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7月10日于成都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江宇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过去的五点区别》的演讲，文字稿由CPEER编辑部整理并经作者审定，特予推送，以飨读者。作者简介：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近期关于党建和乡村振兴著有《烟台纪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烟台纪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江宇著正文：我汇报的题目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过去的五点区别”，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烟台经验”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突破；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改革开放前有什么不同；第三，中国的集体经济与西方的合作经济有什么不同。一、“烟台经验”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突破2017年起，山东省烟台市在全市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来又延伸到乡镇党组织领办合作联社等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在一个地市范围内大规模、成建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突破。▲《人民日报》2020年11月3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在形式上是合作制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但由于党组织的全面融入，实际上具有集体经济的性质。为什么要党组织去领办合作社呢？因为十八大之前，受到“党政分开”等错误观念的影响，农村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实际上处在分离的状态。在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党组织很难发挥作用，处于虚化、弱化、边缘化的境地。党组织薄弱，合作社主要由个人、大户领办。这类个人或企业领办的合作社，在发展经济上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农村经营结构的碎片化，也很难扩大规模。在收益分配上，这类合作社往往将收益的大头留在少数能人手中，或者流向企业，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治理等目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山东省烟台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核心要义是：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合作社运行全链条。具体运作模式为：原则上由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但明确这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党支部书记经营合作社的行为要受到党组织的约束。村集体和村民以集体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党支部主导。是先有党支部，后有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而不是相反。第二，党组织在合作社运行中起主导作用，而不仅仅是“把党支部设在合作社上”。第三，鼓励合作社普遍覆盖，特别是吸收老弱病残入社，入股时限制单户占比过高，分配上优先向集体和社员倾斜，导向共同富裕。从2017年11个村试点，至今烟台3245个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占全部村庄52%，同时还在乡镇一级建设了党建融合发展区，创办乡镇联社等更大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四年来，烟台创造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党组织真正夺回了农村阵地，成为了农村一切工作的主心骨，增强了号召力和话语权。群众能够分享合作社全产业链收益，趟出了强村富民的新路。如较早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东院头村，2019年每亩地分红5050元，两铭村近两年每1000元股金分别分红300多元和600多元，均远高于简单将土地流转的收入。以前“各扫门前雪”的群众变得关心集体，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合作社遍地开花，吸引了人才回归农村。村集体从合作社提取公益金兴办基础设施、食堂、养老院、文化馆等，村庄焕发出蓬勃生机。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包产到户基础上走新型集体化道路的伟大突破。迄今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全国1.8万多人次来考察学习，山东省和有的其他省份已经在全省推广借鉴。当然，任何新生事物要发展壮大，都必须从理论上说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不同于西方合作社理论的主张。西方合作社是私有者的自发联合，排斥政党和政权的介入。还有些观点担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否会出现大锅饭、管理粗放、官僚主义、缺乏可持续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不是包办代替……等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根本上是回答这样两个更根本的问题：第一，今天新时代的集体经济和改革开放前有什么不同？第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和西方有什么不同。二、新型集体经济和过去的五点区别新时代实行农业合作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同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上，是一致的。同时，新型集体经济同过去有五点重要区别。即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城乡关系不同、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同、经济体制不同、技术手段不同。由于这五方面的不同，新型集体经济并不是“走回头路”，完全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避免过去合作化、集体化在局部出现的问题，走出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一）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从追求粮食产量转变为追求乡村产业综合效益建国初期，农业生产的目标主要是提高产量，解决温饱问题。而在缺乏工业化支持的条件下，只有依靠人力资源优势，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基础条件的改善来提高产量，而无法通过工业支持农业的方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前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容纳劳动力的空间有限，农村劳动力无法充分转移。所以，这一阶段必须实行集体经济。不实行集体经济，既没有办法维护农村的稳定，也无法启动工业化。但是，这个阶段实施集体化，其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毛主席早就提出，农村必须搞多种经营才能致富。但是一直到70年代，这个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这个阶段的合作化目标之一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所以合作化的红利主要为城市所获得，而在工业基础尚未形成时，农村不能充分感受到合作化的意义（当然，并非完全感受不到。农田水利条件的改善、医疗和教育的普及就是合作化的历史功绩。而在今天如果继续走合作化道路，这些效应还将更加明显）。80年代之所以包产到户之后农村加快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人民公社时期大量基础设施积累；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改革开放前积累的工业基础开始发挥作用，城市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空间。可见，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合作化为改革开放后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其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出来。这是一度流行的“人民公社效率低”的错觉的由来。而近些年来，农业产业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导致新时代的合作化不仅必要，而且能发挥更大效益。具体来说：第一，农业生产目标从追求产量转变为追求质量效益和市场影响力。在追求产量阶段，靠一家一户的积极性是可以的。但是要追求质量效益和市场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就离不开规模化、标准化经营。第二，从工业化水平来看，我国二三产业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农村现在搞集体经济，完全可以避免像当年那样把农民限制在第一产业。恰恰相反，现在只有搞集体经济，才能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解放出来，在农村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链、价值链的延长，从而比改革开放前更充分地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二）城乡关系的不同：从农村支援城市，到农村吸引城市资源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均处于起步阶段，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农村实行合作化和集体化，主要目的在于用农村资源支持工业化。伴随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我国粮食亩产三十年翻了一番。但为什么农民还感到生活比较苦呢？因为农业集体化的红利主要被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部门。否则，我们这样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全世界最强的工业体系。因此，一些人批评当时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存在问题，并不是因为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没有效果，而是因为其产出主要被转移到了城市，进而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农民的感受确实不那么明显。当前，城乡关系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进入大面积产能过剩和真实需求不足的阶段。体现在工业部门产品过剩、金融部门资金过剩、城市大学生就业难等方面。这同当年城市和农村争夺资源的状况已经根本不同。第二，多年来各级政府向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修了大量基础设施，但这些设施大部分还是沉睡的资本，没有转变成经济收益，没有“以钱生钱”。因为这两个原因，当前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同当年集中农村资源支援城市的方向恰恰相反，是为了把农村闲置的资产，分散碎片化的人、资源、土地组织起来，更好地承接城市过剩的资源资产到农村去。这样，农村获得了发展动力，城市避免了过剩和需求不足。城乡实现了融合发展。当然，要这样做，前提是农村集体化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单纯依靠工商资本下乡是无法达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反而会重复城市剥夺农村的历史。（三）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同：绿水青山从不值钱到转变为金山银山建国初期，我国生态容量尚未饱和，城市化和工业化存在广泛空间。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世界和我国已经进入到生态环境的高危期、攻坚期和窗口期。自1971年以来，人类每年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就超过了再生的速度。我国已经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碳中和的实质是，人类向自然界拿走多少就归还多少，排放多少就清理多少，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价格体系，把生态资源的价值纳入价格体系。农村的生态空间原来是不值钱的，现在和今后，其价值则不断上涨。而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只有实行党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才能最有效地开发和保护农村的生态空间资源。第二，我国城市化面临着瓶颈，应当逐步降低速度。我国不少人希望以西方城市化率作为我国的追求目标，这是不成立的。我们的自然条件和国情决定了，我国绝不能效仿西方的城市化道路，绝不能追求西方那样80%以上的城市化率。这是因为，欧美少数发达国家能够实现高城市化率，依托于非常特殊优越的自然条件，依托处在全球产业链高端，依托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他们的城市分出一部分资源来反哺少量农民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凡是超过一亿人口的大国，只要农村不实行集体所有制，而实行私有制和个体经营，毫无例外地全部出现了城乡对立、大量农民失地、现代化陷入泥潭的状况。我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各种城市病不断出现，我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不可能走西方的城市化单兵突进的道路。这些情况都决定了，为了让城市经济社会继续健康发展，也必须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对这一观点，从马克思到习近平总书记，都有精彩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列宁指出：“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针对大跃进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况提出：“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毛主席指出的问题，正是巴西、印度、菲律宾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人为推动。指出“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总之，城市化工业化面临着瓶颈，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而农村生态空间将不断产生新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农村合作化道路可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中国人民幸福健康生活的新城市、新农村。（四）经济体制不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合作社所处的经济体制来看。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决定了新型合作化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从必要性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不存在销售困难的问题，所以合作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农村内部的激励问题。之所以80年代初的承包制能够有效，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农业生产外部环境（包括产品销售、技术服务、农资供应、社会保障）等仍在有效运转，而包产到户又调到了个人积极性。仅靠包产到户是无法改善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则需要一定的计划保障，否则无法解决销售困难、盲目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新型合作化既是解决乡村内部资源整合和有效激励的问题，也是解决乡村产业外部环境的问题。从可行性看，建国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合作化、集体化，总体上是纳入计划经济格局的。虽然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中也强调了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等原则，但是在计划经济大环境以及可分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个人的积极性受到一些影响。当前，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烟台为代表的新型集体经济，坚持产权清晰、入社自愿、退出自由、激励有效，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社员参加民主管理。完全可以避免计划经济时期管理粗放的问题。（五）技术手段的不同：从粗放管理到信息化、智能化管理过去的合作化、集体化出现的一些问题，并非出于制度设计不好，而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难以实现有效的管理。在新技术条件下，可以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手段，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化和集体化。社会主义搞信息化，有利于消除市场的盲目性。而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最突出的表现在农业产业，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对自然条件依赖强，调整得慢。市场上苹果的价格信号来了，但农民只要已经种下去了，就必须继续收割出卖。而在有大数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供需更加精确地预测和匹配，从而使新型合作化有更加有力的工具支撑。以上五条，归结成一点就是：今天人们批评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弊端，都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导致的，而不是合作化和集体经济本身必然出现的问题。不能只看到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支流问题，否定这一正确方向的主流。由于有上述五点不同，新时代的农业合作化和新型集体经济不是“走回头路”，在新发展阶段，完全可以用新的体制实现更高水平的新的合作化。同时还要强调：新时代搞农业合作化，也要借鉴过去合作化的有益经验。包括：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政治要求；尊重群众意愿、充分发动群众、发挥典型带动、五级书记办社的工作方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职能的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融合；通过联系城市、形成工农联盟、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等等。三、中国的合作化为什么必须由党领导？中国和西方合作化道路的不同近年来，我国对西方的合作化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借鉴，这是有益的。但在西方合作化理论中，不存在“党的领导”这个要素，甚至刻意排斥政府对合作化的干预。所以，一些同志对我国由党领导的合作化持否定态度，认为党的领导必然会压缩合作社社员自治的空间。这种认识并不成立，恰恰与事实相反。我们考虑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必须从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曾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这个事实出发。纵观世界，能够比较成功地举办那种“社员自治”型合作社的，主要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少数发达国家，他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农业给予高额补贴，因此合作社可以没有强大的政党和政府的介入，政府只需要在外部给予支持和补贴即可。而在广大发展中的大国，自发的农业合作化并没有大面积成功的例子。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既要受到全球资本的剥夺，也要受本国工商资本的剥夺。因此，必须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领导农村组织起来。例如，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曾搞过合作化，当时的青年毛泽东也曾主张合作化，他弟弟毛泽民创建了创办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但是事实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合作社不可能成功。1936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指出，合作社组织起来之后，“银行资本决不愿同地主豪绅发生冲突，而是联合起来剥削贫苦农民。银行放款要通过富农掌握，未到手时便扣去抵偿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合作社反而成了工商资本剥夺农民的工具。就连陈立夫在1933年3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都说：“……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这些道理说明，今天只有在党领导下才能把农村组织起来，只有党领办的合作社，才能防止被少数人所控制，防止收益被少数人所占有，才能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共同富裕。所以，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一定要党组织来领导，党组织来领办。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的合作社和西方的合作社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中国的党的性质、国家性质和西方不同。我们的合作社必须由党组织来领导。那么，党的领导和发挥群众办社的积极性矛盾吗？恰恰相反。只有党领导的合作社，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个人或大户领办的合作社，会让普通农民说了算吗？之所以有一些人感觉到，让党组织去办合作社可能会出现官僚主义、效率低的问题，这不是因为党领导合作社路径有问题，而是因为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没有真正贯彻群众路线，没有真正发挥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等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成功，是因为市委组织部首先在全市抓党建，让党建融入一切、引领一切，真正把党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传统用起来了。所以，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责任编辑：张梓彬

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罗宾逊夫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她指出，马克思“提供了有效需求论的原理，并且为资本主义运动法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

在2021年7月11日于成都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上，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的演讲，文字稿由CPEER编辑部整理并经作者授权西南大学张艺英、海口经济学院王茜审定，特予推送，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演讲）#

对这个问题的展开和讨论，就构成了Khan的政治协定框架的全部理论。Khan的政治协定框架理论分散于多篇期刊论文和工作论文上，其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协定与增长型制度的治理》（Political

调节学派论战后黄金年代内循环：一个批判的考察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间，消费不足论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斯威齐和垄断资本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对战后黄金年代的分析，也被一些批评家归于消费不足论。[5]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它表明，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一制度不能自动带来繁荣和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它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制度。根据世界银行按

1编者按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参加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时接受了观传媒的采访。温铁军教授就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资本逻辑下“异化”的乡村旅游、如何用资本市场手段发展乡村、如何推进逆城镇化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网友提供了丰盛的思想大餐。感谢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特以视频合集的形式推出，以飨读者。『点击图片即可观看』第一集：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编者按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参加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时接受了观传媒的采访。温铁军教授就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资本逻辑下“异化”的乡村旅游、如何用资本市场手段发展乡村、如何推进逆城镇化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网友提供了丰盛的思想大餐。感谢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特推出，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温铁军教授解读“如何推进逆城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这个世界上有城镇化的趋势，也有逆城镇化的趋势……我国城镇化不应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应该并驾齐驱。”在本期视频中，温铁军教授就这一问题论述了他的看法。首先，在温教授看来，乡村的衰败而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逆城镇化，尤其是当下许多城市居民不愿再被城市环境压榨、不愿继续“享受”水泥森林、不愿再对城市的房地产资本顶礼膜拜，但是现有政策、制度、法律全都是有利于推进加快城镇化的，尚未形成推进逆城镇化的有关政策，因此接下来应当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市民下乡、农民返乡，同时做好教育、医疗等方面优质资源的匹配。其次，温教授谈到了一些在鼓励市民下乡、农民返乡方面比较成功的政策案例。例如湖北武汉的“三乡工程”（即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带来产业兴乡）；浙江安吉“以租权形成物权”的政策等等。同时温教授认为，随着生态化的转型，人们追求生态的意识越来越强，“新下乡运动”方兴未艾；诸多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已经从物化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如果能够针对这一群体进行需求侧的改革，那么必然能够带动逆城镇化的进程。再次，温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带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转移，也使得城镇中“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上的务工人员被大量排挤（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因此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练好内功、夯实基础的压舱石，尽管当前仍有大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也仍有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但这一切都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强，尤其是在财政金融一切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的背景下，逐步被扭转，这也是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所在。最后，温教授向大家分享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的城乡融合战略主要是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实现自由流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藩篱来推动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战略从而实现乡村振兴，这也是我们国家的长期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迎来了新的局面。2018年至2020年，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转化，“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将于今年7月上旬在成都召开。“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的会务信息，将通过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网、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微信公众号CPEER等信息平台陆续发布，敬请垂注。“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组委会

1编者按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参加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时接受了观传媒的采访。温铁军教授就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资本逻辑下“异化”的乡村旅游、如何用资本市场手段发展乡村、如何推进逆城镇化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网友提供了丰盛的思想大餐。感谢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特推出，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温铁军老师解读如何用资本市场手段发展乡村用到资本市场的手段发展乡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敏感话题，在本期视频中，温铁军教授就自身实地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首先，温教授曾就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帮助一些地区做过相应的设计，其中的一个设计是通过“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重构新兴集体经济，然后将集体资产做成债券即乡村建设债券。对于这一点，曾有人提出过质疑：在缺乏收益预期的情况下，乡建债券将以何种方式才能吸引投资者呢？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违约抵押下的自然资产兼并，最终造成金融风险向农村转嫁。但是在温教授看来，金融的业态和乡土社会的自然经济业态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金融追求短平快的收益，而乡村作为一个自然过程，远离金融资本运作的市场方式，这种时空的差异本应非常严重，但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使得实体资产占比非常大，所以中国经济才能构建一个稳态结构。从这个角度看，乡建债券主要针对的是生态资源，特别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这些是可以预期的，是很可以吸纳投资的。其次，温教授认为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实现形式”需要大家破题，由此他们设计出了一套能够构成资本闭环的体系。例如，在PPP模式下，国家/政府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投资的设施性资产P给村集体，村集体在保留使用权、处置权、分配权的前提下将受益权P给村民，村民再将其资源性资产P给村集体，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由集体资源和设施性资产组成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村集体一方面以资源入股、出租等方式对接外部投资，另一方面将资产入股县级平台公司，并由金融机构进行多工具整合，并对相应的项目开发进行资源/资金的注入，最终形成一种把生态空间资源纳入多规合一的综合规划方案的县域经济，在县域内完成了资本的闭环。再次，温教授阐明了这种体系设计何以不会产生金融风险。因为基层已经完成了村级集体经济的重构，所有的资源性资产都固定在村一级的土地上，即便出现交易失败的情况，村集体仍可以按照之前一级市场的基本定价来回购，因此不会发生金融风险，它恰恰是用生态经济替换了容易造成虚拟部门过量交易的金融风险，将其弱化成了近乎于没有风险的资本交易体系。

但是，从清廷到民国的统治者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权力，没有能力领导一场“被动革命”，以兑现恩格斯所预言的前途。197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开展了一场事实上的“被动革命”。

1编者按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参加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时接受了观传媒的采访。温铁军教授就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资本逻辑下“异化”的乡村旅游、如何用资本市场手段发展乡村、如何推进逆城镇化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网友提供了丰盛的思想大餐。感谢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特推出，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资本逻辑下‘异化’的乡村旅游”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这一产业通过充分利用乡村居民“被动的闲暇”，从而在改善乡村居民收入、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升乡村居民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具有一系列影响和重要的作用；许多专家学者将之视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增长点”；但是在温铁军教授看来，如今许多乡村旅游的发展已经在资本的“裹挟”下走偏了。在本期视频中，温教授首先提出，中央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所强调的农业一二三产融合与纯粹的乡村旅游业并不同，是一种农文旅的融合。但是当下许多乡村旅游背后是旅游产业资本，它们只关注如何快速地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为游客提供的基本上都是简单、雷同的粗糙旅游产品,

1编者按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参加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时接受了观传媒的采访。温铁军教授就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资本逻辑下“异化”的乡村旅游、如何用资本市场手段发展乡村、如何推进逆城镇化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网友提供了丰盛的思想大餐。感谢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特推出，以飨读者图为温铁军教授点击图片观看“RECP与中国农业”视频2020年12月，覆盖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等15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它意味着世界的多极化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两大自由贸易区之外，一个东亚自贸区也正在形成并快速发展，是非常难得的国际地缘战略结构转变。但是除开地缘政治的分析，RCEP的签署在农业领域的影响该如何评价呢？在本集视频，温铁军教授认为RECP对农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能一味地肯定或否定：首先，从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由于产业资本的快速发展，农业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正纷纷流向城市、流向工业，农业正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而澳大利亚等实施农场化、机械化生产的国家，其粮食种植的成本更低，其大宗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构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我们难以与之竞争。其次，相较于泰国、缅甸、柬埔寨或者是老挝等没有完全进入工业化的传统国家，它们的农业要素没有被工业定价，仍然可以维持小农生产。因此它们由于生产过剩的原因，其粮食价格也非常低廉。但我国为了保障民生，在国内给农民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要按照保护价收购粮食，价格不能低于农民的成本，所以国内的粮食价格就大大高于东盟这些传统农业生产国。由此可见，在RCEP签署之后，没有了农业领域的关税保护，也取消了政府对农业领域的特殊优惠政策，粮食价格过低会使得农村人口的生活和发展举步维艰；而我国既不可能短期内实现澳大利亚那样的大农场作业，也不可能回到缅甸、柬埔寨这种传统农业的状态。因此，RCEP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温铁军教授呼吁全国各地从事农业农村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抓紧对RCEP可能形成的影响做出研究、提出预案；同时跳脱出教科书中的固有思维，不是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坚持一般市场原则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因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会是相当复杂的，社会各界对此都应该高度关注。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CPEER微信公众号特推出系列党史学习栏目，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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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12月20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发表了题为《对近期农地改革的一个案例研究》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图为刘守英教授点击图片观看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演讲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自建立以来，农地权利经历了不断分割与合约再议定，直至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被确立为下一阶段农地改革的基本方向。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土地要素会从土地净收益率低的农业经营主体流向土地净收益率高的农业经营主体，直到土地净收益率相等时，土地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此时，农业经营主体内部土地经营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的边际贴现收益，投资收益达到最大（杨小东，2009）。随着经济结构变迁，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至非农部门，由此产生的个人间、部门间的不平等可以通过高度灵活、有效的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要素市场来解决（Deininger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CPEER微信公众号特推出系列党史学习栏目，以飨读者。

在2020年12月20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安徽大学荣兆梓发表了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荣兆梓教授点击图片观看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演讲感谢大会给我这么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一些思考，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一、凝炼主体范畴是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体系建设我们多数人的共识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建成一个从抽象到具体逐步展开的一个理论范畴的体系。通过对理论范畴全面的联系和关系的分析来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实践。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认为凝练范畴体系的主体范畴是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可能和之前多数同志的提法有差异，我下面来做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凝炼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资本”范畴相对应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主体范畴（核心范畴）。主体范畴是对研究对象的集中概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应该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集中概括。提炼这个经济学范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运用这个范畴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这个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有一段解释。他说任何一个社会形式都有一种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资本范畴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的起始点也是落脚点，这个就是所谓主体范畴。我们以《资本论》里的资本范畴作为参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中首先提炼了资本范畴，进而以资本为主题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分析。资本范畴构成《资本论》的主线，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抓手”。《资本论》三卷分别讨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当首先凝炼这样一个集中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的主体范畴，然后围绕这一范畴逐层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全部内容。据我所知，近期发表的或者“在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项目几乎都未完成这项基础性工作，甚至没有将此项任务提上日程。前一段大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起点范畴”，从方法论上说一开始就讨论起点范畴有缺陷。不明确主体范畴，起点范畴何以确定？《资本论》为什么以商品为起点？因为作为主体范畴是资本，资本这个范畴要展开来讲，需要从源头以商品、货币到资本导入。有了主体范畴的确定你就可以找到体系从哪里开始讨论，首先要明确主体范畴是资本，然后才能确定起点范畴是商品。本末倒置是不可取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把问题先提出来。二、平等劳动是主体范畴唯一合意的选择我们现在能不能确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或者核心范畴？我觉得就我们目前实践的进展和我们认识达到的水平而言，以平等劳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是唯一合意的选择。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资本与劳动的市场交换仍然是要素结合的基本形式。资本主义是资本统治劳动，资本与雇佣劳动成为主导性经济关系；社会主义是劳动统治资本，平等劳动与公有资本成为主导性经济关系。社会主义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经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发生历史性颠倒，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平等劳动范畴应该取代资本范畴，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与主体范畴。用劳动取代资本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符合社会主义由劳动者当家作主，以代表劳动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特征；与生产资料劳动者公有制、劳动成果按劳分配、劳动民主、共同致富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相匹配。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总结道：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他倡导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要求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综上，以劳动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劳动”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范畴，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劳动的历史特征，因此如果把它确定为主体范畴失之泛泛，不合适，需要在劳动的历史规定上有所界定。其实这件工作前人有过努力。比如说南斯拉夫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自治劳动、联合劳动。国内学者也有这方面的努力：巫继学教授在80年代写过“自主劳动论要”，就是把自主劳动提炼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李炳炎提“自主联合劳动”范畴等等。把劳动前面的限定词确定为，联合、自主、自治并不合适，主要缺点是片面性，因为社会主义劳动还有历史局限性，还有集中统一、甚至外在强制的一面。这些概括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劳动的矛盾性，我不赞成用这些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也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用自主、自治这些特点去概括与现实有差距。

温铁军｜新时代生态化需要基础理论创新http://www.cpeer.org/http://www.peforum.cn/责任编辑：陆家桢

编者按在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生态化转型与基础理论创新》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将刊载《政治经济学报》第20卷，格致出版社

审核：张雪琴点击阅读原文前往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官网

编者按：在2020年12月20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武汉大学颜鹏飞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及其转化规律研究》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编者按在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蒋永穆教授发表了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战略、新路径》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且经作者审定的演讲内容。点击图片观看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演讲作者简介

在2020年12月19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四川大学张衔教授发表了题为《自生能力与消除绝对贫困——后扶贫时代的思考》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点击图片观看视频作者简介：张衔，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到2020年11月，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精准脱贫。这是我国对世界反贫困事业的伟大贡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从1994年制定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到2000年底，计划目标基本实现。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其中，反贫困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2001年和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制定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为使剩余深度贫困人口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精准扶贫是我国反贫困战略的突出特色。在我国条件下，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贫困人口的自生能力不足。解决贫困问题最终需要改变贫困人口自生能力不足的状况，提高贫困人口的自生能力。事实上，剩余深度贫困人口也是自生能力严重不足的人口。精准脱贫的实现同时意味着后扶贫时代的开始。如何巩固深度贫困人口和地区的扶贫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退化或返贫，应当是后扶贫时代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基本结论是：巩固脱贫成果仍然有赖于脱贫人口和地区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演讲的具体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绝对贫困的自生能力解释与精准扶贫目标责任制；第二，外部援助的反贫困效果；第三，提高自生能力，巩固脱贫成果；最后是结论。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http://www.cpeer.cn/http://www.peforum.cn/责任编辑：张梓彬

在12月19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凯南教授发表了题为《论制度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兼谈对中国制度改革的启示》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第五，制定双边协议以保护海外投资。“一带一路”和欧亚联盟，还有各种走廊，如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对海外投资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

编者按：在2020年12月19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教授发表了题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与新时代的跨越》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注：本演讲稿的部分内容以《由“增长发动机”转为“发展推进器”》为题刊发在《解放日报》（思想周刊）2020年12月1日。

一是国家创建的大市场刺激了农村的商业化，增加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把分散的农村人员整合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农民工，为大规模的工厂制培育了规模化的市场，在干中学的实践中培育了企业家和技术工人。

二、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建立创新驱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新机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立足国内加强产业链基础，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马克思：“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此处涉及的《资本论》叙述方法及相关争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见孟捷：“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问题为参照”，《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谈到，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结合，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学层面政策范式（Policy

编者按：在2020年12月19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发表了题为《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融合的关键？就是要去把握机理性的东西。对机理性的把握决定了我们从政策层面怎么做这个事情。融合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支配性地位的确立过程。

在2020年12月19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北京大学宋磊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经济学家们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在于认为它没有微观基础，认为其产量的决定理论不能从微观的优化模型中导出。那么，明码标价交易过程下的产量决策是否具理性呢？接下来，我们想证明这样的过程一定是理性的。

编者按史正富教授提出，靠累进税进行收入再分配不可行，科技革命必然导致相对就业量的显著下降，经济金融化也会导致财产收入率快于经济增长率，这都会加剧收入分配两极化。在他看来，依靠散户配置投资无益于是给资本市场的操盘者进贡。基于此，史老师提出需要用介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间的1.5次分配应对收入分配两极化。这需要超越市场经济的逻辑，以构建民生资产等方式来实现跨年收入递增，将产业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增长达到共同富裕。据此，史老师也强调，这客观上要求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或新型城镇化，在不同节点建立经济、快速、便捷的互联互通，而非一味追求超大城市。感谢史正富教授和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整理了视频的文字稿，特予发布，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视频）一、收入分配两极化问题为何愈发严重在传统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制度中，有两个概念，其一，收入分配由工资决定；其二，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畸形，需要二次分配。即通过累进所得税，对有钱人多收点税，对收入层级中的中下层和下层少收点税，然后通过调剂搞点社会福利，这就是收入再分配。有哪一个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能持之以恒搞得好的吗？为数极少。比如，美国是什么情况呢？最富有的人交税最少，它不是累进，而是累退，中产阶级负担了主要的税收。这是为何？有钱人总能影响法律、聘得起顾问、在全球布局自己的资产，弄到最后不需要交什么税。所以靠累进税进行收入再分配，来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即使像法国等大陆国家他们做了很多年，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现在这些年也面临国家财政破产的问题，因为效率太低导致的成本太高，最后长期下去，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很难解决的长期隐患——就是很多人不想干活，最后靠财政补偿度日。所以应该探讨的是一个新的出路，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有起码的一个认识，过去我们国家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了很多年，因此没有注重这方面的政策研究。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也反映了是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一次的科技革命，跟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更加容易造成极其严重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新的两极分化已经发生30多年了，并且还会深化。你想想几个现象，比如超级工厂的出现，它基本上不用人，全机器人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你去看看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能用多少人。这还是初步的，将来你想连会计师、律师、金融分析师，这种本来特别个人化的工作、雇用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单位，将来都可能被智能机器人代替——不是说全部代替，也只有设计这个体系的、监管这个体系的人可能是需要的，比如特别个别的大专家、给大家做训练的顶尖人员。真正在工作基层操作，基本上可以被替代掉。现在有试验无人商店了，餐馆有机器人送饭了，你可以看见二三十年之内，真正需要的就业量会显著地下降。尤其自己搞企业的人，总喜欢给大家讲乐观主义，说你看每次技术变动都有人失业，但到最后就业总量都扩大了。这个话对不对呢？很对，但过去是这样不等于一直都会这样，因为你这些生产体系变革以后，连服务系统都智能化了，能剩下来的只能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自身表达性的活动了，因为它不需要智能化了。只要是“经济”两个字涵盖的，为了经济生产、销售、分配、赚钱的系统，它都可以智能化，这就根本上颠覆了原来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掌握顶尖科技的人才和提供资本的人，就能比任何时代的资本家都更快地成为巨富。过去老牌的工业资本家要一代人两代人，至少有几十年才能变成所谓社会巨头。现在小年轻出来搞个几年就一下几十亿、几百亿然后上千亿。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使然，是技术进步的特征导致的。这个其实就是目前比以前的任何社会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都更加严重的原因所在。注：图源网络再一个就是金融。企业创造的是产品，大众购买的是产品，我生产牛奶你买牛奶。而金融卖的是什么？是一个资产，比如股票，股票是一个企业的份额。除此之外零零总总的连资产都不是的，就是数学公式。卖这个东西的，谁有资产谁得益，没有资产的人跟这个有关吗？按照皮凯蒂的研究结论，r>g，r是资产回报率，g是经济增长率，长期几十年财产收入的增长率快于经济的增长率。这个观察和论证可以解释我们过去三四十年，从里根开始，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的分化现象：美国中产阶级在减少，而巨富和巨穷的人都在增多，我把它叫做第二次收入分配两极分化——M型社会的形成。背后的动因根本上说是系数的变动和金融市场虚拟金融的扩张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今天这两个因素几乎是横扫全世界。因此，在未来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如果没有有效的对冲的政策，则只能是越来越严重。二、收入分配两极化的解决措施探讨我是做投资的，也办实体企业。我的感觉是靠各家各户家庭、靠自己去配置投资，把自己的储蓄拿来投资、来保障财产收入，结果会是和目标相反。等于把普通群众好不容易储蓄的一点钱拿去给资本市场的操盘者“进贡”了。不可能靠各家各户自己打理自己的财产来获得财产收入，这个是不现实的。金融市场上的特点，资产价格变动的背后，实际上是权贵利益，就是几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永远都是中小散户是输家，核心资本集团是赢家。所以靠这个体系自发的家庭理财，解决老百姓的财产收入，可以说不仅是一个镜花水月式的幻想，更是一个帮倒忙的、替金融市场的核心集团上份子的搞法。什么方法是有用的呢？现在国家当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我看下来就是没有一个战略性的真正有效的措施。到底哪些措施才是有效的呢？其中我提出来一个（当然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考虑）最有效的，就是财产制度的变革：让财产收入成为中下阶层收入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多元所有制的国家，存在全社会的或者叫国家的、混合的和私人的三大类所有制，而财产结构决定了社会分配的结构。让没有财产的家庭通过全国性财产来获得收入，这个我叫做1.5次收入分配。既不是初次分配，也不是二次分配，间或是中间的。注：图源网络一个办法就是由国家的信用和资金优先投资具有可持续固定收入的即有现金流能力的那些资产群，比如说收费高速公路、核电厂、水电站、房地产等等。这种资产是竞争不起来的，是有地域性的，不会造成全世界来竞争的局面——不过开放全球市场让大家都来炒，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资产都属于固定收入类资产。如果使用国家的积累和国家信用来放大，在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投资于这些财产，将来会引致出什么收入特点呢？即跨年收入递增。这一类财产的特点是回报越来越高，因为它的收入弹性大于1——就是说收入提高会消费更多这类产品。比如有钱了就会多花钱，而多花的钱是比你收入增长的更多的，那么符合这种需求叫做收入弹性大于1的需求，有这个特点就意味着此类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它是自动涨价的，无需经营管理改善。这种产品风险小、稳定性强，如果国家把全社会此类资产投在国家基金手里，每年拿到的收入，加上其他各种收入凑在一块，就可以打造一个社会收入保障的财产群，拿来的收入对中下阶层优先倾斜致富。例子就是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这就是全民财产收入的来源。可以分两个层级，一类是全民财产收入，只要是中国公民就一视同仁；第二类是跟扶贫有关的，帮助相对贫困人群获得稳定收入。总之，从财产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会得出很多新的结论来。这些资产我叫做民生资产。当然举例子还可以讲住房，这是最早出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住房应当公平化，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到了一定年龄，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以后，应该有一套住房。怎么住呢？就是土地不要钱，只付房子的钱。你看现在盖房子是不值钱的，就是地太贵，只要地的钱变成国家出，而买房子的人最多出一点“三通一平”的钱——这是可以用税来解决的，即分年付。只要你买房子的人只买上面那个房子，那么很容易做到房住不炒，新加坡的制度多少提供了一个样本。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房住不炒，这个房子一旦拿到就不能炒，只能在系统内调剂，一旦不要了要还给这个体系，而体系再把它分配给别人。房住不炒的前提是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可以有自有住房的稳定预期，只要建立起这个预期自然就没人炒了。有人挑上去跟我讲，现在已经买了房子的人不倒霉了吗？这么多房不就跌价了吗？我说这未必就是跌价，价还不是人为定的吗。不过这个事情确实需要研究，没房子的人不会反对这项政策，但有房子的人万一房价跌了他们拿房抵押欠银行的贷款万一还不出怎么办？这个需要定量来做试点再行研究。但至少房住不炒是国家的大局。炒房变成一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组成部分，国家就不好办了，肯定要出乱子的。总得来说，住房是民生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建议是由国家成立大规模、分地区的住房保障集团和地方政府合作来操作，让房住不炒变成一个现实的方案。三、新型城镇化必须追求“大国大城”吗？跟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也要提一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或是新型城镇化，并不一定是要求超大城市，相反是要在不同节点——大城市、中小城市、大镇之间——建立经济、快速、便捷的互联互通。以后的通信体系和交通体系的变革，可能会把大城市原来的优势全部给化解掉了，因此在国土面积上的布局如果要面向未来科学技术，不一定要走过去的大城市的路线。现在提倡大城市化的学者，基本上是西方城市经济学家，或者西方新古典理论的传人。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即抓住城市化其他的都搞起来了。我的疑问是计算方法可能有问题。它是怎么计算的呢？一个城市人口和一个农村人口一年的消费水平要差好几倍，那么移民就会使单个农村人口创造的GDP猛增，所以如果几亿农民进城就会造成GDP连续高速增长。这里的问题在哪？这么多人进城以后，如果没有发达的产业就不能保证进城的人都有工作，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那么这些进城的人怎么消费呢？如果农村人口进城里没工作，那么实际上是在救济他，如果这样何苦要搞城市化，就在乡下把救济金发给他就行了。注：图源网络我觉得离开了产业的发展，光讲人进城，那么城市就会变成很不好的城市。可是如果要搞产业发展来让现在消费水平低的那一批人变成消费水平高的，那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工资水平问题——也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所以解决产业发展的问题，同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而这个增长究竟在大城市内进行，还是在大中小城市里分散地进行，我觉得是第二位的问题。城市内产业集中在一起，基础设施大家分摊成本低，但它带来很多毛病，大城市病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把这种成本也算上，加上大家乐意见到一个发展充分、发展前景光明的经济体，那么我们应当追求几十年后的空间布局，而不是今天看起来最省钱的经济布局。我认为以城市化为纲可能只抓住了一个现象，而没有看到城市化带来高增长的背后逻辑，而这个逻辑今天在改变。那要解决产业发展升级，同时要推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就必须超越市场经济的逻辑，必须超越私人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在这两个逻辑之下，产业升级也非常困难。因为其一，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难以积累起来；其二，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民生资产的支持，只靠市场机制，只能重复美国过去三四十年已经发生还日益恶化的趋势。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愿景2035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文字稿整理：CPEER编辑部推荐阅读1.视频丨史正富：如何实现中国愿景2035？2.史正富丨治理周期性危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论相对生产过剩与宏观战略管理3.史正富丨功能货币论与货币发行双轨制4.史正富丨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学4.史正富丨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http://www.cpeer.org/http://www.peforum.cn/责任编辑：朱宝清

编者按：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涉及经济、科技、工农业、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对外开放、百姓收入等各个方面。如何实现中国愿景2035，史正富教授提出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置于首要地位，将产业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作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对待。在他看来科技短板和产业升级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并且两者互相加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会为产业升级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他强调，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实现产业所需资产即生产能力的成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解决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提出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并非产能过剩，而是没有将它用对地方。这为我们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启发。感谢史正富教授和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整理了视频的文字稿，特予发布，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视频）中央文件里今年提到“中国愿景2035”，过去经济学家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从生产、供给方面来谈的。现在，我们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线，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要以社会需求及其未来需求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引领、前提、目标。一、实现“中国愿景2035”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置于首要地位首先要讨论我们“有怎样的需求”。现代西方经济学其实是不研究需求或者说需要的，它把需求当做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高了，需求就会变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并没有讨论这是“谁的需求”。个体的能力不同，获得的收入不同，钱多的跟钱少的，各有各的需求。然而，社会是以钱来投票，有钱人的需求在社会的供给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观察，即使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但是，它们仍然存在着大量基本需求没有得到保证的情况。比如说医疗，美国这些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医疗改革的方案反反复复，在奥巴马时代搞出了一个折衷的社保方案，可是，特朗普上台后又把它给否决了。由此可见，在如此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当中，医疗这类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需求放在优先地位，我们的增长体系必须把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求置于首要地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需求是分层的，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因此需要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不同阶层的不同需求，根据市场条件进行一个合适的安排。我们高科技要上去、生态保护要上去、科学技术要上去、产业要升级、还要解决收入分配这个大难题，以及还面临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名列世界第二就遭到美国的重视，并将我们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打压我们，从而国家安全就变成头等大事了。因此，中国现在处在这个时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跳出现有的经济学思路，这个因此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经济体制的理解。但重要的问题，我想回过头来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肯定还是要生产体系、供给体系有能力去不断的满足那些不断增长着的全体人民群众的需求。如果没有产业发达，去哪儿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又消费什么呢？如果工资很低，都锁在贫困线上，大量的产能出来了，资产积累了，最后却没有消费。所以，解决产业发展的问题，同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图片来源：互联网二、实现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生产体系或者产业体系的升级，即从过去以大规模制造业为主体的状态转变成产业结构越来越高端、多元、有韧性、且具有灵活性的，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的产业结构。中央曾经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那是讲科技。要做好这些新兴产业靠什么？首先是基础科学要有支撑，其次工程学和应用方面要有大的推动，整个产业链上要补齐短板。中国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的科技短板，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现有整个产业链当中，就有若干个产业在国际上被人家掣肘，所以才有打压华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它表明，我们在最前沿的高端产业上有一些问题要尽快解决，进而摆脱打压。这些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肯定是我们经济体系未来发展中的头等大事。中国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过去几十年到今天支撑中国整个经济的产业体系面临升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产业需要从原来的模仿制造，走向自主创新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把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精造。精造是一个说法，就是精密制造的意思。指的是德国、日本式的制造体系，这一制造体系以生产出来对社会群体有吸引力的产品为目标，其特点在于精密、环保、安全、好用。这方面大家可能有体会，比如之前报道的买日本马桶之类。生产资料领域、机器设备领域更是如此，尤其工作模具、精密仪器，比如实验室使用的大量化学检测仪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进口。这些东西在国内都有，当年也满足过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满足过科学研究和制造业产业配套的需要。但是，今天国产的这一部分面临着提高自己的品质和质量的任务。这就涉及到要在材料、工艺、装备以及制造文化上进行提升。图片来源：互联网所以，产业升级，其难度一点也不低于高新科技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两个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更重要的是，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会为产业升级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比如仪器设备的进步、新装备的出现、新材料的出现，这些也有助于产业升级。问题在于现有的产业家群体大部分是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从而不管是年龄还是知识结构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我感觉，抓高科技产业的振兴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期战略，但是现有产业的持续升级，更是一个挑战，根本上牵涉到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提升。比如，怎么把原来的农民工转变成德国、日本意义上的所谓有技艺的、有专业的生产线工人（professional

*贾根良｜开创大变革时代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评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

因此，非常态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优选择为：由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相结合、由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即由不同类型宏观政策组成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趋势的变化当然是中国工业化外部的环境，那么中国工业化为什么要选择“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条道路，为什么它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经济战略目标，则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该文于2020年12月27日首次由微信公众号CPEER发布，现经作者修改，特予重新发布，以飨读者。

原文出自《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感谢赵燕菁教授授权CPEER发布全文，以飨读者。

Framework）的简称，是英国高等教育筹资委员会开展的学科评估活动，根据各高校科研成果质量的评估来确定科研经费拨款，于2014年启动，其前身是1986年开始的“科研评估活动”（Research

文章信息该信的背景如下：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参观，其间问了一个貌似简单实则重大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能够预见到此次的金融危机。2009年7月，英国女王收到提姆·柏斯里（Tim

conventions）、社会经济学或者认识论研究者。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通常强调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也是异端经济学的一部分。当然，人们也倾向于将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部长先生，在一个普遍呼唤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迫切地恳请您完成您的计划。给予经济学领域自由表达非主流观点的机会，建立经济与社会这一新学科！往期回顾：史正富、孟捷主编

的持续影响力，我们要求所有发表的文章首次被引用的时点距今至少十年。[41]因样本容量问题，本次分析不根据院系的固定效应和由院系排名差异对应的终身教职获取过程差异进行修正。但由于对样本中的个体引入了在

作者：杨虎涛（1969-），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出处：史正富、孟捷主编《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