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守钧 | 我的四十年：从科学思想史到社会共生论【“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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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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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十年：从科学思想史到社会共生论

胡守钧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胡守钧教授回顾自己提出“社会共生论”经历的文章。

胡守钧教授

从物理学到科学哲学

我原来是物理系的，后来因为对哲学感兴趣，就转到哲学系。“文革”后再回来时，我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回物理系，另一个是回哲学系。物理系是不可能回去了，十几年了，回去也没法做事，后来就回到了哲学系。回到哲学系后也有各种选项，有很多教研室，有中哲史、西哲史、马哲理论、自然辩证法等，我当时就选择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选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学过物理，有一定的物理基础知识，对科学的哲学问题也比较有兴趣；第二个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觉得在这个专业里面讲话的自由度比较高一点，可以讲一些自己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始终认为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是另外的问题，关键是要讲真话、不可以讲假话，不讲假话一向是我做学问、做人的第一原则。学者讲假话，就是坑蒙拐骗，无异于卖假药。

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后，先给学生上物理课。当时的77、78、79级都进学校了，我给79级讲了一个学期的物理课，一些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后来我觉得老讲物理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就改讲科学思想史，这个课就讲得比较长了，我在哲学系主要上的就是这门课，上了好多年。当时为什么选择这门课？因为我觉得在科学史的领域是可以讲真话的，而且可以讲思想比较解放的话，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是个反对教条、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根据观察的情况、实验的情况来调整理论的一个过程。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说是核心部分。我讲科学史就放得开，讲得比较开心，听的人也非常多，有个学期因为人太多换了三次教室，全校都可以选修，讲了好多年。

通过讲科学史这门课我得出了好多结论，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第一，科学是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或者说是人类进步的根本性动力。科学不断地改变观念、改变社会、改变经济；第二，要使人思想解放，最好的办法就是学科学史、研究科学史。我认为科学史的教学对解放人们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科学史上任何教条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历史上所有的理论都是不断被新理论超越的，在科学理论上搞教条主义毫无道理，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也应如此。学习科学史是培养一个人明智的很重要的方式，年轻人要想思想解放，就得先念念科学史，念了之后就不会教条化、僵化。第三个：向科学宣战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拿伽利略的遭遇来说，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好像罗马教廷胜了，但过了数百年之后罗马教皇还不得不给他平反。现在诞生了互联网，要封杀更是不可能的，你封了互联网就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技术衰退、和整个世界脱轨。所以没有成功的先例，也就是说科学本身是指向民主的，是颠覆专制、反对教条的。这些是我教科学史的课所得到的启发，当然我也会把这些观点告诉学生，听过我课的人都觉得当时受到了启蒙。伽利略的审判、布鲁尔的烧死、物理学的革命、化学的革命、生物学的革命，都是一波一波理论的演化、思想的发展。我教了很多年，感觉这个课对于普及文化，对于使人们有理性、开放、包容的思想，有很大的好处。后来有些教授说：“胡老师你当时讲的课对我就是个启蒙，对我有很重要的作用。”

1978年获平反回复旦

我曾经想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但是想了很长时间，还是作罢。为什么？在中国讲科学思想史是有价值的，教学是有价值的。但如果要在中国写一本科学史或者科学思想史，写第一流的著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的前沿是在西方，第一手的材料在西方，所以国内所有写科学史的著作，没一部可以跟人家对话的，到目前还是这样。还没有超过丹皮尔、梅森等人，这是人家很传统的书。现在出了很多教材，但没一部能跟人家比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先天不足，因为你的资料很有限，外语可能也有限。做中国科技史倒是可以写第一流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科技史对思想解放、文明发展的价值没有这个大，所以我不想转向中国科技史。这个书我想了很长时间，写了些初稿，后来停下来了，上课讲义都保留着，到现在都没有整理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是有创建性的著作，更不要讲第一流了。现在看起来我这个看法是对的。

后来转向社会学，因为在社会学里是可以写新东西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滩涂，不断会有新的问题，写中国的社会肯定要有新的观点。我在这之前还做了一个工作，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思考，大概10万字，专门研究《阿Q正传》。在鲁迅研究领域是有价值的，到现在为止我的看法至少还是比较独到的。我对《鲁迅全集》花过工夫，鲁迅的著作我都读过多遍，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我也都读过，材料就比较完善。鲁迅生活的中国社会我也比较了解，研究的视角比较新，所以我对鲁迅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新意的。这本书现在很难找得到了，书名叫《走出轮回》，上半部就是关于阿Q的研究，有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意思。这个书写出来以后没人肯出，本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的，给他们，他们说这个不能出。后来给辽宁教育出版社，就是10万字的一本小册子，他们清样打好准备出了，新书预告也打了，结果最后还是没法出，把稿子退给了我，我就不再找出版社了，一拖就拖了近10年。

后来是陈思和教授帮我出的书。因为我跟贾植芳先生是忘年之交，陈思和又是贾植芳的学生，贾植芳跟他说你要关注胡老师的一些文章，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帮他出本书。当时我上课跟陈思和正好在一个楼面，他讲文学史，我讲科学史，我们俩聊天，后来说到这个书稿，他说你给我，就给出了。这个书是在一套书里面的，书名《走出轮回》，上半部就是关于鲁迅的，下半部是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研究文章，出来以后影响挺不错的。

和贾植芳先生谈鲁迅 

社会共生论的提出和发展

在社会学系我主要上一门课《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史，讲1949年之后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在讲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斗争哲学，我认为应该用社会共生论来代替斗争哲学。

有一次散步，碰到生物系的洪黎民教授，聊天过程中，他说生物里面有共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这个老先生跟我很要好，忘年交，他比我大很多，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很怀念。他连夜给我送来了很多关于生物共生的资料，我一看很有意思，后来想能不能把它引到社会学里来解释社会的问题。我和袁闯教授也聊过这个事，提出社会共生论，来替代斗争哲学。我写了一篇论文，当时全国社会学年会在武汉召开，是1998年，我没去，但托我们系的教授带去了两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告别计划》，其中明确提出用社会共生论代替阶级斗争为纲。另一篇文章是《社会系统分析》，在会议上散发。后来我撰写了《社会共生论》投给了某个杂志，当时主编看了以后觉得很好，但送审没过，上面改的铅笔字都有，退给我说不能发表，我跟这个杂志关系很好，还是不能发表。有次全国社联系统在上海开会，我碰到《湖北社会科学》的总编陈昆满先生，他是陈望道的外甥，跟我们学校有渊源，我们也很谈得来。我跟他坐在一起聊天，聊得很投机，他说这个文章给他，我就寄给他了，后来是作为封面文章发表的，2000年第3期。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家乡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对陈昆满先生我一直怀有衷心的谢意，三楚本是开风气先之地。

这之后我集中精力研究社会共生论，不断地拓展社会共生论的概念，给学生讲课、参加研讨会，言必讲共生论，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用共生论视角做论文。我跟学生讨论，想把它拓展成一个专著，大家分工，分别写政治、经济、文化、家庭，有的没写完，有的写了一些。我只写一个导论，导论就写了36条。因为是学生来写，有些还不太成熟，就没出版，只出了《社会共生论》36条。所以现在出来的这36条是个导论性质的，它涉及到经济、政治等等，是个概念性的、纲领性的，其他都没展开。这些文章还包括其他类的文章，交给了复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徐仁杰先生，是我很要好的同学。我说你帮我筛选一下，我想出一本关于社会共生论的书。他筛选了一下，做得很好，版式也很好。第一版出来之后反响不错，脱销后不断修改，又出了第二版。这本书大家认为是一家之言，基本上能站得住，就是一个理论，关于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社会选择、社会改造的哲学。我希望学生完善和发展社会共生论，旁征博引、顶天立地、开拓领域、一派九流，用社会共生论视角和方法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70岁时，我回顾了自己求学和研究的经历，写了《七十抒怀》：

昔日西辞黄鹤楼，千里踏波走神州。

学跨文理复旦梦，意拂魍魉铁窗囚。

科学人文张双翼，桃红李白任自由。

更喜有贤能弘道，共生一派化九流。

我是反复思索和探讨，希望能把社会共生论作为社会的一种精神。现在对社会共生的概念承认多起来了，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至少大家承认社会共生共生，承认按要素分配，承认资本是有价值的。原来认为资本就是剥削，那是有很大问题的，劳动力没有资本也不能产生价值。现在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大家都比较明白了，就是要素分配比较明确了，要素分配的前提是共生，它是要素共生，否则就不会有要素分配。所以共生论非常有意思，就是承认对方的利益对你是有好处的，对此我提出三个合理，一个是合理交换，买卖合理；第二个是合理分享，包括公共资源合理分享；第三是合理竞争。主要谈三个方面：资源的竞争、资源的交换、资源的分享，都是由资源展开的。所有的共生都跟资源有关系，资源是共生的纽带，没有资源就没有共生。交换买卖这些，你花钱买我的东西，价格合理就和谐共生了，分享也是，国家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大家都应该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房这些公共产品，要合理分享。比赛就是竞争，要公平竞争，就是双方都要有发言权才能做到公平竞争、公平交换、公平分享。

2015年游穹窿山，在竹林留影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共生论

我吸收了《道德经》和《易经》的精神来展开社会共生论。《易经》我用的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和共生论是非常相似的，我的模型里面实际上用了太极图的概念，互动，画的就是太极图，一半斗争，一半妥协，斗争多了不对，妥协多了也不对，斗争多了就是斗争哲学，妥协多了就是绥靖哲学，两个中分就是科学的。斗争和妥协都不是目的，目的是达到和谐共生，达到相对的和谐。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有兴趣，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某些特质，关于书法、关于画画、关于诗词，都有兴趣，这当然跟我的专业毫无关系，隔得太远了，我学理科的，后来学哲学，跟这个也没关系，社会学严格讲也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简单地说中国没有科学精神，这我反对，中国可以说没有西方意义上理论化的科学精神，但是中国的某些领域是有科学精神的，比如说我们的瓷器做得那么好，各种器皿的工艺品做得那么精致，没有科学精神是不可能的。我在《文明之双翼》这本书里面探讨过这个问题，工匠精神中就有科学精神。一个事情做得不好要改进，这就是科学精神。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工匠生产是有科学精神的，但是比较遗憾，它没上升到士大夫精神，没上升到文人精神，所以没有西方那样的理论。

中国文化有它很多独到的地方，这两部经我花了很多工夫。《道德经》非常伟大，它是反教条的，“道可道，非恒道”，你说的、你讲的、你写的都不是世界本身，就是所有的文本都带有相对性，所有的文本都不是绝对的真理。比如计算机的图像，我们是用数码传递图像，所有的数码技术不等于对象本身，因为一个对象的数码点是无穷大的，即使是一百万像素、两百万像素，那还不是它本身，只是它的一个对照的模拟。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社会共生论》里，叫《文本与世界》，是我对一些博士的讲演后来整理成文。理论和世界有一定的同构度，你的照片是你不是我，所以照片跟你有同构度，但是照片不等于你本身，而照片技术的改进就是同构度的提高，就是跟你越来越像。从科学的角度讲，同构得到提高就代表科学的进化。为什么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学？就是因为它与世界的同构度高，科学的进化就是提高文本与世界同构度的一个过程。《道德经》讲道法自然，什么叫道法自然？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事物都是不一样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不能得豆，种豆不能得瓜，因为它的道不一样。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男的适合干什么，你要想好，每个人适合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上课跟学生聊天，有两个学生我很熟，他们征求我关于找工作的意见。其中一个人我说你适合经商，因为他对差价很感兴趣，对各种差价、广告很感兴趣。后来他经商去了，做得很开心。还有一个问我，我说你做记者、做文字工作好，他会写东西，对文字很讲究。结果非常有意思，他到公司里去了，做得很不开心，三年以后他调到电视台去了，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胡老师您讲得真对，我当时就应该做记者。

《道德经》有大智慧，我把它放在共生论里，选了它一个最核心的思想，道法自然。社会的发展要道法自然，按照自己的特点渐渐演化，因为每个社会的道是不一样的。《周易》提倡平衡，斗争妥协要平衡、经济政治要平衡、经济和生态要平衡，我对某些地方过分发展旅游是很反感的，旅游过度就把旅游资源过分消耗了，把风景的神韵都吃掉了。所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旅游都要平衡，自然保护要平衡，生态就更不用说了，开发要与保护平衡。所谓平衡，就是走中道，这是《周易》中不变的重要原则。

什么叫发展？发展是事物内在道的展开。老子讲生态问题讲了很多很多，什么是生态要义？人法地。你生活在地上要遵循地的规则，你不遵循地的规则就遭到地的报复，洪水、沙暴都来了。老子还讲“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在圣人眼里没有哪个东西是没用的。这个观点非常高明，现在经常讲：“没有废品，没有废物，没有废料，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老子早就讲了，物都是有用的，只是要放到合适的地方去。所以我认为老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有周易也有道理，平衡、变化，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人家不理解，说怎么你写共生论最后两条写到《道德经》和《易经》了？《易经》是大智慧，《易经》是处理复杂系统的智慧，是面对复杂的系统给它进行模式化，然后进行分解，很了不得。比如说乾卦和坤卦，讲君臣关系，这是个比喻，其实是讲一个事情有主导和辅导，谁主事，谁辅佐，主事的人要出主意，辅佐的人要帮他做成。你是老板，你就要有主意，你没有主意就不要开公司，你是总经理就有办法把它做成，你不能做成就做不了总经理。这两部经有大学问，所以我就把它写到共生论里面去了。

回想“四人帮”倒台后我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改革开放时我正式开始做学问，做到现在退休，正好改革开放的40年就是我做学问的40年。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讲了十几门课，其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课，就是两史两经：科学思想史、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史（课名叫中国社会），以及《道德经》、《易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共生论，并用共生论指导学生。提出社会共生论，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人生苦短，能做一点事业很难，因为各种机遇，我比较幸运，做了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我常怀感恩心态，感谢那些给我帮助的人，包括我的学生。相信在未来，提倡社会共生论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家努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人的身与心和谐共生，中华民族之崛起难道还有疑问吗？

《社会共生论》第三版面世，时逢“五四运动”九十三周年，感慨万千，写了一首小诗：

筚路蓝缕因何事？个中甘苦自知之。

研几切忌唯典要，探出岂能无豪气。

万方共生成新局，千载难逢有大势。

愿祈天公佑中华，巨龙腾飞变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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