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回忆李强（中）：他对基层、对平民，有着一以贯之的关怀

清华社会学系辛庄课堂 2024-05-01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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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丁学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知名学者。

文字整理/ 编辑：赵丽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清华社会学”

同一代人，同一种追求

——李强活在丁学良的记忆里

点击图片阅读丁学良回忆李强（上）

中篇

“像你这样的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走遍全球到哪里，也不管你在全球其它的地方做什么，你心中想到的头等问题永远是中国问题。你在海外的学问做得再好，如果你没有对中国人最关心的那些问题理出一个答案，尽管不是完美的答案，尽管不是大家都同意的答案，那你这一辈子的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会满足于你做的那种专业工作吗？”

“在中国做社会学一定要看看这个社会里最基层是怎么回事，不管你是研究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或是转型社会，如果学问做不到在土地里扎根，这种学问是很虚的，而且对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对社会进步也没多大意义。”

——李强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

（1950年5月17日—2023年12月12日）

三、李强对当代学术界的贡献

心怀中华，促进三地高校学术交流

发起三地高校社会学研讨会

李强到了清华以后，两岸三地互动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那时候的互动主要是在工商界，跟高教关系不大。强爷就说，我们大陆的学术界也不能在两岸三地互动中间不做点事儿，学术界要做点什么事儿呢，咱们可以领个头，让我们两岸三地的三个大学先做起来能带动全局。强爷考虑问题很周到，他说中国大陆呢，就让我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牵头，香港呢，丁爷，就由你们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牵头。

当时最大的麻烦是在台湾地区找哪一个大学合适，本来台大或政大两个大学都有人愿意出面，不是我们找他，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大家都想做这个事儿么，因为这两个高校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台湾岛内是最强的。不过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还挺难办，因为这两个学校正式的头衔上挂了个“国立”，一挂“国立”到了中国大陆就不被许可，但是你要不让它挂这个头衔，台大政大就不给他们经费，这样事情就很麻烦，因为认为老师不是代表他们大学，而是代表个人出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就讲，我们出去代表个人干吗呢，我们工资也没那么高啊。学校为什么不肯报销，因为觉得老师没把学校的头衔当回事，主要因为在历史上，“国立”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他们认为资格够老了也很骄傲，不挂头衔你等于把它头上一个“金冠”给摘掉了，不值得。

这都是很具体的一些事情，这样一来我们两边商量了半天，找不到一个办法让台湾岛内拥有最好社会科学的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过来人参会。后来我们想怎么办呢，既要找台湾岛内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又不要挂“国立”，最后就找了东海大学，因为东海大学是民办的，又很资深，它是个教会学校，而且很国际化，里面很多教师都是从海外聘请回来的，也有很多人不是华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三个大学代表两岸三地，但是两岸三地的其他学校都有同等资格参与，轮流主办，但协调工作做得最多的就是强爷。这点要讲句公道话，他为了这件事情费了很多心血，因为他在中间协调，所以很多的关系就容易搞顺。

我现在回忆起来，很留恋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方面的几个具体的事件。虽然我们两岸三地在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要很诚恳地讲，有一个基本点是一致的：我们都心怀中华，都想中华复兴。过去160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主动参与者，根源在什么地方？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文化的、宗教的，所有这些根源，从学科来讲是社会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我们两岸三地开会的时候，虽然每一次具体的主题不一样，但最根本的是想找到：过去160年，中国社会里面有哪些机制有可能与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接轨？有哪些当时接上了轨，有哪些当时没有接上轨？我们不能够让这种接不上轨的困境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根本主题的激发，每届两岸三地的社会学年会在讨论过程中，发言人常常血脉偾张，意气迸发。作为主持人，强爷虽然坐在那个地方显得很文静，但他的脸色、他的眼神都透露出来，他亢奋啊，极其亢奋。好几次我发言，声音太大了，弄得那个麦克风声音更大了，有人提意见，强爷就说，你们要晓得，我们开这个会实际上是学术会议，但是我们根本的目标不全是象牙塔，所以我们发言人讲话情绪激动，是我们的一个强点不是弱点。他很会安排，讲完这个话以后，就悄悄跟我说，丁爷，你呀不用麦克风了，你嗓子够大的了，你就讲吧，因为那个会场也就一百多人么。

2005年福州大学“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海峡两岸暨香港社会学研讨会开幕式

北京潭柘寺会议：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轮到清华大学作为主办方的时候，有人就说，在北京开两岸三地会议，要找一个能够明显体现北京特色的地点，当然我们也能够在清华大学开会，也可以到酒店开会，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的。但强爷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就把这个事儿当成正事，因为他是老北京，当时就跟好几个人商量，既包括清华的，也包括校外的，说这个两岸三地的会议也可以把北京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员邀请来参会，咱们在北京开会要有北京的特色。因为李楯家族是老北京，楯爷就说，我倒是提议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对外不开放，一定要通过清华大学开一个介绍信，否则我们这么多人去开会，违反了文物保护的规则。强爷就开玩笑说，哪儿啊？你总不能让我们到中南海去开会吧！楯爷说，不是中南海，是去潭柘寺，我们都知道在北京有一句老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么一讲，强爷就跑去开介绍信，让那次在北京的两岸三地会议在潭柘寺里面开。潭柘寺的会议把香港台湾两地的学者给震惊了，尤其是台湾来的学者，对强爷钦佩得不得了，说你们有本事啊，能在这儿开会啊，仅次于我们在“故宫”里面开会啊！然后强爷很得意啊，他说，这不是为了彰显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吗？

台中的河南餐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因为有了潭柘寺开会这么一个样板在那里，后来轮到在台湾开年会的时候，主办方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刚刚辞下来的主任但还是最资深的教授高承恕就很紧张啊，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跟潭柘寺的历史一样长。东海大学在台中市，会议期间我们在学校吃，在学校住，东海大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校园，但是会议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正式的宴会，他们在台中也找不到一个跟潭柘寺一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地方，因为大陆的汉人移民到台湾，最早不是到台中，是到台南，然后到台北，台中是最后去的，就这几个大城市，大概也就二三百年的历史，要找像潭柘寺这样的地方实在没办法。

怎么办呢？高承恕非常有心，就让那些学生去调研，说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年份最老的餐馆，不要给我们丢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餐馆，大概有60来年历史，这家餐馆的第一代主人是从河南洛阳过去的，餐馆那个匾就是1949年从老家带过去的，而且是清朝末年老家的一个匾，可不得了了，餐馆里面所有供的菩萨塑像也是从老家带过来的。这家餐馆招待我们的时候，老板还特意出来跟我们敬酒，说你们在我这里吃这顿饭，给我赚面子啊，你们是最有名的大学教授，他晓得是北京的清华大学、香港的科技大学，所以这顿饭吃到后来，不管是喝酒的还是不喝酒的，人人熏醉，因为中华文化的脉络给接起来了。

福州大学研讨会：激烈争辩，惊诧学生

还有一件事回忆起来也生动，两岸三地的社会学年会在大陆开的时候，强爷讲，中国大陆大，跟香港不一样，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台湾也就有三个最重要的城市。他说中国大陆有那么多重要的城市，咱们不要老是在北京开，实际上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他有心。然后他就讲我来问一问，我们清华或者人大毕业的在地方大学里面当教师的人，能不能在他们那个地方承办这个会议，这样一来我们每年开会时就换一个地点，使当地的高校都有机会参与两岸三地的交流。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这么好。

那次会议本来是要在香港开的，后来我们一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就说，行了，也不要你们清华出钱了，这一次我们香港科大出钱，就把我们香港办一次年会的钱拿到内地来用，我们只要能报销就行。我们把这个经费申请来以后就跟强爷讲，你找一个地方吧。强爷说，这样好了，我们到福州去，因为台湾三分之一的人不都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吗，这样从台湾过来到这边开会特别亲切。我老开玩笑讲我让他当统战部长就是有理，他什么都考虑得很仔细，那次会议就由福州大学经办，具体的经办人就是甘满堂。

那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大陆也是香港非常火爆的问题——就是社会里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贫富不均，但在讨论的时候，台湾学者基本上是听众。因为凭良心讲，两岸三地，贫富不均在那个时候发展得最快的是大陆，虽然不是很严重；香港一直贫富不均，大家觉得也是老调重弹；台湾贫富差距没那么大。所以那次香港来的学者就争论起来，也跟中国大陆研究贫富不均的学者争论起来，那一争论起来，我们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底下那些学生就傻眼了。到了后来，办会的甘满堂就很着急，说午餐准备好了，大家赶快吃饭吧，能不能把饭吃完以后再争论。那次会议，把福州大学跟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有关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喊来了，因为他们要借助这个机会出去交流么，当时福州大学的那些学生就悄悄问甘满堂，说香港来的这些学者是不是平时关系很糟糕，怎么能撕破脸皮那么吵架呢？然后甘满堂就说，不是，他们是同事，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争论是常态，否则你不知道你做的研究弱点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怎么改，这才是要请你们来看怎么做研究的原因，没有争论，就没有学术。

强爷在旁边看得非常开心，他说，嗨，这才是正确的会风！不是互相拍马屁，当泥瓦匠，你好我好大家好。强爷一讲，我就知道当“泥瓦匠”是我们下乡知识青年在当时农村的一句老话。什么叫“当泥瓦匠”呢，开会的时候互相之间不讲真话，不讲实话，把矛盾掩盖，使对方不丢人不丧失脸面，就是当“泥瓦匠”。我们都下过农村的，开会一讲当“泥瓦匠”就知道大家讲的都是假话。

两岸三地的社会学年会办了三界，效果极佳啊！我就开玩笑跟强爷说，嘿，你不是统战部的，但你一下子就把两岸三地的根都接起来了。我这么说，我确实发现强爷虽然不嚣张不显示，看起来平平和和，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人串起来，他很宽容，又很善良，又很正派，所以同意他观点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跟他相处的时候，心情都很平静。

2005年福州大学三校教授联席演讲

2005年福州三校社会学研讨会合影

也因为他的这个素质，后来海外还有内地很多人问我，说清华大学这个李强怎么还在当院长呢？说当了好几届了吧，一届还是两届，两届了吧？我老跟他们解释，我说他自己也不想当了，他自己也不是个想当官的，因为我在清华和北京在其他内地高校里面听到，说清华大学这个摊子太大，而且处于理工科大学转型成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遗留问题和新问题都要处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又是清华最大的学院，800多人，很多盘根错节的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在这种转型的关键时候，强爷基本上是各方面都能摆得平的人，并且作为一个院长，他也没有荒废学问，这点很了不起，他不只是一天到晚去开会啊，讲个官话啊，解决人家家庭纠纷啊，他还把自己的研究项目一步步往下走。所以我就跟人家解释，说强爷退不下来，是因为上面的人觉得他很可靠，下面的人也觉得他很可靠，在中国大陆啊，一个可靠就不容易了，两个可靠就更难了，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评价是很实事求是的，就是他是“双可靠”，不是“一可靠”，上面下面的人都觉得他可靠，这样的人极少，他同时又对学问很认真很坚持，对人很厚道，要把这些素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啊，难得。这些都是事实，都不是瞎说。

关注高教，助推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出版

强爷做的事情中，有一件事后来影响越来越大。

前面提到强爷曾经安排我给清华大学负责文科建设的领导讲香港科技大学建设的经验，讲过以后我说，除了跟清华的校领导讲以外，我真想找到更大的场合去讲。强爷就让李楯去负责这件事，看能不能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厅做学术报告，那当时可不容易了，一般单位一般人还办不成这件事。清华的介绍信到了以后，强爷他们还要张罗，张罗什么呢，说北京电视台你不能只是现场录像、录音，要现场转播！这个更难了，本来录下来以后要编辑一下，强爷说不行，要现场转播，这个效果才好，真的不容易。我到现在都记得是2000年的5月份，我在香港科大刚放了假就急不可待马上跑回来了，因为这个机会难得么，然后就把标题定下来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主题在中国大陆是多么受重视，从2000年的5月份，我一直讲这个题目，当然不是每年讲多少次了，但是每年都会讲，一直讲到2018年6月我在香港科大荣休为止。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内地稍微好点儿的大学都请我去讲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后来这些演讲整理出来的稿子就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演讲集，题目就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几本书，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本。那个时候教育部从上到下，司局级干部以上人手一册；中国内地有名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院长也基本上是人人都有。我在中国内地，只要是去高校，一去人家就说，嘿，世界一流大学这个主题就是你讲出来的。而最早对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的就是那次实况转播，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到现在为止还保留了那个讲稿，讲稿就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印出来的，很厚，因为内容很丰富，包括后面点评啊、提问题啊等等。当时请来的几个点评人，有人就讲，这之前，我们就知道喊口号，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的架构、制度、环节、操作。强爷当时就调侃，说你们平时是瞎“忽悠”，天天在那里讲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下子丁爷让你们开眼界了吧。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感激。

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强爷只要他看中了什么事情重要，他一定想尽千方万法，把各种各样的人的资源、各种各样的物的资源，还有他能够协调的体制的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综合起来，落实下去，这种宝贵的品质很多学者身上不具备。

我跟李强交往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回味起来，他身上有那么多的优点、长处、特色，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他有这些优点、长处、特色，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他认为他就应该做这些事，他不做这些事他觉得他愧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不像那么多人做了好事以后到处跟人讲，生怕人家不知道，而强爷做这些事就觉得他不做这些事是他的欠缺，做这些事是他的本分。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上，我在内地有那么大的影响，第一次开局是他安排的。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丁学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四、关注社会关怀民生

体验草根香港

有一次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个研讨会，刚好强爷去了，因为高校那个时候放假了，强爷那个时候对香港不太了解。那大概是在1999年的时候，然后强爷就跟我讲，丁爷，在这儿开会大家很认真，但会后那些正式的宴会啊官方的活动啊，我不太想参加了，意思不大，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就跟他讲，好啊，你来一趟也不容易，香港社会是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人间世界，我们俩是研究社会学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了解一个城市，不能只到它最光鲜的脸面的地方去，当然那些地方也应该去，比如说最有名的shopping mall，最有名的餐馆，最有名的服装店，还有戏剧院啊，电影院……那些地方当然应该看一眼。我说其实一个城市真正有味道的地方是那些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角落，因为那里面有社会的沉淀，是我们做社会学的人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地方。

底层的香港：百年庙街

我当时对香港也不是那么了解，我就问了一个我带的香港本地的研究生，他给我介绍，说你要想了解过去一百多年草根的香港啊，得去庙街，“miao gai”啊，土地庙的“庙”，我当时还有误解，说我们不想去拜菩萨。他说以前是拜菩萨的，有菩萨庙，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僻，里面老的建筑和老的街道也没被破坏，那个地方就是底层的香港人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香港的地方特色，有站街女，因为严格来讲，香港是不可以有站街女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黑社会的因素，因为那里有帮派，有地盘，有些餐馆，有些卖酒的小店，本地人都知道它们是哪一帮哪一派的；而街头倒卖假名牌手表、假首饰珠宝、假名牌衣服的多得很，倒卖电话卡，倒卖BP机的也多得很……我那个学生就跟我讲，那是最地道的香港的一块地方，香港警方老是想把这个地方扫掉，但是扫掉以后就扫掉一个特色，因为香港那边有很多底层的人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所以我听了以后就决定带强爷去庙街。

另类田野：街边的社会学

等到正式会议完了以后，我们就背了一个大包，我跟强爷讲，你贵重的证件啊就不要带了，丢掉以后就完了，因为我对那个地方也不敢放心，但是我那个包里带了一瓶非常好的葡萄酒。到庙街以后我们就找了一家路边的大排档，因为人太多了，屋里面的桌子老早就给占满了，已经八点多钟了么，只能在路边的桌子上，那个塑料的桌子摇摇晃晃，我们俩就坐在那个地方叫了几样地道的传统的香港菜。当时我看了强爷的脸色，我能猜出来，那意思就是说，咱们在这边吃饭安全么？因为路边来来回回走的人中很多人一看都是歪门邪道的，有站街女、倒卖走私的、打架闹事的，他很担心，我们在路边吃饭弄不好被人家骚扰了再被打一顿。我说：“放心吧，强爷，不至于，我们只要不惹人家，人家不至于惹我们”。我讲着讲着就把包里带的葡萄酒拿出来打开，强爷感到很惊讶，说你还带了开瓶器呢，我说当然了，到这么个地方来，你要喝它的酒，你是喝不到这么好的葡萄酒的，他们喝的都是烈性酒，我说你也不喝烈性酒，我带葡萄酒当然要带开瓶器了。

我们俩就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桌子边聊天，一直吃到凌晨三四点，聊了五六个钟头，在那个地方我们俩聊的就是什么叫香港？为什么香港有这么一种非常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街道？因为自从清朝末年香港被割让以后，很多本地人是靠着这个类似的活动维生的，当我们去的时候，香港街头已经不可能有黄赌毒了，但在历史上，黄赌毒是香港基层社会很重要的一块生计来源。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吃的那些菜都是这些底层社会吃了一辈子的菜，也是香港社会一百多年传下来的风味菜。每一道菜上来的时候你都能在香港的一个电影中找到那个镜头，包括那个吆喝的声音，上菜的姿态，甚至还有一个动作，强爷印象很深，如果你对那个上菜的服务员态度好一点，他立刻就把香烟飞过来，他不是递过来，是飞过来，你要接住，非常生动，就跟香港老电影演的一样。所以那次强爷就佩服我了，说，丁爷啊，你这个社会学没白学啊，你到香港来也就短短几年的时间，你这个社会学知识全部在路边了，跟这些灰道白道黑道在一起，这顿饭吃得味道十足。开心啊！

走在台北街头

因为强爷推动了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台湾社会科学界的很多学者。有一次我们俩都被邀请到台北市开一个很大的研讨会，除了我们两岸三地以外，还有其它国家来的一些华人学者。

强爷的惊讶一：街头密集的小吃店

我因为从1980年代末就到台湾去做学术研究，所以对台北市很熟悉。这个白天的会议分两段，上午和下午，开了两天，所以下午会议一结束，我就跟强爷讲，咱们也不参加正式的宴会了，咱们就吃台湾的小吃，我特别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强爷也愿意去，所以我就拉着强爷到台北市我们会场旁边的地方去散步。那已经是下午了，但不是很晚，是在政治大学旁边，那个地方大街小巷有很多小食店，人口非常密集。

我跟强爷肩并肩在附近散步，因为我最早在1980年代末就去过台北了，所以台北最早是什么样，我已经不再惊讶了。而强爷那是第一次去台北，所以当时非常惊讶，强爷惊讶什么事儿呢？

强爷第一个惊讶的是有这么多的小吃店，哪里来那么多客人呢？我说你要晓得台湾的小吃价钱不贵的，要知道在大学旁边有这么多的小吃店，就是因为大学生花不起那么多钱，消费不起正式餐馆，就是这些小吃店满足了大学生的需要。我说这里面的物价便宜、服务好，而且菜的品质很好，否则学生不会再回来了。

强爷的惊讶二：市中心的土地庙和菜地

他惊讶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散步走过的是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的中心地带，但我们能看到很破旧的小土地庙，快两百年了，破破烂烂，靠着一棵大树，并且小土地庙门口有很多的香火。强爷就说，嘿，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还有一个破土地庙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市政府还允许在这里放一个土地庙呢？一上香容易烧火，从安全角度来讲也是个隐患。又走了一段路，他看到在那么个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的大马路旁边，还有一块地种着菜，还能闻到种菜浇的肥料的臭味。强爷说你想在北京上海的大马路旁边怎么会出现这种镜头呢？

我就跟强爷解释，我说之所以我们在台北市看到这种场面，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深刻吸取了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打败的教训，在大陆的时候国民党也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但是因为中国太大，而国民党当时的中央政府管到的地方太少，江浙、上海、安徽的一半、江西的一半，北方、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都是地方军阀在管着呢，所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推广不过去，这是事实。然后又遇上日本军队打进来，地方军阀闹事，后来又是国共内战，所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长期没有把中国的农民阶级、农村社会这个最重大的问题解决好。

自从国民党被打败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包括蒋介石最重要的助手陈诚深刻反省了他们为什么在大陆被中国共产党打败，根本原因之一是他们忽视了农民，忽视了农村，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土地，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在这方面就再不敢犯错误了。台北是台湾省的第一大城市，文官武官一大堆，但是绝对不允许他们轻易伤害私有土地产权，因为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因此才保住了在21世纪看起来很荒唐的镜头：闹市区是摩天大厦，几十层，紧挨着它的旁边是小土地庙，因为土地庙首先是有“土”的，这个土你不能动，你没权力拆它；大马路上开的是奔驰，名牌车，但不远就是一块菜地，你如果有时间一天都在那儿看着的话，你还能看到菜地的主人挑一担肥料在那里施肥呢，然后施完肥在旁边抽烟。所以我跟强爷就讲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强爷当时就感叹，可见产权多重要，因为你保住了土地的产权，你才能保住产权之上的很多东西，你没有土地，什么文化啊，传统啊，其它的东西都保不住，因为你没有土地啊。强爷当时很感慨，所以那时候我很得意啊，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我在台湾考察好多次以后深刻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农耕社会所留下来的传统中，土地的产权是所有的产权中间最根本的，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走进内地基层

1999年我从澳大利亚又回到香港的时候，碰上强爷到香港来开会，他说，你又回来了，是对的！你要是在澳大利亚永远待下去，你跟中国的接触就越来越少。像你这样的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走遍全球到哪里，也不管你在全球其它的地方做什么，你心中想到的头等问题永远是中国问题。你在海外的学问做得再好，如果你没有对中国人最关心的那些问题理出一个答案，尽管不是完美的答案，尽管不是大家都同意的答案，那你这一辈子的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会满足于你做的那种专业工作吗？他这话讲得多诚恳啊！如果是开大会时他这样讲，我们还以为是领导讲话呢，但其实不是在那种场合讲的，所以强爷这句话我老记在心里。强爷身上有非常非常可贵的品质，这个就跟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有关系，我们都是下放的知识青年，而且他家的出身还不如我呢，我们家三代贫农，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还不如我根红苗正。但强爷多次找机会让我这个在国外待了几十年的人多回到北京，多回到内地，多一点接触社会基层的经历，尽管回来主要是开会或讲学，但是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安排我走进中国的社会基层，他很有心。

《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后语中引用强爷的告诫（丁学良，东方出版社，2014）

关心平民的北京

强爷有一次找到一个人，很有名的一个摄影师，姓赵，叫赵铁林，这个人专门拍摄了南方的社会底层的照片，他说他摄影最好的作品是在海南拍的，好几次摄影的时候差点被警察抓走了，以为他是嫖娼啊贩毒啊什么的。这个人，强爷本身跟他不是很熟悉，但是沈原跟他很熟，强爷就委托沈原，说你认识那个人啊，你让他带着丁爷去看看那些快要消失的北京社会的角落，那些快要倒塌的老北京的很有历史价值的小胡同啊、四合院啊、老建筑啊、老碑啊、老房子啊、老店啊，甚至当年北京供骡马休息的这些地方，你都让他带丁爷去看看，这些地方很有历史感的，以后就没这些地方了。

那几天这位赵摄影师就带着我走遍了他觉得北京就要消失的拐拐角角。虽然我出国以前在北京住了两年，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机会到这些底层去，也不了解老北京的拐拐角角的那些故事，因为我是从南方过去，也不知道北京有这么深厚的积淀的东西。强爷就跟我讲，让你去看这些东西也不能白看啊，哪些地方不能拆，哪些地方不能改造，哪些地方不能给发展商就这么拿过去了，这些地方全毁掉了以后，老百姓也走了，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地皮那么贵，这些老的拐拐角角拆掉以后，普通老百姓回不来的。所以我很感谢强爷让这个赵摄影师带我跑了整整的五天，每天跑十几个小时，每天让我在那些最老最破烂的小店里面和大爷们一起喝酒，喝二锅头，我要听故事，就要请这些大爷们喝二锅头，大爷们要求不高的，56°二锅头来个两瓶，什么故事都来了。我很感谢强爷有这个心，他说丁爷啊，咱们要呼吁，老百姓要保留下来一部分，不然我们的后代就不知道20世纪上半叶北京还有这些东西，到了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少了，不能到了21世纪啥都没有了，我们不能做不肖子孙啊。多好！

新清河实验：研究转型社会的试验场

还有一次我回北京开会，强爷就说，开完会我让两个学生带你去清河看看，那里是个试点，很值得看一看。他也没有多解释这个试点的内容，因为我本人在出国以前并不是学社会学的，我是做哲学的——抽象的哲学史，所以社会基层不是我研究的对象，也不太清楚有哪些点值得去看。

强爷看到我对清河这个地方一点认识都没有，就跟我解释清河这个地方多重要，我要不去的话我都不知道强爷在那个地方花了那么多心思。他说，请你去看这个点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在这里做课题，二十年代就有学者在清河做了，因为它有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前面几辈人在清河做的好的东西给积累下来，然后再传下去。这个是跟强爷几十年笃信的学术原则贯通的，他经常说，在中国做社会学一定要看看这个社会里最基层是怎么回事，不管你是研究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或是转型社会，如果学问做不到在土地里扎根，这种学问是很虚的，而且对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对社会进步也没多大意义。所以他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对基层对平民的那种关切关怀。

我听了这番劝告后就把其他事情推掉了，去了清河，之后组织了两场和当地民众的对话。其中一场对话讲的是当地农村社会既没有达到完全的都市化水平，但又不是像我1984年出国以前的那种农村了，所以它是一半都市化，一半还属于乡村社会。我也知道治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基层的专业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素质、他们的情怀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是从外面过来的，他们未必对乡土社会有很多的了解，更没有很多的情感，说句很不礼貌的话，真到这里来工作的管理这种乡村社会的基层人员，都是把这里当成一个很暂时的过渡工作，这么一来呢，他们对基层的管制啊，发展啊，还有对基层社会在转型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啊，他们花不了那么多的心思。

《清河社会试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品乙组第三十一号，1933）

《新清河实验》（李强、王拓涵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一以贯之的民生关怀

在“新清河实验”区一个社区座谈的时候，我就问当地人，你们住在这里，包括左右隔壁邻居们，你们遇到最多的事情是哪一类？年纪大的人就跟我讲，我们遇到最大的事，就是年轻人有一点本事的都跑掉了，到外面去了，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中老年人，生活方面不能遇到问题，要遇到问题就麻烦了。

这一下子就促使我想起来中国社会里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因为20多年前我到北京去参加座谈会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很偏远的乡村，已经靠近河北了，我们在小面包车上，强爷就跟我们介绍说，基层社会的社会保障是在建设，但是资源严重不足，他当时就跟我讲，这个不够的资源在很多的基层被挪用，他说现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到老年社会，但是很快了，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是提前地建立，而是遇到大问题再建立就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代代人都进入老年社会了，而这个老年社会的治理成本非常之高，他这一讲当时就激起我一个迅速的反应，我说根据我在国外看到的资料，中国大陆是全世界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社会，因为一胎政策的后果，所以到了2025-2030年，中国社会就进入了国际上所称的“老年社会”。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系统的话，可能出现非常多的留守本地的老年人口生活悲剧或苦难的状况。我就跟强爷讲，既然你在清河做这个试点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报告从一个点反映到一个面，这对全国的治理都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因为我那个时候知道强爷是民政部的顾问，当然后来他们肯定是要提供建议。当时我也了解这个提建议很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你这个建议是落不到实处的。现在回想起来，从二十多年前他就在做这些基层治理的研究，把当前中国社会里最基本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经验考察，他比很多的学者早好几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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