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帆视点】李昊宸：回望中的热土——段维故园诗词探微

近年来，诗人段维围绕其故乡湖北省英山县，创作了一系列“故园诗词”。诗人不仅延续我国古代田园诗的深厚传统，更独辟新径，以回望者的姿态，构建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而又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英山故园。该类诗精于设象，擅用借喻与多边之喻；巧于造语，形成暗示性与自然感并存的语言风格。基于此，此类故园诗词，基本剔除了旧体诗模式化写作的痕迹，从题材、语言等方面，为当代诗词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02 关键词

段维旧体诗词故园自然
回望田园故土，抒发乡居情思，是古今诗词常有之义。如今，旧体诗词蓬勃发展，不少诗人词家致力于开拓田园诗的当代书写，诗人段维即其中一例。近年来，诗人回望英山县，借清辞俊笔，所作佳制颇多。其作胎息古人，含茹田园诗之妙趣，自铸新意，描摹英山田园，绘就一幅回望中的英山故园图景，自名为“故园诗词”。本文即通过综括段维故园诗词，详论诗中独特的设喻手法与语言风格，从而萦前吐后，评估诗人该类作品之优劣，窥探其为当代旧体诗词提供的宝贵写作经验。

03 正文

一、回望者的姿态——段维故园诗词概览

(一)故园诗与田园诗

段维故园诗词写作，根植于古代田园诗的深厚基础，故本文首先须对田园诗传统进行简要的梳理。“田园”一词与诗首次产生联系，见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田”“园”二类诗部收录陶渊明诗作，后经唐李白、皎然、白居易以及部分宋代类书之手，陶诗渐有“田园诗”之名，后世类书，将陶诗及唐宋相似诗作，归于田园之流。迨及明清，钟惺、王士禛等诗评家始拈出“田园诗”这一概念以品藻诗艺[ 刘蔚：《田园诗义界新论》，《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第125—127页。]。
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学界以时代整体研究（唐代成果最多）及重要作家个案研究（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成果最多）双线推进为主。近年来，研究热点渐转向先秦、晋朝、宋元、明清时期田园诗研究，对唐代田园诗则进入微观透视，以挖掘田园生活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为主。在研究方法上，由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单一化研究，逐渐过渡到多种研究方法并举，特别是吸收生态学、心理学知识，关注诗、画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甚至是比较中西田园诗差异，可谓形式多样，视域广阔[ 刘蔚：《新世纪古代田园诗研究综述》，《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9—64页。]。
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传统的田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更新与改变。受城乡发展不均所带来的冲击，早年闲适、淳朴的生活情调，越来越变成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下，催生了一批“新田园诗”，此类诗或是怀缅儿时乡居时光，描摹一幅幅故园剪影，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情思，以曾少立（李子）描写赣南山区的早期试验词作为主；或是捕捉眼下田园生活的一瞬，使作品浸润“耕者的汗水，土地的清香”[ 李遇春：《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从而绘就城市文明夹缝中的田园风情，以蔡世平所致力创作的“南园词”为主。可见，无论是描写昔日，还是醉心当下，回忆性的笔调，精巧别致的语言，时而流露的感伤情绪，都是这些作品的共通之处。在诗人不断的回望中，“田园”的内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由最初的清新自然，转为单薄、飘摇却依旧温暖、醇和的“故园”。因此，这种异质文化夹攻下生长出来的“新田园诗”，或称为“故园诗”更为合理。
(二) 段维故园诗词概览
湖北省英山县是诗人段维之故乡，该地民彝醇厚，英才辈出，北宋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清代举人萧宏梁、王铁珊，当代作家姜天民、熊召政、刘醒龙，均为一时文士名流，足见英山人杰地灵，洵为文府胜地。同乡熊召政为段维诗集《竹太空心叶自愁》作序曾云：
吾乡于自甘淡泊的境界中，亦有可资夸耀之处，这便是旧体诗词写作的普及。无论勤于稼穑的村夫野老，还是案牍劳形的的公门中人，大都以吟诗作赋为乐事。[ 段维：《竹太空心叶自愁——近体诗词习作习得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段维前后居此约有二十余年，耳濡目染，深得乡中民风浸润。且诗人青年时，长期劳动、学习于此，丰富的青春记忆，多年绵亘胸中，使其对故园情思愈发浓郁，为日后自铸韵语、抒发故园之思奠定深厚基础。
纵览段维十余年旧体诗词创作之路，所作故园诗词共八十余首，最早的《故乡纪事八首》见于2009年，此后间有试笔。2017年至今，创作量持续增多，特别是2020年初，因避疫居家，诗人围绕着抗疫、乡居、亲情等主题，创作大量故园诗词，命意、作法俱可谓渐臻圆熟。从内容上而言，段维故园诗词具备现场性与非现场性两种特质，前者淳朴自然，深得田园之乐，正见作者依恋故园之情，并及乡中人物景事；后者则或通过网络遥见，或追忆往事，往往情味俱见，题旨遥深，微见怨讽，体现着作者身上浓郁的文人气质。从体裁上而言，诗人早期所作，均以律诗为主，后偶有长篇宏制（长调、古体等）。2017年后，多作以绝句，捕捉故园景事于瞬息之间。
段诗此类作品所长，在于其精致的语言策略及自成一体的语言风格：一者，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多样化的比喻技法，构象精巧，随物赋新，写幽细之景，成圆足之境；二者，诗人所操持的语言，极度贴近生活，时而糅杂口语、俚语，符合日常语言的节奏、思维以及说话人的身份气质，能够还原语言自然、生动的本来面目，部分诗作兼含暗示、象征意味，言多剀切，寄慨深微。
下文拟对此二者作详述。

二、构象精巧，造语独特——英山故园的构建

（一）精巧的譬喻方式

譬喻，是采象构境重要的艺术手段，一个准确、生动的譬喻，往往能令全诗境界全新、耐人涵咏。段诗所构建的喻句，往往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或以最精简的设喻方式，传达最丰富的意旨；或把握本体与喻体间复杂多样的联系，抽丝剥茧，建立本、喻体独特而极具个性化的连接方式。

1.借喻

“借喻”一词，始见于元人范德机《木天禁语》一书，亦有“隐语”“譬况”“暗比”之称。20世纪上半叶，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依形式繁简程度，首次分譬喻修辞格为明喻、隐喻、借喻，以借喻为形式之最简、语义之最深。从明喻到借喻，陈先生认为：

譬喻越进了一级，用做譬喻的客体就越升到了主位。……譬喻这一面的观念高强时，譬喻总是采用譬喻越占主位的隐喻或借喻。[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5页。]

换言之，选取最适宜、最精巧的喻体，令喻体独立构成“自给自足”的喻指系统，藉此传达深刻幽微之义，是借喻之精要。段维故园诗词中，即时常运用借喻，既涤除文字芜杂之累，又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早期作品《故乡纪事·养鸭人》颔联云：“独把月宫肩左右，常将画戟赶东西。”其中“月宫”“画戟”实有所指，作者自注云：

月宫指放鸭人流动住宿的半圆形鸭棚。画戟指放鸭人手持的长竹竿，一头还套有小铁铲，常用来铲土抛向远处以驱赶鸭子或给鸭子喂食。[ 段维：《竹太空心叶自愁——近体诗词习作习得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二者想为乡中常见景致，作者日后忆及，信笔写就，的是故乡一幅生动剪影。诗人本意在贴合养鸭人，但“月宫”与“画戟”皆为古典意象，具有强烈的陌生化特质，用二词于此，自然别有一番韵致。“独把月宫肩左右”一句，既点明时间，又深得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闲适情味；“常将画戟赶东西”则比竹竿为画戟，以画戟之锋锐，而为赶鸭之役，既有大材小用之戏谑意味，又隐约能见赶鸭人之特立威武，宛然有将军之风。二句一气读来，近似聂绀弩“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用大手笔稳摄小境，以郑重语反说细节，诙谐滑稽之中，支撑生计，行走江湖，自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江湖气”与“阿Q气”[ 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6—436页。]。上述数层意思，俱“月宫”“画戟”二喻词透出，诗人以二词说出这许多意味，省却无数笔墨，足见其选词之道，在于以精致准确为尚，务求一击中的。

段诗使用借喻，屡见于近年乡居所作，每每于描摹物态、体悟乡音中，透露出对故园的深深眷恋。《观老父并栽红薯种》云：“就中偶有调皮蛋，脑袋偷偷冲出来。”《观老父为并栽红薯种保暖》云：“一群混蛋谁知晓，安乐窝终非梦乡。”二诗题材相似，比拟方式亦相似，盖以“调皮蛋”“混蛋”喻红薯种，切合其形，亦暗含机趣。杜甫秦州以后诗中，常以“尔”“汝”称呼草、木、虫、鱼以及没有生命的事物[ 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7页。]，弥见与物共情，段诗此处脱口而呼之，似长辈怜称儿孙，别有一番亲昵之情，较杜诗更为细腻，似不遑多让。

此外，如《上巳节习》有“壳破白云生”，以白云喻溢出之蛋清；《老父开鸡笼》有“一时膝下多争宠，呵斥声中喜上眉”，以绕膝儿孙喻出笼之鸡；《洞仙歌 • 乡居自我隔离》有“院外小筠溪，独拨青弦，宫商调、千回百转”，以宫商调喻泉流之声……作者诗中诸多精妙的借喻，均作于今年年初，似乎是因居家避疫，作者反而能潜心属文，咀嚼涵咏，锻炼文辞，故而篇中借喻有新意，符合作者乡居时的感受，以最节省的语言，达到了执简驭繁、举重若轻的效果。诗人在借喻中，以精致的语词，传达对故园细微的感受。这种真而不枉、实而不浮的故园诗词，实得益于诗人始终追求打磨“内家功夫”，通过安排语言巧思，在当代同类诗词中，别开精巧一路。

2.喻之多边

钱钟书《管锥编·周易正义》提出比喻的“两柄多边”理论，论“喻之多边”云：

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7页。]

钱先生此论，在本体、喻体、喻词三方关系网络之上，别立一说，对本体、喻体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透视与剖析。盖比喻之成立，有赖于本、喻体间特性之相契，方能建立由本体至喻体意脉上的联系，然本体与喻体各有诸多特性，取其一则舍其余，着眼于二者哪点特性，是衡量、检验作者眼界的重要尺度。且古典诗词根基深厚，常见如明月、松竹、秋雁、杨柳等意象，经过无数诗人的使用，其新鲜度已大大折损，如何在譬喻中发掘常见意象的新特点，是横亘在当代诗人词家面前的巨大难题。

段维故园诗词中，多有佳喻，其中即屡见发明喻之多边者。前人诗中提及拐杖者，如“归来倚杖自叹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倚杖听江声”（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杖藜扶我过桥东”（志南《绝句》）“曳杖寄彷徉”（陆游《曳杖》），或倚杖独立，有感于侧身天地之寂寥；或曳杖徐行，见舒徐容与之态，盖皆以杖作为陪衬，绝少专咏拐杖者。段诗不仅专咏拐杖（《题老父用“黄泥杂”依形自制的拐杖》），更自出新意，将拐杖能支撑人躯干的特性发挥至极致，引申出陪伴之意，将之比作母亲，云“训示敲山能震虎，衰颓搀拽似吾娘”，以示老父凄凄酸楚之独身生涯中，每每摩挲此杖，自有些许暖意。在拐杖与母亲二者之间，人为地建立连接关系，可谓巧思毕见。诗人在巧思之外，更以沉郁深婉之情覆之，如此写拐杖，则情思俱见，不会陷入构思纤巧，以至于情味寡淡之弊。与拐杖相反，古诗中写月者则林林总总，有借月抒情叙理者，有专摹月象者，有关月之譬喻更是姿态各异，不可胜计。到了段维《节前回老家看土砖房拆建初成步宋彩霞<元旦诗>韵有寄》一诗中，诗人不依傍前人，不作陈词滥调，不作“如洗”“如银”“如轮”“如盘”之比附，而是以“如婴”二字，摹写一潭月色。圆月与婴孩，二者初似绝无关联，然只作此一喻，而婴儿之稚、幼、小，正与月色之新、柔、净、纯，相映成趣，惹人垂爱。结合诗中暮霭横斜、泉声疏荡之景，复有此如婴之月色，诗人所居之境，真幽邃可想，有山村小隐之味。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数峰无语立斜阳”（王禹偁《村行》）“此山不语看中原”（龚自珍《己亥杂诗·其八十二》）……山有人之情感，于古人作中屡见不鲜。段诗则一反其意，《偕妻回乡避暑》云“白头相守望，如对敬亭山”，以人比山，借敬亭山之肃穆、静默，形夫妻无言相望，似乡居生活中之一帧剪影。无亲昵之语，止如此静默中，见多年相扶相守之情，以无声胜有声，情亲毕见。老杜《羌村》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段诗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彼则悲喜互见，见乱世相逢之不易；此则吐属温雅，见相濡以沫之深衷。

此外，如《齐天乐•推自制小车陪老父打年货感赋》：“满月新丸，残阳老饼，人在其中吞吐。”《夏日桃花溪》：“泉依山绕舌，逗趣似乡音。”《观老父为并栽红薯种保暖》：“破竹弯如父脊梁，撑开地膜挡风霜。”《重九寄故园菊》：“篱边金簇拥，绕膝似儿孙。”诗中所及本体如残阳、泉流、破竹、金菊等，皆已是“诗中常客”，诗人却别出心裁，将其分别喻为“老饼”“乡音”“脊梁”“儿孙”，不仅巧思毕见，且所比喻体无不与故园息息相关，采象设喻之外，复能使读者涵咏之余，喉舌之间浸润乡音乡情。纵览以上多边之喻，本体、喻体本身皆属常见，所见巧思者，乃在二者关系的把握上。且诗中或以亲属为喻，或以乡间事物为喻，这种独特的喻象选择，可见这些故园元素，已了然内化于诗人胸臆之间，信笔写来，渐次流淌，一派纯真绝假之韵味。

（二）独特的语言风格

段维故园诗词不仅擅用譬喻，在喻句的建构上独具巧思，其整体语言风貌同样别具一格，一则通过暗示，拓宽语言的内部张力；二则使用极具生活气息的口语入诗，令全诗别有一番质朴、醇厚之韵味。

1.暗示特性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谓好诗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 （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梅圣俞亦谓诗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244页。]，注重言外之旨，充分挖掘语言的暗示性，是旧体诗词重要的命题，段维此类故园诗词同样继轨前人，注重韵外之旨、味外之味的营造。由于诗人曾任职于高校新闻传播、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对时事政策的敏感与其理性、广阔的学科视野高度融合，使得其诗幽默、诙谐、新巧的语言背后，时时隐含着深沉的时政关怀，与国家政策、社会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广、丰富的语言暗示性。

首先，段诗擅以个性化视角，反映国家、地方政策在英山的实施情况，如“绿苔如叶捧红字，精准扶贫示范园”（《老家见闻》）“八秩父亲何有幸，脱贫报表曰完成”（《节前回老家看土砖房拆建初成步宋彩霞<元旦诗>韵有寄》），借助一家一户的微观视角透视，反映在国家建设全面小康，推动脱贫事业的大环境下，乡中生活的发展与改观；《老屋二章》则通过故居的拆迁，从微观角度，透视在乡村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始终伴随着个体的酸辛与无奈。相较于一昧唱颂赞歌，这种独特的写作切口，更能够体现出作者作为一个“小写的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切感受。

其次，诗人作有《除夕劈柴感记》《老瓮坛遐思》两首长篇，诗中屡次提到“文革”“封资修”“新时代”等政治语词，可见是诗人通过反思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以重构当下生活，借回忆往昔，从而在特定的角度，拓宽时间的延展面。同时，诗中回忆性笔调的渗入，使得个人话语不断穿插于宏大叙事中，从而一方面消解了历史的郑重宏大，另一方面营造出一种冷峻的幽默感。特别是《老瓮》一诗，句式长短错落，气脉纵横，洪峰叠起，从家中老瓮视角，串联起自的无数个历史剪影，融亲情、家国情、历史评议、个人沉思于一体，数百字间，可作一篇故园小史读。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2020年），诗人因居家避疫，写作了大量的故园诗词，其中不少作品即反映了家乡乃至国家的抗疫形势，如“昼里太阳空晒背，圈中微信滥吹竽”（《庚子新正乡村景况》），正讽刺疫情期间，朋友圈、公众号上各类真伪信息的爆炸输出，淆乱群众视听，致使信息不畅，人心不稳；“桃橛驱邪红未发，山岚挽幛白权宜”（《诗兄八卦掌付疫中寄诗勉慰，步其韵答之》），借写“桃橛”“山岚”，既说明抗疫形势严峻，更深为受难者哀恸下泪，深见民胞物与之情怀；小令《破阵子•乡村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谓“截断城乡通道，隔离疑似车尘。若有红缨枪在手，敌后盘查形逼真。村村尽可军”，着眼于前期乡中严控疫情、排查患者，以类军事化的语言，渲染乡中紧张的抗疫形势，正见隐忧时局之心。

所谓“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能令常语饱含暗示、象征意味，当以创意为先，不求作浮藻之饰，务求有中的之语。当今旧体诗词创作量与日俱增，牵连时事，聚焦社会之作不在少数，然泥沙俱下，作古人陈腐语者多，情辞空泛者多，以称颂为美者亦多，绝少自具面目者。段诗此类故园诗词，无论是借写乡间景事以怀缅旧时，还是因小见大，管窥时政国事，包括最新的着眼疫情百态之作，不以用事为博，不以虚美为务，始终注意延伸语言的内部空间，以简约、含蓄为胜，含而不露，自得谐趣，暗含机锋，使读者获得多重阅读体验。

2.自然质感

自民国以来，传统的诗词语言受到白话、俗语的极大冲击，胡适为白话文学编史，钱钟书专论“俗语出诗句”[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01—603页。]，归根结底，乃是为了剔除古奥、陈腐的语言范式，凸显其自然质感，还语言以“本来面目”。这里提到的“自然”，并非描写大自然，而是指体现语言真实的、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即还原其“自己如此”的本真状态，不作过度的人为矫饰，田园诗之祖陶渊明诗中即有此特质。段维的大多数故园诗词立足于描摹故园风物、乡民生活，从内容上来讲，与传统田园诗差别不大，惟多以俚语、方言入诗，脱口而出，不假藻饰，符合乡人的口吻与身份，较古人更为贴近生活，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语言的自然质感，可谓是对陶诗的效仿与致敬，是对田园诗传统的反刍与重新确认，戴建业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中对陶诗语言的自然质感曾有详细论述，此处可引为注解：

“自然”就是不刻意地拼凑獭祭，随手拈来、脱口而出，来自天然的“直与”而非人为的“强得”；……是泯灭了任何针线痕迹，给人的感受就像花开花落那样自然而然；……是指句法、节奏接近于日常口语，没有人为地颠倒正常语序，结句清通而又顺畅。[ 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281页。]

从语言内容上讲，段诗的故园诗词是充满烟火气的写作，诗中绝不故作高深，专务生字、僻典，而是大量使用现代语词，增强生活气息，拉近与读者距离。诸如“霸座”“兜售”“家长里短”“电风扇”“中暑”“小哥”“跑火车”“萌萌犬”等，这些源自生活的口语化词汇，用近聊天的语气娓娓道来，不仅通俗晓畅，且画面感极强。此外，段诗时而夹杂一些近乎俚语、方言的语辞，更加凸显语言的自然质感。《双调南歌子•儿时》云：“唇濡红纸代胭脂，多怎桃花散我白鹑衣？”以“多怎”表示“何时”之意，纯是俚趣之笔，是乡中小儿口吻，与追忆儿时的主题十分贴合；《偕妻回乡避暑戏题》：“啰苏两不厌，都当听评书。”《老石磙感忆》：“咿呀磙框语，哼唧自家腔。”二诗所用“啰苏”“哼唧”，近乎纯粹的口语词汇，消解了书面语严肃、整饬的特性。

从语言节奏上讲，诗人打破了古诗传统五言诗“2—3”、七言诗“2-2-3”的节奏链，以符合日常口吻的断句方式，形成疏散自然的语言节奏，读来明快如话，的是乡人声口。“狗打滚和猫闪扑，看如小伙伴回归”（《题老家门前水泥地中间小草坪》）完全打碎了传统的节奏型，以“3-1-3”和“2-3-2”的节奏对诗句予以重组，极为符合日常闲谈、说话的自然语言节奏。诗人《窖酒歌》云：“某某和某某，对对又双双。言罢微鼾起，皱褶了月光。”在诗句中直接使用“和”“了”这类语助词，且不避甚至有意的语意重复，质朴而别具韵味，真如对酒小酌后，信然赋作；《种豆歌》开篇云：“陶令种豆南山下，父亲种豆小院中。”显是有意对照靖节《归园田居》而作，然较陶诗而言，更见语言的弹性与活力，诗中“沙土虽干犹松软，遇少许水板作铁”“怪底前者草盛豆苗稀，后者勃勃惟见豆苗丰”等句，随意而断，节奏多样，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乡村语言的自由度与自然感。

朱光潜在《诗论》中专论古文与白话一节，认为，作诗文应当用“活的语言”，主张使用流行语言，不专事佶屈聱牙，所谓：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情思，现代语言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思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承认古文仍可用时，我们主张做诗文仍用流行语言为亲切。[ 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26—127页。]

段维故园诗词即如朱先生所言，在以古文为基的前提下，通过大量的实践，将日常语言打碎、重组，熔铸为自然诙谐的语言体系，从而部分解放了旧体诗词中语言的桎梏，使其既符合故园人、故园景，也令读者乍读之下，倍觉亲切、新鲜，是其最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一类诗。

三、自然的尺度——段维故园诗词评估

（一）去模式化的立场

当下旧体诗词写作持续蓬勃高涨，旧诗创作群体与数量逐年扩大，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不仅人们日常诗歌阅读的习惯被改变，旧体诗词创作更呈现出井喷之势。然而，庞大的创作量，只能说明诗词的普及，并不能反映艺术水平的成熟。恰恰相反，当代旧体诗词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真正能够比肩古人之佳作仍是少数，大多以陈词滥调自名，空泛的议论、抒情，使得诗词深陷古人窠臼。田园诗作为中国诗歌传统，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当代田园诗词，有着非常深厚的发展基础，经过长年累月地积淀，该类题材写作具有独特的意象群、成熟的写作范式以及广大的读者受众群体。然而，这种过度成熟，使得部分当代田园诗词，经常表现出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套路”：一方面，溪水、鸣蝉、榆柳等经典田园意象，不分节令地出现在诗中；农妇养蚕、耕夫劳作、老少自得其乐，模式化的桃源语境，恰恰消解了桃源的深广内涵；闲适、忘情、身远尘嚣，常见于古人诗中的情感基型，经反复重提后，渐渐失去了动人心弦的力量。另一方面，叙写新生事物、图解时代政策，也是今人易犯的毛病。比如，古代没有现代耕作机械，没有发达的交通运输工具，没有便捷的通讯设施等等，部分当代诗作中，试图将这些新的生活元素揉进诗里，以打造所谓的“新式”田园诗，却破坏了田园诗本来恬淡清新的气息，这是当下部分田园诗日趋“老干化”的症结所在……总而言之，田园诗固然可写，但如何使已趋近饱和的田园风情重焕活力，是对当代诗人词家的一次重要检验。
段维一贯主张作诗要有“增量”，而形成“增量”的基础，即是在熟稔于诗词传统后，对模式化写作“套路”的祛魅与超越。段维故园诗词就内容而言，以书写故园所见所闻者居多，如写故园池塘、愿景、庭院，专题乡中菊花、园葱、红薯、豌豆、油菜花等农作物，虽较传统田园题材更为细致，但大体来说，与古人同类之作区别不大。所异者，乃在诗人站在回望者的立场，回溯故园经历，重忆故园景事，却能以情理度之，擅于对乡中素材加以整合、重构，运用独特的譬喻手法和别具一格的语言策略，有节制地表达，做到“言人人心中所有，道人人笔下所无”，进而重新建构作品中的英山故园。
具体来说，在技巧层面，段诗呈现出精致、新颖的特点，或采取借喻，或发掘喻之多边属性，使得许多譬喻往往别具匠心，能令读者瞬间领会其意，反复咀嚼之下，更是极耐涵咏。在语言风格层面，段诗的语言贴近生活本来面目，自然、活泼、清新，保留了田园诗“真”的宗旨，即使读者并非英山本地人氏，也能通过诗中所描绘的某一帧画面，在各自故园中，找到相似的时光剪影，最大程度地消弭了作者与读者间不必要的语言壁垒，实现“共情”效果。当然，这种“共情”是建立在描绘故园独特景象基础上的共情，而非单纯复刻古人诗胚，表达千人一面的“泛情”。
（二）回归自然的尺度
按前文所述，段维故园诗词着意突出语言的自然原貌，以大量日常语词入诗，并以语言的自然节奏打破了古诗的惯有节奏链，总体来说，可谓是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试验。然既曰“试验”，则成功者可供人取法，粗疏者亦自当引以为戒。段诗部分作品引入生活用语，虽旨在还原生活的本真，然细加品藻，则稍嫌无味，仅为了凸显语言的生活化，缺少诗词的含蓄蕴藉之美，似乎是为用而用。如“嗓子比锣还要破，叫应家家深闭门”（《破阵子•乡村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鸟雀亲人，未觉周遭有危难”（《洞仙歌 • 乡居自我隔离》）“闭门陪父度元宵，满嘴火车听我跑”（《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六》）等，虽有新词新语入诗，乍读之下，确能见作者用语巧思，能使人会心一笑，但似乎缺少真正值得咀嚼之韵味，难以令人唇齿留香，频频回味。这类直白而缺少加工的语言，在诗人今年作品中出现比例较高，是其凸显语言自然的同时，疏忽语言加工而暴露的微瑕之处，当为之一警。
当代致力于旧体诗词语言试验者不少，其中不少诗人已卓然自成体系，别具一格，段维即其一耳。其故园诗词中偶有语句稍嫌随意直白，须注意“语言回归自然”的尺度，在凸显语言试验性的同时，进一步注重语言纯度的打磨。不过，对作者的评价，既要立足微观的作品个案，更要从宏观着眼，纵览当代诗词的发展轨迹，从而对其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故总体而言，段维此类故园诗词虽有微瑕，但瑕不掩瑜，整体精致、独特的语言策略已足以示范当代作手，为此类诗词别开生面。
总述前文，段维近年所创作的故园诗词，以回望者的视角、精致的语言策略，勾勒、描摹其故乡英山县，其中对譬喻修辞格的使用以及自然、新颖的语言风格，体现了诗人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语言能力。这种新巧的作品，虽仍有疵病，时而伤于直露，但在当代良莠不齐的旧体诗词创作环境中，不仅是在形式上对传统田园诗予以更新，更是对淳朴、自然、天真的田园精神的呼唤，可谓别有创意，足为当下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写作经验。
（原载《文学教育（上）》2021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改动）

04 参考文献

[1]段维：《竹太空心叶自愁——近体诗词习作习得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李遇春：《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6]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7]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8]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9]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1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