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回忆李强（上）：“很难找到这么多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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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丁学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知名学者。
文字整理/ 编辑：赵丽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清华社会学”
同一代人，同一种追求
——李强活在丁学良的记忆里
上篇
“清华大学当年有社会学专业，就是因为吴文藻教授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重视的是朝廷，忽视的是社会，而我们不能够忽视社会，因为社会就是民间，社会就是民众，社会就是人民，社会就是草根，他还说社会就是希望。历史上中国的朝廷经常出事儿出大乱子，往往就是因为民间有活力，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非常困难甚至是危亡的时候挺下来了，坚持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要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底层动力。”
“我们这一代人图什么啊，我们图的是自己当官发财吗？我们都看不起啊，我们图的是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做点事儿，到老了你不后悔，你死了以后后辈记得你！”
“我有时候想我这个院长也不是总后勤部长吧，但是想想呢，人家找你也是对你的信任啊，所以我有时候实在是跑不动了，我也要挺一口气为他们再跑一圈。”
——李强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
（1950年5月17日—2023年12月12日）
一、我如何认识李强
01
共同的朋友：郑先生
我跟李强的认识是由我们共同的朋友郑先生介绍的。郑先生为什么可能介绍我认识李强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郑先生是在美国丹佛大学读的社会学硕士，在我记忆中应该是1986年夏天的时候，他从丹佛到美国东部来看看，到了哈佛大学，我俩在寝室里聊了很长时间，当时他问了一个他本人正纠结的问题，也是那时我纠结的问题，同时也是当时许多与我们类似的人都纠结的问题：就是像我们这样1950年代出生的中国大陆人，跑到美国读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平均要七八年，值吗？我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自己都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也没办法给你出主意。希望你比我先走一步，我看看你这个走法的长短处以后，我再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是跟郑先生的见面。
郑先生专门到波士顿来拜访我，很重要的背景是我在1984年8月29号离开北京到美国留学之前，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就已经有些影响了。至少在三个指标上属于全国第一：第一个指标是我的硕士论文在复旦大学通过后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全文发表；第二个指标是我不是高干，但是能够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版头条发重头论文，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则，在人民日报的理论版发这么重头的文章要用真名，你至少得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注：当时的十三级是领导干部或者是高干了）；第三个指标是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论文奖，我是一等奖第一名。因为有这些背景，我当时名声挺响的。郑先生跑到波士顿跟我讨论他的重大选择，也是想理清楚未来几十年的学术道路该怎么走。他回国了，我咬咬牙在美国挺下去了。
到了1991年11月份，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为了参加次年6月的毕业大典就留在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院当讲师。那时哈佛的本科生院有一个新的Program，让刚拿到哈佛博士学位的少数毕业生暂时留下来教本科生，前提是你的博士论文非常的前沿，题目非常地受关注。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比较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开放，当时是又新又重大的课题，所以我就拿到了三年的讲师职位。
等到1992年6月初毕业大典参加过以后，我又想起和郑先生讨论的问题：是留在美国呢还是回中国？我非常想回中国，于是就跟国内有关机构联系。因为我出国以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所也就是马列所的研究人员，所以我当时联系的第一个单位就是中国社科院，同时我又联系了北京的几个最重要的高校。可是那个时候回北京的话条件太不具备了，头一个困难是我不是北京人，在北京没住房。恰好碰上香港科技大学创办，到美国东部来招聘青年教师，我被他们选中了，所以我辞掉了哈佛大学本科生院讲师的职务，1993年的春天来到香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
02
人大讲学，初识李强
就职香港科技大学以后，与中国大陆交流的机会就多了，所以郑先生把我介绍给李强，说丁学良非常想回大陆，但是第一，住房问题解决不了，第二，香港科技大学的收入和内地大学的收入差距太大。郑先生就跟李强讲，我们能不能够先给他创造一个交流的渠道，让他夏季回来给我们讲讲学。
李强立刻跑到教育部花大力气争取到了一个资助，让海外学者夏季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办国际研讨班，最好大部分人是华裔学者，能够用中文讲学，也有少数几个洋人学者。李强等人希望我们在海外受过博士训练的人给人大的学生讲课，青年教师也可以参加。私下里李强对我说：“给你弄到了一笔钱，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钱，可我花了不少力气啊，腿都跑断啦。”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说早知道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就不要你这个钱了。他说用意是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常规的渠道，以后从海外请学者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办，这是他的想法。当时中国大陆的经费管理很严格，即便给了你资助，但这笔钱不可以在海外花费，只能落地以后作为补贴，所以我本人从海外回北京来回的飞机票、买书买资料等等都是自己掏钱。李强争取来的2000美金包括的是讲课的报酬，隐含着补贴飞机票，除此以外，还给我争取到可以免费住校内的招待所，还有每天三顿学校食堂里面的饭费，在那个年头这个条件就挺不容易了。因为李强的安排，那个夏天我在人大讲了一个月的课，讲的就是社会学理论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几个大理论框架，最核心的问题都是跟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地推展工业化或现代化有关，所以我讲课的内容不纯粹是知识，而是蕴含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我讲课的内容是几个理论大师如何从比较现代化的视野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这几个理论大师，头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韦伯，第三位是帕森斯，还有一位是沃勒斯坦，即世界体系流派的旗手，也是我导师丹尼尔∙贝尔的朋友。我跟班上的同学说我并没有带来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带来的只是探讨答案几种可能的理论思路，所以我讲课不仅仅是一种intellectual effort，而是emotional，有感情上的深深投入。学生们听得挺带劲，听课的人中有一个青年教师郝大海，他听课后对我说：“丁老师，为了能让您来讲这些内容，李强老师可是费了大心血啊，我们对这个国际研讨班期待挺高的！”在这个国际研讨班之前，我对李强了解很少，可是通过了这个国际研讨班的事儿，我在李强身上发现了一些宝贵的品质：他很朴实，很真诚，但同时他又具有国际视野，因为他在英国做过访问学者。很快又了解到他跟我两个都是文革期间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下放在黑龙江漠河，我下放在我的老家安徽宣城金宝圩；文革后他考人大本科生班，我考入复旦研究生班，所以我们是有共同背景的一代人，这使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只要一讲，那些深层的共同经历立刻就能通电，相互理解，非常的自然。二、李强主持清华社会学重建
01
缘起：清华致力恢复社会学系
有一次我回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李强告诉我说清华大学计划恢复社会学系，想请他去主持重建，但中国人民大学不想他走，并在考虑提拔他为人大副校长。李强说他对当人大副校长倒不怎么在乎，而是非常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在清华恢复社会学系。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社会学学科的背景不太了解，我说你留在人大当个副校长挺好的，你管一大批人。我倒不是要他当官，我说你去清华，那是个理工科大学，你跟他们没共同语言啊。他说，丁爷，这你就不明白了吧，清华社会学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学者。1952年学苏联才把清华的社会学系给取消了，我现在想过去就是想把这个根给接起来。我一听就激动了，说我支持你回去，什么副校长，不做，赶快回去！你要回清华去办社会学系，需要我什么支持，二话不讲，我全力以赴！
当时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很受创校前辈学者的重视，能够调动一些学术资源。强爷当然很开心，他说：“除了你，还有几个人以后也会被请来帮我的忙，一个是周雪光，是复旦出去的，一个是边燕杰，南开出去的……”还有几个洋人学者，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包括Andrew Walder（魏昂德）。当然我的导师丹尼尔.贝尔，这些老一辈人我不敢惊动他，地位太高了，当时我答应把我们中年一代的西方最有名的国外学者都请来，强爷高兴得不得了。这里插一句，为什么我们互相称“爷”呢，这也是郑先生弄起来的，郑先生说，按老北京的规矩，人到中年，男士们互称“爷”，这是老传统，咱们也恢复一下北京最地道的乡土文化，所以我们都是互称“爷”。《老清华的社会科学》（钱颖一、李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清华大学在建校之初的1926年就设立了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社会学系云集了陈达、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多位名师
02
志向：接根续脉，重视社会
强爷从人大到清华去建社会学系，也遇上了一个好的大环境。那是2003年，我那时又回到了香港科技大学，是从澳大利亚返回来的，强爷说，丁爷，现在中央提出了要建“和谐社会”，这不正是我们社会学要做的事儿吗？他说，丁爷，社会学的春天到啦！咱们在一起能够做点大事了。他非常兴奋。
所以为了庆祝“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了，他就找了一家北京的徽菜馆，还请了其他几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名教授，郑先生、李楯等都在内。请我去那家地道的徽菜馆，是因为强爷知道我是安徽人，在海外吃不到安徽菜。临走的时候，在院子里面，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强爷就说，丁爷，现在国家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要把清华的社会学学科尽量办得既符合国际学术主流，又联系中国社会的需要。你以后可要多多回来啊！我只要弄到经费我给你付经费，弄不到经费你也得回来啊。我们这一代人图什么啊，我们图的是自己当官发财吗？我们都看不起啊，我们图的是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做点事儿，到老了你不后悔，你死了以后后辈记得你！真感怀！真感怀！这是20多年以前，我们这一代人图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心中既有当年的温暖，也有现在凄凉的感觉，因为强爷走了。有好几次，强爷都反复讲，清华大学当年有社会学专业，就是因为吴文藻教授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重视的是朝廷，忽视的是社会，而我们不能够忽视社会，因为社会就是民间，社会就是民众，社会就是人民，社会就是草根，他还说社会就是希望。历史上中国的朝廷经常出事儿出大乱子，往往就是因为民间有活力，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非常困难甚至是危亡的时候挺下来了，坚持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要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底层动力。Anyway，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任何重要的学术会议，任何重要的学术研讨班，任何重要的项目，强爷最早也都会找到我，要我回来，然后通过我再问国外学者中哪些人愿意来。200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成立75周年座谈会
03
重建清华社会学的行动
看着清华社会学系重建起来了，看着李强在清华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尝试，我又动了当年的念头，我是不是该趁机辞掉海外的教职到清华来？我跟强爷商量这条路可行不可行，强爷说：“丁爷，我们是知交，给你实话实说，你回来你自己吃饭过日子喝酒都没问题，不过你得要想想你这两个孩子都是国外出生的，只能上英文的国际学校，那个学费可太高了，清华这点工资还不知道能不能把你两个孩子的学费给付了。所以呢，丁爷，我建议你暂时还不要回来，你不就是要在国内多参与吗？反正只要有机会我就让你回来参与。”从这件事上我就看出来强爷对人的厚道，他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讲假话，不讲虚话，不讲官话，我的心愿他理解，我的难处他也理解，所以我们俩经常商量怎么能够通过重建清华社会学而带动中国内地的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强对中国学术界最大的贡献也就在这里——通过重建清华社会学系，让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步步走向正轨！
高起点重建：与国际接轨
强爷就跟我两个尽量传播一个基本的知识：中国要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除了广义的经济学很重要以外，社会学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际上研究现代化问题的最重要的学科其实是社会学，因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一系列的方面。
强爷经常与我们商量怎么能够把国际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学课程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学教育挂起钩来，强爷特别看重的是每年夏天的两三个月，因为西方好的大学在夏天可以到处参与外校和外国的学术活动，中国大陆到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多夏天回国探亲，请他们来作讲座也非常合算，因为他们来去的飞机票都自己付过了，中国内地的大学那个时候经费挺缺的，主要是缺外汇，要想很多的办法才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多交流。碰巧的是，到了21世纪初，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很有名气了，虽然建校只有十多年，在国际上很受看重；虽然校名叫科技大学，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文学科都非常出色。那时强爷就和我说，你应该回来在清华讲一讲你在美国留学、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教学研究经历，告诉他们什么叫做世界一流大学？那个时候中国内地开始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很令人激动，强爷就说：“丁爷，你是从世界一流大学里面出来的，哈佛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最好的大学，你就用你的亲身经历，讲一讲这几所大学里面那些具体的细节，只有亲身的经历才能够具有示范性。”我听了当然很乐意。那些年头，强爷不但请我到清华去，也介绍我到其他一些高校去，讲理工科大学该怎么样恢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既包括培养本科生，更包括培养研究生，因为最好的大学一定是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研究生至关重要。这其中包括跟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位校领导——胡显章教授见面细谈，这是强爷特别用心安排的，因为胡副书记当时在清华大学负责全校的文科建设，强爷说：“这位胡教授负责全校文科的恢复和发展，你就把你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多多介绍一下，理工科大学完全有条件办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样我们就能在尽短的时期内把清华大学恢复到1952年以前那种综合性大学的良好状况，走下去顺一点，而且对内地其他高校的发展起到示范效应。”强爷是一个多有心的人啊，他是多么得有责任感啊，他在任何一个高校里的任何一个位置上都想方设法把自己能够做的事都做出来，把身边人能够发挥出来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即便不能够做到完美无缺，也要做到问心无愧。2001年清华大学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性与公共性国际研讨会
创办《清华社会学评论》
强爷到了清华以后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实实在在的尝试，其中一个尝试就是要办一个好的刊物，后来就试办了《清华社会学评论》。在正式推出之前，强爷说：“我们除了要有中国大陆自己的编委，也得有海外的编委，让我们把国际上学术刊物的匿名审稿制度在中国内地做起来，这样一来，让我们自己的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有一个很正派的学术刊物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要迫使他们去拉关系甚至用钱去买版面，那是歪门邪道。”他当时很激动地说。
所以《清华社会学评论》创刊号出来后，上面就有我的名字了，强爷就跟我说，丁爷，你现在是编委了，但是你要晓得你是“无偿编委”，就是不拿钱的编委，但是你要给我们把好关，凡是跟你的研究课题有关系的，这个文章你要给我们审一审，看看是否能够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出来。所以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一期开始我就是编委，而且我在那个刊物上发表的至少3篇文章之后都被《新华文摘》或者《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强爷说，我们也没什么稿费，你不要计较了，我在外边找几瓶好酒给你喝了，这也对得起你了。因为他经常出去开会，有机会就在当地找两瓶特色好酒。同行的人有时问起，他每次都解释：我不太喝酒，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天天要喝酒，讲起来你们大概也知道，叫丁学良，这个酒实际上我给他提回去。因为国内的班机上是不能手提酒的，每一次他都要专门放在行李箱里托运，每一次托运回去以后强爷就要跟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说，丁爷，赶快过来吧，又给你弄了几瓶好酒，可麻烦着呢，因为等行李要等很长时间。强爷这个事儿不是做了一年两年，而是十几年都干这个事儿。2000年《清华社会学评论》创刊号
2000年《清华社会学评论》创刊号目录
2000年《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目录
分内分外，躬身亲为
李强转到清华以后，有好几次我回来看他，都发现他比在人大的时候人瘦了一大截。我就很委婉地问他：“强爷，你怎么搞得这么瘦啊”？他说：“丁爷，你不知道，我现在管的是个大摊子，我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是清华大学最大的一个学院，800多人啊。”我一听就彻底晕掉了，问他，你这800多人，有多少是看门的，有多少是打扫卫生的，有多少是保卫人员，有多少是勤杂工？他说：“丁爷，这800多人都是正式的，没有一个是你讲的那种人，这么大的一摊子，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找到你，除了学术研究、开会这种大事以外，什么家庭纠纷啊，孩子上幼儿园啊，从家里开车到学校来没有停车位啊……这些事儿都来找你。我有时候想我这个院长也不是总后勤部长吧，但是想想呢，人家找你也是对你的信任啊，所以我有时候实在是跑不动了，我也要挺一口气为他们再跑一圈。”
我好几次跟他讲，强爷，像你这样跑下去，别说一天24小时，一天48小时你都跑不下来，你的身体要跑垮了怎么办呢？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他的医疗检查怎么样，但是我看他的样子啊，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身体很难抵挡他这样的工作量——他分内分外的工作量，这点要强调的，很多都不是他分内的事儿。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会坐在他旁边，因为每次开会他都让我坐在他旁边，每次吃饭都让我坐在他旁边，我能清清楚楚看到他在正规场合开会或者是在饭桌的时候，越来越中气不足，中气十足是人的身体好坏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虽然他比我只大三岁，但是他讲着讲着有时候气力就不够了。我当时就非常地担忧，就跟他讲：“强爷，我对你不放心啊，你太过度地消耗自己了。”他说，丁爷，别担心，我们家的那位，你晓得，在北大医院啊。我后来也是因为他夫人的缘故，也到北大医院看过病。202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系20周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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