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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伦敦？

伦敦已经为富豪精英所攫取，并永远地改变了伦敦的城市肌理。

Rowland Atkinson, 2020. Alpha city: how London was captured by the super-rich, Verso.

Sources: 

https://www.versobooks.com/books/3179-alpha-city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2723638.2020.1833592

谁拥有伦敦？近几十年来，伦敦落入了超级富豪之手。今天，伦敦是高净值人士和超高净值人士不可或缺的“世界城市”。与纽约和东京相比，伦敦的人均富豪数量最多。伦敦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是精英文化的枢纽，也是藏匿财富之地。

《阿尔法城：伦敦是如何被超级富豪攫取的》重点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伦敦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为了满足超级富豪的需求，在城里四处流动的新资本如何改变了伦敦。作者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成功的代价是穷人被排斥，而资本愈增值、富豪愈富，例如，走在威斯敏斯特的任何一条居民街道上，平均而言，每经过十户人家，就有一家为离岸公司所有。这意味着用于购买这些房屋的资金来源以及这些房屋的所有者都是匿名的。离岸公司目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匿名拥有约10万套房产，其中近一半（4.4万套）位于伦敦。为资本而改造资本的后果是残酷驱逐城市贫民、财政紧缩、预算削减、拆迁以及接二连三的社会不公。这种浮士德的交易导致公共资产的售卖和破坏，而富豪则对犯罪洗钱视而不见，中饱私囊。

伦敦是阿尔法城

伦敦是阿尔法城，富豪云集之地。财富本身成为一个城市产业。

作者借用理查德·韦伯的“阿尔法城”概念，将伦敦视为“阿尔法城”。伦敦的“阿尔法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伦敦在全球城市排名体系中所处的顶级地位；伦敦的社会空间结构完全是为掌握了政治权力的财富精英而服务；定义了城市中那些超级富豪的“霸道、狂妄和极度粗鲁”的特性。

“阿尔法”既指一个群体的首位，也是其中最强大一员。伦敦作为一个阿尔法城，其规模足以产生自己的引力场，这种力量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和许多最富有的个人。伦敦云集了世界上众多的超级富豪到此生活、投资甚或藏身。伦敦众多豪宅与安静街区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空间，使他们免受丑陋的贫穷或其他任何可能使他们感到不满的东西的侵扰。

无论从财富、GDP、文化还是宜居性来衡量，伦敦都可自信地称为阿尔法城。伦敦之耀眼顿时把其他城市投进阴影里。国际富豪们来到伦敦，寻找优势资产进行买卖，利用强势外币升值带来房价相对便宜的优势，躲避母国政府带来的不安定和危险，或者将成捆犯罪来源的现金，通过伦敦房地产进行洗钱。有些甚至搬来伦敦生活。

阿尔法城是为金钱和有钱人服务之地，而不是居住之地，这产生了严重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后果可能在于我们忽视了城市到底是为了什么？作为人们生活和发展的地方，城市经济是为了满足居民需求，而不是超级富豪的神奇游乐场。

阿尔法城是一个日益为钱而不是为人服务的城市。在这里，资本、资本主义和精英资本家聚集在一起。它们联合的力量撕毁了这座城市为所有人服务的使命宣言。

城市日益为资本服务，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似乎每天都在创造新财富的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大量财富，对城市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真实而深刻的影响。资本主义为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提供激励，因此他们重新调整了城市运作方式。这些调整给富豪及其附庸带来更多好处，但却抛弃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伦敦成为一种社会离心机，用雪莱的话说，不断吐出那些因其运作而受损或流离失所的人，即穷人和不需要的人。

谁是伦敦的超级富豪？

无论你如何衡量，伦敦都是一座富豪之城，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伦敦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个人财富蜜罐：据估计，2017年伦敦居民持有大约2.7万亿英镑财富。这个数字不包括伦敦的富豪腹地（伦敦通勤范围内的县城或类似城市的地方）的居民财富。按房产财富排名前十的伦敦自治市镇（区），现在的房产价值比北威尔士、北爱尔兰和整个苏格兰加起来还要高。

2015年的《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伦敦约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高净值个人”（百万美元富翁或拥有约66万英镑的非房地产财富），占全国这一群体（84万）将近一半（44%）。伦敦还拥有43.1万名房地产百万富翁，即居住在价值100万英镑或以上的房屋中的家庭，大约每20人中就有一人。

如果说伦敦有近50万的百万（英镑）富翁，那么谁是这座城市真正的财富精英？他们大致构成了伦敦全市财富（而非收入）所有者的前1%，即在伦敦880万人口中的大约8.8万人。但是这一衡量标准掩盖了这一群体内部财富的巨大差异，最微小的前0.001%的一群人比其余人要富有得多。

伦敦许多富豪拥有的财富是在英国境内产生的，而且可能是由跨代积累而来。但是，伦敦富豪中有很多是过去被称为新富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不是来自继承，而是源自区域和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诸如国家领导层、公司所有权和价值攫取机制发生变化，创造了新的引人注目的新富群体，特别是那些受益于前苏联向资本主义转型和拉丁美洲金融和经济自由化的人。此外还有以资源为基础的海湾国家的富豪、东亚的新富豪以及来自非洲的富豪。

在各种富豪榜中，真正的财富通常被定义为三个等级：首先是高净值人士（HNWIs），拥有100万到500万的可投资财富；其次是价值500万到3000万的人（被称为中等百万富翁）；第三是拥有3000万或更多财富的人，被称为超高净值人士（UHNWIs）。伦敦约有35.3万名高净值人士和4,944名超高净值人士，后者仅占伦敦人口的0.05%（即全市1785人中仅有1人）。

英国大约有一百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总和达2530亿美元，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其中约95人居住在伦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伦敦的富豪主要分布在梅菲尔、贝尔格莱维亚和骑士桥等中心区（超级优质房地产市场的核心）、伦敦北部郊区及其西部以外的地区，过去十年，伦敦日益成为世界富豪的目的地：2018年，高净值人士“黄金护照”申请者一年的涌入量创下过去十年之最（超过11.4万），他们希望借由投资手段获得英国公民身份。

富豪为什么会如此受到伦敦吸引？伦敦对于富豪群体身份的建立至关重要，即使富豪内部存在明显的鸿沟和子网络。富豪群体形成一种集会，我们可以看到富豪在城市中出没，但由于他们的国别、经济和政治背景日益多样化，富豪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城市的运作类似一种剧场，金钱被转化为社会和文化资源，为新富们所追捧。

今天的超级富豪们来到伦敦，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可能的城市之一。他们来做生意，但也是为了进入伦敦既有的权力网络和那些赋予地位的领域之中。这种进入从居住在伦敦成熟的豪宅区、阿尔法街区、加入著名俱乐部开始，并在非正式的场合中与他人建立关系。如果说伦敦大部分地区的建设最初是为了吸引来自农村腹地的富豪，那么今天伦敦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阿尔法城的富豪可以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由老钱组成，包括那些拥有帝国财富的人，以及那些立足于城市既有阿尔法街区的较为温和的贵族精英。第二个关键群体是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贵，包括各种工业、科技、金融、商品、能源和公用事业的大亨。第三个群体是推动者，那些为资本和超级富豪做总管的人。他们通常是代理人或经理人，通过管理和增值富豪的资金而致富。这个群体对阿尔法城的故事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帮助创造了有利于吸引全球流动资本的环境，并确保新资金对城市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推动者包括银行业关键人物、大公司经理或首席执行官、金融家、对冲基金经理、某些政治家以及包括开发商和建筑商在内的房地产业人士。

阿尔法城的特点是由最富有的人购买而不是创造巨大资产，不管是画廊、博物馆、公共空间还是基础设施项目，抑或是大型住宅、大公司和足球俱乐部。城市文化建立在一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之上，就是毫无疑问地与资本的需求联盟。

超级富豪如何改变伦敦？

富豪的生活方式和服务需求造就了独特的地理环境，主要由他们寻求最大优势地段的住房所驱动。住房区位的选择取决于距离工作场所、金融服务机构、私立学校以及休闲文化基础设施的远近。

阿尔法城富豪的地理分布实质上是一个包围摄政公园和海德公园的黄金弧线。这些都是阿尔法街区，属于房地产经纪人会引导超级有钱的外国买家到此的所谓优质地段和超级优质地段。

富豪及其投资所产生的最显著变化可以从伦敦众多新建筑中看到。例如，伦敦摩天大楼（100米以上的建筑）的平均楼龄只有14年，仅2008-2018年的十年间，就有44座塔楼落成。

阿尔法城之于富豪，就像骨头之于人体。阿尔法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外骨骼，它的增值性和封闭性支持并扩大了最富有居民的生活。阿尔法城的推动者阶层和住宅、会所和机构，正是支撑起富豪身体的骨骼。

尽管超级富豪们可能过着高度隔离和防卫的生活，但《阿尔法城》展示了他们对城市影响的关联性。超级富豪的影响力通过“那些追逐、支持、赞美和保卫他们的人”，为他们服务的经纪人、经理、司机和保姆，专属的交通、防卫和安全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酒店、俱乐部、门禁社区、奢侈品商店和商业综合体等空间，形成了一个保护超级富豪和维持其特权的城市生态系统。作者揭示了这种地理布局对超级富豪的心理和社会体验的影响：即“城市生活的残酷现实被隐藏在一种城市剧场之中，不为富豪们所见，这个剧场的帷幕、入口、出口和活板门使他们的世界与社会苦难隔绝”。

在为富豪及其投资建设城市的同时，城市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财富与贫困和排斥并存。伦敦是一个严重不平等的城市。超过25%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伦敦一半的财富是由前10%的居民所拥有。

阿尔法城一面是自由流动的财富；另一面是贫穷、排斥、绝望与暴力。这是阿尔法城的两面性。然而，这两面至少在表面上仍由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制度本应调解过度的资本和社会损失。

公共城市的加速死亡

伦敦99%的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伦敦高层建筑从容纳中低收入者的地方变成富豪的家。但这仅仅是伦敦更广泛的转变中的一个要素，伦敦在持续私有化，社会支持日渐丧失。如今连城市许多街道都变成了私人所有。2017年，《卫报》绘制出50多个曾经的公共空间，现在却为私人地主所有，雇佣安保人员控制出入。

公共城市的死亡是由政治和私人利益的政体所致，为了给资本开辟道路，他们将公共城市市场化、抽回资金、私有化、拆迁、重新铺设和拆迁安置。阿尔法城的新的首要原则是，如果可以从拆除、新建或出售房地产中赚取大量金钱，那么城市任何地方都应该拆除、新建或出售房地产。

公共城市的死亡可以用核心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关闭来衡量。过去十年关闭了20个公共游泳池，其中许多卖给了开发商；关闭了50多个图书馆和54个游乐场；还损失了30家医院和几个护理院的用地，其中大部分也卖给了私人开发商。国家、地方政府和拥有土地的公共机构（如医院信托）持续出售公共土地，为最终拆除所有形式的公共设施提供短时的现金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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