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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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教授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发明原子弹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原子弹会像在广岛、长崎爆炸那样，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说起科学观，还得从我读大学的故事说起。
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大学生。我中学的时候，文科和理科的成绩一样好，当时，我和另一个男同学，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人，高考前，我们相约一起考文科。我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没人管我高考的事情，所以我如愿以偿进了文科。那位男同学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是中国二汽的总工程师，听到他要考文科，气急败坏地表示如果考文科，就断绝父子关系，最后，他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我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以他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的工科生背景，一定也不会愿意我选文科吧。
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也让我和科学技术失之交臂。所以，今天当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要谈科学观的时候，我只能谈一谈我的“反科学观”。注意，这里要打引号的。
说来也怪，虽然我高考时数学满分，但我对涉及科学的部分，总是提不起兴趣，原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沉醉在人文世界里了，但近年来，发现自己也有所变化。
我的几个80后朋友，都是科幻迷，为了能跟他们对话，我也只能强迫自己看科幻片、科幻书，慢慢的，我发现自己渐渐入迷了，对科学不再排斥，尤其最近大火的ChatGPT，我也对它充满兴趣。于是就开始以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思考科学的问题。我可以先说我的结论：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这就是我的“反科学主义观”。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技术传统的国家，技术是实用的，但科学的本质是求知。陈寅恪30岁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就和吴宓聊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和古希腊传统很远，和古罗马传统很近，古希腊为求知而求知，古罗马的政治伦理很发达。
科学和科学主义，这两个概念也要区别开来。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民主与科学，科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后来却慢慢演化为科学主义。“主义”二字可不能随便加的，比如，帝国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词，指的是一个超大国家，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的，民族国家一般是单一民族、国内多是一种宗教，帝国一般内部有多个民族、多个宗教。但是，一旦成为“帝国主义”就不一样了，内涵就成为侵略扩张了。科学也是这样，科学是好东西，但成为科学主义，就成了意识形态。
奥本海默
讲得直白一些，科学本来是认识世界的一套方法论，当然它背后也有一套科学的价值观，但成为“科学主义”后，意味着它是一套意识形态，它可以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裁判一切，成为终极判断的标准。
五四运动后期，胡适、陈独秀都有一种“科学主义”的自傲，不过他们是两类不同的“科学主义”，胡适代表的是方法论科学主义，而陈独秀是唯物论科学主义。
唯物论科学主义认为，只要掌握了历史客观规律，那么按照客观规律的法则，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方法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是一个工具箱，用来认识世界，甚至改造世界。他们都相信，科学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观，可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中国科学不发达，但科学主义很发达。这也有历史缘由。中国过去讲天命和天理，但近代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落，没有“天”了，晚清的时候，想用“公理”来替代“天”，而这个“公理”的核心就是科学，只不过最后异化成了科学主义。儒家传统衰落，叠加救国迫切，当时的知识分子希望的“中国方案”，是希望可以找到一把钥匙，还是一把万能钥匙，这就是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的历史背景。
所谓科学主义是用“科学”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譬如凡事都可以用科学的终极尺度来评判，一旦说你是不科学的，你就完了，就失去了合法性。法庭判案的依据也是以科学为标准，是迷信还是科学，成为终极的尺度。
发展也好、市场也好，也有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顺科学者盛，逆科学者亡”。比如一定要论证气功和中医都是科学的。其实，气功和中医严格说起来和科学没关系，因为它们是无法用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来破解的，未来能不能解释不知道。但现在无法破解。再比如有无四维空间的问题，也是超出科学之外。科学不是万能的，未必能够解释所有的宇宙与身体的奥秘，特别是人心的秘密。
以牛顿物理学为中心的近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宇宙观，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经典的科学都是要借助于实验，需要证伪，不能被证伪的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所以，科学能解释的事情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科学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它是有边际的，这是其一。其二，科学只是认识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感官能够感知的世界，科学只是告诉你是什么（to be），无法回答对人来说同样重要的问题：应该如何（ought to be）。科学与价值无涉。科学告诉你世界是怎样的，并不意味着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你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
当年五四的时候，有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现在看来科学派是错的，这一派以为科学可以提供人生观。当时他们狠批反对科学人生观的张君劢，说他搞玄学，讲一套神叨叨的宋明理学。张君劢认为，科学是科学，人生观是人生观，科学无法解释人生观。如果张君劢活到今天，一定会说：还是我对！科学是有限的，而科学主义把它放大了，以为不仅能解决to be，而且也能解决ought to be。
当然，现代科学也在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的诞生，提供了新的科学视野，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薛定谔的猫，这些都告诉我们，所谓的确定性，只是人们在特定观察的那个时空所获得的特定确定性，而事物的原来本性，是开放的、高度不确定的。
量子思维，将科学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可以与东方的佛教、道家思想接轨。只是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科学观，还停留在经典物理学阶段，对量子科学了解甚少。或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科学观革命，从确定性中解放出来，拥抱宇宙与人心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通过多元的确定性接近不确定的宇宙本体。
马克思说过一段名言：过去的哲学都是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前些年我去柏林的洪堡大学访问，大厅到二楼的阶梯，扑面悬挂的，就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最近我在研究与ChatGPT有关的问题，今天各种科学的发现，最后都是试图来证明人的无限能力，改造世界、甚至自我造人的能力。生命科学、基因编辑和改造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整个有颠覆人类的趋势。不是吗？基因技术可以造一个肉身的人，人工智能可以造一个精神的人。人类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在技术上似乎已经完全可能了。
这样的事情想想都很激动，过去的科幻片一一兑现，正在成为现实。这种科学的魔力，我把它称为潘多拉魔盒中的精灵，一旦打开魔盒之后，这个精灵就再也收不回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设置防护栏？或者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来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因为科学也是一种power。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是以知识呈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power。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近代以来有两种文化传统，一是科学的传统，一是人文的传统。科学传统显示了其强劲的动力。近代工业革命的掀起，引发了科学革命的发生，这种迭代式的发展直至今天。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可以说是一次千禧年式的革命，足以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媲美，具有跨世纪的颠覆性。
马斯克说，一种新的生命体正在诞生，人类这种碳基生物的存在意义，只是为启动硅基生物这种新的生命体。这个观点当然有争议。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硅基生物缺乏碳基生物的肉身，但是它拥有超越人的理性能力、假如GPT的情感开关打开的话，它像人一样还会有情感，再加上模拟的眼睛、耳朵和手脚，GPT就会产生自我意识，甚至有选择能力和行动能力。
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是欢呼呢，还是担忧？新人类的诞生，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另一个是“该不该”？前者是科学的问题，后者是人文的问题。
从今天的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前一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该不该”对硅基生物的放任发展，科学没法回答，只有人文才能回应。哈贝马斯在十多年前提到基因复制问题，他讲得很精彩，说是否容许基因复制这个技术，不是法律的问题，只能用宗教和哲学来思考。
宗教的理由是说只有上帝才能造人，人不能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尽管我们很多人不信上帝，但是按照近代的进化论，智人的诞生，是数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如今科学的魔力和技术的魔力，人可以反自然、反天命、反上帝。不管怎么的“反法”，都是不符合宗教和哲学的基本理论预设的。无论对上帝、天命和自然——三者可能是同一个超越神圣之物，人都要有敬畏之心，否则人自以为是上帝，与自然对着干，最后可能会自毁人类。
哈贝马斯的第二个理由，从伦理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偶然的，是自然的造化，因而意志是自由的。一旦个人的生命，无论是肉身还是思维，是被他人预先设计、制作的，那么就是不公平的，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你这个人是被制造出来的，是被控制、被摆布的，现代人能够接受吗？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各大轴心文明，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中国文明，一直到近代的启蒙哲学，有一条文明的底线：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尊严是至高无上。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共识。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开始视神为中心，但到了近代世俗化以后，还是落到以人为中心。这是一条基本的人类文明底线。
赫拉利
《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学者赫拉利问得好，他说，假如你要上一架飞机，设计飞机的工程师告诉你说这架飞机有20%的失事率，你还会上这架飞机吗？这是生命攸关的事啊。马斯克的星舰计划，也是假设当地球上的人类被其他生物统治的时候，那么就得“润”，到火星上建立一个新大陆，一个新的人类乌托邦。马斯克已经预感到人类自身造就的威胁。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奥本海默的困境。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发明原子弹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原子弹会像在广岛、长崎爆炸那样，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后来有很大的忏悔，并成为美国反核的重要代表人物。用福柯的话说，奥本海默这些人属于“特殊知识分子”，即通晓知识背后权力秘密的专家——“手中掌握着能够支持国家或者反对国家、滋养生命或者毁坏生命的权力”。
科学技术是一种权力，这样的权力也是很隐蔽的，是包装在一套科学外衣里面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人类同样面临奥本海默的困境。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太有能量、太有作为了，因为有科学和技术两张翅膀，人类觉得无所不能。科学和技术发展到今天，达到了新的巅峰。因此也就蕴含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
不是说不要发展，而是任何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有所限制，要防护栏，有关老虎的笼子。而最重要的，科学不是至上的，科学的进步要受到人文的制约，人文在科学之上。
我认为需要秉承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康德当年说的，人类要有敬畏之心：一是自然的宇宙法则，二是人内心中的道德令。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无穷的困惑》《寻求意义》《智者的尊严》《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作品。本文转自公众号“听哲学”，原标题《许纪霖｜今天的人类同样面临奥本海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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