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激发出众多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使公共讨论变得异常激烈。然而，很多原本可以通过客观表达、理性讨论、相互妥协达成的共识，却最后一次次沦为简单的站队表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骂战。武汉封城期间，各类谣言层出不穷，而真相却始终难以被触摸。这或许与国人独特的“动机论”心理有关：我们在与人交往时，往往不太关注对方所说的内容，而是首先去揣测他背后的动机，热衷于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忽视了对“事实”和“程序”本身的关注，以至于“真相”这株娇弱的植物无法被很好地守护。（“真相”是株娇弱的植物，只有特定条件才能生长良好）与此同时，国内网络空间中独特的“辟谣”，也体现了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由于中国传统上属于“高语境社会”，社会成员也尚未从各种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而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因而整个社会心理都相信，一个人无法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并且势必会受到各种风气的影响。因此，我们经常将意见市场视作为一个可以被调控、干预、引导的客体，而辟谣就是主要的干预手段之一。（中国式辟谣，谁还在努力“带节奏”？）在疫情期间，各种由新冠疫情引爆的论战极为激烈。一方面，罔顾没有人可以“像神一样全知全能”，以及自己也并非全知全能的事实，以“公正”“全面”自居来攻击对方的观点；另一方面，则价值判断先行，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做事实判断，占据道德高地，否认对方。（为疫情论战时，你看懂其中的中国式逻辑和思维了么？）在公共讨论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经常以“完美”为标尺来衡量受害者，拿着“放大镜”考量其方方面面，但对于施害者却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总会有人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弱者肯定有自己的问题。这一“慕强”逻辑的存在，无形之中将强者“道德化”，而对弱者造成了不自知的倾轧。赋予强者们虚拟的善意和仁慈，更多的或许是害怕面对“强者肆无忌惮掠夺弱者，践踏他人权利”的现实，但这无异于自欺欺人。（苛求完美受害者背后，藏着一种“慕强”逻辑）其实这也可以体现出当前很多人都缺乏对他人痛苦最基本的共情能力。共情不等于同情，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只表示我知道你很可怜。但在共情之中，“我”与“你”形成了“我们”，对于你的痛苦，我感同身受，并站在你的立场上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你。共情能力的丧失，或许是由于他们脑中有无形的“集体”概念统治着他们的思维。在他们眼中，个体的悲欢喜乐并没那么重要，“集体”的目标和方向才是重要的。“集体”本身其实并没有错，但是那些认为“只要为了集体，就可以任意牺牲他人权益”的观点绝对是有问题的，他们看到的、拥护的、热爱的，是一个宏大的但可能是空洞的理念，这让他们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看到那一个个不同的个体，允许他们有悲伤、追问和质疑的权利，有呼救的权利、有说出不同意见的权利。（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是如何失去共情力的？）而那个曾经被人们视作新型公共空间的微博也早已变了。虽然不同的观点始终存在，但它们或被压制，或被痛斥，很难进入主流舆论被广泛讨论。微博所承载的公共空间愈发逼仄，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成为一地鸡毛。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自觉地缩小言说的尺度，因为一旦被“杠精”抓住“把柄”就会不断地上纲上线，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言论是允许犯错的”这一常识。所以，很多人最终心灰意冷地选择了离开。这是微博的损失，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损失。（微博恢复热搜，但那儿早已不是我们想象的公共空间了）由此，很多人会陷入“政治性抑郁”之中。他们会怀疑自己掌握如此多知识、了解这么多真相有什么用？一部分人羡慕那些因无知而陷入盲目乐观中的人。因为他们发现醒来无处可走，其实比沉睡更难过。另一部分人则变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在价值虚无之中尽可能地获取利益以自保。但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如果既不愿“无知”，也不愿意成为“有知”的顺民或精致利己主义者，停留在十字街口的我们还有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如何让自己多一点快乐？（知道得越多越痛苦，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郁”？）在2020年的舆论场中，还有两个“商业演讲”刷屏了。五四青年节前夕，B站献给新一代的青年宣言片《后浪》引发人们热议。何冰的深情演讲点燃了众多青年的热情。但与100年前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青年人“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启蒙不同的是，这篇演讲更多地是在鼓励当代青年尽情享用时代成果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 B站在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发布的演讲视频《后浪》。
“梦寐以求的选择的权利”也窄化为“自由消费”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消费者的“平等”地位，以此来寻找归属和尊重，确认身份与地位，完成功利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这种对自由平等概念的调换，使得个体在追逐消费主义的“诗与远方”的同时，有意无意忽略利维坦的阴影，公共领域再一次萎缩。这种由消费界定自由的观念，除了因为消费主义在国内盛行之外，或许拥有中国传统的内在基底。那就是国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自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尽其所能地追求现世的福祉和满足。（《后浪》刷屏的时候，想起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在很多人看来，拥有财富、过上体面生活，就能带来成就感乃至自由感。这种“将物质满足放在第一位”的观点使得自由变成了对物质的自由支配和自由享有。虽然它到了现代，以“财务自由”的名目重现，但内在基底却是传统的。这乍看起来是消费主义的，但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务实、现世的文化取向之外，这恐怕也是因为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些才是身处夹缝中的自己能够不受限制去追求的。（从“车厘子自由”到“买买买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另一则演讲是快手在去年6月发布的《看见》。“朝阳冬泳怪鸽”在其中试图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在中国有一个隐藏的世界不被言说。当总理说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时，这个世界突然出现，让很多人被惊醒、被震撼。有一部分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早已被高楼大厦、高铁动车和移动支付占据了。社交网络让只能“在大山里起舞”、“在菜地里高歌”的人，与“从小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的人得以相互观望，但隔阂依旧存在。在互联网世界之外，更大的世界依然沉默，不被看见。
▲ 快手在2020年6月份发布的演讲视频《看见》。
6亿人的生活境遇很难进入主流社会视野。而如果一个人口众多的群体或阶层无法意识到另一个人口众多的群体和阶层的存在，这个社会也就断裂了。那种寄希望于“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状况自然改善”的观点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或许首先要做到的，起码是“不要再冷漠地走进普通人”，保持对6亿人的朴实看法，时刻准备理解对方。这或许才是我们对一个社会应有的基本认识。（看见沉默的 6 亿人，看见这个社会的“断裂带”）非虚构作家袁凌也始终在关注并书写普通人。在他看来，普通人才是社会的根基和立足点。从他们身上，我们才能看到社会整体的基础和实质。不论是家人和乡亲、底层的特殊群体、消失在历史中的边缘人；抑或是城市中漂泊的人、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袁凌希望能够把书写者还原到真实的生活境遇当中，去安放他们的人性。即使目前国内舆论环境并不关心这些普通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好我们自己。（袁凌：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社会的基础和实质）在2020年国内的公共讨论中，还有很多描述或引自西方的概念都被我们添加了“中国式的想象”。许多中国网友口中的“白左”逐渐被刻画为一群无知自大、只在口头上虚伪地宣扬平等和人权，但却只为满足自己虚幻的道德优越感的人。他们脱离实际，奉行双标，认为所有异见都属于“歧视”。并且，在对该词的使用中，其内涵和使用范围不断地在泛化和扩张，以至于凡是强调平等、关爱、多元的观念一律可以被归入“白左”，最终演变为一种贬低、攻击并取消他人讨论的“万能胶式”标签。这种对“白左”的嘲讽和不认同其实与中文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有关。在他们看来，社会的运行规律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而“白左们”所主张的关爱弱势群体、强调公平平等恰恰是一种病态的、缺乏“常识”的观念。（你口中的“白左”，指的究竟是谁？）其实，这种心态在国内还另有体现。“你贫穷，那是因为你不努力”，这句话经常被很多人使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个人的成就是由诸多因素影响的。那些将“成功只等同于努力”的观点，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在这个冰冷残酷的社会丛林中，那些被淘汰的人，都是能力不足、无法适应社会的人，所以他们命该如此。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悠久的历史，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与民间都获得了巨大市场。其中的许多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直觉中，但这些观念脱离了历史背景后，留下的遗产反而更多是歧视和偏见。执意用似是而非的“科学”“规律”解释这种残酷社会现实，便很有可能是在寻觅一套意识形态的糖衣来粉饰自身的特权了。（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误何在？）所以，很多国民将这些追求权利、公平的观点贬斥为一种幼稚的“政治正确”。但是，“政治正确”一词在国人的语境中其实也被我们误用了。在欧美，积极推动平权、支持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政治正确”意味着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共识，社会成员基于相互尊重，清晰地规定了哪些观念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以保证他人的权利不被侵犯。▲ 201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因其“黑人同性题材”被指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
被改换涵义的还有“双标”一词。在西方，“双标”历史上是女性用来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诉求的话语，后期演化为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对待的理念。而在国人网上的公共讨论中，“双标”被用来指称所有对同一件事采取不同评判标准的做法，尤其是用于国际关系之中。但事实上，我们对于双标的抗议，并不意味着我们追求使用同一标准，相互尊重、平等待人，而是指控对方，并要求能够和对方一起去歧视他人。在我们看来，歧视我们是双标，但我们和他们却一起可以歧视别人，并认为这是具有正当理由的。言辞之间，“双标”变成了一个权力斗争扣帽子的工具。（我们为什么对“双标”如此敏感，自己却又无法摆脱？）最后，最早在托马斯·林奇的《殡葬人手记》中出现的“社会性死亡”一词在今年变成了流行语。与在人们记忆中消失的原意相比，这个词在中国获得了全新的含义。在我们的口中，制造“社会性死亡”变成了通过让对方丢脸出丑，以施加强大的舆论压力来惩罚对方的方法。这一用法的背后体现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公私不分的心理。由于长期缺乏公私分明的隐私观念和权利边界意识，国人喜欢将私人事务公开化，并进而寻求法律之外的非正式制裁，以让对方“没面子”。更微妙的是，网络作为一种媒体形式，本身就具有公私界限模糊的特点，在朋友圈发的一条信息，哪怕只是想让一些亲友看到，也有可能快速扩大传播为一个公共事件。（中国式“社会性死亡”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这些现象其实都具有中国当下独特的时代语境。在维舟看来，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后现代社会，技术不断进步、消费主义炽盛、个体更加追求个性与自我。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另一只脚依然深陷旧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传统那部分因素的制约。（对话维舟：一只脚踏进后现代，另一只脚在哪？）以上是南都观察过去一年对“公共理性”的部分观察和总结。回看这一年发生的林林总总，我们不禁去思考，这个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遇见这个时代，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能决定的，但是这个时代向何处去，是你我可以去影响的。借用历史学家罗新的一句话：“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点击关键词，阅读更多文章
编辑部去信：2021新年献词｜2020新年总结I、II、III、IV、V、VI｜2020新年献词｜2019中秋｜2019新年总结I、II、III、IV、V｜新年快乐
公共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舆论生态｜高校自主裁量权｜“媒体失声”｜“公信力危机”｜完美受害者｜批判“鲁性”｜看见普通人｜“政治性抑郁”｜白左｜微博热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