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王勇：我在美国上演现实版《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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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1955年出生，在上海长大，1978年考进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贸外语系英语专业。1982年毕业后先入上海外企，后转入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任教。1986年赴美国自费留学，进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应用经济学系，于1990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创立美国环球实业公司任董事长兼执行长，2004年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其间经历被内部高管“开除”，撵出公司，继而奋起反击，夺回公司的曲折人生遭遇。他将这个故事写了一本回忆录《华尔街：野心不泯》，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原题
我在美国法庭的两次激战
2011年前后，我的人生经历了落差极大的“过山车”。
被自己创立公司“开除”
在这以前，环球公司在华尔街上市，由于抓住机遇，发掘太阳能行业的新秀王建军团队，主打太阳能面板的全球销售，公司的业绩在短短3.5年间飚升数十倍，2010年产值已达1.71亿美元，2011年开年不到4个月，产值已达到1亿美元。
就在全年可创下3亿美元记录的黄金年份，董事会因“是否按原定合同给太阳能团队49%的股权”发生严重分歧。我身为公司董事长和执行长，被董事会“开除”。
随后，公司股票从原来的每股10多元跌至一角多。公司留在华尔街已毫无用处，只得退出。
“环球”公司重新成为私人公司，这家公司是我夫妇1993年创建的，2004年在华尔街挂牌，如今它被几位贪婪且无能的高管窃据，我成了无业游民。
这是严酷的现实：除了上法庭，没有别的出路。凭我夫妇所拥有的股票份额，何况我有同属股东的盟友——巴拉特和黛安娜，只要召开股东大会，凭选票就能办到。
窃据公司执行长的白人库斯为阻止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我和巴拉特及黛安娜的律师韩利说：“王勇夫妇所持股票多数无效”，理由是：环球公司上华尔街融资两次，王勇均以作价为1400万美元的自持股票作为质押，根据事先签订的协议：如果2010年产值少于1亿元，或者税后净利润低于400万元，用于抵押的1400万元充公。
而真实情况却是，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为1.71亿元，净利为970万元，远远超过。
库斯却说，这份财务报表公司内的审计委员会主席没有签字，不予承认。全年业绩为零。
我们的律师韩利仔细审阅融资合同后指出，库斯的说法站不住脚，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建议向科罗拉多州法院起诉环球公司，要求它认可抵押股票持有人王勇夫妇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
第一次对薄公堂
库斯和同伙觉得，打官司耗资巨大，王勇这几年没拿薪水，要付房屋贷款，要负责两个上大学的女儿的开销，钱花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实力与自己窃据的公司相抗衡。
可是，他低估了我的意志。
库斯还找环球公司驻上海的负责人张大庆，让这位称我为“哥哥”的高管传话：不要打官司，你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不放过你。他们要把环球公司的老本全填进去，请最好的律师，和你周旋到底。到时，即使你赢了，还给你的只是负债累累的公司。
在这场残酷的人生较量面前，我选择了宁愿站着死也不低头。
诉讼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杰弗逊地区法庭举行，法官是麦纳尔梯先生。
韩利律师在法庭上出示《融资协议书》，指出协议书上的条款：如果业绩达不到所承诺的数目，股份充公。充公之数额，视实绩与预期额的差距而定。2008和2009年已经远远超过承诺数，2010年的业绩远远超过所承诺数，“充公”一说完全站不住脚。
对方律师狡辩说，这个财务结果未对外公布，视为无效。不予承认。
我方律师反驳：事实是这样的，审计公司已完成审核程序，正要公开发布之时，该公司陷于内部斗争，公司内部的审计委员会故意不签字，不让公布财报，以达到整垮王勇的目的，而且，这一业绩业已被审计公司认定为准确无误。说着，韩利拿出审计公司给我们内控管理公司的电邮，指出当时一切就绪，按时公布财报没有问题。
我方律师进一步指出：股票被抵押期间，持股人王勇依然拥有两项法定权利，第一是分享利润的权利；第二是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协议书上的明文：“如果产生纠纷，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在法院判决前，质押股票的持有者仍享有分红和选举权。”
经过长时间的双方反复激辩，法官敲下法槌，宣布：王勇夫妇用作融资抵押的股权为有效股权，两人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环球公司必须于11月6日举行全体股东大会。
我们赢了。
出阴招再现波澜
官司赢了，我和杨铭的质押股权可用于选举了。律师韩利按照统计出来的选票，引用科罗拉多州公司法的一条：“如果拥有公司50%以上股票的股东，联合署名罢免董事会，罢免行动不需经过股东大会确认即可生效。”
我们将每一个支持我们的基金公司和个人的股数以及所占总股数的百分比开列出来，把有关法律条款印在表格上方，依法有据，选票充足，要求董事会人员立刻离开公司。
库斯接到选举表以后表示：“我不承认这个结果。”
库斯开始玩弄出更阴毒的一招。他委托纽约的律师，在纽约的法院进行追诉，要求推翻股东们的决议。
2012年11月14日下午4时57分，库斯聘用的纽约奈瑟事务所律师沃勒塔女士给我发信：“王先生：本所代理美国环球能源实业公司，明天向纽约州法院提出临时禁令的申请，禁止王勇、杨铭（即王氏家庭）在现阶段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利用质押之股票行使选举权。我们将于2012年11月15日上午10时，在纽约市中心街60号119A法庭，向法官提交此申请。如你有反对意见，你和你的律师可以在以上时间到法庭上申辩。”
我看完信，已是下午5点多，即纽约时间晚间8点多，而规定的出庭时间是次日早上10时，也就是加州的早上7时。晚上9点半，我打电话托人在纽约找律师出庭抗辩。我对住在东海岸的朋友说：“纽约已是午夜12点半了，但你一定要帮这个忙，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出。”
可惜，离出庭只剩七八个小时，应聘的年轻律师杜确即使通宵不睡，也无法听我们的科罗拉多州律师把案子简单解释一次，别说看文件，他匆忙地站上辩论台。
结果，在法庭上，法官签署“临时禁制令”，宣布禁制令期内，王勇夫妇不得在股东大会行使选举权。库斯的阴谋得逞了。
我们向纽约的联邦法院上诉，裁决下来，我方上诉失败。
两天后，我找到纽约杜威事务所两位大牌律师——帕格诺和施登菲尔德。为再次对决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为了赖在公司继续吸血，库斯拟定了“三步曲”。
第一步，去上海会见张大庆和王建军两支团队，把他们请到饭桌上，说从前的兄弟现在打成这样，心里很难过，他愿意和王勇言归于好，也希望他们劝王勇放弃打官司。
第二步，库斯给股东打电话，要他们改投他的票，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打倒祸害股民的资本家！”可惜响应者寥寥。
第三步，在选票上作假。本来，不少基金公司不但早就把股票抛售，还把卖空环球股票的收据发给我们，并告知：他们已通知库斯，他们的基金不能参与选举。库斯还是把那些公司的股票计算在他的选票里面。更加荒唐的是，连支持我们的本公司高管的股票也剔除掉，理由是：“高管的股票不是从市场上买的，而是公司发的，他们不支持公司，公司就把他们的股票充公。”
纽约决战
2013年2月4日上午9时，位于纽约市中心街60号的纽约州最高法院设立的法庭，在女法官卡帕尼克主持下，开始审理“王勇夫妇股权案”。
控方：以库斯为代表的环球公司，要求王勇、杨铭放弃质押于“代管账户”之股票的选举权，要求王勇、杨铭将二人的股票交还给环球公司。理由是：2010年环球公司的财务报告没有公布，其业绩为零，所有质押股票应予没收，以分给参与环球融资的投资者。因此，质押股票没有选举权。
庭讯从上午9点激辩至下午5点40分，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卡帕尼克法官始终紧紧扣住怎样确保不得让广大普通股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为主题，陷入库斯的律师提供的所谓公司内斗等材料中。
攻防陷入胶着。我方主辩律师帕格诺开始出重拳。他严肃地说：“法官大人，请您允许我陈述我的观点。第一，如果说我的当事人在股权转移方面有错，造成伤害，那么，受害人是参与融资的投资者，而不是库斯先生所代表的环球公司。环球公司不具备向我的当事人索取赔偿的资格。第二，在认定2010年环球公司产值和利润的依据方面，我的当事人与原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我现在再强调一下，原告没有向我的当事人索取股票的权利。如果今天的在场者之中，有不但参与环球融资，而且观点与原告一致的投资者的话，那么，请看《融资合同》第15款：参与融资的投资者与公司（环球）在对业绩的认定上，如果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法院的裁决为依据。第三，《融资合同》第8款写道：股票在质押期间，或者在因纠纷而引起诉讼期间，持有者享有红利和选举权。第四，我想提醒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诉求是选举权，而不是经营权。事实上，他几个月前已辞去环球董事的职位。”
庭上冷场一分钟。法官高声提问：“在座各位之中，有没有购买环球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她最关注的，依然是广大股民有没有受到伤害。
一位年老的白人从旁听席举手，法官请他坐上证人席。问：“这股票，你是从社会购买的，还是参加融资时购入的？”
老先生回答：“是在社会上购买的。”法官说，你可以离开。
法官要了解的，是争议最大的“融资”。
“法官大人，我是参与融资的。”一位白人男士从旁听席站起来。法官说，太好了，请上证人席。
作证者是巴拉特，他慷慨陈词：初期认购，是因为看好代码为WEMU的环球公司股票，这家公司的业绩突飞猛进，我对领导层有信心，不但自己买，还动员许许多多亲戚朋友加入。那一次融资，我们更是踊跃，把平生的积储都投进去了。结果是，我和我的亲友亏了100多万。我们知道症结在哪里，是因为现在的领导层不称职，不懂也不关心公司的经营，只热衷于争夺个人和他们代表的基金公司的利益，决策错误百出，辜负了我这样的投资者。这些日子，在他们把持的董事会领导下，亏损已达上千万元，库斯之流知道这个公司早晚会倒闭，所以，即使跌到几毛钱一股，他也不会掏钱购进，这样的人会关心公司的利益吗？他只会领6位数的高薪，全家人的医疗保险由公司支付，用公款旅游，还带上家属，他要把公司的血液吸干才罢休！我和我的亲友，现在仍握有大量的公司股票，我们要推翻现有董事会，重新振兴环球公司，为全体股东讨回公道。”
辩论进行了5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之后将宣布判决。
要等待两个半小时。在纽约工作的大女儿陪我走进了一间中餐馆，我要了一瓶五粮液，平时一杯下肚我就醺醺然，可今天，一杯下去没有感觉，连灌三杯。回到旅馆，我倒在床上，虚脱似的无法动弹，我睡着了。
电话铃叮叮响起，我从梦中跳起来，抓住话筒，律师在电话中大声地说：“我们赢了！法官的判决和科罗拉多一样：王勇夫妇有权在股东会议投票。”
我扑在床上，热泪泉涌。
事后，律师告诉我，法官对窃据公司的库斯说：“休庭时，我仔细看了科罗拉多州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意见，从去年6月向法院提诉算起，案子先后进出科州法院5次，法官对此案早有结论。你在科州输了官司后，先是在纽约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然后在我这里提诉，希望我推翻科州法院的判决。我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再说，我支持科州法院的判决，接受控方律师的两个观点： 1）你不具备向被告诉求的资格。2）《融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股票在质押或纠纷未了期间，持有者有选举权。因此，我的裁决是：王勇、杨铭的质押股票具有选举权。”
第二天，我和女儿再见面时告诉她，你昨天生我的气，埋怨我老是答非所问，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昨天你爸爸在做这辈子最大的赌博，爸爸和妈妈赢了。
我终于回到了自己一手创立的环球公司。
作者回忆录《华尔街：野心不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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