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克巴尔《给旁遮普农民》

伊克巴尔（Iqbal,Muhammad）是巴基斯坦近代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877年11月9日生于旁遮普省锡亚尔科特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中产阶级家庭。1899年在旁遮普大学获硕士学位。1905年赴欧洲，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获哲学博士学位。1908年回国，开始在拉合尔国立学院担任哲学、英国文学教授，旋又放弃教育活动，悉心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活动。1930年被选为全印穆斯林联盟年会的主席，翌年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英印谈判会议。

1938年 4月21日因病逝世。伊克巴尔用乌尔都文、波斯文和英文写过大量的诗歌和哲学著作。他的哲学代表作是《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自我的秘密》、《无我的奥秘》、《波斯思想史》等等。

伊克巴尔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创作诗歌，共出版10部诗集。他早期的诗歌表达了人民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呻吟和反对异族统治的怒吼，呼吁各族人民摒弃宗教纷争团结起来，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中期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园林景色著称，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挚热爱。晚期作品多为伊斯兰宗教哲理诗，他以此而在全国和东方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盛名。其代表作是《秘密与奥秘》上、下篇。上篇为《呼谛的秘密》（意即自我的秘密）。“呼谛”在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是自我之意；作为宗教哲理概念，呼谛是人的灵魂，即个体中的神性，呼谛哲理即是要启发穆斯林认识自身中所蕴藏的神性，修炼成为完人，按照伊斯兰教义建立理想社会。他的宗教哲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同时含有强调人的个性发展的资产阶级思想因素。下篇是《贝呼谛的奥秘》（意即非我的奥秘），进一步阐述、完备了他的呼谛哲理，提倡个人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民族作贡献，反映了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他的作品还有《波斯雅歌》、《永生集》、《杰伯列尔的羽翼》、《还应该做什么，呵，东方民族》、《方的信息》《格里姆的一击》《驼队的铃声》《汉志的赠礼》等。

伊克巴尔的诗关注现实生活，呼唤穆斯林传承伊斯兰精神。他憎恶剥削与压迫，同情劳动者，关心民众疾苦，注重揭示造成贫困的原因，力图用朴实的语言让民众自己看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在，从而产生斗争的力量与信心。

伊克巴尔在《真主的土地》中赞颂农民的劳动：“谁在河流的浪涛里采集贝壳?谁在黝黑的土地上播下种子?谁抡起铁锨唤来了暖和的风?”然而作者又对辛勤劳作的农民提出疑问：“这是谁的土地?阳光属于谁?谁将珍珠灌满麦穗?谁使四季变换彩衣?”回答当然是：“呵，是我们!”可这背后隐藏着令人心酸的事实：“而土地不属于你和我，也不属于你的父辈，不属于我和你!”农民往往是不发达国家的最坚实的脊梁，他们负担着国家的生存与民族的希望，是他们辛勤的劳作才有口中食、身上衣。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有着最天然的关联，对自然的生息变化有着最切身的感受，对土地有着天然淳朴的感情，而他们却无缘拥有最热爱的土地。

旁遮普是五条河流域地区，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富邦之一，盛产小麦、水稻和棉花等。诗人开篇点出了农民生存的实际状态，他们的生存是“辗转在沙尘里面”的“千年的历史”。土地能随季节变换带来收益，给一年辛勤劳动带来最终的慰藉。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也最能磨灭人的意志，使之丧失对土地之外的事物的深入思考能力。他们的“火焰已经被窒熄”，他们似乎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思想、决心与毅力，已经成了生活在“铁屋子”里麻木的人群。伊克巴尔是著名的诗人，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是《经济学》，其中提出了对贫穷的看法，即贫穷能够严重地腐蚀人的心灵，以至于穷人很可能就没有道德和文明观念了。诗人迫切地想改变这种现象，他大声质问：“难道没有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摆脱贫困吗?难道不可以让那些在大街小巷呻吟的痛苦销声匿迹吗?”那么要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就在于“黎明”的尖塔所宣告的召集的信息，黎明意味着希望，改变现实命运、改变贫穷状况的希望，改变“土地上并没有留下一点他的标志和名字”的现状的希望。

而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他们用“内心深处的才智”来捣毁“种族和性的偶像”。伊克巴尔虽为伊斯兰诗人，但他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民族的高低贵贱之分，认为用血统和肤色区分人类，必将灭亡。他不仅对受奴役的伊斯兰深感同情，对其他被压迫民族也感情深厚，他同情所有劳苦大众、所有被压迫剥削的民族，支持他们的斗争。因此他接着写道，捣毁“牢固地桎梏着人们的旧制度”，只有这样才是“胜利”，“才是‘信仰的权力’”。农民生存于水深火热之中，与人类缺乏爱的精神、没有信仰不无关系，而这是超越民族界线的。伊克巴尔对劳资关系有着朴素的认识，他在长诗《指路人黑哲尔》中向工人们大声疾呼，“狡狯的资本家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你们的报酬多少世纪以来都挂在鹿犄!/创造财富的双手得到的工资/就像富人给穷人的一点布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伊克巴尔受到极大的鼓舞，认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都将由此而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是南亚第一位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诗人。他寄希望于“信仰的权力”，并对革命改变现状、实现未来理想充满信心。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与建构，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纵深的一个标志。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到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与跨越，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基础开始，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难以计数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教材面世。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的建设与研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和《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马以鑫著《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91），汤哲声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8），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姚春树、袁勇麟著《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马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冯光廉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郭志刚、李岫主编《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张松如主编《中国现代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汪文顶著《现代散文史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丁罗男《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文汇出版社，1999），黄会林著《中国现代话剧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郭志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设和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积极建构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呼吁。这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成熟与活跃。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有水平的成果。从深度上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在突破以往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和框架、提升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精髓等方面显示了独到的见解；从广度上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以季羡林为学术顾问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揽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全局，以一个世纪的学术眼光来梳理中国文学几千年历史长河的沉浮流变，显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面对正在不断兴起的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热潮，一些问题有必要在此加以探讨：

一是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姿态问题。学术研究的姿态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什么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学术研究。这里面有两点值得强调。其一，文学史写作到底是以“文学”为前提还是以“史”为前提？事实上，无论人们怎样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史写作当然应该坚持以文学为前提，以文学本身的价值为前提，否则根据什么来区分“重要作家”和“次要作家”？而按照文学价值的不同，“重要作家”和“次要作家”总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一定的文学标准，文学史就变得没有意义，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就无从确认，文学史就会变成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或文坛编年史。一些现当代文学史往往对作家的罗列过于细致，使许多显然并不重要或不够分量的作家都榜上有名，各有座次。不少文学史著作“史”的含量越来越厚重，学术眼光越来越淡薄，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文学研究越来越繁荣当然很好，但是历史要求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越来越薄。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的深入，整个中国文学几千年历史贯通一体的研究框架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这里尤其需要的是严谨厚重的学术眼光。学术史研究是对文学史研究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照。尽管许多作家作品都可能有其个性化的魅力，都有其在文学史上存在的某种价值和理由，但通过学术史的建构，应该确立一种比较高的同时也是比较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只能把那些在某些时段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留下来，以对历史作出应有的交代。其中包括应该以真正的学术眼光来遴选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作品选。其二，对文学史写作背景的质疑。关于文学史写作的理论预设，历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虚无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倾向。前者追求“纯文学”的境界，但这种追求到达一定程度就明显表现出缺乏时代历史底蕴的局促。它在消解了某些“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往往把文学自身的意义消解掉了。后者则是把文学完全当成民族或国家的附庸，民族或国家借助文化包括文学来加强和巩固自身的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与文学的人学倾向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写作文学史的时候，过于强调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导致对文学自身的粗暴干涉和删改。在1950—1976年间，意识形态文学史中的民族主义已经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反省，但是非意识形态文学史写作中的民族主义则很少得到注意。

二是如何评判文学本身的学术价值。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书，以“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为副标题，显示了与以往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明显区别，特别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对象——上海的百货大楼、咖啡馆、歌舞厅、跑马场、亭子间等都市洋场特定的商业场所或文化空间和《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等大众阅读刊物以及电影院、电影明星、电影观众等大众文化产物——与以往以经典文本为主要对象的文学史研究很不相同。李欧梵以具体细致的文化考察拓宽了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本的外延和内涵，对究竟什么才是文本，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大大拓宽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通向文化研究的途径，独具其现实意义。在《上海摩登》中，新感觉派作家和邵洵美等人的文学史价值得到了更为充分甚至是重新的认识，《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等刊物的文学史意义也被给予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总之，李欧梵的这种学术眼光，对人们反思以往研究中理解和认识文本时的某种片面化和机械性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人们一般不会或很少注意到把影视剧作品中演员的角色体验与“学术性”联系起来，更不会把它们与“文本”联系起来。其实，在文学作品（包括文学历史和文化名人等）向影视剧作品的转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重视演员对所扮演角色的真切体验和深切感悟，并由此来反观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虽然有数不清的人在研究吴荪甫、骆驼祥子、周朴园、祥林嫂以及徐志摩、林徽因等，但能在荧屏和舞台上扮演这些角色的却是极少的几个甚至就是那一个人。认真听听他（们）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体悟，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独特的，是有学术价值的。文本不一定就仅仅局限于作品和研究论著本身。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本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文字这种表现形式。在语言艺术被大量转换为视觉艺术的情形下，死守着文字文本显然是十分被动的。

三是如何真正回到文学自身。回到纯文学中来，回到纯文本中来，是学术界长期追求的方式和目标之一。这对于净化文学史研究的纯度，切实注重文学本身价值和意义的开掘，而不是过多地使文学史纠缠甚至陷入到诸如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里面去，的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和扩展，也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和研究热点，除了现代文学研究向近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不断拓展和挺进之外，期刊、社团流派、新闻出版、民风世俗等都成为学术界热切关注的话题。近几年来，许多现代文学博士的学位论文，几乎将有关期刊和出版机构的研究一网打尽。“小城中的故事和故事中的小城”这类的论文题目，成为将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进行研究的典范，还有许多论文和论著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学史上的一些人事关系上等。事实上，正是对一些史实和人事关系的深入辨析和进一步厘清，正是对那些看起来似乎远离纯文学文本的边缘问题的深入研究，才使人们得以更准确甚至是重新地理解和认识纯文学文本的某些独特价值和意义。关于这一点，曹聚仁所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也可以给人们另一方面的启发。曹聚仁本人是把学问甚至学术看得很杂的。经史子集、诸学各派、文史考据、文坛掌故，甚至连“仲尼是不是私生子的问题”都在他的“学术”视野之内。但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杂”而觉得他的研究没有学术性，相反，正是在他那种广博驳杂的梳理中，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学术的“纯”。曹聚仁对待学术的态度有一点特别值得人们思考：注重历史的延续、发展和演进，以一种变通的思路来看待学术的本质。在《三谈清末今文学》中，他先以上海和淮扬文化的变迁为例，指出“扬州衰落，上海继起，社会经济的大变动，影响所及，政治、文化、艺术都有了全面性的剧变。40年前，日本汉学家到了扬州，辗转访求王念孙、引之这两位经学大师的后裔，结果，只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她是一个文盲，当然不知道她的曾祖、祖父是怎么一个通儒了”。又接着指出：“洋务运动，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坚甲利兵’。即是说洋人的轮船大，钢板坚，大炮口径大，所以我们吃亏了；但那一批阿Q觉得，物质文明，洋人利害，不要紧，可是精神文明，我们中国行，吃点亏不要紧呀！于是又有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如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明白来，清末的今文学派，他们也正是挂了孔圣人的羊头，卖维新变法的狗肉。”他在《启蒙期之思想进路》中又举了梁启超的例子：“梁氏本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到了办《新民丛报》，自行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年轻知识分子，争相仿效，号新文体。老一辈表示痛恨，讥为野狐禅。可是，他的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自有一种魔力！这也就埋伏着新文学革命的种子了。”曹聚仁这种勾连历史内蕴，看重历史发展的学术眼光，在构建现代文学学术史的进程中是应该深以为鉴的。

四是对所谓“文学现代性”的提法应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由于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非常关注，影响所及，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特别注重研究文学“现代性”的倾向。自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由于神学权威的衰落、工业社会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的蓬勃发展等历史因素，西方社会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社会，都发生了全新的、快速的、难以预测的变化。如何观察、预测这一社会高速演进中产生的问题，规划更适宜人类生活的现代性方案，已成为全人类都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文学作为升华人类精神的重要力量，对于克服现代社会中的弊端，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积极规划现代性方案的西方哲学家，都纷纷把目光投向美学和文学。美学在现代社会的兴起这一事件本身，也说明了文学艺术在建构现代性社会中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第一，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是相等的吗，是同步发展的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对现代性的有关提法中普遍包含着唯现代性为上的色彩和倾向，而在文学现代性的实际操作中，则是唯西方文学的既有形态为尊。所谓文学的“现代性”在实际操作中成为了文学的“西方性”，对这种暗换概念的做法是应该警醒的。第二，文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目标和境界吗？进入“现代性”阶段的社会当然会产生一种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文学，但这种区别是否就是文学的优越之处呢？这也是大可怀疑的事情。这种唯现代性为高的看法，其实多少带有一些进化论的色彩。而文学恰恰和进化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文学史写作＝现代性文学”的提法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和正确的，特别是对于将文学的“现代性”当作现代文学学术史建构的理论导向，则更应该保持冷静而理智的头脑。

五是如何真正有效地打通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来，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从理论到方法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80年代中期出现了强调“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的观点，近年来这一观点进一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加强。在此观点指导下，学界出现了一批将中国近、现、当代三段文学史整合为一体的文学史著作，如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等。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一种新的开阔的视角，但如何真正将近、现、当代三段文学史有机勾连在一起，并真正开掘现代文学的历史蕴藏，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将三段文学史焊接在一起就能够完成的。

此外，陈思和等人提出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潜在写作”问题，秦弓等人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需要“比较文学史眼光”的问题及业已出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写作问题等，都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空间的扩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建构，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和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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