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顶着每秒20米的风速冲顶；曾在零下50摄氏度下坚持前进，手指被冻到脱了一层皮；曾负重100斤物资爬雪坡；也曾被山峰之巅的壮美一次次震撼。那一刻，真的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值得。
我深深地希望，这些地方被最好地珍视和保护。她的美丽和纯净对所有历尽艰险的登山者们来说，是最好的奖赏和慰藉。
大家好，我叫次仁旦达，在藏语里的意思是辉煌长寿的意思，可见我的父母期望我一生平安有成。带着父母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一直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不懈奋斗，但这份事业也确实充满了风险。
我生长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城。从小，在上学路上一抬头看到的就是珠峰，在家门口玩泥巴，背景也是珠峰。她神圣，可望而不可及，是每一个登山者心中最高的舞台。在我长大登上珠峰之前，我见过国内外无数想要攀登珠峰的勇士们从家门口路过。很多人将攀登珠峰作为毕生的追求，我也一样。
是的，我是一名登山向导。从小听着登山家贡布老先生和潘多奶奶的故事长大。珠峰是我的家，是伴我成长的朋友，也是我从心底设立的目标。背靠珠峰，我觉得自己生来就该成为登山向导。
15岁时，父亲把我送进西藏登山学校，经历了系统艰苦的训练。我从系绳扣开始，一点点接触攀岩、抱石、高海拔登山、高山救援、雪崩搜救、攀冰等很多专业知识和技能。
从考进西藏登山学校，进入登山队到攀登世界地理极限点，这个职业磨练了我的意志。2012年至2016年，我与队友德庆欧珠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完成了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的“7＋2”活动，历经1756天，终于实现走遍全球9个地理极限点的目标。
能够在“地球之极”一次次展开五星红旗，我觉得非常骄傲。可以说，我们西藏登山队员，创造了挑战人类极限的新纪录。然而，在创造人类新足迹、新成就，攀登这些高峰的同时，我也看到人类活动产生的垃圾，这让我十分痛心!
在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时，我们同队的登山者随手扔了一个饮料瓶，就引来营地管理人员严厉的大声责问。同样，在南极洲文森峰时，我几乎看不到生活垃圾，包括排泄物，都必须带到低海拔的地方处理。山顶上，连标志物都没有，也不许放置其他物品。
与他们相比，虽然我国很多高峰海拔远远高于这些山峰，由于环境更加险峻极端，有些举措难以实施，但他们的观念和意识太值得学习了，我们目前所做的远远不够。那时起，我一逮到机会，就给登山者讲高海拔环保的重要性，希望来到珠峰的全球登山者们都投入到环保中来。
今年，我们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以上区域进行了3次大规模登山垃圾清理行动：清理食品包装袋、食品罐子、酒瓶等生活垃圾5240公斤；旧登山绳子、旧登山帐篷、旧瓦斯罐等登山垃圾1000公斤；包括珠峰登山大本营3间旱厕里山友的排泄物2260公斤。
想要把珠峰上的登山废弃物或垃圾全面清理完毕，其实很难。就在我随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攀登珠峰的时候，在海拔7900米处，我看见身边不远处有一个丢弃的水壶。超过每秒20米的风速，凛冽得像一把把小刀子划过脸颊。我把自己的保护锁挂在主绳上，以缓慢的节奏艰难地一步步挪动过去。
刚要踏过去，不曾想水壶下面居然是一处冰裂缝，我差一点儿就跌入了悬崖。在这个海拔高度攀登，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掉入裂缝、雪崩、冻伤的危险。而每一次清理垃圾的行动，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定日县城海拔高，工农业基本没有，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孩子没有太多的就业岗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事登山这个职业后，他们也和我一样，成为了最虔诚的环保卫士。现在，很多登山从业者都参与到环保工作当中，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清理活动，今年就清理了8吨垃圾。
从弯腰捡起脚下的一片方便面包装袋，到几十个人扛起上百斤的垃圾并打包推上卡车，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个人变成一个群体。
今年4月30日，西藏喜马拉雅高山环保基金会在珠峰大本营正式成立，确保了高山环保的长效机制，推进高山环保制度化、常态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民间力量，正在逐渐参与到高山环保工作中。我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引导各方共同参与，群策群力、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做好珠峰登山环境保护工作。
在西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这里一直被称作“人类最后的净土”。这里的天最蓝，这里的山最高。我想，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生在这片雪域高原，选择成为一名登山向导，做这片土地最虔诚的守望者。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我在无数痛苦和极端环境下一步步前进，一次次跟自己较劲儿，等再回头看时惊喜地发现，我已成为一个坚韧勇敢的人。然而，不止于突破自我，用一己之力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才是让我觉得最骄傲的事情。
我是新青年，次仁旦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