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 谁是全球化的赢家？谁是全球化的输家？至少有六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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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全球化的赢家？谁是全球化的输家？至少有六种答案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全球化。

Anthea Roberts and Nicolas Lamp. 2021. Six Faces of Globalization: Who Wins, Who Loses, and Why It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来源：

https://bigthink.com/the-present/six-faces-globalization/

https://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245952

全球化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全球化是富人用来剥削穷人的武器。全球化搭建了跨越国界的桥梁。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全球化助长了正在撕裂世界的民粹主义和大国竞争。全球化造成了全球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

上述关于全球化的每一种说法是对某种经验的提炼，只讲述了故事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种叙事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一种叙事可以捕捉到全球化问题的多面性；也没有任何叙事是中立的。

《经济学人》报道包含六种全球化叙事

两位国际贸易和投资法的学者安西娅·罗伯茨与尼古拉斯·兰普(Anthea Roberts and Nicolas Lamp)合著的《全球化的六副面孔：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为何这很重要》从当前关于谁是经济全球化中的赢家和输家的各种争辩出发，将其比喻为一个打乱了的魔方。各种颜色混合，魔方的每一面都代表着对于贸易、不平等、社区解体、公司权力、公共健康和环境灾难的不连贯、混乱的观点。

如何破解关于全球化争辩的混乱魔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辩论往往围绕着关于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的具体论述正确与否的问题。但本书并不纠结于这个问题。

本书作者将西方媒体有关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争辩归纳为六种叙事，将其比喻为魔方的六个面，并试图理解这六种叙事如何相互关联。魔方的顶面是建制派（市场）叙事(The establishment narrative)，四个侧面是左翼民粹主义叙事(The left-wing populism narrative)、大公司权力叙事(The corporate power narrative)、右翼民粹主义叙事(The right-wing populism narrative) 和地缘经济叙事(The geoeconomics narrative)，底面是全球威胁叙事(The global threats narrative)。

六种叙事试图回答“谁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这一问题。没有单一的正确答案；相反，不同的叙事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这些叙事围绕着（1）建制派（市场）立场，（2）左翼民粹主义，（3）右翼民粹主义，（4）对大公司权力的批判，（5）地缘经济，以及（6）全球威胁展开。

本书为理解西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元框架，并提出一种万花筒式的方法来识别事实和规范的分歧，以及各种叙事中的共同主题和潜在联盟。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哪些地方出现了分歧，而且有助于理解我们如何能重新达成一致。

1. 魔方的顶面：建制派（市场）叙事——人人都是赢家

第一种叙事可称为“建制派叙事”，认为在全球化下，人人都是赢家。

根据某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认为全球化使国家贫困，破坏社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你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工人工资更低而丢了工作，但这与因为隔壁工厂工人更有效率或因为技术进步使你的技能被淘汰而失业没有本质区别。市场在发挥作用。你应该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获得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你依然受益于全球化，因为现在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调整的过程有时可能很艰难，但这是为了长期繁荣而不得不接受的短期成本。最终的结果将是经济更有效，价格更低廉，以及消费者选择更丰富。

那些感到自己受损的人反对经济全球化，只是对必然伴随着进步的创造性破坏的一种自然反应。正确的应对办法是帮助他们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为他们提供再培训，让他们分享贸易带来的收益。帮助工人找到新就业的援助不仅有助于实现国际劳动分工重组带来的效率提升，而且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因为它加强了公众对国际一体化的支持。底线是，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足以补偿任何可能受损的人，因此，最终人人都能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受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这是西方国家理解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范式。这种叙事反映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的共识，也得到了许多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守护者的机构的支持，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贸组织。许多强大的行动者依然赞同这种叙事，认为自由贸易不仅可以带来繁荣，而且还能促进其他目标，如促进和平。由于建制派叙事长期主导，也代表了对全球化最为积极的看法，不妨把它想象成位于全球化叙事魔方的顶端。

2. 魔方的四个侧面：左翼民粹主义、大公司权力、右翼民粹主义和地缘经济叙事

建制派叙事现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那些强调经济全球化如何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叙事，重新成为政治辩论的中心。这一潮流把我们从全球化魔方的阳光顶面推到了魔方的四个侧面。就是否、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分配贸易收益的问题，有四种叙事，对建制派叙事的假设提出更为根本的挑战。

建制派叙事将世界经济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各国视为相关行动者；正是在这一层面和分析单位上，全球分工的卓越效率最为明显，其中每个国家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说法强调的是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它采用经济的衡量标准，通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批判建制派的叙事并不一定质疑经济全球化在总体上产生绝对的经济收益，然而，他们关注的是这些收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并从受损者的失望、恐惧和愤怒中获得大量能量。这四种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以及为什么这很重要。

左翼民粹主义叙事和大公司权力叙事位于政治光谱左边，强调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是如何向上流向富人和跨国公司的。左翼民粹主义叙事的重点在于国家经济如何被操纵，导致全球化的收益流向少数特权阶层。即使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在增长，但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扩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被掏空。左翼民粹主义表现为垂直的敌意；代表输给腐败精英的普通人的立场，部分人将矛头指向首席执行官(CEO)、银行家和亿万富翁等收入最高1%的人群，另一部分则将矛头指向受过教育的专业阶层和更广泛的中上阶层等收入最高20%的人群。然而，无论界限划在哪里，左翼民粹主义者都认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穷人是全球化的输家。

大公司权力叙事则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赢家是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市场的优势，压低生产成本，销售到世界各地，并尽可能少交税。大公司利用权力，在贸易和投资等对其有利的领域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而在税收等可能对其不利的领域游说反对有效的国际合作。跨国公司操纵国内和国际规则网络，使其利润最大化，责任最小化。大公司权力叙事认为，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许多输家：工人、社区、公民，甚至政府，赢家只有一个：大公司。虽然这两种叙事都关注财富的向上再分配，但它们关注的重点不同。左翼民粹主义叙事集中在国内问题上，强调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剧增。相比之下，大公司权力叙事则采用了跨国方法，将跨国公司和跨国工人阶级视为关键行动者。这两种叙事在英美等国时常交织在一起，左派人士广泛批判大量资本的所有者，无论其为个人还是公司。相比之下，在国内不平等程度较低的西欧国家，大公司权力叙事更为显著，正如在2015年和2016年欧洲各地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抗议活动中所显示的。

右翼民粹主义叙事和地缘经济叙事位于政治光谱右边，认为全球化的收益会从侧面流向外国人和外国。在右翼民粹主义叙事中，工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遭到全球化的破坏。这一叙事的重点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蓝领工作流失到中国和墨西哥，破坏了制造业社区，这一叙事具有强烈的反贸易因素。在西欧，反移民情绪和对主权丧失的担忧是这种叙事的核心特征，而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担心则不那么明显。例如，在英国，许多投票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们反抗他们认为是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的指令，并渴望重新获得对移民的控制。

右翼民粹主义叙事与左翼民粹主义叙事都不信任精英阶层，但这两种叙事在批判精英阶层的内容上有所分歧：左翼民粹主义叙事指责精英阶层致富是以牺牲工人和中产阶级为代价，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则谴责精英阶层未能保护勤劳的本地人口免受外部“他者”的威胁。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叙事具有强烈的横向“我们”与“他们”的特质，表现在通过保护工人不受工作外包的影响，或者是保护他们不受可能与他们竞争工作、靠福利制度生活或威胁本地社区认同感的移民流入的影响。右翼民粹主义叙事还强调了国家内部的地域分化，例如繁荣的城市和衰落的农村地区的命运差异。这些地理分界线映射出不同的价值体系：农村地区是稳定、传统、爱国主义和忠诚等保守文化价值观的堡垒，而城市中心则代表着不受约束和无道德的“全球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叙事认为这种文化割裂甚至比基于阶级或收入本身的分化更为重要。

地缘经济叙事同样关注外部威胁，但类型不同：它强调美国和中国作为大国对手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虽然两国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绝对收益，但相对而言，中国已经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在历史上，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互作用的担忧此起彼伏；美国在冷战期间将苏联作为安全威胁，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将日本作为经济竞争者。但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者和安全威胁，使地缘经济叙事具有冷战时期所没有的紧迫性。地缘经济叙事在美国最为突出，但它在其他西方国家也日益盛行，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安全威胁，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伙伴。地缘经济叙事强调与战略对手的经济相互依存和数字连接所造成的安全漏洞。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叙事和地缘经济叙事都强调外部的横向威胁，但两者有着关键区别。前者关注文化和经济损失，而后者则更关注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及其支撑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能力。前者主要哀叹过去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而后者则关注在未来技术竞争中获胜，如第五代(5G)网络和人工智能。例如，前者针对压低本地工人工资的波兰水管工，而后者则对可能窃取西方技术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投以怀疑的目光。

3. 魔方的底面：全球威胁叙事——“人人都是输家”

前面讨论的五种叙事，要么认为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建制派叙事），要么认为经济全球化既产生赢家，也产生输家（左翼民粹主义叙事、大公司权力叙事、右翼民粹主义叙事和地缘经济叙事）。位于全球化叙事魔方的底面的全球威胁叙事认为，所有人都有可能从当前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中受损。这种叙事将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全球威胁的来源和加速器，例如全球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其中一些叙事强调全球连通性如何增加了病毒和经济类传染的风险。还有人警告说，与西方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全球传播相关的碳排放激增，正在危及人类和地球。全球威胁叙事强调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呼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来面对共同的挑战。

全球威胁叙事从一切都相互依存的观察出发：我们的经济体系位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而这些体系又嵌入环境生态系统和地球边界之中。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经济目标，使个人和社会能够在地球的限度内生存和发展。这可能意味着在供应链中强调弹性而不是效率，在经济中强调可持续性而不是追求利润。全球威胁叙事警告，除非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全球经济，否则我们将面临所有人都会受损的风险。然而，损失并不平等：某些人和某些国家将首当其冲，或者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全球威胁叙事呼吁我们需要关注分配问题，要么出于道德原因（因为我们有义务照顾那些最脆弱的人），要么出于工具性原因（因为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会安全）。

每一种叙事都体现了对什么问题值得关注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所看到的东西的价值判断；没有一种叙事是价值中立的。用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话说，全球化“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取决于我们所居住地方的不同、贫穷还是富有，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全球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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