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刘岩：第二性
关键词：第二性; 波伏娃; 他者; 女性主体; 后现代主体; 性别关系
略说
“第二性”(The Second Sex)这一术语源自法国哲学家、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194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该著作的部分章节曾先期选载于波伏娃同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合作创办的《现代》(Le Temps Modernes)杂志。这部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人们纷纷用“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女权主义的里程碑”、“当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和“西方女性的圣经”等字眼描述这部著作对于女权主义进程以及女性个人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1999年,法国大型文化与电子产品零售企业Fnac和《世界报》(Le Monde)联合举办了一项民意调查,有17000名读者参与评选20世纪印象最为深刻的100本图书,波伏娃的《第二性》名列第11位。许多女学者受到该书的启迪而走上探索女性存在和两性关系的学术道路,而更多女性在该书的启蒙下,增进了对于自身身为女性的认识。这部著作不仅引发后人反复思考有关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相关议题,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Bauer 135)。
在波伏娃的著作中,“第二性”即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存在和定义的他者(the Other)。波伏娃通过描述两性的生理差异、回溯人类历史的演进以及神话传说对于两性关系的构想,有力揭示出女性被压迫这一普遍的社会现实。“第二性”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昭示的是人类存在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关系,尤其是女性存在的困顿及其文化和历史渊源;“第二性”还是一个批评术语,可以用来有效阐释和解读文学作品、文化产品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对比。这一术语被后来的理论家广泛应用,其内涵也在不同语境中发生了变迁和挪用,用来泛指所有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第二性》之后的很多女性主义理论著作均借鉴了该著作的论述逻辑和思维方式,或者由此著作的基本观点出发展开新的思考和探索,有学者甚至认为,它“影响了所有后续的女性主义哲学”(Andrew 37)。有鉴于此,“第二性”这一术语已成为了解女权运动历史、把握女性主义哲学发展脉络以及理解女性生存现实的重要标志和参照;成为性别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学文化批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综述
“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波伏瓦5)。①波伏娃著作的开篇一句就点明了该书的写作内容和写作对象:这部书是写给她自己的,是写给所有女人的,也是写给所有人的,因为对于性别的探索意味着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些核心哲学命题持续受到关注和思考,其中人的身体与精神、人的权利与自由、人的品格与美德、人的价值与理想等关乎人的存在的基本概念和理念,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均得以阐释和践行,并积淀而成西方人文主义的精髓。波伏娃的《第二性》正是这种人文探索的产物,该著作的标题及其核心概念“第二性”,是作者在同萨特及友人的谈话中获得的灵感(Imbert 16),其意指对象从最初的女人到后来在使用中扩展指涉所有被边缘化的群体,并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症候中演化出多元和流动的特质。“第二性”已经演变成一个文化符号,体现了女性对自己存在样态的认识,承载着不同群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揭示出性别歧视的根源,也搭建了建构女性主体身份的基石,因此是把握两性关系博弈线索的重要结点。
波伏娃图绘的“第二性”
《第二性》的创作时间一年有余,这部鸿篇巨制涉及到生物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文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的思想资源,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范例。该著作分为两卷:上卷题为“事实与神话”,下卷题为“实际体验”。著作上卷首先讨论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三个层面对于女性生存现状的描述所具有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无论是从女性的生理特质入手,还是着眼于女性自身的精神世界以及女性同外部社会的关系,目前的理论都未能有效解释女性的他者地位;她继而回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展线索,考察两性关系和性别的社会角色在此期间经历的变迁,全面记录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所做的诸多努力;最后通过细读神话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探察文学文化作品对于女性的差异性呈现,以辨析女性的他者地位如何幻化成父权文化中的集体记忆。著作下卷则聚焦女性的成长经历,通过援引大量实例细致分析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拥有的不同心理机制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包括妓女、修女和同性恋女性等边缘群体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勾画性别平等的未来理想。
波伏娃在这部著作中从多个层面阐发了“第二性”的理论主张,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父权社会,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他者。在著作的导言中,波伏娃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I:9)。这一论述成为“第二性”概念的核心内涵,也成为波伏娃逐渐展开的论述起点。虽然男女两性具有本质上的生理差异,但生物学上的差异“不足以确定性别的等级;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女人是他者;它们不能将女人判定为永远扮演从属的角色”(I:55);波伏娃继而回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分析了父权文化的所有法典如何“为了对付女人而设立”(I:199),用来维护父权制的延续。
第二,女性拥有独特的性心理,而非从属于男性的性爱客体。波伏娃认为,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在着力描述男性性心理过程的同时,缺乏对于女性性心理的描绘,他们仅仅突出了女性在性行为过程中所处的被动地位,把女性视为不健全的人。与此同时,女人面临的是两种异化的方式:要么成为男人,走向失败的一生;要么扮演女人,那就意味着成为客体和他者(I:74),因为“社会本身要求女人把自己看成一个肉欲对象”(II:360)。波伏娃通过大胆描述女性的性启蒙和性体验,努力修正人们对于女性在性关系中所处的被动地位的认识。
第三,性别身份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而非与生俱来的。波伏娃的著名论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II:9)———被公认为性别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因为它区分了性别的生理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为女性摆脱生理决定论的命运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伏娃主张,女性的从属地位是长期以来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往往依照社会对其性别的期待来塑造自己,与此同时内化了父权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命运逆来顺受”(I:187),因为“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II:87)。这不仅使女性对于自己的他者身份熟视无睹,而且也迫使女性参与到父权文化价值的再生产之中。
第四,女性无法分享一致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使得女性难以形成性别意识共同体。波伏娃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比分析了男女两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主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尤其是私有制的出现和生产工具的变化)导致女性整体在历史上的挫败。但是,“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力图作为女性在历史上起作用”(I:187)。由于女性分散在各个行业,被阻断在不同家庭,因此她们很难形成对于性别身份的统一认识,也难以合力共同对抗父权文化。更可悲的是,女性往往受制于生育和家庭的角色而主动放弃了争取同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故而无法享受平等的社会地位(II:200)。
第五,在差异中寻求平等,这是实现性别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波伏娃在详尽分析了女性的他者地位之后,承认男女两性之间“始终会存在某些差异”(II:598),只有坚持“差异中的平等”,才能保持女性的健全个体,才能面对有性别特征的女性,才能真正认识作为生物个体、拥有社会属性的女性。在波伏娃看来,追求性别平等,并非要把女人变成男人,因为“放弃女性身份,就是放弃一部分人性”(II:546);而真正的解放,意味着“拒绝把她封闭在她和男人保持的关系中”,两性之间互为主体,只有这样,人类对于两性的划分才会“显示它的本真意义,人类的夫妻关系将找到它的真正形式”(II:598)。
波伏娃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多重视角构建了上述“第二性”理论的核心内涵,总结了过去女权运动的成果,揭示出性别歧视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为女权运动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认为,波伏娃及其著作标志着女权运动从第一次浪潮向第二次浪潮的过渡:该著作“对于两性之间差异的认可,对于男性在生理、精神和经济等层面针对女性的歧视所做的分析”,“清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问题”,预示着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来临(Selden et al.126)。虽然波伏娃本人对自己的著作是否直接引发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抱有谨慎的否定态度(Tidd 79),但无可置疑,对于女性作为“第二性”存在的认识成为女性谋求主体地位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树的出发点和原动力。
从“第二性”到女性主体性
波伏娃在著作中把女性个人的问题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在个人的规范和价值与广阔的社会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论述思路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提出的“个人的即政治的”理论纲领中得到进一步强化(Groden et al.420-21),而她阐发的“第二性”理论的内涵在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拓展和深化。
首先,波伏娃对于性别的生理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的区分导致gender(“性属”或“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出现,从而把原有的sex(“性别”或“生理性别”)一词限定在生理意义层面。英国学者奥克利(Ann Oakley)在其著作《性别、性属与社会》(Sex,Gender and Society)中细致分析了性别与个性、智识、性行为以及社会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讨论了不同社会和文化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异性建构,从性别的生理特质开始,以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做结,呈现出人们对于性别本质的认识历程。而美国学者鲁宾(Gayle Rubin)则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把社会阶层的分化归结于她所谓的“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的一整套机制:“社会透过这套机制把生理特质转化为人类活动”(534),从而在不同性别的人与其承担的社会角色之间简单地划了等号,并因此约定了性别的劳动分工。可以看出,在波伏娃区分不同性别属性二十余年之后,理论家用gender这一概念锁定了性别观念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形成及其运作,把对于性别的认识从简单的生物学层面的区分转移到关注以下更为深刻的学术命题:性别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性别角色的区分及其与生理性别之间的关系、性别气质的固化及其文化隐喻、社会和文化对于性别的规约及其塑形等,从而推进了人们对于性别的认识。“性别”和“性属”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其意义不仅在于呈现了性别的多重维度,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性别权力关系的社会文化根源,唤醒女性认识到“生理差异是被父权体制夸大的,用以在女性中制造一种观念,误认为她们自己天生就更适合‘家庭’角色”(Pilcher and Whelehan 56),从而为彻底改变对于性别的固有认识及偏见开辟了道路。
其次,波伏娃对于女性他者地位的观察被第二次浪潮期间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广泛接受,她们针对父权文化所做的集体批判一方面体现在继续对男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归类和解读,另一方面体现在探索女性在承担家庭角色这一典型的他者社会身份之中如何遭遇困惑。米利特(Kate Millett)认为,性别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因为意识形态、生理学、社会学、阶级、经济或教育、武力、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内的性别关系都呈现出“权力结构关系,一群人通过这些关系被另一群人所控制”(23)。她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针对男作家拥有的男权意识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已经被波伏娃在著作中讨论过的英国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波伏娃曾在著作中分析说,“劳伦斯狂热地相信男性至高无上”(I:296),他作品中的男性人物都是高傲的个人主义者,而他作品中的女人则应该俯首听命、从属于男人(302)。米利特继续细读劳伦斯的作品,观察到其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几乎完全按照弗洛伊德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心理模式来安排,而贯穿其创作历程始终的是对于权力的渴望———先是针对女人的权力,后来是针对弱小男人的权力(269),于是米利特感叹说:“怪不得波伏娃机敏地指出,劳伦斯穷尽一生都在为女人撰写指南”(239)。如果说波伏娃的著作直接引发了米利特的《性政治》,促使她继续深入揭示男作家如何把女性人物客体化,那么波伏娃的“第二性”这一概念则转化成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笔下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比喻,其原型来自勃朗特(Charlotte Bront)小说《简·爱》中被丈夫罗切斯特锁在阁楼上的妻子———疯女人伯莎。这两位女性学者分析说:“大多数西方的文学类型……从本质上说都是男性的:由男性创作,讲述关于世界的男性故事”(67);而相比之下,女性却困窘于署名的焦虑,受制于先前文学传统中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的刻板模式(48-49)。但是,那些天使般的女人、那些生活在郊区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面对优越的物质条件,精神上和心理上却不约而同仍然遭受“无名的问题”的困扰(Friedan 7)。这个由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揭示的问题,在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期间,成为推动女性进一步了解自身存在与价值的动因,而该问题的实质恰恰要追溯到波伏娃论述的女性的他者地位,恰恰关系到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分工给女性生活带来的局限和桎梏。
第三,波伏娃对于女性性心理和性经验的描述成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建构女性主体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她们一方面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针对女性性心理所做的定义进行了群体式抨击,另一方面也试图基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来建构“女性书写”(l’écriture féminine)和“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等学说,全方位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旅居英国的澳大利亚理论家格里尔(Germaine Greer)在著作《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中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做了“尖酸刻薄、不恭不敬”的批判,其灵感直接来源于波伏娃的《第二性》(Webster 22)。格里尔主张,女性只有充分认识作为生物体的自己,才能实现自由和解放。她在著作中大胆描述女性的力比多以及女性同男性的关系中所体验的不同感受,因此被称为“女权主义真正的麦当娜”(3)。几乎在同时,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也在描述女性的力比多,她批评说“女性性征的理论化一直是基于男性参数进行的”(This Sex23):男性拥有阳具,因此以“一”为标志,这个“一”决定了欲望形式,规范了意义和秩序,而女性自然变为“非‘一’之性”(23)。伊里加蕾继而细致描述了女性性征的复数特征以及愉悦的多重方式(28),并试图基于对于女性性生理的认可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由于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行为不被父权文化接受和认可,因此格里尔的“女太监”和伊里加蕾的“非‘一’之性”正是波伏娃的“第二性”概念在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现代变形,这中间的姻缘关系一目了然。而与此同时,在文学批评领域,美国理论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倡导的“女性批评学”和法国理论家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倡导的“女性书写”均同女性的性生理和身体相关:前者主张“文本不可磨灭地打上了肉体的印记”(Showalter 187),但也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到身体的表达还必须通过语言、社会以及文学的结构充当媒介(189);后者强调打破父权文化的书写禁忌,“用身体实现所思,并把思想铭刻在身体之中”(Cixous 881)。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突出女性身体的能动作用,直面女性存在的本真状态,用女性身体的在场取代先前父权文化中女性主体的缺席,这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而波伏娃对于女性生物性的关注成为女性确立差异性主体、言说欲望和改变象征秩序的逻辑前提。
第四,波伏娃对于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无法分享共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做的分析,在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那里发展而成对于姐妹情谊和母女关系的格外关注,以期增强女性间的血缘和文化纽带,加强对抗父权文化的集体力量。在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期间,女权主义行动主义者为唤醒更多女性认识到自己的边缘社会地位,组织了“提高认识”小组,在女性间分享生活经验,描绘群体压迫的特征,从而建立友谊的纽带(Groden et al.300-01)。因此应运而生的是由摩根(Robin Morgan)编著的文集《姐妹情谊是强有力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此文集汇集了各领域杰出的女性主义理论文章以及女性团体的行动纲领。摩根后来又编辑出版了《姐妹情谊是永恒的》(Sisterhood Is Forever),汇集了六十余篇各行各业女性对于自己境遇的书写,坚持认为在面向新世纪和新纪元时,女性仍然需要加强团结。如果说美国的这些政治行动和学术活动践行了波伏娃提出的女性文化,那么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则在理论话语上进一步修复着女性文化的传承脉络。在西克苏那里,这体现在她提出的用“白色的墨水书写”(881)的主张:白色墨水,即母亲的乳汁,给女性提供写作的灵感和滋养,可以有效延续女性的谱系;在伊里加蕾那里,重续在父权文化中被割断的母女关系同样是建设女性文化的核心命题,她详细分析了西方文明如何在弑母基础上建构了其秩序(“Women-Mothers”47),并阐述了重新发现母亲的文化地位、恢复良好母女关系的必要性(Je,Tu,Nous 47-48)。可以看出,波伏娃之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继承了她对于女性群体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方式,并力求在理论和行动两个维度弥补女性文化的缺陷,呼唤女性合力抗争被他者化的命运。虽然对于姐妹情谊和母女关系的畅想同某些特定文化传统相联系,未能覆盖所有文化中对于女性谱系的习俗与规约,但是,这些畅想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女性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认知,有利于重新审视女性对于人类文明的作用和贡献,通过把女性的个体经验同群体记忆结合起来的方式,重续女性文化的传承轨迹。
第五,波伏娃在《第二性》结语中描绘的两性平等的理想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寻求“差异中的平等”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的主旋律,由此,世界范围的女权主义在整体诉求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众所周知,女权运动的最初目标是实现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因此“平等”是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的核心词;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人们更着重探究女性在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多维存在方式,“差异”因此取代“平等”而成为可以概括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总体发展态势的核心词①,但女性主义内部也同时呈现复杂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政治和批评主张。在美国,米勒(Nancy K.Miller)在其编著的《性别的诗学》(The Poetics of Gender)一书中冷静而辩证地审视了性别差异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细致剖析了为什么文学批评家在解读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时无法忽视“性别文化的粗暴痕迹”(275);但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却主张,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要做“抵御型读者”,清除男性意识的先在影响,这样才能激发新的批评视角(568)。在英国,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终于在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达成了妥协,主张“精神分析的理论可以在亲属关系及其原则上有助于理解性别差异的建构过程”(xxxiii);她甚至找到了波伏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间具有的相似之处(305-18)。在法国,波伏娃“差异”学说的直接继承人就是伊里加蕾,后者在《性别差异的伦理学》(Ethique de la différence sexuelle)、《思考差异》(Le Temps de la différence)和《我、你、我们:走向一种差异文化》(Je,tu,nous,Pour une culture de la différence)等著作中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性别的差异性存在,主张如果对性别差异问题进行彻底思考,人类就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拯救”(“Sexual Difference”165)。尊重两性差异是波伏娃在著作结语中描绘的理想,也是激发后续女性主义理论展开深入论述的基点,它显示出女性主义的发展更加趋于尊重人的权利,更加细腻地勾勒自由的边界,从而使性别主体落实到人的本质,实现终极的人文关怀。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波伏娃提出的“第二性”的核心概念在二十多年之后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扩充;她对于女性作为他者的存在、对于性别的社会建构特质所做的分析,成为后续女性主义理论的论述起点;而她针对性心理、性行为、性别差异的认识以及对于女性缺乏共同的文化渊源所做的剖析,则触发了后续理论家对于女性心理、母女关系、女性谱系和女性文化的更为深入的探索,并最终指向性别的差异性存在,从而全面构建了关于女性主体的理论体系。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上述理论探索又得到进一步拓展,这集中体现在女性的主体身份逐渐向后现代主体的过渡方面。
走向后现代主体
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意义普遍受到消解、秩序遭遇解构的历史语境中,人们逐渐把主体性看作“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综合过程,主体的意义、价值和自我形象都来自社会文化实践”(马海良174),对于女性主体身份的认识也因此出现了修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展趋势是以下两种:
其一,波伏娃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具体表现在性别的话语建构和行为建构两个维度,又因其建构的持续性而导致主体身份呈现流动特征。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受到福柯话语场域理论的影响,把话语同权力关系以及主体身份的概念加以融通考察,把女性话语和女性身体相互置换,伊里加蕾因此提出“女人腔”或“以女性身份言说”(parler-femme)概念,强调女性作为言说主体的必要性,这一立场俨然就是福柯的话语主体概念的女性主义变体。同样关注语言的还有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她认为主体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符号的(而非象征的)诗歌语言打碎了话语的完整性———“话语的破碎显示出语言的变化构成主体状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揭示出正常化的语言仅仅是诉说意指过程的方式之一”(15-16)。她由此提出“过程中的主体”(le sujet en procès)概念,不仅表明语言意指过程的持续性和交互性,而且也对传统意义上作为整体概念的主体性提出了质疑。美国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从福柯那里汲取的学术滋养体现在她认同律法对于身体施加的训诫和惩罚,因此指出了性别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特质:性别身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一系列演绎实践来构建的,它是“一种永远无法完全内化的规范”(《性别麻烦》184),这意味着人类会自觉维系社会和文化对于性别的规约,在一个具有开放特征的“重新意指以及语境重置”的背景下,模仿“一个原初的、内在的性别化自我的假象”(180-81)。巴特勒不再把性别视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主张“性别是一种制造,一种被不间断地开展的活动……它是处于限制性场景中的一种即兴实践”(《消解性别》1)。既然性别的述行性特征决定了性别身份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那么性别本身也会自然呈现动态、流动的特征,这构成后现代主体的显著特征之一,从中可以看到,波伏娃努力确立的女性主体出现了不稳定状况。
其二,波伏娃的性别差异学说演变为对于女性群体内部差异的关注,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第三世界女性、非异性恋群体等边缘人群的性别身份成为新的学术焦点。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语境下,整体身份的概念遭遇消解,绝对的差异制衡着性别的本质属性。拥有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常年旅居欧洲的学者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提出了“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的概念,主张应该在历时性共存的三个层次上理解性别差异: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每一个女人内在的差异(158-67)。她承认寻找女性之间的共同点是提升女性意识、提高集体力量的出发点,但是,她更强调属地政治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的属地决定了他/她看待时间和历史的态度(163-64)。布雷多蒂阐发的女性主体的复数特征把女性主义对于差异的最初指向———不同性别之间———拓展到女性群体之间和女性个体本身,从而丰富了差异的异质性维度。由于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个体内在的差异可以具体表现在种族/民族、地缘、阶级、文化、宗教、语言、职业、性取向和性行为等方面,族裔女性主义理论家因此在这一潮流之下大量涌现,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政治诉求格外凸显。非洲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bell hooks)指责女权运动仍然是以有特权的白人女性为中心而展开的,她们“把劳工阶级的白人女性、贫穷的白人女性和所有有色人种女性放在跟从者的地位上……霸权式地夺走女权主义关于平等的辞令,帮助遮盖她们在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里与统治阶级的同流合污”(《激情》47-48)。胡克斯的激进观点促使美国的女权组织和教育机构在处理女性问题时逐渐把女性群体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境遇和诉求考虑进来,她因此进一步呼吁建立更广泛的姐妹情谊来加强女性之间的政治团结(《女权》78)。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家批评西方女性主义“透过西方式凝视阅读第三世界的女性,使她们成为受害者,剥夺了其主观能动性,对其实施了‘他者化’消音”(Weedon 130)。印度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莫汉蒂(C.T.Mohanty)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她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把“第三世界女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333),忽视了其内部的复杂性。她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与作为霸权话语再现的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被某些特殊文化强制性地规定的(334),并不能呈现所有文化的特点。她因此详细分析了作为分析范畴的“第三世界女性”如何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塑造成某些政治—经济制度(如男性暴力、殖民活动、家庭制度、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受害者(338-44),并断言:“只要‘女性’以及‘东方’这样的概念被定义为他者,被定义为边缘人群,那么西方的男人或人本主义就可以把自己再现为中心:不是中心决定了边缘,而是边缘因其边界而决定了中心”(353)。
关于性别身份的上述主张是对“第二性”理论做出的新发展,在这些学说中,波伏娃提出的性别的社会建构维度被具体化为话语建构和实践建构,她主张坚持的性别差异被进一步阐述为女性群体以及女性个体内部的差异性存在,这样的理论拓展反映出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认知方式在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的渗透与改变。上述理论主张并非简单地接受波伏娃的学说并据此做出衍生式阐释,而是借用新的思想资源和思考方式对先前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提出反思、质疑、修正甚至颠覆,其整体趋势是走向对于性别差异和多元性别身份的认知,从而完善对于性别乃至人的根本存在的认识。
结语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尖锐的问题:“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既是针对女性存在而提出的,也是针对两性关系以及性别建构和性别再现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在波伏娃的时代,大多数女性被动接受了他者的地位和身份,这是“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I:15);在她之后的几十年间,女性主义理论家一直在努力细化他者的历史动因和社会变迁,并逐渐建构拥有主观能动性的女性主体。无论是弗里丹揭示的“无名的问题”还是吉尔伯特和古芭描述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无论是格里尔的“女太监”还是伊里加蕾的“非‘一’之性”,无论是性属概念的提出还是对性别政治的深入探索,无论是希冀通过姐妹情谊加强女性间的纽带还是基于母女关系梳理女性谱系,女性主义理论的后续发展无一不打上了波伏娃思想的深刻烙印。及至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语境之下,女性的主体身份又在话语建构和社会实践的双重作用下、在差异和消解的整体潮流中,呈现出多元、流动的新特征。“女人是什么?”波伏娃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引导所有女性主义理论家不断阐发和论证的核心命题,在对于女性性心理和性行为的关注中,在对于女性书写的倡导中,在对于女性在文学文化中边缘化再现的讨论中,在回避为“女人”提供本质化定义的努力中,我们看到女性认识自身的历程漫长而曲折。“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关乎人的本质存在的根本问题,对于该问题的持续探索构成西方人文学术和人文科学的主线之一。
由于波伏娃著作拥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第二性”概念经过数度发展和延伸,已成为后人阐发新的理论视野时可以有效借鉴的元术语:一些学者承继了波伏娃的立场,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运用“第二性”来指代女性,如《好莱坞的〈第二性〉:1900—1999年间电影产业中的女性》(Hollywood’s Second Sex:The Treatment of Women in the Film Industry,1900—1999),该书讨论了在整个20世纪好莱坞银幕上以及幕后几乎所有重要的女演员、女编剧和女制作人所经历的性别歧视。作者研究发现,“上个世纪初年那些漂亮女性开展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世纪末年,而且至今仍然在持续”,只要拍摄电影,女性也许就将继续扮演“好莱坞的‘第二性’”的身份(Malone n.p.)。还有一些学者拓展了波伏娃术语的意义旨归,用“第二性”指代同一性别群体中的边缘人群,如女性群体中的第三世界女性和相对于西方女性群体而言的东方女性。即使在东方学者看来一直隶属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如莫伊(Toril Moi),也曾因长期处在美国之外的学术环境而颇为认同波伏娃定义的“第二性”的他者地位(Simone de Beauvoir 32)。
法国当代学者勒厄芙(Michèle de Loeuff)曾说:“一个哲学文本会在读者心中———每一位读者,无论男女———激发作者本人(乃至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体验或震惊”(16)。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它在出版之后引发的所有体验、震惊、争议、喧哗、继承和发展,充分说明了其在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在该著作出版六十年之后的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题为《男人:第二性?》(“Men:The Second Sex?”)的文章,讨论男性气质的新变化。作者注意到,随着女性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的表现越来越优秀,有些男性不得不回归家庭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他们似乎已经变成了波伏娃笔下的“第二性”。波伏娃本人当初可能无法预见其著作在后世产生的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我们能够预见的是,她创立的“第二性”的概念还会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拓展,并生成新的学术命题和批评论域,而人们对于性别的探索也仍将继续。
【作者简介】
刘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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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16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