目吗，包括您的写作和在太古科幻学院的任教？
张冉：
刚才我们讨论了不少关于音乐的话题，其实我是挺喜欢玩音乐的，不过我现在经常介绍说我是个木匠，我家的所有家具、平常的用具（碗筷、笔筒、桌子、椅子、床……）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兴趣蛮多的，所以导致写东西比较慢，最近几年都没怎么发表东西。写作的话其实是在写，最近在跟一些影视项目还有一些游戏的策划，还接了一个《星际迷航》（Star Trek）的官方中文小说在写，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现在很大的精力是在教学上，我现在是一所高校的科幻学院的院长，我们会给学生上科幻的选修课，现在我们开了大概10门课左右，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科幻这个东西，主要从科幻小说、电影、游戏各种方面带大家逐渐了解什么是科幻，尝试去创作科幻。在中国这个趋势也很明显，很多高校在逐渐重视科幻这个方面，这对我们任何一个科幻从业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基本是在从事这些工作。但是因为今年疫情比较严重，山西省前段时间一直都有，我这学期就一直没去过学校，学校是封闭的。所以现在不管干什么都挺麻烦的，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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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潘海天 《饿塔》：极端情境的伦理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